記得那是一個深秋的清晨，我從值班的場院回知青點。萬籟俱寂，空氣中瀰漫着潮氣，霧靄像撕扯的面紗，若有若無，我深呼吸着山區的清新空氣，蹦蹦跳跳地跨過小橋，無意中向不遠處望去，在目力所及的樹下“站”着一個人。我的血幾乎都凝固了，只覺得腿冰涼，人就要失去意識。樹的那邊，書記的女兒奔跑並呼喊着向我這邊衝來，手中的紅薯飛向天空。我倆相遇，同時跌坐在田埂上。這一場景烙在我的腦海里，整整一年，我不能看任何人靠在樹邊，牆邊或電線杆邊，只要任何一場景讓我看見，就打一個激靈。為此我母親三個月沒上班，跟在我的後面，當時我的面孔的死灰程度比那上吊的好不了哪去。

我插隊的地方很窮。十個工分值五分錢。用醃鹹菜的水拌麵條，就算好吃食了。山陡土貧，原是官宦人家的墳地，那的農民都是看墳人，所以窮的連個地主富農都沒有。但文化大革命不允許有遺忘的角落，就和女人的胸一樣，擠擠總能出溝的。於是就把一個曾經加入過一貫道的人打成歷史反革命，好說歹勸的讓他承認是一貫道主，也算生產隊抓了階級鬥爭。隊裡書記曾對我說：他個狗屁一貫道主，加入一貫道時還不懂人事呢。反正我們也不批鬥他，給他點輕鬆活，上下就都應付了。書記這關是過了。可這道主有四個兒子。兩個大兒子文革前結了婚，沒什麼事。偏這三兒子正搞着對象呢，被這歷史反革命的頭銜給攪黃了。這老三對其父親恨之入骨。經常打罵或不給飯吃。正值三秋，天長活重，老三卻把所有的糧食藏了起來，道主已經兩個星期沒吃上飽飯了。我值班的這天晚上，老三吃完出去玩牌，道主就在家裡磨刀。夜裡十二點左右，老三回到家就呼呼大睡，道主持刀向其後腦砍了三下，也沒看死活，就拿了一根準備好的繩子，在書記家院子前面的樹下上了吊。

而我這遠遠的一眼望去，一棵大樹下，站着一個人，就深深的印在腦海里了。這在我的有限的生命里，是第一次看到 這種“活生生的”死人。可憐的人們呀，怎麼可以這麼不尊重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