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无法公平合理的地对待这个大陆：它的事务很快会十分繁杂，一个离我们这样远、对我们这样无知的国家用种种权宜之计是无法管理的，如果他们不能征服我们，他们就无权统治我们。”

—— 托马斯·潘恩（Ｔｈｏｍａｓ　Ｐａｉｎｅ，《常识》（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一七七六年。

美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说它与众不同是因为它的立国与其他国家全不一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先有宗教、语言、或是民族的认同，然后以这些认同出发，确立一个主权，组成一个国家。而美国与众不同，美国由人权这样一个抽象的原则立国。由原则立国，于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员，只要你认同这一原则即可。由此建成的美国象一块磁石、一个熔炉，吸引着全世界热爱自由的和向往幸福的人们。同时美国也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熔成了一个美利坚族。不管你是生活在美国的印度人、日本人、中国人、或是欧洲人，只要你生活在美国，你就会自称是美国人。因为这些人都认同美国的建国原则，在这个原则下生活的人民只要努力，温饱幸福的生活就离你不远。由此而来的美国非常稳定。二百年来，美国没有改朝换代的政变，也没有官逼民反的革命。尽管美国有过一次内战，但它从中吸取了教训，内战结束后，美国把所有的社会争端、种族矛盾、和利益集团的冲突都转化成了能在宪法的框架内解决的问题。这种稳定奠定了美国发展的基础，奠定了美国的强大。用一句话来概括，美国是因制度而强，因宗教而富，因科技而无敌。

让我们来看看美国，这个把英国的制度移植到一个荒芜的美洲大陆的国家是怎样建成的吧。一四九二年，哥仑布（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Ｃｏｌｕｍｂｕｓ）发现美洲之后，北美因其气侯寒冷和物产贫瘠，很晚才开始有欧洲移民。到了一七六零年代，英国在北美有了十三个殖民地，每个殖民地的情况各不相同；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是商业公司拿着英王的许可证开发的；宾夕法尼亚是英王为了偿还英国贵族宾氏（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ｎｎ）的债务，给宾氏的领地；纽约赫德森河（Ｈｕｄｓｏｎ　Ｒｉｖｅｒ）附近最早的移民来自荷兰，在英荷战争中成了英国的战利品，英王查尔斯二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ＩＩ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把它封给了弟弟约克公爵（Ｊａｍｅｓ　ＩＩ，　Ｄｕｋｅ　ｏｆ　Ｙｏｒｋ），后来的詹姆斯二世，作为他在北美的领地；乔治亚则是英国流放犯人的地方。北美殖民地没有南美的黄金白银和水产，要在北美生存，必须自力更生。殖民地人民面临的是恶劣的气候、怀有敌意的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疾病和饥饿，要是完全照搬英国的制度，移民们无法生存。手里有着国王特许证的商业公司和英国国王，都知道到要在北美生存下来的艰难，于是，允许各殖民地自治。各殖民地人民还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教派甚至语言。北方各殖民地气侯寒冷，对外贸易是它的主要生产方式，而南方则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南北之间的利益也不一样，北方要求贸易自由，南方则要向西部进行土地扩张。能让这些殖民地联合在一起，独立为一个主权国家，非常不容易，其中最主要的催化剂是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政策。

十八世纪，北美的佛罗里达属于西班牙，中北部归法国所有，东部是英国的地盘。三国之间从未终止过战争，英法间的七年战争，最终导致了北美的独立。法国人最先到达大湖区、俄亥俄、以及密西西比河。他们在这些地区设立交易中心。英国则认为这片土地是英王的赐地，于是英国人开始西进。弗吉尼亚总督，于一七五四年派遣二十一岁的乔治·华盛顿（Ｇｅｏｒｇ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去和法国人谈判，让他们离开匹兹堡。对英国人的要求，法国人一口回绝。于是华盛顿诉诸武力，他率领一百五十人对法国军队发动袭击，打死十人，引发了七年战争（Ｓｅｖ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Ｗａｒ）。年轻的华盛顿后来成了美国的第一届总统。

英法两国于一七六三年在巴黎签署了和约（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Paris）。英国取得了七年战争的胜利，收回了对土地的控制权，十三个殖民地的人口达到了两百万。七年战争后，北美大陆东岸到密西西比河的大片土地归英国，密西西比河以西归西班牙。法国把西部的土地给了西班牙。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也是西班牙领地，北美西部在印第安人的控制之下。七年战争遗留的债务，使英国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困难。于是，英国政府不断提高对北美殖民地的税收。北美人民对此非常不满，他们希望在税收问题上有发言权。

一七六四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食糖法》（Ｓｕｇａｒ　Ａｃｔ），对运到北美的食糖和葡萄酒征税。同时经由英国运往北美的其他产品的税率也提高了两倍。英国政府用新措施，来保证税收的执行，限制北美发行纸币。英国的这些措施遭到了北美人民的强烈反对，不过他们没有统一的抵制措施。各殖民地议会决定抗议新法，不过抗议行动各不相同，效果不大。在波士顿，一个哈佛毕业生从《食糖法》中，看出了北美人民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同样作为大英帝国的臣民，北美人民在英国议会中没有代表，也就是在英国议会制定法律时，北美人民没有参与权。尤其在决定英国对北美的税收政策，这种决定北美人民民生问题时。这违背了英国的宪法原则。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口号“没有代表，不纳税。”这就把一个具体到反对食糖的商业税问题，上升到反对英国在北美所有的税务上去了。这对南方各殖民地的庄院主产生了极大的号召力。这个除了抗税反英之外，一事无成的哈佛毕业生，就是有着美国独立革命之父称号的塞缪尔·亚当斯（Ｓａｍｕｅｌ　Ａｄａｍｓ）。北美独立事业的星星之火由塞缪尔·亚当斯、约翰·亚当斯（Ｊｏｈｎ　Ａｄａｍｓ）、和约翰·汉考克（Ｊｏｈｎ　Ｈａｎｃｏｃｋ）点燃。三人都是牧师家庭出身，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哈佛前后校友。约翰·亚当斯是塞缪尔·亚当斯的堂弟，也是哈佛毕业生。汉考克从叔叔那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再加上自己的刻苦经营，三十多岁就是北美首富了。塞缪尔·亚当斯深受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的影响，一心投入政治，他对于英国在北美的统治极为不满。约翰·亚当斯是当时北美最有名的律师。塞缪尔·亚当斯的笔头极键，写的一手极具扇动性的文章，约翰·亚当斯则对当时英国的法律研究极深。

波士顿倾茶，一七七三年。

一七六五年，英国政府通过了《印花税法》（Ｓｔａｍｐ　Ａｃｔ）。该法激怒了北美人民。根据该法，殖民地的任何印刷品，都要缴税。塞缪尔·亚当斯发表了反《印花税法》宣言。北美有六百多个城镇通过了该宣言。在塞缪尔·亚当斯的策动下，北美各殖民地纷纷成立“自由之子社”（Ｓ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反对英国税法鼓吹革命。殖民地议会通过决议，认为英国议会无权向殖民地征税。愤怒的北美人还对征收印花税的官员发动了袭击。在北美各殖民地的抗议下，英国议会于一七六六年取消了《印花税法》。

《印花税法》取消后给北美带来了一段平静。这时，英王乔治三世（Ｇｅｏｒｇｅ　ＩＩＩ）任命了威廉·皮特（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ｉｔｔ，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为首相。皮特年龄已大，体弱多病，没多久大权就落入了财政大臣汤森（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ｏｗｎｓｈｅｎｄ）的手里。汤森为了解决帝国的财政危机，颁布了《汤森法》（Ｔｏｗｎｓｈｅｎｄ　Ａｃｔ）。开始对殖民地的茶叶、纸张、染料等商品征税。为了执行《汤森法》，英国在殖民地的各大港口设立了税务监察官。《汤森法》还要用上述税款支付殖民地官员的薪金。本来殖民地总督的薪金是由殖民地议会支付的，这样一来殖民地人民对殖民地当局的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约束也丧失殆尽。于是，北美各殖民地决定抵制英国货。

《汤森法》颁布后，一七六八年九月，英国从加拿大派了两个团的军队到波士顿，作为实施该法的军事保障。这一措施大大激怒了北美人民。塞缪尔·亚当斯在《波士顿纪事报》上发表《事态日记》揭露英军的暴行，其中很多内容并不是事实。

殖民地当局和殖民地人民的冲突不断升级，一七七零年三月五日，终于暴发了英军屠杀当地人民的“波士顿惨案”（Ｂｏｓｔｏｎ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事件由塞缪尔·亚当斯的宣传鼓动而起。事件中，英军打死三人，四人受伤。由塞缪尔·亚当斯掌控的报纸《波士顿纪事报》把事件喧染成一次英军对波士顿人民的大屠杀，于是在北美所有殖民地激起了强烈的反英情绪。塞缪尔·亚当斯趁此良机，鼓动各殖民地人民建立自己的民兵。

这时，体弱多病的英国首相皮特已辞职，接替他的是诺思（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Ｎｏｒｔｈ）。在众多英国商人的强烈要求下，议会进行了辩论。诺思说为了缓冲北美局势，可以调整《汤森法》，取消除茶叶以外的所有税收。诺思曾想取消茶叶税，但北美对进口的强烈抵制，让他改变了主意。诺思说行使税收权力的时侯，是该权力受到挑战的时侯。尽管，英国驻北美前总督保纳尔提议完全取消《汤森法》，但投票结果否决了他的提议。消息传到北美，波士顿、纽约、费城、和查尔斯顿四大港口反应不一。于是，北美各殖民地抵制英国货的协议就此解体。

尽管发生了“波士顿惨案”，但在约翰·亚当斯的公正辩护下，局势又趋平静。塞缪尔·亚当斯只有茶叶这一个反对英国的手段了。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百余名化妆成印地安人的“自由之子”社成员在塞缪尔·亚当斯的率领下，把停泊在波士顿的三艘商船上的茶叶全部投进了海里。他们干的非常漂亮，一共有三百四十三箱茶叶被毁。这件事大大激怒了英国政府，他们关闭了波士顿港；让军队随意征用民房；把马萨诸塞总督换成了军人托马斯·盖奇（Ｔｈｏｍａｓ　Ｇａｇｅ）将军。波士顿沉浸在一片恐怖之中，习惯于自由独立的北美人民无法忍受这种暴政，北美人民终于走上了独立这条不归之路。塞缪尔·亚当斯因此被称为美国独立之父。

北美人民的行动传到了英国之后，在英国议会中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应。上议院议员前首相威廉·皮特呼吁英国政府尊重北美人民的权力，从波士顿撤兵。皮特不愧为英国名相，他在议会上发言支持北美人民的行动，最后他说：“我相信衮衮诸公一定会明智地看出，任何旨在把奴役加之于这些北美人身上，把专制制度强加给如此伟大的民族身上的企图必将一事无成，并将一败涂地。我们迟早要从北美撤出，让我们在能主动撤出的时侯体面地撤出吧，千万别在不得不撤出的时候再撤出。”皮特的提案以六十八对十八被否决。

当时的英国社会，有一个君主立宪的内阁制政府。国王是虚君，立法机构是上下两院，议员民选；内阁由两院多数党担任。当时的英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所谓言论自由，是指政府与人民的一种关系而言。人民与政府间在一些问题上不可能作到完全一致，人民难免要批评和反对政府的政策。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言论，就是言论自由。十八世纪末，英国首相、议会、国王都主张镇压北美人民，但民间和上下两院还是有那么多的反对的声音可以在报上、在议会、在任何的公开场合发表。这对英国在北美的政策是很好的警示。英国为言论自由作出了榜样。

因为人民的反战情绪，英国政府招募不到足够的军队。只好去招募外国雇佣军，俄国、荷兰、普鲁士都不愿出兵，最后只好出高价从一些小邦招募到了三万人，称黑森雇佣军。当这些军队到达北美时，北美人民知道了除了独立，别无出路。

一七七四年，英军在波士顿已达十一个团。这时，塞缪尔·亚当斯觉得事态严重，马萨诸塞无法单独应付局面。弗杰尼亚也有同感。在塞缪尔的倡议下，马萨诸塞议会通过决议，决定召开北美各殖民地的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后，马萨诸塞总督盖奇解散了议会。弗杰尼亚的英国总督，因反对民选议会，解散了弗杰尼亚议会。在马萨诸塞和弗杰尼亚的号召下，除乔治亚以外的十二个北美殖民地的五十六名代表于一七七四年九月五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这是一次美国革命群英会。马萨诸塞的代表有塞缪尔·亚当斯、约翰·亚当斯、约翰·汉考克等人。弗杰尼亚派出了乔治·华盛顿、帕克里克·亨利（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ｅｎｒｙ）、理查德·亨利·李（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ｅｎｒｙ　Ｌｅｅ）、佩顿·伦道夫（Ｐｅｙｔｏｎ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等人。佩顿·伦道夫当选为会议主席，约翰·亚当斯是会议的灵魂人物。第一届大陆会议向英国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取消对各殖民地的强硬措施。会议通过了与英国断绝贸易关系的决议案和由约翰·亚当斯起草的《权利宣言》（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弗杰尼亚的帕克里克·亨利在里士满的弗杰尼亚议会上提出了建立民兵的决议，发表了著名演说“不自由，勿宁死。”演说的结尾处，亨利铿镪有力地说：“我们已没有退路了，除非我们甘受屈辱和奴役。囚禁我们的枷锁已经铸成。叮噹的镣铐声已经在波士顿草原上回响。战争已经无可避免——让它来吧！我再说一遍，先生们，让它来吧！让事态得到缓和的企图是徒劳的。各位先生我们可以高喊：和平！和平！但根本没有和平。战斗已经打响了。北方刮来的风暴己把武器的铿锵声传到我们耳中。我们的弟兄们已经奔赴战场！我们岂能在这里袖手旁观？那些先生们到底想要做什么？他们到底希望得到什么？难道宝贵的生命，美好的和平，最终要用镣铐和奴役作为代价来获取吗？全能的上帝啊，这事断断不可！我不知道别人会有何高策，但是对我自己来说，不自由，毋宁死！”

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凌晨四点，八百多名英军来到波士顿郊外的列克星顿（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他们的目标是康科德（Ｃｏｎｃｏｒｄ）。十八日晚，列克星顿和康科德的民兵已得到英军来袭的消息。当英军到达列克星顿的时侯面对的是严阵以待的民兵。两军相持了一阵，民兵高喊口号要英军滚出去。不知谁开了第一枪，于是双方对射了起来。民兵死了八人，四散而走。英军继续开往康科德，但沿途民兵早已严阵以待，他们在暗处向英军不断射击，打死打伤二百五十多名英军，英军只有招架之力，幸好有援军到来，英军才勉强逃脱。这一消息震撼了北美，也震撼了英国政府。英国随即采取绥靖政策，除了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其他人一律宽恕。

一七七五年五月十日，召开了第二届大陆会议。波士顿的武装冲突是会议的主题。因佩顿·伦道夫的去世，大会推举约翰·汉考克为主席，由此可以看出会议的反英情绪。会议通过了拿起武器成立大陆军的决议，同时在亚当斯兄弟的推举下，华盛顿当选为大陆军总司令。北美正式进入了独立战争。

大陆军成立后的第一次战役是一七七五年六月十六日的邦克山战役。大陆军成功地打败了英军，波士顿回到了北美人民的手中。但也暴露出了大陆军的弱点，民兵们需要严格的组织纪律。英军也只是主动撤离，并没伤到元气。

一七七六年一月十日，托马斯·潘恩发表了一份对北美独立有着深远影响的政论小册子《常识》。这本小册子给了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一个理论依据。在不到二百五十万人的北美殖民地，三个月内《常识》出售了十多万册。《常识》成了当时最能说服殖民地人民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出来的政治理论。《常识》以一种先知般的洞察力和政治远见，告诉北美人民：长期以来，我们受到历史偏见的迷惑，为迷信付出了巨大代价。自由，比民主与和平更重要，政府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政府的意图和目的应该致力于公民的自由与安全。北美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制度，是‘荒唐透顶和毫无用处’的君主制无法管理的。社会中，同时也是在上帝的眼睛里，一个普通诚实的人要比从古到今所有加冕的坏蛋要有价值得多。说英国是殖民地的母国，但它的所作所为却格外丢脸：豺狼尚不食子，野蛮人也不自相残杀，英王却要在北美选择武力争执，我们只是接受挑战。随着从争论到使用武力，一个新纪元也将随之而起，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也将随之诞生。伴随美国独立的不仅仅是脱离英国，还将是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北美要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

华盛顿和拉法耶特在福奇谷，一七七七年。

《常识》极大地推动了独立运动。一七七六年六月七日，召开了第二次大陆会议，弗吉尼亚代表团长理查德·亨利·李提出了《李决议》（Ｌｅｅｓ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明确宣布：“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按其权利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它们解除了一切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它们与英国的一切政治关系从此全部断绝。”会议表决通过了该决议。会议决定，必须发表一个宣言，以说明北美脱离英国独立的原因。宣言起草委员会有五人：约翰·亚当斯、谢尔曼（Ｒｏｇｅｒ　Ｓｈｅｒｍａｎ）、利文斯顿（Ｒｏｂｅｒｔ　Ｒ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杰弗逊（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和富兰克林（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起草工作由杰弗逊来完成。最后由五人委员会修改了多处宣言乃成。七月二日就《独立宣言》进行表决时，纽约州弃权了。七月九日，纽约议会授权其代表投了赞成票，大陆会议于七月十五日得知这个消息。七月十九日，会议通过了宣言。

《独立宣言》把启蒙思想中的激进成分当作普世真理，为殖民地的独立确立了正当性。同时宣言还提出了一个理论：任何政府存在的目就是对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这三项权利的保障。这是一种全新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一经确立，任何国家政府存在的合理性都要被它重新检验。于是，十九世纪各个民族国家的革命都从北美独立的经验中找到了改变国家建制的正当理由。

一七七六年十二月，英军司令威廉·豪（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ｏｗｅ）暂时休战。英军驻扎在纽约市，周边地区都在其控制之下，其中有新泽西的特伦顿（Ｔｒｅｎｔｏｎ）和普林斯顿（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此时，华盛顿的军队驻扎在德拉瓦河（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Ｒｉｖｅｒ）对岸，士兵饥寒交迫，缺少武器弹药。华盛顿知道，一旦豪将军发起进攻，英军会直捣首都费城。纽约费城这两大港口就会落入英军的手中。华盛顿决定主动出击，他派遣了三支部队两千四百名大陆军坐小船横渡冰冻的德拉瓦河。这时天色已大亮，大陆军抵达特伦顿时，当地的黑森雇佣军（Ｈｅｓｓｉａｎ　Ｍｅｒｃｅｎａｒｉｅｓ）大吃一惊。美军大炮轰击，迫使敌人投降。大陆军夺取了特伦顿。特伦顿的胜利改变了北美人对独立战争的看法。之前的纽约惨败，让华盛顿和大陆军的威信大跌。特伦顿大捷，民气士气大振。人民涌跃参战，大陆军达到一万人。

一七七七年八月，大陆军在切萨皮克湾（Ｃｈｅｓａｐｅａｋｅ　Ｂａｙ）败给了英军。首都费城失陷。同年冬天，华盛顿和大陆军在福奇谷（Ｆｏｒｇｅ　Ｖａｌｌｅｙ）过冬。大陆军狼狈不堪，一半人没有鞋、衣服和毛毯，食物十分短缺。战士们自己动手盖房子，因为天寒地冻，很多人死于天花和伤寒。这是独立后，大陆军最困难的时期。直到一七七八年春天，大陆军才恢复元气。

一七七七年夏，英军将领约翰·伯戈因（Ｊｏｈｎ　Ｂｕｒｇｏｙｎｅ）打算攻取纽约的哈得逊河谷（Ｈｕｄｓｏｎ　Ｒｉｖｅｒ　Ｖａｌｌｅｙ），把新英格兰和其他殖民地分开。这样，其他殖民地就可以被英军一个个单独地吃掉。但这一计划没有成功。大陆军的阿诺德（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Ａｒｎｏｌｄ）在纽约打败了英军。伯戈因未能得到豪将军的支援，只得在萨拉托加（Ｓａｒａｔｏｇａ）投降。萨拉托加的胜利至关重要，它粉碎了英军将新英格兰和其他殖民地分开的企图，也向欧洲国家表明，北美能打赢这场战争。此后法国决定参战。法国政府承认北美独立。两国签署了军事和政治协议。英国随即向大陆会议建议，要将双方的关系恢复到一七六三年之前，遭到了大陆会议的拒绝，北美人民决心将独立进行到底。一七七九年，西班牙也站到了北美人民一边。
作为北美驻法公使的富兰克林，在巴黎对法国参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此，法国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北美输送弹药、军队和船只，在后来的两年里，双方势均力敌。一七八一年夏末，英军将领康华里（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ｏｒｎｗａｌｌｉｓ）向弗吉尼亚的约克镇（Ｙｏｒｋｔｏｗｎ）进军。康华里和华盛顿都有八千人左右的部队。按计划，英国援军会从水路来接应，但是，英国的运兵船在半路上被法国军舰击溃，法国军舰开进了约克镇边上的切萨皮克湾。美法联军队对英军发起炮击，随后展开近战。康华里很清楚，要是没有援军，胜利毫无希望。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七日，康华里投降，北美独立战争宣告结束。

北美战胜英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原因是：一，大陆军在自己国家打仗，英军远渡重洋；二，英军的错误，尤其是豪将军的迟缓行动。三，法国的援助，英国人民则对耗资巨大的持久战怨声载道；四，华盛顿的持久战战术。英美两国于一七八三年在巴黎签署了和平协议，美国正式独立，并划定了美国西北部的边境线。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从此正式独立。接下来的任务是把十三个殖民地融为一个国家。

为了把北美殖民地联合成反对英国统治的整体，大陆会议于一七七八年七月八日通过了《邦联条款》（Ａｒｔｉｃ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该条款称新生的共和国为美利坚合众国，条款规定了各殖民地对邦联的义务和表决程序。《邦联条款》直到一七八一年才通过（马里兰是最后批准《邦联条款》的殖民地），并更名大陆会议为邦联国会（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该会议到一七八九年三月四日为止一直是北美全国性的立法机构兼中央政府。

独立后的美利坚合众国，情况很不妙。新生的美国没有国家元首，没有政府首脑，没有真正的政府。对外宣战权、和约缔结权、外交主导权、甚至货币制造权，都由一个一院制的议会来行使。该议会兼立法行政两职，但权力很小。象组建海军、招募军队、解决州际争端等，至少要三分之二的殖民地同意。这使得独立战争的成果很难巩固发展，也无法有效地抗击印第安人的反抗和英国的海上骚扰，以及本国农民的起义；也承担不起协调金融贸易、调节市场流通、保卫国家安全的重任。十三个州各自为政，互相排挤，每个州都有自己的陆军，九个州拥有海军。各州拥兵自重，用这些武装保护自己，防范其他州。并对经过自己州的其他州的商船抽税。国家没有统一货币，直接造成了金融混乱。原本松散脆弱的邦联，面临的是动乱、内战、无政府状态和分崩离析的危险。于是，在詹姆斯·麦迪逊（Ｊａｍｅｓ　Ｍａｄｉｓｏｎ）和华盛顿的策划下，大陆会议召集分道扬镳的各个殖民地，于一七八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在费城开会讨论解决办法，史称“制宪会议”（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它的任务是修改《邦联条款》。

时年三十五岁的麦迪逊第一个抵达费城，他身材矮小，已开始谢顶。麦迪逊不善言辞，但他永远知道该说什么。他对于政府体制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从古希腊一直到他所在的时代。麦迪逊认为，美国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州要隶属中央。会议定于五月十四日召开，除了罗德岛以外的十二个州都派了代表。五十五名会议代表的平均年龄四十三岁。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弗逊没能出席会议。他们当时分别是美国驻英法公使。他们两人非常关心大会的进展，通过书信的方式了解了大会的进展。五月二十五日，七个州的代表到会，大会正式开始工作。与会代表们的第一个重要决定是推举华盛顿为大会主席。

制宪会议开了近四个月，会上提出过四个制宪方案：伦道夫方案（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Ｐｌａｎ）、平克尼方案（Ｐｌａ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ｉｎｃｈｎｅｙ）、彼得森方案（Ｐａｔｅｒｓｏｎ　Ｐｌａｎ）、汉密尔顿方案（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Ｐａｎ）。前两个方案代表大州利益，彼得森方案代表小州利益，汉密尔顿方案强调中央集权，他认为君主立宪制是最好的制度，只要保持政府官员民选就能保障共和。各州代表对政府由立法、司法、行政三个部门组成毫无疑义。立法机构的两院制，也无疑义。但在立法机构代表的分配上和行政官员的选举上有着重大分歧，尤其是在立法机构代表的席位分配上，大小州之间争论不休。在小州的让步下，众院采用了人口比例代表制。在参院的代表席位上，小州不再让步，坚持每州权力相同，大州以大陆会议为例，指其效率低下无法成事，会议陷入僵局。最后各州达成“伟大的妥协”（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其中奴隶制起了关键作用。南方支持奴隶制的五个州中有四个大州，北方的大州和中等州对奴隶制深恶痛绝，为了反对奴隶制他们和北方小州站在了一起。这样，参院中北方就可以以州为单位来平衡众院中人口比例占多数的南方势力。制宪会议给了奴隶制很大让步：第一，五分之三方案，每个奴隶以五分之三个自由人来算，给了奴隶主比一般公民更大的权力；第二，延长蓄奴州的奴隶进口到一八零八年；第三，废奴州无权解放蓄奴州的逃奴。这些让步，导致了六十多年后的南北战争，美国用了四年时间的战争和六十多万条人命的代价，最终解决了奴隶制及州权和联邦权之争。

九月十七日，制宪会议结束。会议决定，十三个州中必须有九个州批准，宪法才能生效。在富兰克林的呼吁下，只有三位代表没有在宪法上签名。

为了代表们能够自由地讨论提案、随意改变主张，而不必担心公众反应，制宪会议是秘密进行的。宪法签署后，美国的民众每人都能从报上读到宪法，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映。百姓们和制宪代表一样，也分为支持和反对两大派。支持者认为，宪法能够拯救美国。反对者说，宪法会产生独裁。制宪会议结束几周后，支持宪法的汉密尔顿、麦迪逊和约翰·杰伊（Ｊｏｈｎ　Ｊａｙ）开始在报上发表文章支持宪法。这些文章集为《联邦党人文集》（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　Ｐａｐｅｒｓ）。多年以后，人们发现，《联邦党人文集》是对美国宪法最好的解释。

宪法的支持者被称为联邦主义者（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反对者被称为反联邦主义者（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反联邦主义者并不反对美国，他们非常爱国，他们只是认为，美国不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他们认为，要是总统、国会、法院有太多权力，人民就会失去自由，就会失去从独立战争中争取到的自由。弗吉尼亚州的帕特里克·亨利是反联邦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帕特里克·亨利和他的支持者试图制造民众对新政府的恐惧和不信任，企图让农民和城里人、让北方和南方、让小州和大州之间形成对立。

德拉华州于一七八七年十二月初批准了宪法，宪法批准大会的所有代表都投了赞成票。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州也于十二月批准了新宪法。乔治亚州和康涅迪格州，于一七八八年一月批准了宪法。马萨诸塞州的代表们二月初投票表决。他们提出，宪法必需有修正案，来保证公民的权利。他们决定一旦宪法有了修正案后，就批准宪法。马里兰州四月底批准了宪法。但马里兰州的部分代表投票时要求对政府规划进行修正。南卡罗莱纳州五月底批准了宪法。这时已有八个州批准了宪法，就是说，再有一个州的批准，宪法就能生效。于是，弗吉尼亚成了众人目光的焦点。

弗吉尼亚州是十三个州里最大的一个。它的边界一直延伸到密西西比河畔，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宪法批准大会代表中很多都是名人，包括麦迪逊、帕克里克·亨利、乔治·梅森（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ｓｏｎ）、詹姆斯·门罗（Ｊａｍｅｓ　Ｍｏｎｒｏｅ）、埃德蒙·伦道夫（Ｅｄｍｕｎｄ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和约翰·马歇尔（Ｊｏｈ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弗吉尼亚州的代表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直到六月底，代表们才准备投票。这时，雄辩家反联邦主义者帕特里克·亨利要求最后发言。亨利说，“虽然我在追求一次伟大的事业中被对方压倒，但我仍将做一名和平的公民，并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和平手段来消除宪法中的缺点。如果大会批准了宪法，我会觉得，我据理力争，虽败犹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会等待和期盼，希望美国独立战争的精神不会丢失，希望新的政府体系能够出现变化，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自由和幸福。”表决结果，一百六十八票中，护宪派以十票之多数通过了宪法。弗吉尼亚州的代表们也要求在宪法中加上权利法案。新罕布什尔州在几天前就通过了宪法，弗吉尼亚是批准宪法的第十个州。纽约州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主义者想尽办法拖延时间，等待弗吉尼亚的消息。七月初，弗吉尼亚批准宪法的消息终于来了。三周后，纽约州以三票的多数批准宪法。纽约州也要求宪法加上权利法案。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些反对宪法的人和赞成宪法的人对宪法有着同样的贡献，因为他们的要求最后也都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写入了宪法。因此，宪法涵盖了所有制宪代表和对通过宪法有表决权的人的思想。

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建立强大中央政府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大陆会议宣布，宪法于一七八九年三月的第一个星期三正式生效，北卡罗来纳州和罗德岛州直到宪法生效后才正式批准宪法。一七八九年三月四日，北美十三个州终于根据其居住地人民自己制定的宪法选出了自己的立法机关和总统。至此，北美的独立革命结束，美利坚合众国正式成立。

在谈论美国独立的历史意义之前，让我们看看这些农民和商人们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处境吧。首先，他们中没有人写过建国大略之类的书，他们闹独立的时侯，对独立后如何建国从未认真想过；第二，尽管他们打败了英国，但他们对英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非常认同，他们心中英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第三，他们中很多人甚至认为英国的政治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尽管英国有一个与他们为敌的国王，乔治三世；第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独立后是否要成立一个中央政府，是否要有一个代表全体北美人民的主权国家这件事很不确定；很多人甚至反对，他们看到英国在北美的统治失效后，北美社会并没有成为霍布斯（Ｔｈｏｍａｓ　Ｈｕｂｂｅｓ）式的自然状态，人们的生活依然平稳有序，于是中央政府是否必要就成了一个问题。华盛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独立战争结束后，他立刻就解甲归田了，根本无心建立一个新政府，并在其中争权夺势。这些开国先贤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可循的先例。虽然，他们和英国同祖同宗，在文化和经济上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但在他们心里，既使是英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平衡政府，议会仍会作出对北美横征暴敛的事情来。那末他们就没有一个现成的国家可以效仿，没有旧例可循。要建立一个中央政府，必须一切从头开始，要从已有的政治哲学出发创立一套全新的制度。仅从这一点上看，这群农民和商人面临的就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加上各殖民地间的利益之争，这个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但在一七八七年九月十七日，这一群农民和商人在反复讨价还价后，最终制订出了人类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以该宪法为根基，他们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独立确立了现代国家的很多特征，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相对社会来说现代国家必须“中立”。中世纪的君主国家用现代观点来看，它的国王与皇亲国戚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国王是最大的地主。于是，国王和皇亲国戚，相对社会来说绝不会“中立”，他们只会把国家当作家天下。他们所作的一切就是把国家当作工具，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谋取最大利益。在国家主权理论出现之后，国家才有可能用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的法律来让自己处于“中立”地位。于是，有史以来，人际关系第一次可以放在公正的司法层次上来进行考量，公民们从此有了形式上的平等。任何社会都有阶级存在，富有阶级通常会有大于贫穷阶级的影响力，国家“中立”又如何惠及整个社会呢，这实在是一个难题。洛克等人给不出答案，独具慧眼的休谟（Ｄａｖｉｄ　Ｈｕｍｅ）给出了解决方案。休谟说，富人可以通过有利于保障财富的立法来惠及社会。要作到这一点，最好通过法律。在自由国家里，多余的财富被用来影响立法，法律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因此，富人通过的有利于保障财富的立法，其实让人人受益，因为贫穷阶级的财富更容易被侵犯。若社会财富被平均分配，则富人用来保护所有公民财富的多余财富就会消失，这样一来没有人的财富会是安全的。独立后的美国，通过宪法实现了国家“中立”这一现代国家的特征，尤其在南北战争之后的工业化过程中，“中立”的美国让美国企业有了极大的自由和发展的动力。

美国的独立和统一还告诉人们，社会发展到某一特定阶段所产生的问题可能极为棘手，以至于必须将社会从根本上重新设计，问题才能解决。也就是说，公民组合已经不够了，国家必须在社会组合的基础上重新安排，才能解决问题。这里的公民组合，是指以法律为基础的组合，法律规范的是人与人的外在关系，每个人是其自身事物的主权者，他对其他人的义务只是法律上的义务，也就是说与他人交往时必须遵守法律。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必须与国家签订契约，以防国家对个人主权的侵犯。这个契约就是宪法。公民组合存在于以往的社会中，但自由社会与公民组合最相宜。自由社会给予经济发展充分的自由，这与公民组合中隐含的个人主义相对应。社会组合则不同，社会组合是为了追求一种只能以集体来实现的共同目的而形成的组合，个人与国家的契约——宪法来自社会组合。社会组合存在于全体能以单一意志来选择其存在目的的社会。社会组合说的是，社会中所有公民有志于促进人类幸福，它的隐含意义是，人类幸福除非平均分享，否则不值得拥有。它的另一隐含意义是，社会必须通过一种自然群体，国家或社会，才能完成这种志向。国家作为公民组合的担保者，它的资格是“中立”，并能通过对所有人都平等的法律来实现这个“中立”。在法律不偏不倚的国家里，法律对个人和团体必须“中立”，而不以正义为目的。因此，社会组合由宪法来代表，这是因为只有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权力，并规定了政府是保障这些权力的机构，政府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可以被取消。这些理念是不可能通过每一个个人与国家来达成的，公民必需以一个整体来实现它。而公民组合则可以由具体的法律条文来表达。北美独立后的制宪会议制定的宪法，和后来对宪法的应用和解释，明确地界定了社会组合和公民组合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以往政治制度中从未有过的事。

《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主权在民的思想，也与过去的政治制度中的不同。古代世界里，选举公职是一种寡头统治而非民主政治，因为选举中隐含着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适合于服务大众这样一个前提；因此自古以来的选举实为选择，选择统治者是从一群本来就被看好的人群里选。人民选国王、主教选教皇，就是这种选举的典型。在这些选举中，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很有限。而启蒙运动和美国宪法所开创的选举观，完全不同于古代，它是一种全新的选举，在这样的选举中，选举人可以通过选举来对政治权力的实际行使施加影响。

其实，世上没有全新的政治理念，新的只是对已有的政治词汇赋予新内容。由此看来，美国的独立给了民主共和国一个全新的定义：那就是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正当性的基础；人民的意志可以通过选举来对政府的实际运作施加影响。因此，在美国，选举不但是政府正当性的试金石，还直接左右政府的实际功能。美国这个由一群农民和商人造反而成的国家，为现代国家确立了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