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場陷入了沉默——比最初美國代表面對陌生的中文文本時更寂寥。這或許是由於沒人能提出有效的化解隔絕之策，之前也從未預料到這種隔絕有多麼嚴峻。一個來自新加坡的參會者打破了沉默：她在翻譯中意識到，塑造觀念的過程，甚至不必藉助觀點的灌輸，“僅僅呈現事實所用的語言本身，就足以反映一切。”


　　老高按：《紐約時報》中文網是我每天必讀的網絡媒體之一（英文不那麼好，讀中文效率比較高）。今天早上讀到一篇斯坦福大學二年級的中國留學生曹起曈的好文章，標題相當平實：《如何把中國歷史教科書翻譯成英文》，講的是一個在當今美國大學學生中常見的故事：他所任職的學生社團“斯坦福中美學生論壇”，組織了一個中美學生共同參加的活動：分成小組，將中國的高中教材和美國AP課程的教材對同樣一個問題的論述，放到一起對比。
　　曹起曈文章的內容從小見大，由淺入深，觸及相當深刻、發人深省的思考層面。其敘述語調，也從容平和，有條不紊，娓娓道來。讓我由衷地讚嘆：真是後生可畏！這樣的年輕人，比我，比在中文網站上懷着一腔義憤而指點江山、臧否人物的許多我的同齡人要高明太多了！


　　如何把中國歷史教科書翻譯成英文

　　曹起曈，《紐約時報》中文網，2016年1月21日

　　2015年10月，斯坦福中美學生論壇上，38位來自全球的本科和研究生參會代表在一起交流。（Courtesy of Donny Li）

　　（本文作者曹起曈，是斯坦福中美學生論壇運營主任、斯坦福大學二年級本科生。）

　　“你們將拿到10篇中國高中教科書的文章樣本，並協作將其翻譯成英語，”去年10月，斯坦福中美學生論壇的第二天一早，會議共同主席，斯坦福政治系大四學生白磊（Luke Babich）對前來參會的38位學生代表說。
　　這些來自中國、美國與其它國家的本科和研究生參會代表正期待着下一個演講嘉賓。作為斯坦福大學弗里曼·斯波哥利國際問題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下屬的學生組織，斯坦福中美學生論壇（Forum for American/Chinese Exchange at Stanford，簡稱FACES）會請來諸如美國前總統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這樣的重要嘉賓，引發學生探討中美關係問題，前一天，代表們剛剛與亞洲協會中美關係中心主任夏偉（Orville Schell）討論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5年底對美國的國事訪問。不料，當天一大早迎接他們的卻是這項讓人有些疑惑的“作業”。

    論壇的一項作業是將中國的歷史課本片段翻譯成英文，代表們起初有些疑惑。（Courtesy of Donny Li）

　　代表們隨即被分為小組，每組大多由兩個美國學生和兩個中國學生一同進行翻譯。他們拿到的中文原文摘編自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必修課本，所選的10個話題涉及不同領域，涵蓋了思想政治課程中馬克思主義理論下價格和市場的關係、政治權利和義務、選舉方式、愛國，但更多內容側重於歷史、中美關係和政治制度——從雅典民主到殖民主義，以及羅斯福新政、冷戰和朝鮮戰爭，到尼克松(Richard Nixon)訪華。
　　摘選的文章篇幅並不長，來自中國高校的參會者都具備英語能力，而美國代表們可以用地道的英語呈現翻譯後的內容，因而將官方的教科書內容由中文翻譯成英文的任務本身理論上並不複雜。但中國學生發現，在短時間內向他們的美國同伴清楚闡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團結統一”“資產階級自由化”背後的意涵，仍非易事。20分鐘後，全場依然沒有一組完成翻譯。
　　這時，參會者又收到一份英文材料——上述話題在美國教科書中的對應段落。起初代表們普遍感到如釋重負。然而僅僅幾分鐘後，他們就意識到，這項任務不僅沒有變得更輕鬆，反而更加艱難了，因為這些摘自美國高中先修課程（Advanced Placement，即所謂高中生的AP課程）歷史和美國政府與政治教材的內容，與中國教科書中同樣主題的內容大相徑庭。
　　“所以我們不但要完成翻譯，還要比較美國和中國教材的異同，對嗎？”一個參會者此時洞察到了我們的本意。

　　“假使沒有翻譯，我們則無異於處在言語不同而彼此隔絕的省份”。策劃這場活動時，負責籌辦此次會議運營的我，在指導文件的開頭引用了文學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的話，但隔絕並未止於此——正如我們當天即將發現，即使有了共同的語言，從小所受的教育也儼然把彼此塑造成了不同的人。
　　我在江蘇南京就讀初中二年級時，第一次體察到了不同教材敘事差別帶來的震撼。和中國所有公立學校相同，我們也採用了依據官方的課程標準所編纂的歷史課本。一天，我在互聯網上發現了一份電子版的台灣教材——《高中歷史教科書下冊》（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原系主任王仲孚主編，於2000年初版，2004年再版的）。那時正學到抗日戰爭，我也因此仔細留意了該書的說法——整場戰爭是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戰略僅僅是“七分發展，兩分應付（國民黨政府軍），一分抗日”。
　　這樣的描述讓我感到很不適應。根據我自己的教科書，以及小學以來的所有教育，中國共產黨才是對日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互聯網上的爭論沒能給我提供更多信息——網民不出所料地分成了兩派，一派堅定認為台灣的說法誇大了國民黨的功績，旨在污衊中共，另一派則認為中共一直在利用教育“洗腦”。
　　對於“中國人深受教育洗腦”的看法，許多年輕一代的中國人，包括我的不少朋友，都非常反感這種刻板認知。去年9月，我剛剛來到斯坦福的迎新期間，室友一家搬進宿舍時饒有興致地同我聊起中國的情況，我提及了中國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以及經濟發展造成的環境問題。室友的媽媽很驚訝，“你的想法好自由！我本以為你一直在中國接受教育，對政治問題的看法一定是很正統的。”
　　類似的看法——中國人處在政府的信息封鎖之中，對外界缺乏了解，因而思想保守——在不少國際媒體以及YouTube等網站的評論欄都十分常見，而且在脫離語境的情況下，其呈現的語氣遠不如我室友的媽媽和善。
　　但這種看法是對一個複雜問題的簡單化。教科書中的記載可以分為事實陳述和觀點灌輸兩部分，而對於任何觀點，每個人都可能產生自己的判斷。在中國高中和大學的中國近代史和思想政治課上成績最為優異的學生，未必真的認同教材中強調的觀點，諸如相信教科書中所謂的“等額選舉”——候選人和當選人數量相同，選民只可投票贊同或反對的選舉形式，當前在中國各級選舉中廣泛運用——真的具備官方宣傳的種種優勢。近日，加州大學美熹德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erced）政治學者黃海峰的研究顯示，學生在思想政治課中的表現與其對政府的觀感間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對中國一所高校1250位大學二年級學生的調查結果表明，“與傳統看法不同，官方宣傳常常並非用於灌輸親政權的態度和價值觀，而是用於彰顯政府維持社會控制及政治秩序的力量”，黃海峰在論文中寫道。他發現，“從思想政治教育中接觸了更多官方宣傳的中國大學生並未更滿意於中國的政府體系，而是更傾向於認為政權對社會的控制強大有力，從而更不願意參與政治異議活動。”
　　然而，對於事實陳述而言，稚嫩的學生如果不加仔細甄別，幾乎無法判斷教科書中呈現的版本是否存在謬誤，尤其是諸如歷史這樣無從於現實經驗中考證的學科。況且歷史學科的性質本身就使得官方教材編者極易在事實陳述中篩選對於自身統治有利的部分，而忽略不便講述的內容。另一方面，事實是觀點判斷的基礎。改變一個高中時形成的觀點可能比較容易，但修正對高中課堂——甚至更早——接觸到的“事實”，則極為困難，因為人們會將這些事實本身視作理所當然的公理。
　　這一點，縱使邁入了專門的學術研究領域，也是如此。2015年台北舉行的紀念抗日戰爭70周年的會議上，台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前局長傅應川便在論文匯報中引述了有關共產黨“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的說法，對此，北京大學歷史學家楊奎松特地以一篇長文回應，指出這一說法所引資料的不可靠，但雙方終究各說各話，難以改變彼此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因而也難以改變雙方的認同根基——“中流砥柱”為中共強化了民族主義層面上的合法性，而國民黨對於中共策略的敘述也為其內戰中的實力增添了理由。
　　共同的歷史身份認同往往是凝聚國家的基礎，與此同時，歷史教科書作為教授歷史事實的載體，時常成為不同民族和政治力量角逐的戰場。日本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編寫的教科書於2005年通過文部省審定，其中內容被認為美化日本在二戰中的行徑，儘管在日本全國只有約百分之一的學校使用這一版本的教科書，但其修正主義史觀依然在中國和韓國激起了大規模抗議活動。而近年來，對歷史敘事控制權的重視，已經不僅僅局限於國際層面，各地內部的不同政治力量間也點燃了新的烽火。
　　韓國自身也在去年底經歷了教科書修改所引發的社會紛爭。自2017年起，韓國中學歷史課程將統一使用官方發行的教科書，而不再批准如今私營出版商的版本。反對派批評朴政府此舉旨在為現任總統朴槿惠之父朴正熙（Park Chung-hee）的政變和專制統治塗脂抹粉，而韓國政府官員和保守派人士則認為，當今部分教科書對民主化以前的歷史事實描述過於陰暗，宣揚“自虐史觀”，不利於在國民心目中塑造正面的民族身份——無獨有偶，“自虐史觀”的用詞，與日本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右翼人士對該國大部分承認日本戰爭罪行歷史課本的批判，如出一轍。
　　台灣的課綱微調事件同樣引人注目。憤怒的抗議學生闖入了教育部，一位主要抗議者甚至選擇在20歲生日當天自殺。一般認為，反課綱學生主要抱有兩點訴求：一是對於課綱內容本身不滿，認為其削弱了台灣的主體性——例如將“中國”改稱“中國大陸”，以反映台灣當局憲法名義上對包括台灣和大陸在內的整個中國的主權要求；同時，他們也反對通過這一調整方案的“黑箱”作業，據報道，由於公眾發現政府選擇的課綱調整專家大多同時任職於一家促進兩岸整合的民間團體，而相對缺乏學科的專業訓練，因而更加懷疑課綱調整過程中涉及“親中”的政治傾向。
　　課綱調整背後的爭議，反映了台灣青年一代對中國認同的不斷弱化——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對台灣人身份認同的調查結果顯示，認為自己僅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的比例已從1992年的不到20％躍升至了2015年的近60％，而在此期間，台灣教材恰恰經歷了多番改革，從1997年推行強化本土意識的《認識台灣》，到2007年民進黨政府教育部提出《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劃》，將“兩岸”改稱“兩國”，以“我國”指台灣而非中國。對此，王仲孚——上述台灣高中教科書的編者——發文表示，“這項政治改造工程的具體行動，就是從教育文化着手，改變青少年的歷史認同，切割‘台灣人’與‘中國人’的意念”。
　　但國民黨重新執政後，推行課綱調整時遭遇了阻礙——中國認同已然大幅減退的年輕一代，不再甘心回復到1997年前教材中大中國敘事的身份架構之中。可想而知，思想建立在不同歷史教科書敘事之上的大陸與台灣年輕一代，溝通必將更加困難——因為溝通必須建立在尋求不同觀點間的共同基礎之上，倘若從小接收的事實就相去甚遠，這一共同基礎也就失去了根基。
　　因此，2015年11月兩岸領導人習近平和馬英九會晤中達成的最後一項共識——就抗戰歷史“共享史料、共寫史書”——便顯得頗有意義。據大陸的新聞報道，這一最早由學者於2009年形成的倡議經由習近平在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提出，隨後獲得了馬英九的積極響應。相應的研討會也立即在北京舉行。雖然這些提法和活動迄今為止僅僅停留在象徵層面，考慮到雙方對這場戰爭的描述大不相同，這份共識依然值得後續關注。但是拋開政治考慮不談，彌合分歧遠非易事——即便是在我們這個38個年輕人的學術討論會中。

　　論壇舉行幾個月前的預備會上，斯坦福中美學生論壇（FACES）社團內部就開始思考，以何種方式引導參會者自由討論歷史與政治方面的教育對身份認同的影響。過去的一年裡，身份認同一直是中美兩國所面臨的重要議題——在中國，新疆的緊張局勢和香港“占中”引發的身份認同危機使這一問題格外關鍵；在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一位非洲裔青年遭到白人警員射殺後引發的弗格森（Ferguson）暴亂見證着種族衝突的嚴峻。因而我們一致同意在此次會議中用自然的方式，從根源切入這個有些敏感的問題。

　　“假如一個移民出生後不久就來到了美國，而另一個在美國出生的公民一直在中國長大，作為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你更會和誰共享同樣的‘美國身份’呢？”我問我們會議的共同主席，斯坦福政治系大四學生白磊（Luke Babich）。
　　“當然是前者。”他立刻回復道。
　　“為什麼？”
　　這次他想了一會，然後說，“我覺得我們都共同經歷了美國高中體系的教育，這一點至關重要。”
　　於是，我們定下了這場教科書討論的基調。

　　與我們最初的料想不同，當天FACES的會場上，即便是對中美關係非常敏感的參會者，首先也並沒有直接關注到中美教科書的歷史敘事差異，而是着重於強調兩者之間不同的語言風格。翻譯到一半時，一個來自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的美國代表發言說，“我們的課文充滿了感情豐富的描寫，而中國的教材則非常平鋪直敘。”
　　他談到了我們選取的《美國畫卷》（American Pageant）——美國使用率最高的歷史教科書之一——對朝鮮戰爭的敘述：“這片朝日鮮明之地於1950年6月宣告了冷戰中嶄新而令人更為不安的射殺階段。戰事爆發於6月25日。以蘇制坦克為先頭部隊的朝鮮陸軍縱隊隆隆開進了三八線的另一邊。韓國猝不及防，倉皇敗退至了釜山周圍彈丸之地的近海防衛區。”相較而言，中國的中學《歷史》教材只用了一句話來表述，“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

　　但隨着翻譯過程的進展，不同文風背後的敘事差異也開始浮現。參會者注意到，當美國教科書在下文裡突出呈現杜魯門總統對於朝鮮戰事的反應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科書中同樣簡潔的描述——“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反映了一種不同版本的歷史“事實”。
　　一些美國代表顯然覺得“美國侵略朝鮮”的說法頗為新鮮，但幾陣笑聲之後，參會者們也意識到：如此，美國中學生對這一段近代史的認知匯集於“朝鮮侵略”和“中國干涉”，從而強化了美國在冷戰中守護民主的身份認同，而他們的中國同齡人對同一段歷史的認知則是“美國侵略”，從而強化了中國保衛朝鮮不受美國干涉的身份認同。

　　當天下午，參會代表同美國前駐韓大使凱瑟琳·斯蒂芬斯（Kathleen Stephens）討論了這一發現。斯蒂芬斯指出，這一觀念塑造上的差異雖然最初來自於歷史教科書的敘述，但其效應並不僅限於歷史認知，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中美兩國的人民對當今的朝鮮局勢的看法。
　　近日朝鮮再次進行核試驗，中美公眾的不同態度立即印證了這一觀點：
　　雖然兩國都對朝鮮的行為表達了不滿，但中美雙方的政府，以及部分民族主義情緒強烈的公眾，已開始就朝鮮問題的責任歸屬互相指責。他們之間的分歧可以追溯到60餘年前那場在朝鮮戰場發生的、迄今尚未正式終結的戰爭，以及兩國教科書以此塑造的不同認知。包括約翰·克里以及特朗普（川普）在內的美國官員和政客提出，只有中國得以施壓阻止朝鮮對於核武器的企圖，因而中國必須施加更為強有力的措施。針對美國政府的批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反駁稱，“半島核問題的由來和癥結不在中國，解決問題的關鍵也不在中國，”而《環球時報》的社評指責了“美國堅持敵對朝鮮政策”，都認為這些旨在孤立該國的行為強化了平壤當局的不安全感。
　　諸如朝鮮半島無核化這樣中美兩國間不存在根本分歧的問題上，不同的歷史敘事和身份塑造都可以造成認知失調，當其它問題觸及更為敏感的領域時，雙方又應當如何交流？
　　克服這種身份認同上的隔絕比克服語言壁壘更不容易。根據政治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說法，“印刷資本主義”的普及，讓使用同一語言的民族得以在報紙和書籍的感召下形成一種想像的共同體意識。從這一角度看，教科書便是此種感召力在當代的最佳體現——教材中的文字給學生灌輸的思想和身份認同，在不同成長背景的人之間豎起了更高的交流屏障。
　　當天的翻譯活動結束時，整個會場不自覺地陷入了沉默——比最初美國代表們面對陌生的中文文本時更為寂寥。這或許是由於沒有人可以提出有效的化解隔絕的方法，之前也從未預料到這種隔絕有多麼嚴峻。
　　但至少，現在我們看到了隔絕的屏障設在何處。
　　過了一會兒，一個來自新加坡的參會者打破了沉默。她說，自己在翻譯過程中意識到，塑造觀念的過程，甚至不必藉助觀點的灌輸。
　　“僅僅呈現事實所用的語言本身，就足以反映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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