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禄是一个没有主见、只知迎合圣意的糊涂蛋。在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态度暧昧进退失据。滋事的拳民他极力镇压，拳会活动却又不加禁止。天津兴起张德成、曹福田的时候裕禄弹压不力，竟尔干出大开衙署中门朝礼参拜，打开军械局任由团民自取枪支弹药，虚报战功为张、曹求取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等等荒唐的事。一九零零年四月二十日和五月十二日保定地区发生“清苑教案”和“涞水教案”，前往镇压后者的清军总兵杨福同被义和团戕害，裕禄才有所醒悟。时人评曰：袁世凯是防患于未萌之时，裕禄是火灾后四处救火。

早在一九零零年一月十一日清廷上谕‘要求地方官查拿滋事匪徒，无须过问练拳的和平乡民。’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之后清廷恢复了禁止结社的政令。此一举被认为是根本性的转变。一来告诉义和团它是合法组织。二来暗示朝廷在考虑利用义和团。一月二十七日英、法、德、美在华公使第一次联合照会大清，要求取缔义和团。阴差阳错公使们没挑对日子，仅仅三天前因为“乙亥建储”的事公使们拒绝入贺，反对慈禧太后废掉光绪皇帝，现在又要求禁止拳会，慈禧心中积压的怒火到了何种程度就可想而知。公使们永远也弄不明白，开罪帝国的老太后，干涉她眼中所谓的“家事”意味着什么。此一相互误解为晚些时候爆发的中外军事冲突埋下了导火索。“乙亥建储”前慈禧曾经授意荣禄，指派在北京贤良寺赋闲的李鸿章出面征询过洋人的意见。李借口没有由头，清廷就委派他为两广总督。在贺宴上李向前来道贺的公使们打探列强对于“乙亥建储”的态度，结果应声寥寥。李如实向慈禧回复，说列强反对立储废帝。二月十九日清廷运用内部廷寄的方式指示直隶山东，‘责成他们取缔义和团。’廷寄既没有驳回一月十一日的上谕，又想给各国公使留一个面子，这是一手两面下注的花招。可惜公使们并不买账。三月二日英、法、德、美第二次联合照会大清，要求在《京报》上发布‘禁止拳会’的上谕。清廷予以拒绝。并解释说发了廷寄就没有必要在京报上再发上谕。此来为直隶的地方官取缔义和团动作迟缓找到了搪塞的借口。

至此慈禧的真实想法不断浮出水面。“戊戌变法”失败带给她是沉重的心理挫败感；对于列强和光绪皇帝，心底的怨恨在不断加深；“乙亥建储”的如意算盘因为遭到列强反对而遇阻；还有就是担心屁股底下的权力遭受侵蚀而产生的恐惧；全部叠加成一种强烈的情绪冲击着慈禧太后的理智和大脑。中国的当权者们总喜欢打扮成某类政治人物，隐于幕后，鼓弄唇舌手指，玩些个瞒天过海、偷梁换柱、鱼目混珠、借力打力之类的小把戏，以为这是高超的政治手腕。封建权谋式的帝王术数被厚颜无耻地拿过来施加在与现代各国的交往当中，自然就成了拙劣愚憨的外交手段。大清在与列强撕破脸面前的最后一刹那，政治理念、制度手法上的劣根性暴露无遗。

四月二十一日清廷上谕重申‘问匪不问会’。五月下旨保护教民。

五月初慈禧就是否能将拳会编为“团练”征询过袁世凯和荣禄的意见。招抚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之前由于清廷上谕的反复性和随意性，义和团在直隶早已满地开花。各国公使对清廷也失去了信任。一九零零年五月二十七日当几万义和团涌进京津的门户涿州，考验直隶总督裕禄和中央政府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时刻终于到了。五月三十日失去耐心加之丰台火车站被焚毁，公使团正式通知清廷‘将会调遣使团卫队进京保护。’——至此外国军事力量与中国官匪的武装冲突不可避免。《西巡回銮始末》有评语如下，‘故义和团之乱，起于李秉衡，而成于政府，而为之媒着，毓也。倘所谓乱人者歟？’鲜明地指出了义和团祸害京津的前因人物是毓贤、裕禄，而幕后黑手就是清政府，慈禧本人。

慈禧太后标准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