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本质上是体制外的势力，毛泽东无论有多少疯狂的想法，来利用民怨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但不可能改变体制本身，最终必然回到体制原点。造反派兔死狗烹的结局是必然的。这里没有逻辑，不讲道理，没有法律，不择手段，只有利益，有的干脆就是赤裸裸的屠杀 ◆高伐林 自中央宣布“文革”结束以来40年的有意涂抹歪曲和无意遗忘误导，这一场旷世浩劫，已被成功搅合成一笔糊涂账，别说后人了，就连许多亲历者头脑中都一片茫然，笔下闹出无数“张冠李戴”、“李代桃僵”的笑话。例如，一些回忆文章说“文革”初期“红八月”破四旧，造反派如何如何凶神恶煞，丧失人性，抄家打人，私设公堂——不对！1966年8月，“造反派”还没出世呢！打人抄家、为所欲为的，是高干子弟为骨干、全由“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 许多回忆录和描写“文革”的作品，将“红卫兵”和“造反派”这两个概念画上全等号，或者至多只说“红卫兵”是学生造反派。 但是这两个概念，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以前在老高的博客中多次试图澄清，但对遍及全社会的根深蒂固的误解，我个人的澄清犹如杯水车薪。 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有容易被人混淆的客观原因。红卫兵在1966年初夏从高干子女云集的北京几所中学发轫时，就宣称奉行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要造帝修反的反，造地富反坏右的反；而造反派呢，几个月后兴起的时候，尤其是在大中学校兴起的造反派，也往往将自己的组织命名为“某某某红卫兵”——前面那个“某某”，可以是“东方红”，可以是“毛泽东思想”……总之，与此前只有那三个字的“红卫兵”划清界线，但是，外人听来，也毕竟还是红卫兵。于是，红卫兵与造反派，就埋下了被搅成一桶浆糊的祸根。 有人说，红卫兵和造反派，就算彼此有细微差别，不都是毛泽东不同牌号的打手、别动队嘛！不都同样干尽了坏事嘛！将他们二者分清楚，有多大意义？ 我说，不然。你说不必分清，实际上，当局可是分得非常清楚——就算那十多年中央和各省市领导人走马灯一样更换——林彪垮了、“四人帮”垮了、华国锋垮了、胡赵垮了……却始终对“红卫兵”和“造反派”分得清清楚楚。这二者该整谁，一点都不含糊！ 我们这些“文革”的亲历者都记得，只在“文革”中一个短暂的时期，大约从1966年年底到1968年年初（各地当然情况不一样），造反派在这一年多里，算是扬眉吐气——当然，也干了若干坏事。而在“文革”十年其余的八年多时间里，造反派是挨整的对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然后到“文革”之后的打击“四人帮帮派体系”“清查三种人”……所有大运动裡面的小运动，矛头无一不是针对造反派而来。正如东夫的文章《造反派才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所说：“造反派的确把许多干部整得惨，但他们被坑得更惨。” 前几年我曾经接触过湖北武汉地区“文革”两大派的一些信息：“文革”中你死我活、多次棍棒相见的保守派和造反派主要组织的头面人物，都到了年过花甲甚至古稀的岁数，一起坐下来把盏话当年，真叫做“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文革”中勢不兩立的两大派能这样坐下来一起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当时在全国可算首创——不仅空前，好像也绝后，仅此孤例——与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开明态度，颇有关系。就在这次聚会上，两大派头面人物谈起各自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的遭遇，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命运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不由得相对唏嘘，可为我上面所表述看法的佐证。 前天读到东夫的文章，附在下面，供大家参考。东夫是笔名，原名王东渝，2008年在美国开大饥荒50周年研讨会，他从中国前来美国出席，我对他有一面之识。他的《麦苗儿青 菜花儿黄——川西“大跃进”纪实》在香港出版，揭露川西大饥荒的惊人真相，在学界引起广泛重视和好评。我没想到，他对“文革”也有深刻的认识。 附：造反派才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 ——读《王大宾回忆录》 东夫，共识网 我一直认为造反派才是“文革”的最大受害者。读了香港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的《王大宾回忆录》，更觉得是这么回事了。 （一） 经过多年的蓄意涂抹歪曲，“文革”这一页刚刚翻过的历史，已成功搅合成一锅浆糊，连许多过来人都被忽悠得找不着北，更别说后来人了。所以在谈这个话题前，先要对本文所说的“造反派”做个定义（百度“造反派”是不成的，不信试试）。概略说吧，“文革”中所有群众组织虽然都打着“造反”的旗号，实际上却是水火不容的两拨人。一拨人造的是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打击的“敌对分子”的反，斗争矛头向下；一拨人造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斗争矛头向上。前者实际上谈不上“造反”，所以被骂成“保皇派”、“保爹保妈派”、“保守势力”等等；后者才是真正的“犯上作乱”（当然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自诩“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本文所说的造反派属于后者。 因为犯上作乱，造反派被“文革”中受到打击的当权者恨之入骨，报复起来比造反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其作为胜利者重写历史，就把“文革”的灾难统统朝他们身上堆。于是如今人们心目中的造反派，就是影视剧里凶神恶煞、无恶不作的歹徒。至于造反派头头，当然是罪恶累累的大坏蛋了。 （二） 他们是那样的人吗？经历过“文革”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王大宾这个名字的，他是赫赫有名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兵团的头头，“文革”政治舞台叱咤风云的人物。当年是初中红卫兵的我，只有仰视的份。多年后经朋友彭伟引荐，竟然在他安身立命都江堰相识：一个高高瘦瘦的老人，黝黑脸上刻满岁月的皱纹，朴实得近乎土气，完全没有呼风唤雨大人物的气派，更看不出丝毫恶魔的影子。 是不是挨了整坐了牢才“改造”成这样的呢？不是。王大宾从来就是一个好人。他本四川德昌县大山深处贫苦农家子弟，靠助学金一路走进北京的大学。大学里是团干部，中共预备党员，巴心巴肝爱党爱国爱领袖，一言一行谨遵不渝，标准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历经上天入地的大起大落，受尽不白之冤，坐牢九年出来还是本性难移。公职开除无以为生，香港的亲戚带电子表给他赚钱，他不愿“投机倒把”，居然偷偷摸摸原价出售。有人想办法安全送他到香港，他认为属于“偷渡”，说宁可回家乡种地，也不干这种“给千千万万红卫兵脸上抹黑”的事。他从无到有一手一脚把一个乡镇小厂办到全行业知名，自己成了行业全国理事，却不拿一分钱奖金。外商给他投资办合资企业，他怕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拒不接受，乃至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学、都江堰市领导多方劝导他才想通……如此等等，傻得可爱。也正是如此，他才被许多不执政治偏见者认可，施以援手，从一个刑余无业人员，打拼成颇有成就的技术型企业家，挣得衣食无忧的晚年。 （三） 造反派是群众自发组织，自然鱼龙混杂，浑水摸鱼者有之、胡作非为者之，但主流却是王大宾这样的人。他们是一大批听领袖和党的话，极富革命激情、社会担当和献身精神的单纯、幼稚、偏激的时代产儿，尤其当头头的。他们的罪过不是不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而是太过听信党和毛主席的话，听信到了丧失正常思维能力（用时下的话就是“脑残”）的地步。试想一批青少年学生，书读得好好的，求上进还来不及，哪里想到要“造反”。因为红太阳一挥手，党中央发号召，生怕当不了乖娃娃，就热血沸腾地干起来了。说他们是坏人，是谁教他们干坏事的？王大宾当年气壮如牛，不就是背后有大公主肖力（李讷）撑着么。正如当年坚持接收王大宾的灌县（现都江堰市）县委书记徐振汉所说：“他当时是个学生，一个优秀的学生干部，他当时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党中央的话，他听谁的话？” 话说回来，王大宾们造反，也是被逼出来的。“文革”初期刘邓用的是“文革”前整人的老一套，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打“黑帮”，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引蛇出洞抓右派。照这么搞下去，无非一场规模更大的反右运动，反对工作组的王大宾在劫难逃。结果刘邓也没有料到这次主席的主意变了，他要运动群众清洗党内异己。于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驾轻就熟的整人套路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列入名单的右派突然就变成了左派。王大宾们拨云见日一飞冲天，云里雾里进入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追随大救星的革命斗志可以想见。不幸的是，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会把船打到什么地方，连伟大舵手都弄不清楚，无法无天由着性子整烂再说。划船的小子们只有卖力的份，天知道他什么“战略部署”。看到船要打翻了找平衡，就把划船的抓来治罪，你说冤不冤？达到目的就兔死狗烹，把所有的灾祸都扣在他们头上，你说惨不惨？ （四） “文革”惨遭文化浩劫，这是谁干的呢？通常说法就是造反派干的。其实不是，至少主要不是，而是以高干子弟为首的早期红卫兵（以下简称老红卫兵）干的。1966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通过的“文革”《十六条》，进一步提出“破四旧”。当月老红卫兵发起“砸烂一切四旧”的行动，全国各地竞相效仿，迅速演变成一场毁坏传统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大扫荡，大量文化古迹惨遭破坏，大量民间文物珍藏毁于一旦。这一轮浩劫在中央“文革”提出批评后得到遏制，并随着斗争矛头转向打击“走资派”而不再大规模发生。也就是说，大规模破坏文物的行为主要发生在“文革”初期，实施者主要是后来被称为“保皇派”、“保爹保妈派”的老红卫兵。例如北京市“文革”中被毁的4992处文物，基本上都是在1966年8到9月被毁的。而这时造反派还出于被压制的少数派地位，根本不成气候，与这一切基本不相干。 （五） “文革”中整死人，是安在造反派头上的最大罪行。实际大谬不然。“文革”中死于非命者大多数并非造反派所为，反倒是造反派被整死得最多。 “文革”整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定数，比较靠谱的说法是200万左右。这些人是如何死的呢？学界比较认可的海外当代史学家丁抒教授的计算是： 一，1966年“红色恐怖”时期杀人约10万； 二，“文革”初期自杀者约20万； 三，武斗死30到50万； 四，“清队”死50万以上； 五，一打三反、清查516致死约50万； 记住，第一类“红色恐怖”时期死亡与造反派无关。“红色恐怖”1966年八九月间老红卫兵制造的暴行，他们在“破四旧”的同时，对所谓“牛鬼蛇神”进行大规模抄家，残酷打杀，从北京开始，迅速波及全国。北京市被抄家达11.4万余户，全国抄家上千万户。伴随抄家的，是拷打杀害以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手段之凶残骇人听闻。北京市已公开的数字是打死1772人，未公开的统计打死万人以上。 记住，第二类死亡“文革初期自杀”与造反派无关。“文革”初期自杀潮，也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弃世者包括运动初期的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及其子女、历次政治运动戴帽者、建国前工商业人士，知识文化精英等。著名者如老舍、邓拓、傅雷夫妇等，全国皆然。笔者所在的成都四中“文革”初期也有两位教师自杀，一个卧轨，一个上吊。 记住，武斗死的主要是造反派。武斗是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残杀，死者都是“文革”的牺牲品。武斗是你死我活的战场行为，和杀害手无寸铁和解除武装者性质不同，后者属于屠杀。而灭绝天良的大屠杀基本是保守派所为，造反派是其中主要屠杀对象。如1967年七八月间的湖南道县大屠杀，七千多人死于非命，就是城里失势退守农村的保守派与县、区、乡干部联手所为。 记住，“清队”整死的主要是造反派。“清队”全称“清理阶级队伍”，是毛泽东为结束“文革”乱局发起的政治清洗运动，目标是所谓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同时进行“批判极左思潮”运动，合称“批清”运动。运动由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的军队干部领导，相当于又一次镇反运动，实际上是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大批人被整死和镇压。如四川在“清队”运动中就批斗、关押、判刑十多万人，仅成都市就涉及两万余人。（李亚丹：《李大章远去的背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记住，一打三反、清查5.16运动整死的主要也是造反派。批清、清查5.16运动先后从1968年初持续到“文革”后期，整死百万人以上。如四川清查5.16运动高潮的1970年前8个月，全省共发生自杀3887起，死亡3331人。连“当过区供销社群众组织头头”都成为罪状。（同上注）。 总之记住，除了武斗，“文革”死人基本不能算在造反派头上，反倒是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人死得最多。 （六） 那么整死老革命呢？造反派打击对象是当权者，这顶帽子似乎铁打的了。也不对。 其一，“文革”中领导干部几乎人人被批斗，但置干部于死地的，主要不是被造反派批斗关押，因为那不过是“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许多人是扛得住的。因为是人是鬼，还得“组织上”说了算。“士可杀不可辱”者固然有之，但更多是被“组织上”扣上反党黑帮、死不改悔走资派、叛徒特务等罪名而置之死地的。你能说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许多老革命是造反派整死的吗？ 其二，十年浩劫中不断有干部被整死，而造反派大规模批斗干部只有一年多时间，很快就沦为打击对象退出政治舞台，这笔账怎么能都算在他们头上？其三，造反派打击了一批干部，也保护了一批干部。如王大宾领导的地院造反派，就让十多个省市的老干部到地质学院避难，因而受到周恩来、李先念表扬和拨款资助。而所有的派斗武斗，都是围绕保护或打倒某个领导干部展开的，为此死于非命的造反派，比被害死的干部多了不知多少倍。 据叶剑英提出的数据，“文革”中有250万干部受到批斗关押，11万5500余人在关押批斗中死亡。这个数字令人怀疑，因为他同时说“文革”害死了2000万人，显然不靠谱。假定他说的数字是真的，那么干部在死亡总数中只占0.58％，比干部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还低，可见其受害比老百姓小得多。 不幸的是，这些历史都被掩盖和篡改了，文艺作品更是竭尽栽赃之能事。例如因改编电视剧闻名的小说《亮剑》，描写李云龙“文革”中下令向冲击军队的造反派开枪，被打成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开枪自尽，妻子田雨也割腕自杀，悲壮之极。其实小说中李云龙的原型王近山，原为北京军区中将副司令员，因爱上小姨妹坚决跟原配离婚，1964年被撤职开除党籍，沦为农场场长。“文革”中他写信向毛泽东承认错误获开恩，1970年复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与小说情节风马牛不相及，亏作者编得出来。看来作者心目中的大英雄，“文革”必然被造反派整个七死八活，就像流行的革命履历，把挨过造反派整，弄得像挨过地主的皮鞭、鬼子国民党的枪子儿一样，否则就不是一贯正确似的。 （七） 造反派的确把许多干部整得惨，但他们被坑得更惨。王大宾奉中央“文革”之命到成都抓彭德怀，听彭总几番真情道白，发现完全不是原来听说的那回事，对彭总深感敬佩和同情，竟然拒绝执行命令。后来把他抓捕关押，头号罪状就是“为彭德怀翻案”。“文革”后判他的刑，头号罪状又变成“诬陷迫害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同志”。欲加之罪，有荒诞甚于此乎？北京钢铁学院20来个学生的5.16兵团写大字报反周恩来，生病住院的王大宾知道后立即给总理和邓颖超写信，表示保卫总理的决心，邓颖超回信称“你所表现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真使我们感动”。白纸黑字摆在那里，还是硬给他扣上“搞反革命政变，反对周总理”的帽子，在暗无天日的私牢里一关就是两年，几乎丧命。颠倒黑白，有甚于此乎？未婚妻什么事都没干过，仅仅因为是他的未婚妻就成了重点审查对象，也几乎被整死。株连所及，大山沟里的母亲都不放过，沾亲带故无一幸免，连小学中学的同学、儿时一起放牛的伙伴都被审查交代“5.16”问题。 王大宾在回忆录中披露，5.16反周恩来的大字报出来后，北京高校各造反派组织均立即表态坚决反击，并把5.16几个头头抓起来扭送公安部。周恩来表示：不能说反对我就是反革命，下令放人。够大度吧？后来他又说，是不是5.16参没参加组织不重要，“罪行就是本质”，“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够厉害吧？事实上绝大多数受害者是被安上这个罪名后才听说5.16的，大多数抓5.16的人也不知道它为何物，不过视为造反派的代名词罢了。运动中北京高校成千上万师生关押审查，全国上千万人受牵连，300万人打成5.16分子，手段之残忍，时间之漫长，株连面之广，逼死人之多，超过“文革”所有运动。 造反派本质上是体制外的势力，毛泽东无论有多少疯狂的想法，也不可能摆脱体制而另铸天下。他知道这个体制下产生的民怨，也深谙“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国民性，他利用民怨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但不可能改变制度本身，因为他是体制的创建者，同时也是体制的产物，脱离了体制他就什么也不是。用他自己爱说的话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论他的目的是否完全达到，他最终必然回到原点。这种局面一旦出现，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和威胁的官僚和原强势社会群体构成的保守势力变本加厉的响应是必然的，造反派兔死狗烹的结局也是必然的。这里没有逻辑，不讲道理，没有法律，不择手段，只有利益。有的干脆就是赤裸裸的屠杀。有如1968年广西对造反派的血腥镇压，以致发生骇人听闻的吃人肉运动。云南的“滇西挺进纵队”案、内蒙“内人党”案等，也是以造反派为目标的屠杀冤案。 同样是打砸抢整死人，造反派与保守派处理也大不相同。造反派武斗中有“血债”的一律逮捕法办，打死人的偿命，打伤人的或偿命或坐牢，就算罪有应得吧。那为何“红色恐怖”中打死人的、杀地富分子及其家属的、杀人吃肉的（广西4.22事件）没听说偿命的？武斗是你死我活的战场行为（杀俘不算），有如两军交战，打死人国际公法都是不定罪的，后者等等则属于屠杀，正当严惩。为什么？因为阶级敌人该杀，犯上作乱的造反派该杀。 （八） 造反派不是“文革”后、而是“文革”中就落难了。造反派组织1966年10月以后在全国大规模兴起，至1968年10月中央命令取缔，总共风光了两年左右。其间1967年1月颁布的公安六条，就成为各地镇压造反派的口实。紧接着的“二月镇反”造反派遭到大规模镇压，四川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有近10万造反派投进监狱。1968年以后，清队、一打三反、清查5.16、批无政府主义、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无休无止的整造反派，无论谁倒台，造反派都跟着遭殃。陈伯达是中央清查5.16专案小组组长，倒台后却成了5.16的“操纵者”；林彪说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516彻底搞出来，一个都不能放过，林彪死了照样整。抓四人帮华国锋主政，又来一个“清查帮派体系”，把造反派和四人帮绑在一起打成“帮派分子”，从体制内彻底清除。邓小平主政，又来一个“清查三种人”运动，公开宣布整“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实际上只清查“造反起家”一种人，把已经整得七死八活，查得底朝天的造反派头头正式逮捕，重新判刑。保守派派性再严重也不查，刮“红色风暴”的红二代开始接班。地富反坏右都摘帽了，造反派的帽子越扣越重，形象越抹越黑。 当年的“走资派”说起“文革”字字血声声泪，实际上大规模批斗干部只在“文革”初期一年多时间，群众组织（包括造反派保守派）转入内斗后，就顾不上他们了。开始整造反派，大多数当权派的日子就一天天好起来。九大以后干部逐步解放，70年代陆续恢复了工作。七十年代末以后，绝大多数干部彻底解放官复原位，罹难者平反昭雪。他们“文革”中受迫害的经历，成为革命生涯中的关荣一页。其实他们中许多人“文革”前历次运动制造的冤案，并不比造反派少。“文革”十年，造反派被整了七八年，“文革”后继续整，永远背着罪恶的十字架，半个世纪过去了也不给个说法，一想整人就拿出来说事，你说谁付出的代价更大？ 王大宾“文革”前是预备党员，根红苗正，品学兼优，还未毕业就当干部使用，如果不是“文革”，前程一片光明。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造了两年反，没打过人，没组织参加过武斗，没有任何可以入罪的行为，结果关押审查坐牢13年，开除党籍公职，妻离子散，葬送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不过，比起那些高呼着“完蛋就完蛋，为毛主席而战”死于非命的少男少女、在一轮接一轮凶残的报复清算中泯灭的冤魂、一生都被毁掉的千千万万造反派，王大宾还算幸运的，他毕竟还有个有所作为的后半生和活得有尊严的晚年。 （九） 其实“文革”老干部中最为不幸的，是一批被造反派认可者。他们多半是“文革”前历次运动、包括“文革”初期的受害者。他们对整人的当权派耿耿于怀，对历次运动造成的灾难有切身体验和更深的认识，“文革”中响应中央号召起来揭发翻案，被造反派视为受走资派迫害的干部给予认同和保护。西南头号当权派李井泉是四川大饥荒的重要责任人，四川干部对其不满者和反对者众多，“文革”中群起揭发批判。当年在北地东方红避难告状的四川干部主要就是这样的人。如向中央揭露四川饿死人被打成“反党集团”的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一贯反李井泉的邓垦（邓小平弟弟）等。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称李井泉为“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的走资派，这批干部被造反派视为好干部，解放较早，有的被“三结合”进革命委员会工作，从而与失势的当权者形成势不两立。造反派挨整，他们就成了“黑后台”跟着倒霉，如莫须有的“三老会”冤案，就使一大批支持造反派和造反派认可的干部惨遭劫难。 李井泉“文革”后期复出，1975年再次当选人大副委员长，与其同时打倒的干部纷纷复出，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轮番被清洗。“文革”后清理“帮派分子”和“三种人”，这批人基本上被清理出局，有的长期关押审查。如七千人大会写匿名信控告省委推行极左政策造成的巨大灾难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文革”中任省委宣传部长，“文革”后清理“三种人”，被打成四川“小四人帮”撤职审查；因揭发万斤田造假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温江地委副书记曾笳、农工部长申培林，“文革”在造反派支持下恢复工作，后来长期关押审查，致死不做结论，郁郁而终。如此等等，全国皆然，居然被历史忽略。 “文革”这本大书还够得读，不是一面之词的“彻底否定”能糊弄过去的。相信读了《王大宾回忆录》，你会明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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