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本質上是體制外的勢力，毛澤東無論有多少瘋狂的想法，來利用民怨達到個人政治目的，但不可能改變體制本身，最終必然回到體制原點。造反派兔死狗烹的結局是必然的。這裡沒有邏輯，不講道理，沒有法律，不擇手段，只有利益，有的乾脆就是赤裸裸的屠殺 ◆高伐林 自中央宣布“文革”結束以來40年的有意塗抹歪曲和無意遺忘誤導，這一場曠世浩劫，已被成功攪合成一筆糊塗賬，別說後人了，就連許多親歷者頭腦中都一片茫然，筆下鬧出無數“張冠李戴”、“李代桃僵”的笑話。例如，一些回憶文章說“文革”初期“紅八月”破四舊，造反派如何如何凶神惡煞，喪失人性，抄家打人，私設公堂——不對！1966年8月，“造反派”還沒出世呢！打人抄家、為所欲為的，是高乾子弟為骨幹、全由“紅五類”組成的紅衛兵。 許多回憶錄和描寫“文革”的作品，將“紅衛兵”和“造反派”這兩個概念畫上全等號，或者至多只說“紅衛兵”是學生造反派。 但是這兩個概念，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以前在老高的博客中多次試圖澄清，但對遍及全社會的根深蒂固的誤解，我個人的澄清猶如杯水車薪。 兩個概念混為一談，有容易被人混淆的客觀原因。紅衛兵在1966年初夏從高乾子女雲集的北京幾所中學發軔時，就宣稱奉行毛澤東“造反有理”的號召，要造帝修反的反，造地富反壞右的反；而造反派呢，幾個月後興起的時候，尤其是在大中學校興起的造反派，也往往將自己的組織命名為“某某某紅衛兵”——前面那個“某某”，可以是“東方紅”，可以是“毛澤東思想”……總之，與此前只有那三個字的“紅衛兵”劃清界線，但是，外人聽來，也畢竟還是紅衛兵。於是，紅衛兵與造反派，就埋下了被攪成一桶漿糊的禍根。 有人說，紅衛兵和造反派，就算彼此有細微差別，不都是毛澤東不同牌號的打手、別動隊嘛！不都同樣干盡了壞事嘛！將他們二者分清楚，有多大意義？ 我說，不然。你說不必分清，實際上，當局可是分得非常清楚——就算那十多年中央和各省市領導人走馬燈一樣更換——林彪垮了、“四人幫”垮了、華國鋒垮了、胡趙垮了……卻始終對“紅衛兵”和“造反派”分得清清楚楚。這二者該整誰，一點都不含糊！ 我們這些“文革”的親歷者都記得，只在“文革”中一個短暫的時期，大約從1966年年底到1968年年初（各地當然情況不一樣），造反派在這一年多里，算是揚眉吐氣——當然，也幹了若幹壞事。而在“文革”十年其餘的八年多時間裡，造反派是挨整的對象。“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然後到“文革”之後的打擊“四人幫幫派體系”“清查三種人”……所有大運動裡面的小運動，矛頭無一不是針對造反派而來。正如東夫的文章《造反派才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所說：“造反派的確把許多幹部整得慘，但他們被坑得更慘。” 前幾年我曾經接觸過湖北武漢地區“文革”兩大派的一些信息：“文革”中你死我活、多次棍棒相見的保守派和造反派主要組織的頭面人物，都到了年過花甲甚至古稀的歲數，一起坐下來把盞話當年，真叫做“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文革”中勢不兩立的兩大派能這樣坐下來一起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當時在全國可算首創——不僅空前，好像也絕後，僅此孤例——與當時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的開明態度，頗有關係。就在這次聚會上，兩大派頭面人物談起各自在“文革”中和“文革”後的遭遇，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命運完全不能同日而語，不由得相對唏噓，可為我上面所表述看法的佐證。 前天讀到東夫的文章，附在下面，供大家參考。東夫是筆名，原名王東渝，2008年在美國開大饑荒50周年研討會，他從中國前來美國出席，我對他有一面之識。他的《麥苗兒青 菜花兒黃——川西“大躍進”紀實》在香港出版，揭露川西大饑荒的驚人真相，在學界引起廣泛重視和好評。我沒想到，他對“文革”也有深刻的認識。 附：造反派才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 ——讀《王大賓回憶錄》 東夫，共識網 我一直認為造反派才是“文革”的最大受害者。讀了香港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的《王大賓回憶錄》，更覺得是這麼回事了。 （一） 經過多年的蓄意塗抹歪曲，“文革”這一頁剛剛翻過的歷史，已成功攪合成一鍋漿糊，連許多過來人都被忽悠得找不着北，更別說後來人了。所以在談這個話題前，先要對本文所說的“造反派”做個定義（百度“造反派”是不成的，不信試試）。概略說吧，“文革”中所有群眾組織雖然都打着“造反”的旗號，實際上卻是水火不容的兩撥人。一撥人造的是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打擊的“敵對分子”的反，鬥爭矛頭向下；一撥人造的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鬥爭矛頭向上。前者實際上談不上“造反”，所以被罵成“保皇派”、“保爹保媽派”、“保守勢力”等等；後者才是真正的“犯上作亂”（當然也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所以自詡“響噹噹硬梆梆的造反派”。本文所說的造反派屬於後者。 因為犯上作亂，造反派被“文革”中受到打擊的當權者恨之入骨，報復起來比造反派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其作為勝利者重寫歷史，就把“文革”的災難統統朝他們身上堆。於是如今人們心目中的造反派，就是影視劇里凶神惡煞、無惡不作的歹徒。至於造反派頭頭，當然是罪惡累累的大壞蛋了。 （二） 他們是那樣的人嗎？經歷過“文革”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王大賓這個名字的，他是赫赫有名的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之一，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造反兵團的頭頭，“文革”政治舞台叱咤風雲的人物。當年是初中紅衛兵的我，只有仰視的份。多年後經朋友彭偉引薦，竟然在他安身立命都江堰相識：一個高高瘦瘦的老人，黝黑臉上刻滿歲月的皺紋，樸實得近乎土氣，完全沒有呼風喚雨大人物的氣派，更看不出絲毫惡魔的影子。 是不是挨了整坐了牢才“改造”成這樣的呢？不是。王大賓從來就是一個好人。他本四川德昌縣大山深處貧苦農家子弟，靠助學金一路走進北京的大學。大學裡是團幹部，中共預備黨員，巴心巴肝愛黨愛國愛領袖，一言一行謹遵不渝，標準的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歷經上天入地的大起大落，受盡不白之冤，坐牢九年出來還是本性難移。公職開除無以為生，香港的親戚帶電子表給他賺錢，他不願“投機倒把”，居然偷偷摸摸原價出售。有人想辦法安全送他到香港，他認為屬於“偷渡”，說寧可回家鄉種地，也不幹這種“給千千萬萬紅衛兵臉上抹黑”的事。他從無到有一手一腳把一個鄉鎮小廠辦到全行業知名，自己成了行業全國理事，卻不拿一分錢獎金。外商給他投資辦合資企業，他怕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拒不接受，乃至中央機關工作的同學、都江堰市領導多方勸導他才想通……如此等等，傻得可愛。也正是如此，他才被許多不執政治偏見者認可，施以援手，從一個刑餘無業人員，打拼成頗有成就的技術型企業家，掙得衣食無憂的晚年。 （三） 造反派是群眾自發組織，自然魚龍混雜，渾水摸魚者有之、胡作非為者之，但主流卻是王大賓這樣的人。他們是一大批聽領袖和黨的話，極富革命激情、社會擔當和獻身精神的單純、幼稚、偏激的時代產兒，尤其當頭頭的。他們的罪過不是不聽黨和毛主席的話，而是太過聽信黨和毛主席的話，聽信到了喪失正常思維能力（用時下的話就是“腦殘”）的地步。試想一批青少年學生，書讀得好好的，求上進還來不及，哪裡想到要“造反”。因為紅太陽一揮手，黨中央發號召，生怕當不了乖娃娃，就熱血沸騰地幹起來了。說他們是壞人，是誰教他們幹壞事的？王大賓當年氣壯如牛，不就是背後有大公主肖力（李訥）撐着麼。正如當年堅持接收王大賓的灌縣（現都江堰市）縣委書記徐振漢所說：“他當時是個學生，一個優秀的學生幹部，他當時不聽毛主席的話，不聽黨中央的話，他聽誰的話？” 話說回來，王大賓們造反，也是被逼出來的。“文革”初期劉鄧用的是“文革”前整人的老一套，無中生有無限上綱打“黑幫”，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引蛇出洞抓右派。照這麼搞下去，無非一場規模更大的反右運動，反對工作組的王大賓在劫難逃。結果劉鄧也沒有料到這次主席的主意變了，他要運動群眾清洗黨內異己。於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駕輕就熟的整人套路就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列入名單的右派突然就變成了左派。王大賓們撥雲見日一飛沖天，雲裡霧裡進入國家政治舞台的中心，追隨大救星的革命鬥志可以想見。不幸的是，這場史無前例的風暴會把船打到什麼地方，連偉大舵手都弄不清楚，無法無天由着性子整爛再說。划船的小子們只有賣力的份，天知道他什麼“戰略部署”。看到船要打翻了找平衡，就把划船的抓來治罪，你說冤不冤？達到目的就兔死狗烹，把所有的災禍都扣在他們頭上，你說慘不慘？ （四） “文革”慘遭文化浩劫，這是誰幹的呢？通常說法就是造反派干的。其實不是，至少主要不是，而是以高乾子弟為首的早期紅衛兵（以下簡稱老紅衛兵）干的。1966年6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8月通過的“文革”《十六條》，進一步提出“破四舊”。當月老紅衛兵發起“砸爛一切四舊”的行動，全國各地競相效仿，迅速演變成一場毀壞傳統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大掃蕩，大量文化古蹟慘遭破壞，大量民間文物珍藏毀於一旦。這一輪浩劫在中央“文革”提出批評後得到遏制，並隨着鬥爭矛頭轉向打擊“走資派”而不再大規模發生。也就是說，大規模破壞文物的行為主要發生在“文革”初期，實施者主要是後來被稱為“保皇派”、“保爹保媽派”的老紅衛兵。例如北京市“文革”中被毀的4992處文物，基本上都是在1966年8到9月被毀的。而這時造反派還出於被壓制的少數派地位，根本不成氣候，與這一切基本不相干。 （五） “文革”中整死人，是安在造反派頭上的最大罪行。實際大謬不然。“文革”中死於非命者大多數並非造反派所為，反倒是造反派被整死得最多。 “文革”整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定數，比較靠譜的說法是200萬左右。這些人是如何死的呢？學界比較認可的海外當代史學家丁抒教授的計算是： 一，1966年“紅色恐怖”時期殺人約10萬； 二，“文革”初期自殺者約20萬； 三，武鬥死30到50萬； 四，“清隊”死50萬以上； 五，一打三反、清查516致死約50萬； 記住，第一類“紅色恐怖”時期死亡與造反派無關。“紅色恐怖”1966年八九月間老紅衛兵製造的暴行，他們在“破四舊”的同時，對所謂“牛鬼蛇神”進行大規模抄家，殘酷打殺，從北京開始，迅速波及全國。北京市被抄家達11.4萬餘戶，全國抄家上千萬戶。伴隨抄家的，是拷打殺害以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為主的牛鬼蛇神，手段之兇殘駭人聽聞。北京市已公開的數字是打死1772人，未公開的統計打死萬人以上。 記住，第二類死亡“文革初期自殺”與造反派無關。“文革”初期自殺潮，也是在上述背景下發生的。棄世者包括運動初期的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黑五類及其子女、歷次政治運動戴帽者、建國前工商業人士，知識文化精英等。著名者如老舍、鄧拓、傅雷夫婦等，全國皆然。筆者所在的成都四中“文革”初期也有兩位教師自殺，一個臥軌，一個上吊。 記住，武鬥死的主要是造反派。武鬥是造反派與保守派、造反派與造反派之間的殘殺，死者都是“文革”的犧牲品。武鬥是你死我活的戰場行為，和殺害手無寸鐵和解除武裝者性質不同，後者屬於屠殺。而滅絕天良的大屠殺基本是保守派所為，造反派是其中主要屠殺對象。如1967年七八月間的湖南道縣大屠殺，七千多人死於非命，就是城裡失勢退守農村的保守派與縣、區、鄉幹部聯手所為。 記住，“清隊”整死的主要是造反派。“清隊”全稱“清理階級隊伍”，是毛澤東為結束“文革”亂局發起的政治清洗運動，目標是所謂隱藏在革命隊伍中的階級敵人，即“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反革命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同時進行“批判極左思潮”運動，合稱“批清”運動。運動由實行軍事管制（軍管會）的軍隊幹部領導，相當於又一次鎮反運動，實際上是對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大批人被整死和鎮壓。如四川在“清隊”運動中就批鬥、關押、判刑十多萬人，僅成都市就涉及兩萬餘人。（李亞丹：《李大章遠去的背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記住，一打三反、清查5.16運動整死的主要也是造反派。批清、清查5.16運動先後從1968年初持續到“文革”後期，整死百萬人以上。如四川清查5.16運動高潮的1970年前8個月，全省共發生自殺3887起，死亡3331人。連“當過區供銷社群眾組織頭頭”都成為罪狀。（同上注）。 總之記住，除了武鬥，“文革”死人基本不能算在造反派頭上，反倒是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人死得最多。 （六） 那麼整死老革命呢？造反派打擊對象是當權者，這頂帽子似乎鐵打的了。也不對。 其一，“文革”中領導幹部幾乎人人被批鬥，但置幹部於死地的，主要不是被造反派批鬥關押，因為那不過是“對待群眾運動的態度問題”，許多人是扛得住的。因為是人是鬼，還得“組織上”說了算。“士可殺不可辱”者固然有之，但更多是被“組織上”扣上反黨黑幫、死不改悔走資派、叛徒特務等罪名而置之死地的。你能說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許多老革命是造反派整死的嗎？ 其二，十年浩劫中不斷有幹部被整死，而造反派大規模批鬥幹部只有一年多時間，很快就淪為打擊對象退出政治舞台，這筆賬怎麼能都算在他們頭上？其三，造反派打擊了一批幹部，也保護了一批幹部。如王大賓領導的地院造反派，就讓十多個省市的老幹部到地質學院避難，因而受到周恩來、李先念表揚和撥款資助。而所有的派鬥武鬥，都是圍繞保護或打倒某個領導幹部展開的，為此死於非命的造反派，比被害死的幹部多了不知多少倍。 據葉劍英提出的數據，“文革”中有250萬幹部受到批鬥關押，11萬5500餘人在關押批鬥中死亡。這個數字令人懷疑，因為他同時說“文革”害死了2000萬人，顯然不靠譜。假定他說的數字是真的，那麼幹部在死亡總數中只占0.58％，比幹部占人口總數的比例還低，可見其受害比老百姓小得多。 不幸的是，這些歷史都被掩蓋和篡改了，文藝作品更是竭盡栽贓之能事。例如因改編電視劇聞名的小說《亮劍》，描寫李雲龍“文革”中下令向衝擊軍隊的造反派開槍，被打成鎮壓群眾運動的劊子手開槍自盡，妻子田雨也割腕自殺，悲壯之極。其實小說中李雲龍的原型王近山，原為北京軍區中將副司令員，因愛上小姨妹堅決跟原配離婚，1964年被撤職開除黨籍，淪為農場場長。“文革”中他寫信向毛澤東承認錯誤獲開恩，1970年復任南京軍區副參謀長，與小說情節風馬牛不相及，虧作者編得出來。看來作者心目中的大英雄，“文革”必然被造反派整個七死八活，就像流行的革命履歷，把挨過造反派整，弄得像挨過地主的皮鞭、鬼子國民黨的槍子兒一樣，否則就不是一貫正確似的。 （七） 造反派的確把許多幹部整得慘，但他們被坑得更慘。王大賓奉中央“文革”之命到成都抓彭德懷，聽彭總幾番真情道白，發現完全不是原來聽說的那回事，對彭總深感敬佩和同情，竟然拒絕執行命令。後來把他抓捕關押，頭號罪狀就是“為彭德懷翻案”。“文革”後判他的刑，頭號罪狀又變成“誣陷迫害無產階級革命家彭德懷同志”。欲加之罪，有荒誕甚於此乎？北京鋼鐵學院20來個學生的5.16兵團寫大字報反周恩來，生病住院的王大賓知道後立即給總理和鄧穎超寫信，表示保衛總理的決心，鄧穎超回信稱“你所表現的無產階級革命感情，真使我們感動”。白紙黑字擺在那裡，還是硬給他扣上“搞反革命政變，反對周總理”的帽子，在暗無天日的私牢裡一關就是兩年，幾乎喪命。顛倒黑白，有甚於此乎？未婚妻什麼事都沒幹過，僅僅因為是他的未婚妻就成了重點審查對象，也幾乎被整死。株連所及，大山溝里的母親都不放過，沾親帶故無一倖免，連小學中學的同學、兒時一起放牛的夥伴都被審查交代“5.16”問題。 王大賓在回憶錄中披露，5.16反周恩來的大字報出來後，北京高校各造反派組織均立即表態堅決反擊，並把5.16幾個頭頭抓起來扭送公安部。周恩來表示：不能說反對我就是反革命，下令放人。夠大度吧？後來他又說，是不是5.16參沒參加組織不重要，“罪行就是本質”，“就等於組織關係了”。夠厲害吧？事實上絕大多數受害者是被安上這個罪名後才聽說5.16的，大多數抓5.16的人也不知道它為何物，不過視為造反派的代名詞罷了。運動中北京高校成千上萬師生關押審查，全國上千萬人受牽連，300萬人打成5.16分子，手段之殘忍，時間之漫長，株連面之廣，逼死人之多，超過“文革”所有運動。 造反派本質上是體制外的勢力，毛澤東無論有多少瘋狂的想法，也不可能擺脫體制而另鑄天下。他知道這個體制下產生的民怨，也深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國民性，他利用民怨達到個人政治目的，但不可能改變制度本身，因為他是體制的創建者，同時也是體制的產物，脫離了體制他就什麼也不是。用他自己愛說的話就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無論他的目的是否完全達到，他最終必然回到原點。這種局面一旦出現，既得利益受到損害和威脅的官僚和原強勢社會群體構成的保守勢力變本加厲的響應是必然的，造反派兔死狗烹的結局也是必然的。這裡沒有邏輯，不講道理，沒有法律，不擇手段，只有利益。有的乾脆就是赤裸裸的屠殺。有如1968年廣西對造反派的血腥鎮壓，以致發生駭人聽聞的吃人肉運動。雲南的“滇西挺進縱隊”案、內蒙“內人黨”案等，也是以造反派為目標的屠殺冤案。 同樣是打砸搶整死人，造反派與保守派處理也大不相同。造反派武鬥中有“血債”的一律逮捕法辦，打死人的償命，打傷人的或償命或坐牢，就算罪有應得吧。那為何“紅色恐怖”中打死人的、殺地富分子及其家屬的、殺人吃肉的（廣西4.22事件）沒聽說償命的？武鬥是你死我活的戰場行為（殺俘不算），有如兩軍交戰，打死人國際公法都是不定罪的，後者等等則屬於屠殺，正當嚴懲。為什麼？因為階級敵人該殺，犯上作亂的造反派該殺。 （八） 造反派不是“文革”後、而是“文革”中就落難了。造反派組織1966年10月以後在全國大規模興起，至1968年10月中央命令取締，總共風光了兩年左右。其間1967年1月頒布的公安六條，就成為各地鎮壓造反派的口實。緊接着的“二月鎮反”造反派遭到大規模鎮壓，四川短短一個多月時間，就有近10萬造反派投進監獄。1968年以後，清隊、一打三反、清查5.16、批無政府主義、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無休無止的整造反派，無論誰倒台，造反派都跟着遭殃。陳伯達是中央清查5.16專案小組組長，倒台後卻成了5.16的“操縱者”；林彪說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516徹底搞出來，一個都不能放過，林彪死了照樣整。抓四人幫華國鋒主政，又來一個“清查幫派體系”，把造反派和四人幫綁在一起打成“幫派分子”，從體制內徹底清除。鄧小平主政，又來一個“清查三種人”運動，公開宣布整“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實際上只清查“造反起家”一種人，把已經整得七死八活，查得底朝天的造反派頭頭正式逮捕，重新判刑。保守派派性再嚴重也不查，刮“紅色風暴”的紅二代開始接班。地富反壞右都摘帽了，造反派的帽子越扣越重，形象越抹越黑。 當年的“走資派”說起“文革”字字血聲聲淚，實際上大規模批鬥幹部只在“文革”初期一年多時間，群眾組織（包括造反派保守派）轉入內鬥後，就顧不上他們了。開始整造反派，大多數當權派的日子就一天天好起來。九大以後幹部逐步解放，70年代陸續恢復了工作。七十年代末以後，絕大多數幹部徹底解放官復原位，罹難者平反昭雪。他們“文革”中受迫害的經歷，成為革命生涯中的關榮一頁。其實他們中許多人“文革”前歷次運動製造的冤案，並不比造反派少。“文革”十年，造反派被整了七八年，“文革”後繼續整，永遠背着罪惡的十字架，半個世紀過去了也不給個說法，一想整人就拿出來說事，你說誰付出的代價更大？ 王大賓“文革”前是預備黨員，根紅苗正，品學兼優，還未畢業就當幹部使用，如果不是“文革”，前程一片光明。響應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造了兩年反，沒打過人，沒組織參加過武鬥，沒有任何可以入罪的行為，結果關押審查坐牢13年，開除黨籍公職，妻離子散，葬送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不過，比起那些高呼着“完蛋就完蛋，為毛主席而戰”死於非命的少男少女、在一輪接一輪兇殘的報復清算中泯滅的冤魂、一生都被毀掉的千千萬萬造反派，王大賓還算幸運的，他畢竟還有個有所作為的後半生和活得有尊嚴的晚年。 （九） 其實“文革”老幹部中最為不幸的，是一批被造反派認可者。他們多半是“文革”前歷次運動、包括“文革”初期的受害者。他們對整人的當權派耿耿於懷，對歷次運動造成的災難有切身體驗和更深的認識，“文革”中響應中央號召起來揭發翻案，被造反派視為受走資派迫害的幹部給予認同和保護。西南頭號當權派李井泉是四川大饑荒的重要責任人，四川幹部對其不滿者和反對者眾多，“文革”中群起揭發批判。當年在北地東方紅避難告狀的四川幹部主要就是這樣的人。如向中央揭露四川餓死人被打成“反黨集團”的肖澤寬、李止舟、廖伯康，一貫反李井泉的鄧墾（鄧小平弟弟）等。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稱李井泉為“長期以來把四川省當做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獨立王國”的走資派，這批幹部被造反派視為好幹部，解放較早，有的被“三結合”進革命委員會工作，從而與失勢的當權者形成勢不兩立。造反派挨整，他們就成了“黑後台”跟着倒霉，如莫須有的“三老會”冤案，就使一大批支持造反派和造反派認可的幹部慘遭劫難。 李井泉“文革”後期復出，1975年再次當選人大副委員長，與其同時打倒的幹部紛紛復出，支持造反派的幹部輪番被清洗。“文革”後清理“幫派分子”和“三種人”，這批人基本上被清理出局，有的長期關押審查。如七千人大會寫匿名信控告省委推行極左政策造成的巨大災難的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文革”中任省委宣傳部長，“文革”後清理“三種人”，被打成四川“小四人幫”撤職審查；因揭發萬斤田造假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溫江地委副書記曾笳、農工部長申培林，“文革”在造反派支持下恢復工作，後來長期關押審查，致死不做結論，鬱鬱而終。如此等等，全國皆然，居然被歷史忽略。 “文革”這本大書還夠得讀，不是一面之詞的“徹底否定”能糊弄過去的。相信讀了《王大賓回憶錄》，你會明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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