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不为——从复旦教授的对联谈起

杨道还

复旦大学教授陈正宏的对联最近热传：史亦尝考，文亦尝校，答辩近了，犹思几度改论稿；家总要成，钱总要挣，奔走红尘，莫忘曾经是书生。这个对子之所以受到欢迎，大概在于下联的“莫忘曾经是书生”一句。现在的中国人经常面临现实与人性的冲突：自己认为不善的事情，或者不得不去做以取容于世，或者执意不去做而不能自安。“莫忘曾经是书生”一句，对于处在此类冲突中的人不啻一种有枝可依。此句的重点不在于一个人是否是书生，而在于有所不为；即使不是书生，也可有所不为。

这一对联的热传，说明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想法，这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陌生。有所不为，在《论语》中，孔子就已经说过。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对此句的解读，人们往往重视“中行”的解释，却不知“中行”是可遇不可求的理想中的境界。韩愈说：“并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范仲淹说：“微斯人，吾谁与归？”这两人的话，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可遇不可求的感慨。

对于现实中人，孔子这一句中，真正重要的反而是狂者有所不顾，狷者有所不为。狂与狷不可分：狷者做事时，必然有其不顾势利之狂；狂者不做事时，必然有其不避利害之狷。孔子讲这样的话，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味——狂狷不是为了追求幸福，而是对不幸的际遇的处理。至于追求幸福，每个人都不需别人去教，其行为就已经道在其中了。强行去教人何为幸福，教人如何去追求幸福，甚至等而下之，代人和强迫人去求幸福，按照孟子的说法，是“穿逾之类”；但按照现代人的经验，只怕不止于此。

孟子也讲有所不为，他说：“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孟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所为，实际上依赖人的不为而得以建立，而得以有其意义。孟子这句话是对孔子的话的具体化。孟子这个意思在韩愈的一句话中表露无遗。韩愈说：“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人随顺他人，环境，或者势利的“理性”，实际上将“人”的行为抹杀了。在这类的情形中，人不再是人，而是可以“理性”思维的机器——机器都是一样的，去分辨这样的人是甲还是乙，毫无意义。这样说，不是否认人的随顺。除了疯子以外，任何一个人的人生，不管理性判断还是不假思索，大多数的时候是随顺的。但人的真正人性，可以传之于后世以为历史和借鉴的，却往往只能在不随顺的狂狷中表现出来。这样的人性而不是事件，才是历史宝贵的经验。人类未来的事件不可逆料，历史事件不可重复，照搬古人的行为就像纸上谈兵。我们从历史中，唯一可以得到的可靠的经验，就是人性的真正本质。司马迁的《史记》，记人重于记事，即如此类（拙著《中国学术图说》对此有展开的讨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认为人性的真正本质是古今不同的，那么历史也就只有娱乐价值。老子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历史也是有其左右的，但历史也必然围绕着人性这一中而左右。人的中行的意义也就在于此，中行即是理想中的，有历史动荡中不变的那一方向，不管历史如何震荡，从长期来看，仍然有其中，仍然总会回到中。人的行为能保守中行——在历史而非一时的中道而行，则可以称义，义就是宜的意思。行成于思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是有思虑辨别，能够自心知道何时顺，何时不为；有自行的决断执行，如何顺，如何不为。历史人物的优劣，人格的高低，人才的大小，往往由他们的选择而定，不在于不随顺的频度和烈度，而在于思虑深广大小而导致的选择上的不同。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中行信之不疑，这与现代人的迷失大不相同。如元吕思诚的诗有：“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这里“些子”就是“些小”的意思，大概源自于元时口语，其余部分都不古奥，可以略过不提。这几句诗的意思是，有所不为或者会使人经历严霜烈日一般的考验，但吕思诚相信“春风到草庐”终会发生。据说吕思诚做此诗不久，就及第为官。吕思诚后来有官声，这在他的有所不为的诗中已有先兆。吕思诚是“春风到草庐”应验的一例。历史上，春风未必到草庐，不及于身的情形似乎更多。草庐是诸葛亮和杜甫所居，这两人一遇三顾，一终于潦倒不遇。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引用吕思诚这几句诗作为调侃的资料，也属于不遇一类。民国小说家王藻祥给自己取笔名王度庐，用意或者也是从吕思诚这几句诗中来，他也属于不遇一类。

有所不为，不是没有能力去为，而是有能力而不肯为，所以被客观所局限的无作为不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来自于主观的“克己”——在可为可不为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一个人的内在的德行或者说人格尊严，由克己而建立，而不能凭借外力或攀比。在个人修养上反对攀比，重克己，是孟子反对“五十步笑百步”的原因。由克己建立的修养，不凭借外在客观而建立，也很难被外力所牵动，这种状态即是孟子所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所讲的大丈夫，与孔子所讲的君子描述的是理论上完美的人格。

在现代人看来，孔孟所讲的这类人如同神话或者有如怪物。姑且不讲大丈夫和君子，退一步，讲人格。在现实中，有所不为的人往往也有怪异的地方，内在地有个性有棱角，这与外在的哗众取宠的奇装异服，奇谈怪论，奇瘾异癖不同。这种内在的棱角，人格，称为廉隅。苏轼说：“砥砺廉隅”，即是磨练修养的意思。《说文》说，廉，仄也。廉引申意为，接近墙角处的墙壁。隅是墙角的意思。廉隅连用，即是直线的边与角的形象。用在人格上，廉隅就是有棱角，而不是世故圆滑，八面玲珑。这一意思又见于沈括《梦溪笔谈》：“祥符中，有人为诗，题所在驿舍间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今俸。”沈括所讲的，即是现代以薪养廉的先声，只不过当时是以薪责廉，那是当时儒家有更高的标准所致。清代末期在薪水之外，又给官员发“养廉钱”，那是以贿求廉，完全不知何谓廉隅了。

再退一步讲，对人格不做要求，还有人才的问题。人才也需要有一点儿棱角，才能有所担当。不能有一点儿棱角，不管是不知所措优柔顢頇，还是油滑势利顺风转舵，对别人来说都难以着力而不可用，对自身来说难以自主决断，因此难以成为有用之才。才能是外在的，人才的棱角，有机会从外在入手去培养，去教育。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议论，即孩子可以不吃苦，就没有必要让他吃苦。对于“但愿生儿愚且痴，无灾无难’做’公卿”的父母，这种做法当然并无不可。但如果希望孩子长大后能够对人生波折有所预备，或者在不顺利的时候有一个退步的落脚处——靠自己的才能生存，吃苦的教育仍有意义。但正如前面所讲，棱角只能靠克己而生，使孩子吃苦，但没有孩子内在的自觉磨砺，也是徒然。现在的教育往往不仅不能使孩子生出内在棱角，还鼓励他们生出外在的棱角，其后果也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