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所经历过文革的印象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外部灌输的东西往往比不上自己所经历的印象感受深刻。比如对中国的文革，大陆占统治地位的认识是毛泽东的错误和一大批当权者被错打成“走资派”，从而出现了后来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国外的主流媒体则强调毛泽东的个人品行及风流韵事，对整个文革的认识若明若暗。但我从所经历的文革印象与此差距甚大。

文革的时候，我虽已懂事和记事，但年龄尚小，且在农村。不过我记得，农村的文革运动就是从农民斗争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开始的。那时农民贴大字报、开批斗会，内容就是生产队长、大队书记脱离群众、多吃多占、搞特殊化这一套。所谓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这个意思。据说城里的情况也是这样，听说安徽造反派造书记省长的反，其中有一条罪状是“老百姓连稀饭都吃不上，而他们早上吃的是烧饼油条”，批斗地委副书记时列有一条罪状是“他家里用的是抽水马桶”。这种情况当时在国外，在我们今天可能无法理解，但在当时条件下，却是中国社会活生生的现实。它说明，那时所谓解放多年了，但老百姓过的仍然是苦日子，生活很艰难；但当权者日子却过得很好，不仅没有和老百姓同甘共苦，而且处于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对立状态。联想到这些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却成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特权阶级，人民造这些人的反也在情理之中。老百姓还会联想，所谓“中国革命”，是不是打倒了一个封建专制，又成立了一个封建专制？

至于后来，表面上是什么“林彪”、“四人帮”实际上由毛泽东亲自导演，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当权派，已经完全脱离群众的初衷，成为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的残酷斗争和迫害。这在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事情。毛泽东利用个人迷信形成的权威，看谁不顺眼，对自己可能有威胁，就安上一个或叛徒、内奸，或野心家、或“反对毛主席”等罪名实行“清君侧”。这不仅掩盖了当时老百姓与当权者之间真正的矛盾，也转移了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为什么进行革命”的不满。实际上，老百姓的认识是非常朴素的，当权者脱离群众，走到了对立面，历史没有走出封建统治轮回的圆圈。至于宫庭内斗甚至政变，虽然造成了对人民的灾难，但远离人民，是官场内斗的游戏。在我看来，这种认识尽管朴素，却直透现实、接近真理。

认识文革，是为了认识后来的所谓“改革”和今天的现实。由于没有将文革看成是违背人民利益的“宫庭内斗”，并没有改变当时社会的封建专制特性。结果文革结束后虽然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却没有丝毫触及被打倒的当权者其与人民群众对立的腐败表现，更没有触及所谓建国后中国社会的封建专制统治（反右运动就是封建专制）。相反，变本加厉的补偿这些当权者在文革中的损失，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在官复原职或提升以后，继续实行表面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实上是封建专制的统治。这种统治也伴随着迄今为止的“改革”过程。君不见，邓小平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并没有解决如何去追求真理，如何民主、如何法制、如何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相反被一些人用来向华国锋夺权的工具，并以此划线，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而且，一旦掌握权力，就反过来打击对真理的追求，用“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棍子、帽子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对“西单民主墙”的打压是典型的例子。虽然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其实是虚晃一枪，一切围绕当政者的利益最大化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核心是保护和增加他们的权益，基本上没有触及高度集权、专制独裁的统治。当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的八九“六四”学生运动威胁到 “老人政治”所体现的专制统治阶层利益的时候，不惜以镇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即实现所谓的稳定。当时承诺的反腐败在后来变本加厉，改革开放的大旗其实是一块遮羞布，干的尽是革别人命的事，将自己置于改革的绝对受益者地位，谁如果干涉到自己的利益，必然进行野蛮的镇压。所谓的改革，变成是针对和以老百姓为对象的改革。当权者拥有了绝对的权力，知识分子基本上被边缘化，农民利益几乎被剥夺一空，职工更加没有地位，资源和收入分配在宏观上向政府集中。表面的市场经济，其实是官商勾结的权贵经济，就连到中国投资的外商，也将本国的反不当竞争法置于脑后，不得不与投资国的政府打成一片。至于中国的民营经济，则主要是“找市长而非找市场”，一方面是官员傍大款，另一方面是老板与官员打得火热，狼狈为奸。

中国的现实所以如此，我以为应该归结为对文革缺少深刻的认识和反思，导致所谓的改革在原来封建体制的框架内打转转。这个基本的判断，还决定着对历史上所谓中国革命的认识，也决定着中国未来究竟向何处去的抉择！国外的学者和名流看到的多是中国表面的繁荣，往往看不到隐藏在社会深处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