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对文革的理解 

顾凌英 · 2016-02-23 · 来源：乌有之乡  

【公孙明按：这是一篇非常好的回顾和分析文革的文章，也明确地点出了当年反文革走资派将抵制他们走资路线的同志当成敌人来打击，把文革就转化成了走资派与人民之间的敌我矛盾，于是只能用大民主来解决！遗憾的是，此文只论刘邓，没有对文革的一个最关键的主角周恩来着墨，是个大缺陷。 

从这篇文章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今天以栽赃嫁祸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方式，把所有脏水都泼到毛主席身上的下作技俩，都曾经在几十年前的反右/文革的阶段出现过；不同的是，除了走资派之外，今天还加上所有的国内外被假共和反华势力控制的舆论和媒体人物，不久前被哈佛大学颁奖的杨继绳就是一例。 

杨继绳是假共走资派的喽罗，他不但夸大了三年自然灾害引起的饥荒死亡人数，并且把走资派当时胡搞的后果完全诿过于毛主席，给假共走资派护航保驾，给国外反华势力添加反华的火药！ 

“毛主席退居二线的那十年的路线斗争，从“左’到右的无穷折腾，一次再次耐心的纠正，使毛主席体会到党和他们的斗争，以及他们一次再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道路,把抵制他们这条路线的同志当成敌人来打击，已经使他们自己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从人民内部矛盾发展、转化成为了敌我矛盾，也许只有用大民主才能加以解决了。

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以“党的化身”自居，把党在人民中的威望，变成他们保护自己的“红色保险箱”，把他们自己放在可以随心所欲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有利地位;而他们所做的坏事，又都可以一股脑儿的算在党的账上，使无产阶级的政党从此在劳动人民中逐渐失去威信而垮台，苏联共产党的失败就是明证。”】

　　谈谈我对文革的理解

　　顾凌英

　　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网上讨论文革的文章越来越多，写得也越来越好了。譬如老田的文章把文革按照不同力量对它的主导，大致分成了四个阶段，我觉得这是科学的，也是符合文革历史实际的。因为实际上在刘邓路线主导下的56天及其巨大影响下的文革，不仅与毛主席领导的文革的革命对象和政策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是完全相反、针锋相对的——对立的，如果把他们混在一起加以评论，那只能是产生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后果，而且也是十分荒谬的，只能为掩盖文革真实的历史服务。

　　我认为文革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1956年之后十年，阶级斗争历史发展的必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没有能够及时的总结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斯大林去世之后就出了背叛十月革命的赫鲁晓夫。1956年苏共20大上他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就把这场斗争公开并扩大到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没有实践经验，严重的问题就摆到了我们面前。

　　毛主席根据中国的实际，在1957年2月就及时地作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报告正确地分析了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的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解决这些矛盾的政策、策略和方针。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灭了剥削的私有制，因此非对抗性矛盾才成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斗争的主要形式。而其重点毛主席当时认为就是通过党内开门整风的方针，解决作为领导党内由于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作为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与社会主义生产力之间不相适应的主要矛盾来加以解决。这个带规律性认识的提出，我认为在当时中国的形势下是十分正确而及时的。

　　毛主席在报告中同时也向我们指出了，如果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或我们的这个政策执行得不好，人民内部矛盾也有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了。

　　1957年的整风，并没有能够实现毛主席所预期的效果，事实上它受到了严重的抵制。在1957年的反右中，某些单位的领导把群众积极参加整风运动的态度，视为辨别右派的一条标准，就在无形中表现了他们自己对待整风的抵触态度。证明了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修正主义的形势面前，他们不甘心接受毛主席和平改造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和广大群众一起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从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是毛主席退居二线，让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主要执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大权的十年。

　　这十年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与国际共运的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十年论战。这“十年论战”的历史，在胡绳改革开放后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了他们的立场。

　　从现在可以找到的资料看到，从1956到1966的十年，在刘邓的领导下，先是在反右中以“左”的反右扩大化开始，继之以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扰了毛主席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正确方向。1962年又以由此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来否定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道路，从右的方面刮起了反对人民公社的“单干风”。对于“左”的共产风、浮夸风，毛主席当时可以理解为是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急躁情绪的表现，但是对于在同一领导下出现的右的、倒退的”单干风”，不得不引起毛主席的警惕。十年的路线斗争，从“左’到右的无穷折腾，一次再次耐心的纠正，使毛主席体会到党和他们的斗争，以及他们一次再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道路,把抵制他们这条路线的同志当成敌人来打击，已经使他们自己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从人民内部矛盾发展、转化成为了敌我矛盾，也许只有用大民主才能加以解决了。长期以来他们集中的表现就是在各项运动(包括四清运动)中，为了坚持这条错误的路线，拉帮结派，欺骗群众，残酷镇压抵制和反对他们这条错误路线的革命同志和群众，这就必然不可避免地使他们与人民的矛盾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敌我矛盾。而迫使毛主席只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大民主——文化大革命来解决他们和人民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这是1956年——1966年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的活生生的现实、也是阶级斗争的客观的、必然的规律。毛主席只是发现并按照阶级斗争客观形势的发展，揭示出这一规律，公之于众，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大大的突破。至于斗争的得失关键在于力量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有了这个理论和这场斗争和没有这一理论和这场斗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前途是非常不同的。

　　回忆我们革命队伍从井冈山的三湾改编到1954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我们的革命队伍是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向披靡的。可是之后经过这和平建设的十二年，到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居然产生了这么严重的派性和武斗呢?派性——不就是宗派主义吗?不正是1957年毛主席希望通过开门整风，和风细雨来解决的党风不纯的问题之一吗?何以会在文革中，以这么巨大的能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问一问，在刘邓领导下，我们党这十二年以来，毛泽东思想是越来越多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是越来越强了呢?还是越来越少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会什么会这样登峰造极?!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检阅了我们无产阶级自己的队伍;同时也摸清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力量对比的现实情况。在粉碎林彪集团之后，当时毛主席要求我们唱两首歌：《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说明了，毛主席已经看出了我们的革命队伍缺的是什么?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性。就以蒯大富这个典型来说，他造反很勇敢，毛主席支持了他。如果他能运用毛泽东思想来团结清华的大多数老师和同学，认真地研究出清华斗、批、改的方向，把清华的文革搞好，给毛主席争气，这有多么好啊?他当时是有条件来这样做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其他学生革命造反派也没有这样做。这就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这就涉及到社会主义的教育存在的问题。他们在这样的教育之中，好像无力成为这场革命的中坚力量。由于他们的错误，反而让那些他的对立面好像占了理，让毛主席无话可说，他们是对不起毛主席的。如果他们挨了整，还要否定文革，那就是品质问题了。希望所有的“造反派”都能像陈红兵那样，正确的总结自己的经验，正确地理解文革。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掌握了无产阶级国家的领导权，他们以党的名义，来推行他们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路线。利用我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各项运动，以革命的名义，欺骗革命的同志和群众，来残酷地镇压我们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立场的同志，把他们打成”右派”、“反革命”......加以清除。而在这场斗争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河南的张钦礼、焦裕禄领导的河南人民和走资派吴芝圃们的生死斗争。这种情况如果不加改变，我们党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啊!长期以来，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以“党的化身”自居，把党在人民中的威望，变成他们保护自己的“红色保险箱”，把他们自己放在可以随心所欲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有利地位;而他们所做的坏事，又都可以一股脑儿的算在党的账上，使无产阶级的政党从此在劳动人民中逐渐失去威信而垮台，苏联共产党的失败就是明证。

　　这场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它的特点，一是：资产阶级的大本营是潜伏在党的深处，他们是在暗处，而我们无产阶级是在明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二是：他们是“当权派”，而我们是他们的下级、群众;他们是处在主动的地位，而我们处在被动的地位。因此在斗争中，他们处处都占优势，党和人民总是处处吃亏。

　　毛主席第一个洞察了这个秘密，他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党内那些抵制毛主席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利用一般同志思想往往落后于形势的普遍现象，有意的把斗争矛头引向民主革命已经推翻的革命对象的残余，以残酷斗争代替毛主席的给出路和耐心教育、改造他们的政策，并嫁祸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一箭双雕地既可以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坚持革命立场的同志，又阻碍了我们对正在胜利改造的旧世界的改造，扩大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同盟军。在这样微妙的斗争形势下，毛主席巧妙地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向全国人民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大张旗鼓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钻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肚子里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秘密”，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拉开了无产阶级向党内走资派反击的序幕，把党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和画皮，公开揭露在全国人民面前，使他们的丑恶嘴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势得到了根本的扭转。

　　在这场斗争中，毛主席领导的革命群众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大张旗鼓地向资产阶级进行了反击，吹响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反击的号角，使社会主义革命在历史进程中大大地前进了一大步，这就是文革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历史贡献，它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史上是永远也不会磨灭的。

　　这场斗争和理论将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缩短历史的进程，少走许多弯路;无产阶级革命同志和人民也会减少很多牺牲和损失。至少对于中国的革命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这种影响。毛主席因此把它看成是他一生所作的两件大事之一，而且这第二件大事，由于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更加伟大的历史贡献，因此可以认为这一评价是高瞻远瞩而非常贴切的。(2016.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