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被調至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任黨支部書記，在毛澤東、江青、張春橋支持和指使下，和姚文元等一起投入對吳晗的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1966年12月帶領寫作班全體成員宣布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1967年初，追隨張春橋、姚文元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先後擔任過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九屆、十屆中央委員等職。親身經曆並目睹了許多文革重大事件。
文革結束後被捕，作為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重要骨幹，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關押在上海市提藍橋監獄。1992年保外就醫，1995年刑滿釋放，1999年恢複政治權利。
從1992年到2002年，作者用了10年時間，寫成這部回憶錄。
文革序曲
一九六六年歲末，嚴寒的冬天悄無聲息地來到了人間。
然而，我卻仿佛沒有感覺到冬天的降臨。刺骨的風，寒徹的雪，似乎都在我那熾烈的熱情麵前消散了，融化了。因為，這一年的十二月十八日，由我擔任黨支部書記的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正式發表“造反聲明”；我在造反大會上以市委文革小組成員的身份，作了題為《造反才知主席親》的長篇發言，宣布造上海市委的反。這就是當時上海的各家造反報紙所報道的：“市委心髒爆炸，曹家後院起火！”曹家，指當時主持上海市工作的市委書記、市長曹荻秋。從此，我就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之中。
我公開宣布造反，在上海市委機關幹部中引起了強烈的震動：一方麵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機關紀律嚴明，規定任何情況不得外泄，更不用說是知情人起來造反了；另一方麵則是由於我個人的原因。我解放初期就到市委機關工作，當時還隻有十七周歲。我在市委工作的十五個年頭裏市委先後換了三屆第一書記：陳毅、柯慶施和陳丕顯，我都沒有離開過市委。我在市委機關裏有不少熟人，他們都叫我“小徐”。在宣傳部文藝處，我當過幹事，副科長，以後又擔任市委寫作班支部書記，並被任命為市委文革小組成員，列席市委常委會。我了解機關的內情，也受到領導的重用，所以，當我起來“反戈一擊”的時候，有些領導大驚失色，各部、委、辦的造反派起而呼應，也有些人表示不滿和反對，整個市委機關部亂了套。
我的經曆
我從一個青年學生成長為一個黨的幹部，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培養的結果。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我出生在上海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裏。父親徐宗駿，是上海郊區奉賢縣一個小商人的兒子，一九二六年畢業幹南京東南大學化學係，同年回到奉賢。一九二七年秋和共產黨人李主一、劉曉等創辦了一所曙光中學，他任校長；同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學校被國民黨查封，父親逃往上海，從此脫黨，他先在中學教書，以後在交通大學化學係任教，從助教而講師而副教授。我的母親戴秋楠，原來是小學教員，國共兩黨合作時期擔任過奉賢縣國民黨縣黨部委員，以後成為家庭婦女，養育了我們姐弟三人。我在家裏排行老二。
我的童年時期和少年時期是在上海交通大學附近的一條石庫門弄堂裏度過的。我就學於學費昂貴的南洋模範中小學，因為父親在中學部兼課，可以減免我的一半學費，如果成績優秀的話，還可以減免另一半學費，所以我讀書時經常名列前茅。從小學到中學，我經曆了日本侵略軍占領上海法租界的痛苦生活，因為日軍進駐交通大學改為同文書院，父親憤而辭職，家境日見窘困，我也排隊買過戶口米，吃過六穀粉，培養了仇恨帝國主義侵略的強烈的民族感情。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父親複員回到了交通大學教書，我在交大學生的影響下．和中學同學一起參加了一些反美反蔣的學生邉樱瑩芜^平民夜校的教師，接受了進步思想。在中學裏我參加了學生自治會的競選，擔任學藝部長。
上海的解放給我帶來了參與各項政治活動的廣闊天地，我在學校裏第一批參加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又成為南模通訊組的組長，向報紙雜誌投稿。一九五一年，我高中畢業的時候，違背了父親希望我成為化學家的意願，撕掉了大學入學報名單，報名參加了上海市政建設幹部訓練班。組織部門在選拔時，了解到我愛好寫作，寫過一些文章，竟然直接把我分配到市委宣傳部工作。以一個普通的中學生，能夠被選送到黨的高級領導機關工作，對我來說，實在是莫大的殊榮。從此，我開始了在市委機關工作的漫長生涯。
一九五三年四月，我經丁景唐和徐嘯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我在市委宣傳部工作時，結識了同事葛蘊芳，她解放前在上海市立女師讀書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解放後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書。我們於一九五六年結婚，婚後有兩個女兒，建立了溫馨的家庭。
我在市委宣傳部文藝處，開始時分工聯係群眾文藝，以後又聯係文藝界。我在工作崗位上繼續自己的學業，參加了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的函授學習，同時，繼續從事業餘寫作，在報刊上發表文學評論，雜文、散文、影評，書評等。我寫過以解放前夕上海學生邉訛轭}材的傳記文學《黨的兒子穆漢祥》，電影劇本《曙光在前》(與人合作)，出版過散文、報告文學集《生命似火》；我參與創作的話劇《年青的一代》，獲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頒發的優秀創作獎，並被搬上了銀幕。一九五九年，我成為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會員；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0年，我兩次見到了毛澤東主席；一九六五年，我作為青年作家的代表，訪問戰火紛飛的越南，受到了胡誌明主席的接見。
我的這些經曆，為我被調到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並受到重用，創造了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