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謀術在當今中國大行其道，引起復旦唐教授強烈抨擊。他甚至認為：權謀術是貫穿整個中國歷史的核心主線，權謀術是人治的核心邏輯，但不是法治的核心邏輯，甚至是法治的阻礙，因為法治的核心要義，就是將權謀術的適用範圍縮小到最小 老高按：最近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的唐世平教授發表了一個觀點：過於沉迷於中國古代甚至近代歷史中，極其不健康，“我們應該少一點中國歷史，多了解世界文明”。有些媒體在介紹他的短文時，用了“復旦教授再發驚人言論”的標題。 我看，“驚人言論”並不驚人，唐世平教授批判權謀術、指出中國古代史的局限，我是很認同的，非常值得包括我在內的同胞們深切反思。不過，其中有些表述或許稍顯過激，某些看法不甚準確。例如：他認為，權謀術是“中國歷史中最為核心的東西”，儘管隨後馬上加了一個限制詞——“某種程度上”，但是說“權謀術是貫穿整個中國歷史的核心主線”，我看還是太以偏概全、也太高估權謀術在中國歷史中的分量了。 從中國歷史中特意強調出權謀術，這其實是近幾十年來的時代特產。過去二十四史，權謀只是其記述的內容之一；雖然也有《資治通鑑》一類史學巨著，權謀所占比重相當大，但它是有特定目的和特定讀者對象的，而且是否能算其“最為核心的東西”也大可商榷；而民間，不論是四大古典文學名著，還是戲曲說唱，以權謀為主的劇目曲目，所占分量都並不太大，老百姓也沒有那麼着迷於宮廷權鬥。權謀術是在中共掌權之後，人際關係開始惡化、激化之後，才被人們重視——“文革”前和“文革”中，被官方意識形態壓制，不能公開討論和切磋權謀術，“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而“文革”結束之後，政治壓力倒是減輕了不少，但市場壓力驟增，尤其是有中國特色的權錢糾葛交纏，使人際關係更增添了複雜色彩，於是權謀術才大行其道，從官場人士、商界人士到普通百姓，都津津樂道。有了急劇擴大的市場需求，於是《甄嬛傳》《羋月傳》《瑯琊榜》之類影視作品不脛而走（這幾部還算是水準不錯的作品，等而下之者不知凡幾！）。 這是病態社會的重要症狀。我完全贊成唐世平教授對這種現象的剖析抨擊。我只是不贊成將這種東西看成中國歷史的核心，並由此認定“中國古代歷史幾乎沒有現代意義”。 中國古代歷史幾乎沒有現代意義 唐世平，政商厚黑學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自從“百家講壇”開壇後，中國歷史和所謂的“國學”在大眾傳媒和科普領域大行其道。在我看來，過於沉迷於中國古代甚至近代歷史中是極其不健康的。中國公眾和領導精英更需要的是理解現代世界的形成，因為不理解現代世界的形成，就無法理解現代中國的形成，也無法理解當下的中國。因此，我們應該少一點中國歷史，多了解世界文明。 古代中國歷史幾乎沒有“現代意義” 中國歷史，特別是公元1840年前的歷史，其實是非常乏味的：它只是一部改朝換代的歷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變法之外，基本沒有根本性的變革。至少，遠不如公元1500年後的世界歷史對我們更為重要。 更糟糕的是，太沉迷於中國歷史，還會讓我們從上到下都潛移默化地陶醉於中國歷史中最為核心的東西：權謀術。 某種程度上，權謀術是貫穿整個中國歷史的核心主線。對一個人的自我境界來說，最大的滿足可能確實是贏得生殺予奪的權力——這種權力太有快感了。但是，這種對個人的自我實現，恰恰是對社會和國家的最大傷害。權謀術是人治的核心邏輯，但不是法治的核心邏輯，甚至是法治的阻礙，因為法治的核心要義就是將權謀術的適用範圍縮小到最小。而一個沒有法治的國家是不可能真正實現現代化的。 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從上到下都是人治，所以在看起來特別強調集體的表面之下，絕大部分個人都是“破壞性”的個人主義者：我們都希望別人遵守我們為他們定的規矩，但是，我們自己都不想遵守規矩，特別是別人訂的規矩——有權力的人尤其如此。這一點在中國歷史和當下中國官場的各種亂象中體現得淋漓盡致。而人民也不傻：既然有權力的人都不守規矩，那我們平民百姓又何必守規矩呢？因此，對於平民百姓來說，只要不守規矩沒有代價，那我們就不要守規矩。 於是乎，在看起來似乎特別強調集體的中國，一遇到需要在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作出選擇的時候，許多人，甚至絕大部分人都會選擇個人利益。這背後的緣由是，我們所謂的“集體主義”幾乎都全部是強權驅使的結果。而一旦沒有強權的驅使，而且集體需要個人做出犧牲的時候，我們沒有個人自覺根基的集體主義便會煙消雲散。 太沉迷於中國歷史導致閉目塞聽 太過沉迷於中國歷史並認定中國過於獨特，還很容易讓我們閉目塞聽、固步自封。 許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世界歷史上，曾經有過幾十年的迅速崛起和輝煌成就的王朝或國家絕不是只有中國一個，而是多達幾十個。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西班牙在1469至1500年間的崛起和擴張不比任何一個現代國家的迅速崛起和擴張遜色。而英國在1600至1780年間從歐洲的邊陲崛起，並作為近現代世界的第一大帝國屹立不倒長達兩個多世紀，就更是讓人生畏。美國的南北戰爭之後的崛起固然可以大書特書，即便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也都曾有過長達二三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的驕人業績。 但是，在這些曾經有過迅速崛起的輝煌歷程的國家中，最後只有30個左右的國家真正成為了全面的現代化國家。許多有過迅速崛起的輝煌歷程的國家最後都沉淪了。現代化就像一個孤島，而在試圖游向這個孤島的過程中，失敗是多數，成功是少數。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許多國家要麼還在原地踏步，要麼困在漩渦中，甚至已經沉沒。這些國家的慘痛教訓是絕對不能再失去一次實現全面現代化的機會的中國必須吸取的。 太過迷戀中國自己的歷史而不去了解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的曲折經歷，中國就不大可能真正好好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這樣的結果是，在追求一個全面現代化的中國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我們還在無謂地重複支付一些其他國家已經支付過的高昂學費，還在繼續走一些不需要走的彎路甚至歧路。 過分“自戀”不會有真正的國際話語權 當下中國的政界和學界，都在大談中國如何在國際社會或事務中“爭奪話語權”。但是，“爭奪話語權”和僅僅是“發出中國的聲音”有很大不同。中國可以發出聲音，但如果沒有接受你聲音的受眾，你只是在面對曠野呼喊，最多只有回音，卻沒人應聲。“爭奪話語權”更不是自己對自己喊“我要話語權”的口號：那樣只是自娛自樂，自欺欺人。 中國要想在國際社會或事務中有“話語權”，就不能只關心和談論自己的話題，而是必須關心並且討論別人的問題。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獲得一定的“話語權”：無論別人一開始聽不聽得進去我們的見解。 要想能夠有水平地討論別人的問題，那我們首先就必須先去了解別人。只有在了解世界的基礎上，並進而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識，包括對世界問題的診斷和藥方，從而能夠對他人的福利有所促進，中國才會有真正的國際“話語權”。而這種診斷和藥方顯然不能建立在主觀臆斷上，而是建立在對世界的紮實的了解和研究的基礎上。 今後的中國需要更多的能夠關心普世問題、提供普世知識、解決具體問題的人才，而不是空喊口號、漠不關心（中國和他人的）問題，自欺欺人的所謂專家學者。那些不關心甚至否定普世問題、不能提供普世知識、不能幫助他人解決具體問題的人士，不大可能對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話語權有太多的貢獻。 怎麼辦？ 要想多了解世界，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科學知識科普都迫切需要轉向。在科普上，削減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古代史的分量。與此同時，加強對中國近現代史和世界近現代史的科普。少點中國古代史，多了解世界其他地區的近現代史。缺少對世界近現代史的科普而過於沉迷於中國歷史已經使得我們的許多知識精英和領導人都懶得了解世界，也沒有能力了解世界，特別是現代世界的形成。 在研究上，削減中國歷史，尤其是對中國古代史，以及古代思想史的支持（考古史例外）。許多關於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幾乎毫無現實意義，只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與此同時，大大加強對中國近現代史和世界近現代史的研究，特別是有比較的社會科學研究。只有比較才能讓我們更好地吸取別人的經驗和教訓，少走些彎路和歧路。 說句大俗話，中國不能還是品着《甄嬛傳》和《武媚娘》來和現代世界相處。 近期圖文： 當代鄉愁：比古人的鄉愁更不可救藥 日軍地圖是否能證明侵華蓄謀已久？ 讀一讀這位美國記者對中國“旁觀者清” “狼牙山五壯士”的故事再遭質疑 袁世凱之問：建成共和要幾個世紀？ 現代政治，其實還不就是這點小九九 對網絡“反台獨聖戰”的三種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