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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我还看了1974年中越西沙海战和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的高平坦克战。其实那时中共执政党的腐败已很严重，这两场战役均暴露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上的混乱，和平日军队训练水平的低下。那是在“政治挂帅”下的典型的权力腐败的结果。不过这两场战役均因敌方力量弱和中国军队基层官兵用命以最后的胜利告终，但甲午战争就不然了。

下面介绍丁汝昌这个人。通过叙述，我们从中应该有所体会。

丁汝昌（1836～1895），1888年出任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他幼年曾入私塾读了三年书，因家境贫穷，自十岁起失学，出外帮人放牛、放鸭、摆渡船等，以补贴家用。十四、五岁时，被父亲送到同族伯父的豆腐店学徒。咸丰元年（1851年），庐江一带发生严重灾荒，丁汝昌父母先后病故。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太平军占领庐江，丁汝昌参加太平军，后随队叛投湘军，不久改隶淮军，参与对太平军和捻军作战，官至记名提督。1879年，丁汝昌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1881年1月，率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带“超勇”和“扬威”巡洋舰回国。在威海卫之战中，指挥北洋舰队抗击日军围攻，最后在弹尽粮绝，拒绝了伊东祐亨的劝降，服鸦片自尽以谢国人。

1874年发生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清政府展开海防大筹议，李鸿章力主购买铁甲舰，办理海军。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李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数年后丁汝昌前往天津投靠。李鸿章素知丁汝昌“才略武勇”便收留重用。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指挥西征收复新疆的战事，因素知丁汝昌作战英勇，奏请发往甘肃差遣。李鸿章不愿丁汝昌西行，便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由，把他留在天津。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丁出任北洋海军提督。在任职期间对北洋海军和北洋海防的建设呕心沥血，严于律己，但整肃军纪不够严厉，并且对李鸿章言听计随，北洋海军在其领导下，俨然为李氏家军。

1891年，率舰队访问日本。鉴于日本海军的发展，回国后曾陈请清政府再购新舰，增强北洋海军实力,以防外患，未被采纳。

1894年7月丰岛海战，济远号被日舰吉野号击伤，丁汝昌命令加强各舰防护，以备再战。9月中旬，奉命率北洋舰队主力护送运兵船队赴大东沟，17日准备返航时发现日本舰队，即令舰队起锚迎敌。由于舰队的航速不同，导致迎战敌队时阵型严重脱节，加之负伤后中断指挥，北洋舰队遭受重创，被革职留任。

1895年1月30日～2月11日，在威海卫之战中，指挥北洋舰队抗击日军围攻，但因为未得到上级命令，无奈港内待援，没有主动出击，致北洋海军陷入绝境。弹尽粮绝后又无援军来援的希望，在拒绝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的劝降和北洋海军洋员瑞乃尔等的逼降之后，自杀身亡。

甲午战争期间

1894年初，丁汝昌获尚书衔（尚书相当于今天政府中的部长）。5月，朝鲜爆发农民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派兵前往助剿。日本政府援引《天津条约》，也派兵赴朝鲜，蓄意要挑起战争。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运兵船队；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战争爆发后，光绪皇帝在清流党人的怂恿下，情绪激动。数日间，连发电报指责丁汝昌，质问为何没有战果，提出要将丁汝昌革职，送交刑部治罪。

而当时清政府所下命令，也是前后矛盾，混乱不堪。既要丁汝昌远行寻找日本舰队决战，又命令必须保护大沽、山海关、旅顺、威海等地万无一失，舰队不得远离，“倘有一舰闯入，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而朝廷中的顽固派、清流党也乘机大做文章，名为指责丁汝昌，潜台词则是攻击李鸿章。7月25日，对海军事务一窍不通的广西道监察御史要求撤换丁汝昌，河南道监察御史要求治丁汝昌罪，翁同龢等军机大臣也在推波助澜。7月26日，清廷明降谕旨：“海军提督丁汝昌即行革职”，7月27日，又有圣旨到，称丁汝昌“狡猾避敌”，对丁汝昌的攻击达到高潮。

7月29日，李鸿章递交《复奏海军统将折》，为丁汝昌辩护。因为对丁汝昌的指责大都属于捕风捉影，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光绪皇帝降旨：“丁汝昌暂免处分”。经历了如此一场风波，丁汝昌当时的心情可以想见。

由于入朝日军不断增多，清政府决定再度增调兵力赴朝作战。1894年9月16日，丁汝昌奉命率北洋舰队护送援军由大连湾驶往鸭绿江口登陆；并于次日上午返航。

中午11时30分，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联合舰队自西南方向驶来，一场海上恶战迫在眉睫。

12时50分，双方相距5330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305毫米口径的前主炮开火，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世界近代史上规模罕见的中日黄海大海战就此打响了。

在这场战役规模的海战中，中日海军参战的军舰各是12艘，中方军舰整体老旧，吨位和火炮数量均不如日方，而且缺少速射炮。作为北洋舰队的提督和中方战场指挥官，丁汝昌的战场指挥有一定失误。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日本海军在整场海战中指挥也同样是一团糟，此次海战，日本联合舰队虽受一定打击，但未失一舰；而北洋舰队却损失了5艘军舰。对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严重失利的结局，丁汝昌负有一定的责任。

9月20日，北洋舰队在旅顺完成修理返回威海，“镇远”舰入港时触礁受伤，使得本已元气大伤的北洋舰队雪上加霜。日军进攻旅顺时，丁汝昌被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旅顺陷落后，丁汝昌又被革职，暂留本任。在威海布防上，丁汝昌对陆军的战力表示担心，建议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不料，被戴宗骞误会并举报又成为“通敌误国”的罪证，清廷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在刘步蟾等将领的通电请愿，李鸿章的极力申辩下，清廷命令，待丁汝昌手头事务结束后，解送刑部。

丁汝昌当时所处环境虽十分艰难，仍力图振作，召集诸将，筹商水陆战守事宜。12月25日，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30日，即光绪二十年除夕，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递送劝降书，丁汝昌不为所动，决心死战到底，当日，对家人说：“吾身已许国”，并将劝降书上交李鸿章，以明心迹。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三十日，日军进攻威海南帮炮台的制高点摩天岭，丁汝昌率舰队从海上用火力支援炮台守军，发射排炮，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为甲午战争中日军阵亡的最高将领）。由于众寡悬殊，威海陆路南北帮炮台相继失守，刘公岛遭海陆合围，成为孤岛。凌晨，丁汝昌组织的敢死队分为两路，效多的一路负责详攻，另一路则负责将280毫米口径的克虏伯炮炸毁，完成任务后，敢死队全部牺牲。

此后，日本海陆两军配合，并利用剩下的陆路炮台，连日攻击北洋舰队，均被击退。2月5日，日本鱼雷艇夜间偷袭，“定远”舰遭重创，丁汝昌移督旗于“镇远”舰。2月7日，日军舰艇40余艘排列威海南口外，势将冲入，日本陆军也用陆路炮台的火炮向港内猛轰。之后，鱼雷艇管带王平策划鱼雷艇队集体逃亡，刘公岛形势进一步恶化。2月9日丁汝昌登“靖远”舰迎战，击伤两艘日本军舰，“靖远”中陆路炮台发射的炮弹受伤，丁汝昌欲与船同沉，被部下誓死救上小船。2月12日，丁汝昌服鸦片自杀，以谢国人。

丁汝昌死后，手下军官牛昶眪盗用他的名义，与日方签订了《威海降约》。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至此全军覆没。

此后，清政府内的清流、顽固党人交相攻击，光绪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丁汝昌的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为丁汝昌平反昭雪。

丁汝昌之死

1895年1月20日，日本山东作战军登陆荣成湾， 2月2日上午攻陷威海卫城。刘公岛的北洋水师残军处于日军海陆合围中。2月3日，1895年大年初九，这天白昼，北洋水师和刘公岛、日岛炮台又击退了日本联合舰队的进犯。同一天，给事中余联沅上奏，称“丁汝昌蜷伏威海”，“其罪实浮于卫汝贵诸人”，“若不将丁汝昌立行褫除，则海军亦断无起色”，“不杀丁汝昌，则海军亦断无振作”。不过这时，刘公岛与外界通讯断绝，已听不到朝廷里的喊杀声。

1895年2月7日上午，日军见连日偷袭已使北洋海军主力舰只几乎消耗殆尽，日本联合舰队出动23艘军舰，在日军占领的南帮炮台炮火配合下，大举正面强攻威海湾。丁汝昌亲率“镇远”、“靖远”等军舰进行顽强抵御。乘战斗间隙，水手教习李赞元受丁汝昌委派，携带密信乘坐“利顺”轮船，由北洋海军鱼雷艇队护卫冲出威海湾，试图突围而出。未料鱼雷艇队护送信使的船只出口后，也随同向烟台方向逃跑，致使刘公岛上士气大落。

当晚，大批护军官兵齐聚海军公所门前，哀求丁汝昌给予生路。“雷艇既逃，军心更乱，纷纷直向丁统领求生路。统领恐军心有变，只得温言慰之，但告各军粮草已绝，炮弹垂尽，进无以战，退无以守。

1895年2月8日当晚7时，北洋海军部分军舰官兵上岸，8时，大批陆军离开炮台，连同岛上百姓“共近千人到海军公所门前，向丁汝昌求生路。在当时险恶的形势下，想要能够保全岛军民生命，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投降。前几日面对着日方送来的劝降书，愤慨地称“汝等可杀我，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 的丁汝昌，根本无法接受“投降”这两个字。作为一名传统军人，理所当然的天职是与敌战至船没人尽。但是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在当下的处境中，如果没有外援，刘公岛实难坚守。丁汝昌痛苦地许下诺言，如果等到1895年2月11日还没有援军到来，那时自会给大家一条生路，“丁汝昌晓以大义，勉慰固守，若十七日（阴历）救兵不至，届时自有生路。”

1895年2月9日，元宵节。日军再度强攻威海湾，丁汝昌乘“靖远”率队作战。上午，“靖远”被南帮炮台炮火击中下沉，丁汝昌落水后被救起，涕泪横流，叹息“天使我不获阵殁也”！至此，北洋海军尚有机动力的主力军舰仅剩“平远”、“济远”、“广丙”三艘。当天下午，丁汝昌下令炸毁搁浅的“定远”。

这天晚上 “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自杀身亡，实践身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诺言。

1895年2月11日，白天日军再度发起强攻，丁汝昌督率众舰抗击。深夜，海军公所门前拥满了等待最后消息的军民。时间慢慢地到了子时，所有人都知道了结果，他们已经被整个国家抛弃。午夜时分，近万军民哀求活命。

北洋海军军官卢毓英回忆，在这最后期限到来的时刻，丁汝昌因身边的亲信僚属陈恩焘早年曾留学英国，遂回身问陈，西方国家海军处于如此境地时，会做如何处置？“盖以军火已磐，军粮已绝, 无可如何，乃问计于陈恩焘。陈曰：外国兵败，有情愿输服之例。遂引某国某人有行之者。丁之意遂决。” 又根据北洋海军营务处候选道马复恒的汇报，当晚丁汝昌数次命令将“镇远”舰炸沉，但是已经无人执行他的命令，“水陆兵勇又以到期相求, 进退维谷，丁汝昌几次派人将镇远用雷击沉，众水手只顾哭求，无人动手。”

书写了一份给老上司李鸿章的绝笔遗书后，丁汝昌需要做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他端起浸泡着鸦片的酒杯，一口饮下，满脸的凄楚。“只得一身报国，未能拖累万人。”痛苦弥留至1895年2月12日，丁汝昌殉国而去，时年59岁。同一天夜间，刘公岛护军统领、李鸿章的外甥张文宣亦服毒自尽。

有关“定远”等舰失事的情况，以及这么多天来北洋水师、刘公岛守军战斗情形的消息立刻传至清政府中枢，然而清廷中枢中并无多少人真正在打算如何去援救这支军队，这些消息反而又成了清流派攻击李鸿章、淮系的大好把柄。文笔犀利的言官文廷式，正凭着满脑想像，在撰写一份弹劾北洋水师军官的奏折。

1895年2月17日下午3时，载着丁汝昌等人灵柩的“康济”舰汽笛长鸣，离开刘公岛铁码头，日本联合舰队各舰鸣炮致哀。“三名中国海军将领，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将军、右翼总兵兼‘定远’舰舰长刘步蟾将军和张将军，在目前的战争中表现出了比他们的同胞更加坚贞的爱国精神和更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值得中国的人民引为骄傲。他们是通过一种令人哀伤的、悲剧性的方式一自杀，来表现出这种可贵品质的。但是，看来他们也不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情操了。的确，他们被日本人打败了，但他们在战败时不苟且偷生，而是在给上司留下信件后自杀殉国。那些信件无疑非常引人注目，但我们很难指望它们能公之于众。不管这些军官在他们的走际生活中是否像他们离开时表现的那样，但至少他们在展现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方面做出了贡献，他们向世人展示：在四万万中国人中，至少有三个人认为世界上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摘自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附录：日本海军大尉子爵小笠原长生的演讲

让我谈一谈战争的故事。但事已过去相当久远，在各种报章杂志上也有登载，而且出版了各种书籍，再多谈势必涉及军事秘密，颇为不当。因此，实在想不起谈势必涉及军事秘密，颇为不当。因此，实在想不起谈什么好。

人们常提到丁汝昌，据我所知，他和其他中国将帅略有不同，我觉得他是一位具有古代豪杰风度的人物。但丁汝昌的事迹好像不大为人所知，因此，我想摘其大概谈一谈他的为人。日清和平破裂之后，在许多战斗中没有像威海卫那样的义战。为何称其为义战呢？因为敌人极尽忠义。其他无论旅顺还是平壤，皇军所到之处立即陷落。然而据守在威海卫内刘公岛的丁汝昌，对日本陆海军的进攻则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竭尽全力之后，最终自杀以救部下，这实在是战则以义战，降则以义降。对此，日本则以义而攻之，以义而受其降。这样，于敌于我皆表现出日本固有的武士精神，我想这是绝无仅有的。

另外，刘公岛上的士兵也和其他中国士兵不同，虽说善于防御，但主要还是由于丁汝昌平素重义爱兵所致。在此，简略谈一谈丁汝昌的略传。（中略）丁汝昌遂投军为一士卒，时值日本嘉永年间。其后因立战功，由什长步步高升，直至副将，相当于日本大佐资格。其后，当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始终跟随李鸿章。明治十二、三年升为总兵，即相当于日本少将、舰队司令官、即补舰队统领。其后，明治十五年朝鲜之乱时，与袁世凯、马建忠等一起，布阵南大门前，于谈判之间，劝诱大院君，带归清国。其后明治二十年，他第一次率领舰队巡航日本沿海。回国时正值台湾乱起，遂以所率舰队，立即前往镇压台湾土匪。

由于立功而被提升为北洋舰队水师提督，时值明治二十六年。在此之前，即明治二十四年他再次率领“定远”、“镇远”等舰前来日本，在外国人以及日本人面前，显示中国海军真正拥有不亚于西洋各国海军的威力和训练。但是战争开始时，不知丁汝昌等待什么，他终于抱着不出战的主意，这其中是有原因的。日本舰队可以自由运动，既可以到朝鲜各港，又可以到台湾。就是说，不必等待上级的命令，司令官可以直接而且自由地开动舰队。然而丁汝昌则不然，一切都得等待上级的命令，提督是不能随意出动舰队的。在此次战争中，除了自山东半岛成山角、威海卫至鸭绿江口之间而外，其他地区皆不得自由运动，因此，考虑莫如不遇见日本舰队。另外决心不和日本舰队相遇的理由则是，虽然自己军舰数量多，而吨位也比日本大，但日本人除了其舰队的威力外，另外还具有一种威力，即临战无畏的义勇精神，因此还是不与之相遇有利。如果不与其相遇，无论日本人如何勇敢，如何鲁莽，只要中国舰队集中在一起，无论怎样也不能把运输船护送到中国本土。如果一旦被打败，日本陆军就会不断地运进内地登陆。这样，由于中国陆军软弱，很快就会践踏本土。因此就制定一种计划，莫如拖长战争，越拖长日本士兵就越疲劳，经费就接不上，中国自然就可以制胜。

另外如所周知，中国朝廷有一种行贿作风，如果说得漂亮，即使谎言也采纳。据说有一次巡抚出访，回朝后对向他行贿的军队，作了特别的表扬汇报。但无论怎样纪律严明，如果将官不予行贿，归后就会被说坏话。后来这个巡抚来到丁汝昌那里，照样要求行贿，但丁汝昌素来是一位正人君子，他宛如向舰队发出指挥的口令一样，对巡抚进行了大声申斥。因此巡抚大为愤怒，说了丁汝昌许多谗言，为此丁汝昌一度被捕，处以死刑。但由于丁汝昌平素爱护部下，对人亲切，受雇的外国人不允，并且提出如果朝廷杀害丁汝昌，他们就一起离开。这样，好歹免除死罪，再次就任提督。然而由于一度发生此事，丁汝昌的威望下降，这也许是他困守威海卫最后悲伤而死的一个原因。他于威海卫集中好兵力，把中国陆军成功地运到朝鲜之后，计划把在仁川等地的日本军舰击沉。结果相反，丰岛一战，“操江”被俘，“广乙”破损，“济远”舵机被打断，副舰长正在话筒传令，被炸得粉碎，舰长方伯谦躲到船底不敢出来，此人以后被斩。以后中国舰队困守威海卫，其间，日本舰队则一直侦察中国舰队的情况，即使当护送陆军从仁川登陆时，依然轮流地今天派“高千穗”，明天派“吉野”，后天派“秋津洲”毫不疏忽地进行侦察。与此相反，中国方面从来没有一次搜索过日本军舰。这大概是因为害怕没有像“吉野”那样速度快的军舰，如果被发现有被击沉的危险。但如果机智地做好侦察，则可完全无此担心。

为了获得日本军舰的消息，只好利用第三国军舰，即向俄国或英国的船只探询，但这只能知道日本舰队在何地而已。到九月十三、四日前后，中国陆军于鸭绿江口登陆成功，这是由于北洋舰队从威海卫到大连湾，然后再从那里护送的。当陆军于鸭绿江登陆，完成护送目的后，正在返航途中，于海洋岛附近和日本舰队相遇，导致了战争。结果中国舰队大败，日本舰队获得了大胜。之后，中国舰队困守威海卫，从不再出。不久，旅顺口陷落。这期间，据说对方也有种种议论，如建议当日军于荣成湾登陆时，如果以鱼雷艇袭击，一定能成功。丁汝昌采纳了这个意见，但无人敢于承担这项任务，结果这个计划落空。从那以后，丁汝昌最费心血的就是中国陆军不可靠。因为平时既未进行充分彻底的操练，而且几乎二三个月也不发给士兵一次津贴，士兵不肯效力。甚至有的士兵对其长官说，我不能为你而打仗。这样，丁汝昌担心如果日军攻来，全部炮台将被日军夺取，因此莫如由海军掌握为好。但交涉结果，陆军坚决不同意，只按照丁汝昌的意见，让把自己的武器弹药搬走。但同时又向上级报告，丁汝昌无理没收武器。因此，中国朝廷认为丁汝昌蛮横无理，并命令把武器返还。结果又把武器弹药从“镇远”运回炮台，为此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这期间，日军仅以半天左右的战斗，便把炮台全部占领，只有鹿角嘴炮台被丁汝昌部下的一个士兵爆破炸毁。该士兵五十余岁，他到丁汝昌面前说，请让我一个人去把它炸毁。丁汝昌大喜并约定说：“你死后用我自己的功禄养育你的妻儿。”正当日军攻占炮台的瞬间，这位老年士兵手持线香，冲进火药库，和火药库一起粉身碎骨。其他炮台则全部被日军占领，结果形成了自己的炮台从四面八方轰击自己军舰的局面。但敌军防守甚严，日军把二十余艘军舰编成五队，先派游击队，接着是本队，依次交替地从海上以海军猛烈攻击。与此同时，陆军又从炮台不断炮击，敌军四面八方受敌，而且不能轮换。最后一边放炮，一边打瞌睡。有时三十人集体就义，有时五十人集体就义，士兵越来越少。有人报告说，舰队中有人想要造反，因为迟早难免一死，莫如造反夺取军舰逃走。丁汝昌闻后向大家说：“炮弹并不是挑人打，不会因为你是士兵就打你，是提督就不打你。”他首先以身示范，自己站在日本炮弹打来的地方，以此来激励士兵。但是人员越来越少，剩下的人也都精疲力竭，无能为力。于是丁汝昌向平素为他效力的外国人和周围的士兵说：“请给我点鸦片和葡萄酒。”然后从容就义。

据敌人报道，丁汝昌死后，他的投降书据说是别人写的。按照丁汝昌的想法，到最后不能再战时，先捣毁炮台，破坏军舰，然后投降。但丁汝昌死后有些西洋人说，如若那样，日本人脾气暴躁，不知会遭到什么样的虐待。因此，据说才写了丁汝昌的名字，送上投降书。有的西洋人对此非常愤慨，把这件事向报馆投稿，指出这实在是万不应该的做法，太可怜了。他既然是那样的铮铮勇士，到死后名字却受到如此玷污，丁汝昌决不会作那种投降。他是抱着炸毁全部军舰，破坏所有炮台，拼自己一死以挽救士兵生命的想法而进行殊死防御的。丁汝昌对敌人也非常重义的，如所周知，二月五日晚，我鱼雷艇击沉了敌军旗舰“定远”号，当时丁汝昌正坐乘该舰，我鱼雷艇在离八百米的距离，不断遭到炮击，鱼雷艇的蒸汽机被击中，舵手全部战死。由于炮火越来越激烈，于是其他船员便把尸体扔掉，自己逃走。以后打捞尸体时，丁汝昌说：“这虽是敌人，但系忠义之士，应该以礼相葬。”因此特派海军士兵随同守卫，如果若是其他中国人，不知会对这些击沉“定远”号的最可恨的敌军士兵如何残忍对待。我想这些事实正是重义的做法。对敌人竭尽防御之策，危急关头身先士卒，最后从容就义。如前所述，这实在是古代豪杰风度的人物，这一点我是深信的。关于威海卫的故事虽然还有许多可讲，但因谈得太多了，先对丁汝昌的事迹暂且谈到这里，其他方面有机会再讲。（《日清战史》第四卷，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