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健康，就像財富一樣，不會從經濟階梯上向下分流。

這是我們從上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1】上發表後被廣泛報道的一篇論文【2】應該得出的一個結論，儘管其中的原因可能不會馬上顯現出來。

這篇論文的作者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安•科斯和最近剛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安格斯•迪頓【3】。它告訴人們一個驚人的發現：在二十一世紀初期，中年白種（非西班牙裔）美國人在死亡率上出現了令人驚訝的逆轉趨勢；這在各個人群中是獨有的。在1999年至2013年間，這一人群在死亡率上出現了顯著的（先前未被察覺的）上升。

這一現象的重大程度在兩位調查者的結論中變得很明確：“這一時期觀察到的此種死亡率逆轉現象，和美國艾滋病流行高峰期的死亡率下降趨勢放緩具有某種相似性。”

根據他們的估計，如果中年白人的死亡率恰好保持在1998年的水平的話，這一時期中年白人的死亡人數會減少九萬六千人。並且，假設這一死亡率像人們預期的那樣，以歷史性的步伐持續下降的話，大約有四十八萬八千五百人或許可以免於死亡。

伴隨這一驚人的死亡現象的是總體上惡化了的健康狀況：更多的中年白人聲稱自己的健康“尚可或不佳”，有各種長期性疼痛問題，以及“嚴重的心理困擾”。大量飲酒和有異常高的肝酶（肝損傷的標誌之一）的人比例都上升了。死亡率的上升很大一部分要歸因於各種“外在因素”，比如（酒精或毒品所致的） 中毒、肝病和自殺。

總之，一場人口和社會的災難已經悄然（幾乎不被察覺）地降臨美國。

但是排除階級這個重要的元素的話，這個故事是不完整的。該研究雖然為這一特定人群總體上更為激化了的痛苦提供了證據，但是死亡率整體升高的現象局限在那些受教育程度不超過高中的人口。而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限於高中的人雖然因為中毒或自殺而死亡率有所上升，但是在總體死亡率上卻依然下降了。（正如在沒有戰爭、饑荒、或重大疫情的情況下，通常來說現代社會人口死亡率總體是下降的一樣。）

由於階級導致的此種差異，就死亡率而言，在1999年，擁有高中及以下畢業文憑的人是擁有學士學位及以上文憑的人的2.6倍；在2013年，則是4.1倍。這一驟增如此顯著以致於在整體上提高了中年白人的死亡率。

科斯和迪頓的研究為一組認為階級差異導致健康狀況不平等的文獻增添了新的證據。這裡的階級差異大致是根據社會經濟指標比如收入高低和教育程度來劃分的。雖然人們早就知道階級不平等影響健康；然而數十年來超越階級的死亡率下降使得大家注意不到這一點。但是近來的研究為我們描畫了不同的圖景：隨着經濟不平等達到歷史性的高度，健康狀況的不平等也隨之水漲船高。

2015年，美國國家科學院【4】的一份出版物《人群預期壽命的差距因收入而日益增大》（The Growing Gap in Life Expectancy by Income ）確認了早些時候公布的發現：在頂級收入與收入墊底的人口之間進行比較的話，生於六十年代的人較之生於三十年代的人在五十歲之後預期壽命上的差異上要顯著得多。這一分析受到一些假設和推論上的限制，但是其結果依然令人驚訝：儘管三十年來醫學進步了，經濟也增長了，收入墊底的那五分之一男性其壽命預期卻沒有延長；同樣收入水平的女性甚至出現了壽命預期縮短的苗頭。

日益加劇的健康狀況不平等幫助我們理解緣何在社會整體衛生措施改善的情況下某些特定人群的健康狀況卻停滯不前，或者在科斯和迪頓的研究看來的那樣，很大程度上惡化了。這一不平等狀況也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美國相比於其他國家在健康測量方面的落後局面。

正如健康研究人員詹姆斯•豪斯在其《超越奧巴馬醫改：生、死和社會政策》（Beyond Obamacare: Life, Death, and Social Policy）中指出的：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美國從曾經的人口健康領跑國家掉到了落後國家的位置。（繼續全文閱讀見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