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健康，就像财富一样，不会从经济阶梯上向下分流。

这是我们从上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1】上发表后被广泛报道的一篇论文【2】应该得出的一个结论，尽管其中的原因可能不会马上显现出来。

这篇论文的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安•科斯和最近刚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安格斯•迪顿【3】。它告诉人们一个惊人的发现：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年白种（非西班牙裔）美国人在死亡率上出现了令人惊讶的逆转趋势；这在各个人群中是独有的。在1999年至2013年间，这一人群在死亡率上出现了显著的（先前未被察觉的）上升。

这一现象的重大程度在两位调查者的结论中变得很明确：“这一时期观察到的此种死亡率逆转现象，和美国艾滋病流行高峰期的死亡率下降趋势放缓具有某种相似性。”

根据他们的估计，如果中年白人的死亡率恰好保持在1998年的水平的话，这一时期中年白人的死亡人数会减少九万六千人。并且，假设这一死亡率像人们预期的那样，以历史性的步伐持续下降的话，大约有四十八万八千五百人或许可以免于死亡。

伴随这一惊人的死亡现象的是总体上恶化了的健康状况：更多的中年白人声称自己的健康“尚可或不佳”，有各种长期性疼痛问题，以及“严重的心理困扰”。大量饮酒和有异常高的肝酶（肝损伤的标志之一）的人比例都上升了。死亡率的上升很大一部分要归因于各种“外在因素”，比如（酒精或毒品所致的） 中毒、肝病和自杀。

总之，一场人口和社会的灾难已经悄然（几乎不被察觉）地降临美国。

但是排除阶级这个重要的元素的话，这个故事是不完整的。该研究虽然为这一特定人群总体上更为激化了的痛苦提供了证据，但是死亡率整体升高的现象局限在那些受教育程度不超过高中的人口。而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限于高中的人虽然因为中毒或自杀而死亡率有所上升，但是在总体死亡率上却依然下降了。（正如在没有战争、饥荒、或重大疫情的情况下，通常来说现代社会人口死亡率总体是下降的一样。）

由于阶级导致的此种差异，就死亡率而言，在1999年，拥有高中及以下毕业文凭的人是拥有学士学位及以上文凭的人的2.6倍；在2013年，则是4.1倍。这一骤增如此显著以致于在整体上提高了中年白人的死亡率。

科斯和迪顿的研究为一组认为阶级差异导致健康状况不平等的文献增添了新的证据。这里的阶级差异大致是根据社会经济指标比如收入高低和教育程度来划分的。虽然人们早就知道阶级不平等影响健康；然而数十年来超越阶级的死亡率下降使得大家注意不到这一点。但是近来的研究为我们描画了不同的图景：随着经济不平等达到历史性的高度，健康状况的不平等也随之水涨船高。

201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4】的一份出版物《人群预期寿命的差距因收入而日益增大》（The Growing Gap in Life Expectancy by Income ）确认了早些时候公布的发现：在顶级收入与收入垫底的人口之间进行比较的话，生于六十年代的人较之生于三十年代的人在五十岁之后预期寿命上的差异上要显著得多。这一分析受到一些假设和推论上的限制，但是其结果依然令人惊讶：尽管三十年来医学进步了，经济也增长了，收入垫底的那五分之一男性其寿命预期却没有延长；同样收入水平的女性甚至出现了寿命预期缩短的苗头。

日益加剧的健康状况不平等帮助我们理解缘何在社会整体卫生措施改善的情况下某些特定人群的健康状况却停滞不前，或者在科斯和迪顿的研究看来的那样，很大程度上恶化了。这一不平等状况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相比于其他国家在健康测量方面的落后局面。

正如健康研究人员詹姆斯•豪斯在其《超越奥巴马医改：生、死和社会政策》（Beyond Obamacare: Life, Death, and Social Policy）中指出的：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从曾经的人口健康领跑国家掉到了落后国家的位置。（继续全文阅读见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