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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汉学家费正清，长期百思不解：为什么一个只是有限性的人，掌握无限性的权力。一个缺乏道义的人，可以掌握亿万人的命运？他的最后一本书《中国历史新论》，还在探讨这个在中国由来已久的关键问题。他认识到，如同封建社会的真龙天子——皇帝，他是被神化了。只是可惜：他不是神，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可是他拥有生杀予夺的、随心所欲的权力，这太可怕了。这是一个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引自丁弘著的《论毛泽东现象和其它》一文）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毛泽东是瓷砖上作画

在丁弘的《在哲学的迷雾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述：

“他（指毛泽东）几十年间惨淡经营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新时期到来，全部一风吹了。从总体上看，这都和他没有‘实事求是’哲学思想有关。正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所预言：

毛泽东是在瓷砖上作画，一场风雨就会冲光了……当然中国还会存在。’

旁观者清，这是对毛泽东主观唯心主义最生动、最深刻的批评。毛泽东自己陷入哲学的迷雾之中，他却驾驭着中国这一巨轮。正像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哲学家李达事先预告的：‘你这样，中国要遭难了。’”

（引自《往事》一书，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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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李光耀不愧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家，他以第三者的身份，客观地、清醒地看到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旅程，作出了：“毛泽东是在瓷砖上作画，一场风就会冲光了。”这样一个极其风趣、幽默、含蓄的评论。应该说，它的内涵是值得令人细细回味的。

资深的记者丁弘先生，仅用三言两语，对李光耀的话作了精彩的补充说明，从而让人们能更深刻领悟李资政这句话的哲理；最后作为结束语，丁弘又借用李达“你这样，中国要遭难了。”用“点睛之笔”，评价了毛泽东的晚年。

（五）毛泽东的自述

“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

李平在《自杀前夕的共和国第一夫人》一文中，谈到在林彪事件后，江青在中南海游泳池跟毛泽东有一次对白。在讲谁来当“接班人”时，毛泽东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内心自白。他说：

“我们这个党，是藏龙卧虎之处。要在这个党里站得住脚，要靠资历和权力，还要靠手段和艺术。我从来是把政治斗争艺术化了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你们根本没有体会到，我实际上是在钢丝绳上跳舞哪，一人耍把戏，千千万万的人欣赏，稍有破绽，就会满盘皆输。不错林彪死了，谁也不敢说就不会再出一个林彪。……”

“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骗的政治。”这是一句私房话、悄悄话，是摆不到桌面上的话，但却是一句“大实话”，是毛泽东一生处世哲学的高度概括（总结）。他在党内斗争中基本上就是采取这一策略的。毛泽东这一套“处世哲学”，说白了，就是搞“阴谋诡计”。一个在政治上搞“光明正大”的人，胸怀坦荡，就根本不需要搞什么“让人摸不透”的名堂。更不存在什么“输不输”的问题。

可是在公开场合，毛泽东又是另一副嘴脸，说什么：“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搞分裂。”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典型的“两面人”！

从毛泽东的自述的内涵，从四个方面探索。

第一、从党的性质来看：是“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是“一心为民，求发展”还是“一心为己，保‘皇位’”。这是区分真、假共产党的唯一标志。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新一代领导班子提出“以民为本”。这些都表明他们是“立党为公”的真正共产党人。这样的领导人必定是“胸怀坦荡”、“心口如一”。根本用不着“让人摸不透”，也根本谈不到什么“会输”的问题。领导班子齐心协力图发展，图国富民强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怎么会有“输不输”的问题呢？

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怎么会是“屁的政治”呢？

只有像毛泽东这样的人，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保住他的“凌驾地位”，念念不忘想做“当代的秦始皇”。为此，他确实是需要经常去捉摸他身边的哪些领导成员，谁对他的“权力”、“地位”构成威胁。于是他就要千方百计去干掉这个假想的“政敌”，并置其死地而后快。这才有谁输谁赢的问题，才需要“让人摸不透”。这就成为毛泽东所说的“政治”。在他的“辞典”里，所谓“政治”就是用阴谋诡计的手段去惩治那些对其“凌驾地位”构成威胁的人。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的“党”，决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法西斯的党”！

第二、从理论方面来看：是以“社会发展”为纲，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在夺取政权后，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怎么管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不辜负人民的重托，这就必然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也就是执行一条怎么样的路线问题：是以“社会发展”为纲，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区分真、假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唯一标志！

无论是当年中国的刘少奇和“文革”后的邓小平，都是执行一条以“社会发展”为中心任务的路线。这才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是体现在这一点上。

毛泽东之所以把“阶级斗争”放在首位，以“阶级斗争”为纲，说穿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他的“凌驾地位”。每当他感到：他的“凌驾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就举起“阶级斗争”这面破旗。在中国这个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里，有滋生“当代秦始皇”的土壤。因此，毛泽东运用这个“武器”，还真能蒙蔽具有“子民意识”的中国人民。毛泽东得意地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在于此。

但是，他所执行的却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封建专制主义路线。

第三、从政治实践方面来看：是国富民强，还是民不聊生、让人民饱受大灾难

作为一个党内的最高领导人，事事处处不让他的同事（指常委们）摸透他的“思想”，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政治实践已经向人们证明了：按照他的处世哲学，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的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

不妨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1957年初毛泽东亲自召开座谈会，号召党外民主人士对党的整风提意见。不久毛泽东就发表党内指示：要准备反击右派进攻。人家说他搞“引蛇出洞”是“阴谋”。他诡辩说是“阳谋”。其实这就是毛泽东自己说的：“让人摸不透”所带来的恶果。

如果从后来的异变情况看，毛泽东的“让人摸不透”，还不在于打出几十万右派分子。他并不就此罢休，而是在紧接着掀起反“反冒进”，乘机狠整了周恩来。之后，通过“八大二次会议”就一举彻底推翻了1956年“八大”制定的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任务”的路线和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从而使毛泽东重新登上“凌驾宝座”。

这才是毛泽东当初以“整风”为“切入口”，最终达到打“翻身仗”的目的。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一“让人摸不透”的处世哲学，实在是令人深不可测。

其二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先后跟国外记者和胡志明谈话时透露：他在1962年就有了“倒刘”的想法。只是由于当时老百姓饿肚子，成千万人饿尸遍野，不能动手。在经过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体的倾力扭转局面，摆脱困境，到1964年底毛泽东认为时机成熟，经过一年半时间背着党中央大搞“地下活动”（详见上面有关章节），让刘少奇们（即在京主持工作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摸不透”的背景下，终于在最后把刘少奇推入毛泽东所设置的“陷阱”并受尽最惨不忍睹的、绝灭人性的迫害！

本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或分歧，发生在1962年这一极其特殊的一年，刘少奇在看到“三年人祸”导致活活饿死几千万人之后，又刚好毛泽东退居二线，由他在党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他才下定决心：在明知毛泽东不满意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了以“发展为纲”的路线，采取了一系列有悖于毛泽东意志的方针政策。

从毛与刘的“矛盾”本身来说，说到底，刘少奇主张以“发展为纲”，毛泽东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也不是什么你死我活的矛盾。刘少奇绝对没有“取毛而代之”的思想，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意，找一个“理由”（借口），把他撤下来就可以了，何必非得置人于死地，而且又是死得那么惨！毕竟是几十年并肩战斗在一起的老战友。如果毛泽东稍有一点人性，是决不应该这么狠毒到绝灭人性、惨绝人寰的地步！

写到这里，借用叶永烈的两句话：

“刘少奇没有入地狱，而毛泽东也没有上天堂！”

“刘少奇‘盖棺论定’了，但历史与人民对毛泽东的审判，则还没有结束。”

第四、对“核心”的定位：是“紧密凝聚”、“同心协力”，还是“勾心斗角”、“你死我活”

现在还经常提：

“毛泽东是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按词义，所谓“核心人物”理应承担起把这个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紧密凝聚在一起，带领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康壮大道这一神圣的使命。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具备的政治素质。这就不需要搞什么“让人摸不透”这一套手法，更谈不到什么“输不输”的问题。

这个核心人物，理应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在工作中遇有分歧意见，这也是很正常的，通过讨论、相互沟通，取得共识。大家都是共产党最高领导班子成员，都是肩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什么事都可以放在桌面上谈，决不应该在背后搞什么小动作，更不应该搞阴谋诡计。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

从建国后的第一个领导集体成员来看，除了这个“核心”和林彪外，后来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陈、邓等人，都是非常杰出的、能驾驭全局的、带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的领导人。他们在三年“人祸”之后，力挽狂澜，扭转局面，取得有目共睹的丰硕成果。

毛泽东这个“核心”是怎么对待这批长期并肩战斗过来的“战友”呢？

被他打倒的有刘少奇、邓小平，最后连他的唯一的“亲密战友”林彪也折戟沉沙（林彪清楚：他如果不外逃，最后的下场也许比刘少奇更惨）。德高望重的朱老总是长期“坐冷板登”的，被毛泽东称为“老右派”，“文革”中也没有逃脱被抄家的厄运。陈云被毛泽东诬为“老右倾”，几度“靠边站”。周恩来一辈子无私奉献、为顾全大局而忍辱负重，一生受毛泽东的多次迫害，连身患不治之症（癌症）时，毛泽东也不放过。最后留下毛泽东独个儿，一个孤家寡人。他的身边已经没有一个能与他共处的“战友”。这还谈得上什么“核心”！在这种情况下，再强调什么第一代的“领导核心”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自欺欺人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还可以补充一点，也许更能暴露毛泽东灵魂深处最肮脏的一面。建国初的“五大书记”（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之一的任弼时，死于1950年，他的遗孀在“文革”中也惨遭迫害。原因是在二十年代，任弼时曾批评毛泽东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说：

“山沟里不出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对此耿耿于怀，他曾表白：受这一刺激，到延安后就发奋读马列著作。因此，任的遗孀在“文革”中也难逃厄运。

确实，毛泽东每次整人，他都没有“输”，但最后又留下什么呢？他又给中国人民带来什么呢？——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灾难！

对这样一位孤家寡人的最高领导人，还谈得上什么“核心”呢？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呢？除了继续欺骗老百姓外，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所谓“核心”一说，其内涵在本质上是含有强烈的封建主义色彩的。还是把它扫进历史垃圾堆里吧！新一代领导班子已不再沿用这个词汇（桂冠），无疑这是英明的！

毛泽东最后遗言曝光

——张玉凤、汪东兴交出私藏30年的绝密档案

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史料，摘自去年9月出版的《争鸣》杂志。

张玉凤等所私藏30年的绝密档案，是在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后于去年7月才搞到的。当然，这种绝密材料，在国内是不可能再泄露出来的。《争鸣》杂志在两个月后就将这份绝密档案公之于众，让世人及时知道内幕真相，真是难能可贵！这是在当今信息社会时代，才能办到的。

由于所涉及的问题至关重大，又无法进一步核实。从所述的情节看，这一史料是可信的。尽管如此，这里只做转录，不加评议，仅供参考。

全文如下：

政治局派人突击查访汪东兴、张玉凤

毛泽东晚年档案93份不翼而飞：今春（注：指2005年，下同）3月，1993年刑满释放的毛远新被借调到中央档案局，参与整理毛泽东晚年档案资料。毛远新在整理期间，发现有关毛泽东晚年的重要讲话、指示等档案资料残缺的问题，向中央提出。经3个多月整理，证实毛泽东晚年档案遗失了93份。

今年7月16日，在中央派行动组突击“查访”下，汪东兴和张玉凤交出了私藏的毛泽东临终前的22份档案材料。张玉凤收藏的19份档案，记载着毛泽东为身后人事安排的谈话和指示。

中纪委、中组部曾找了当时能接触到这些档案的汪东兴、华国锋、张玉凤及李讷多次，但都以“对情况不了解”或“已上交”为由，予以拒绝了。

中央的“7·16”行动：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由中纪委、中组部、中央警卫局派人在7月16日晚，分成3组，对汪东兴、张玉凤、李讷三家住宅，采取了突击性查访，责令这三人立即交出私藏的中央档案。

汪东兴交出涉及其自身的3份档案材料

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三次谈话中，说汪东兴是“魏延式的管家”、“野心不小”，“不宜留在核心层”等。

（据张玉凤说：“在‘四人帮’被捕后的第二天晚上，华国锋、汪东兴召见我，说：‘主席生前是最信任你的，他的有关讲话、指示的档案交你保管，要以生命来保管好。没有我和东兴同意，不能动。’汪东兴提出要审查一下档案有否外泄，有否缺少。我把档案资料给了汪东兴22份。过了一周，汪退还给我19份。他说：‘另3份，中央政治局要用来调研’。大约过了二周，我问汪：‘什么时候交回那3份档案？’汪答：‘已交给华主席，你不要过问。并要我思想有过准备，交代和四人帮、毛远新等人的关系。’”）

张玉凤交出19件毛档案材料

毛预言死后一年内会有政变

张玉凤所收藏的19份档案，记载着毛泽东从1975年12月以来，为身后人事安排、权力分配，焦虑重重，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谁都不信任，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以下是部分档案的摘要：

1975年12月16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风说：

“我走后，不用一年，会有政局翻天覆地。……结果无非三种：走资派重新上台；右派势力翻天；军事政变，内战展开，一打，十年八年不会有结果。”

1975年12月25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说：

“我还没有走，已有多个派要抢班夺权。主席一职，总会争的、闹的，互不买账的，历来如此。我走前开个党组织会议，人选要定下。登奎就是好人才。”

1976年2月25日，毛泽东对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说：

“……接班人选搞不好，会有内战，搞不好有反复。我看纪登奎、华国锋、江青，还有毛远新，都能做。但很难做好。”

1976年4月12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说：

“国锋不是党主席的材，他软弱，怕事，对党很忠诚。江青做主席，老的不会服。她得罪人不少，也过于自负。要问一问军队意见，很重要。”

毛恐鞭尸嘱将遗体火化

1976年6月7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说：

“我在世的时间不多了。对文化大革命、对江青、对一批干部的怨债，这三件事要搞反攻倒算。清明追悼总理是在批斗我，……，死后还要鞭尸。火化、火化，不留死尸。”

毛泽东最后拟定两份接班人名单

1976年7月2日，毛泽东用手示意汪东兴退出后，对毛远新、张玉凤说：

“拟二份名单留着，由你（指张玉凤）保存，到时候交国锋在会上宣读，他是第一副主席嘛！”

这两份接班人的名单是：

一份是：江（青）、国锋、纪（登奎）、毛（远新）、陈（锡联）；

另一份是：毛（远新）、国锋、纪、王（洪文）、陈（锡联）。军队老将不服江。江上，要国乱。

《历史的真象——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若干回忆》

据2004年5月《动向》杂志透露，近日，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历史的真相》发表后港台期刊和大陆网站多有转载，未见官方机关和汪东兴、毛远新等知情人辟谣和否认。笔者反复阅读研究，认为是可信的。仅举一事，这份材料的最后，谈到了毛泽东指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最后一名竟是张玉凤。这件事情张玉凤是不敢编造的。说出来除说明毛泽东晚年政治上的荒唐外，给张增加不了政治上的荣誉和物质上的利益，如果造了假对她的损害将是致命的。她敢这样公布出来，极大地增加了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2004年5月20日广州《老人报》第6版登出《乔冠华被“四人帮”内定“副总理”之后》一文，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外交部反对乔冠华的人马上贴出大字报，说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事情源自逮捕‘四人帮’时，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因此，这份名单的来源不容怀疑，随即在报纸上公布。

“四人帮”被捕后查获一份江青内定的中央领导人名单

一、党中央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

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

政治局委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迟群、刘湘屏、陈阿大、庄则栋、乔冠华、黄金海、于会泳、浩亮

共青团中央书记：黄帅

二、全国人大委员长：王洪文

副委员长：马天水、殷承宗、杨春霞、刘长瑜

三、国务院总理：张春桥

副总理：姚文元、谢静宜、王秀珍、陈阿大、马天水、庄则栋、于会泳、黄金海、乔冠华、浩亮、刘湘屏、迟群、刘庆棠

国防部长：王洪文；公安部长：祝家耀；农林部长：徐景贤；财政部长：金祖敏；教育部长：张铁生；文化部长：杨春霞；卫生部长：刘湘屏；对外友协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冯国柱

江青根本不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将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等都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这就隐藏着极大的政治危机，逼着华国锋、汪东兴先动手。

揭开毛泽东稿费的内幕

关于毛泽东的稿费问题一直是丰泽园（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的宫廷秘闻。在毛泽东去世30年后的今天，能够公开，能够解密，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议论，无疑是社会的进步。

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稿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这方面的内情才露端倪。

截至2001生5月底，毛泽东的稿费已达1亿3121万人民币。至今又已6年过去，当又增加不少。

汪东兴为什么敢于违抗毛泽东的“旨意”？

——汪东兴还是“摸透”了毛泽东的秉性

1967年12月，“文革”初期，毛泽东曾查问过稿费情况。当时是570多万。他曾在“五百”两字上画了圈。批曰：缴党费。结果没有执行。

编者的话：

为什么没有执行？这叫“演戏”，是毛泽东又一次想“立牌坊”。既然毛泽东已有明确批示，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谁敢不执行。岂不罪该万死。身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这个当代的“大太监”，居然敢于违抗“旨意”，拒不执行。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宫廷密诀”，汪东兴“摸透”了毛泽东的秉性，知道他的主子意图。拒不执行，是为了迎合主子的真实意图，即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写到这里，想起了当年调张玉凤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事。

原来张玉凤最初在毛泽东专列上仅仅是一般的乘务员，有一次被毛泽东看见后，就在一张白纸上连续写了几个“张玉凤”的名字，这一情节被汪东兴发现后，就马上将张玉凤调到毛泽东专列车厢里工作，每天直接侍候毛泽东。以后又从专列，调入中南海，作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最后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从中可以看出汪东兴不愧是贴身的“大太监”。跟慈嬉太后身边的太监李莲英相比，绝不逊色！

可惜，这是发生在所谓世界上最先进组织的共产党党内最高领导层内部的事，确实是十分可悲的！

毛泽东是怎么支配他的稿费的？

按照毛泽东的批示，既然他认为应该把稿费的“大头”上缴党费，给自己留下的只是一个“零头”。但此后毛泽东在动用他的稿费时，就没有什么“零头”的概念了。谓予不信，且看他是怎么支配的：

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九次提出38万元和两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6万）给江青。

从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五次提取15万给张玉凤。还送给护士吴某2万5千元。曾先后给汪东兴4万元。

不算别的，仅这三笔账，就把他留下的“零头”掏空了。何况他还几次给党外人士（如章士钊、程思远等人）。这一情节说明毛泽东对“大头”（指“上缴党费”一事）并没有按照他的“旨意”执行，他是一清二楚的。这也就活脱脱证明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

2005年夏，李讷、李敏又从毛泽东稿酬中领取2000万人民币，每人1000万元。

为什么毛泽东的稿酬能免税？

本来中央曾有意见：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稿费不是留给家属的。江青先后5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要求提取5千万给两个女儿和家属；遭到拒绝。

关于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国务院对请示的答复是三点批示：一、作特殊处理，以不纳税为准；二、作为党的资产；三、如毛泽东的亲属要领取，原则上按照以前的政策办理。

编者的话：

在“纳税”问题上，在所有法治国家都不存在什么“可以不纳税”的“特殊处理”问题；这是公民的义务，也许这就是所谓“中国的特色”。可是，这是带有强烈封建色彩的“特色”，是暴力专制主义的衍生物。而国务院的答复又是在毛泽东死了以后的事，也就是在步入改革开放年代的事，岂非咄咄怪事！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从这一视角看，不彻底还毛泽东以本来面貌，而要想步入民主法治社会是不可能的。

众人评说毛泽东的稿费问题

丁远先生认为：“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张春桥向毛泽东请示后决定：取消稿酬制度，一律不发稿费。而对毛泽东的稿费收入特许不纳税。这是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的。

著名政论家邵燕祥认为：当时破例给一人巨额稿酬，性质属于非法收入。他提出了“应作为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中，不幸遭迫害致死未获得赔偿者的抚恤金，以解决对所谓“走资派”平反进行了经济补偿，而对其他冤假错案反而没有补偿的‘双重标准’问题”。

资深新闻工作者丁弘如是说：

“全国只对毛泽东一个人发稿酬，这是他个人问题吗？恐怕不是。是媚上不便不发。发到500多万时，毛泽东觉得不太好，说缴党费吧，但没有人执行。也可能觉得他不是‘拒收在先’。果然不执行也就算了。……按理，只给毛泽东一个人发稿酬，别人都没有，他何以面对国人？这是以常人的角度进行分析。错了，错了。毛泽东不是常人，而是已被神化的伟大领袖，……至于称‘万岁’又是和过去一样的。……至于说‘慎独’，这要求怕是太高了。”

“认为‘把稿费只发一个人，并无不可’。证明当时的道德底线！‘几十年间，毛泽东居于君和师的地位’（冯友兰语）。所谓‘君和师’是封建社会国人顶礼膜拜的‘天地君亲师’中的‘君和师’。毛泽东并不讳言。……既如此，抓住一桩稿费小事作评说，是否已属多余？……”

“问题在于我们标榜什么？我们标榜马克思主义，提倡‘毫不利己一专门利人’，还致力于‘社会主义’。以此对照‘言’、‘行’，天壤有别，这就是问题了。”

编者的话：

丁弘先生这一翻宏论，无疑是正确的，无可辩驳的。但对毛泽东提出这样要求，似乎是“对牛弹琴”。他是什么人？是当代的秦始皇，是暴君。不错，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但是撕掉画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

丁弘又说：

“‘文革’中，罢黜百家，独尊毛著，且只给一个人发稿酬，这样的事，在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会发生吗？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发生吗？在人民的‘共和国’中应该发生吗？当然是不应该发生的。是不是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过这样的事？有此可能吗？

编者的话：

丁弘先生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发人深省。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发生的事，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发生的事，但却却在毛泽东领导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了。这是铁板顶顶的事实。这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唯一的答案是：这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了、变质了，她被毛泽东演变为“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一切反常的事情，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

一点说明

本文的史料系引自丁弘写的《论毛泽东现象和其它》一篇长文（见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一书第476～536页）。本文除最后几段是直接摘录丁弘的原文外，其他都采取摘编的形式。所有的小标题是笔者加上去的。

猩猩相惜——毛泽东与波尔布特

2008年4月，北京出版的《炎黄春秋》与广州出版的《同舟共进》的第四期分别发表了有关波尔布特的文章，前者的题目为《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后者的题目是《又见〈红色高棉〉》。

这两篇文章在同一个月发表，是巧合，还是特殊内涵，值得深思！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当政的年代（1975春到1978年底，历时三年另八个月），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波尔布特早已臭名昭著，遭世人唾骂，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在我国的杂志上历数他的罪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为什么还要联系中国实际来做文章，这就是两位作者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两文都比较长，这里只摘编其中有关值得反思的内容。为了醒目一些，小标题是笔者写的，但其主要内容则引自两文。

《波尔布特罪行馆》与“文革博物馆”

在今天柬埔寨首都金边建立了一座《波尔布特罪行馆》，后一篇文章的作者在陈述参观“罪行馆”之后，提出如下的沉重反思：

“曾经遭受‘文革’浩劫的中国已经以改革开放的态势高歌猛进，但至今没有建立可以公开开放的‘文革博物馆’。首倡其议的巴金老人已经作古，他那颗燃烧着痛苦的心，未能安息下来吧。而这，并不仅仅是巴金老人的梦与痛！”

不言而喻，作者的观点是极其显明的。写本文的意图在于促进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文革博物馆”能尽快建立起来！可是到目前为止，还停留在“忌谈文革”的状态，似乎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忘记这一在神州大地曾经付出了极其惨痛的、血淋淋的局面，无疑这是十分可悲的！

为什么在柬埔寨能够建立“波尔布特罪行馆”，而在中国就不敢建立“文革博物馆”？何况又不是什么“毛泽东罪行馆”，究竟怕什么？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老共产党员（解放前在地下入党的党员）怎么也无法理解！

毛泽东盛赞波尔布特

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提供两个有关重要情节。一是：

“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他（指波氏）又来到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接见了他，亲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受他激赏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另一是：

“1975年6月～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

“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

“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毛泽东这一句话倒是一句大实话，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作所为，正是他灵魂深处想追求的目标，可惜没有能够做到，对毛泽东来说，是留下了遗憾。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人民也算是万幸的。

应该说：毛泽东与波尔布特属于同类。这才是事物的本来面貌。

中共与柬共达成的一份充满血腥的协议

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透露了至今极为绝密的出卖侨胞的罪行史料，读后令人痛心、愤慨，这是我党奇耻大辱！现摘录原文如下：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也就是说，柬埔寨的华侨、华人今后将由柬共掌控。所以红色高棉干部经常对华侨、华人说：‘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在1975年4月金边大疏散的200多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为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从上述摘录的史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究竟是谁让波尔布特胆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残害我们的侨胞？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毛泽东！

中共与柬共签订的出卖华人的协议，如果没有毛泽东授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国内毛泽东自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由波尔布特在柬埔寨代劳了。

在上述文章中，还提到一个在国际外交史上的可怜又可笑的闹剧。现摘录供欣赏如下：

“在越军入侵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的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迅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7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报》）”

毛泽东与波尔布特称得上是一对难兄难弟，但这一外交史上的奇特现象，是发生在1979年的初春，也就是说发生在毛泽东去世后的二年半的时间里，虽然已经步入改革开放的年代，怎么还会出现这一不可思议的蠢事、怪事！这是不是说明毛泽东的幽灵不散！

（六）在倒刘后，毛泽东要找的不是“接班人”！

辛子陵最近写了一篇题为《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毛泽东传位心路追踪》这又一篇震撼人们心灵的大作。他是研究毛泽东的又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人士。他写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畅销全球。

“心路追踪”一词似乎带有某种主观判断的成分，但由于作者掌握了极其丰富的有关毛泽东本人政治历程的信息，再加上严谨的逻辑推理。因此，他的这种判断是可信的。

这篇文章要讲的核心问题，即是本节标题：“在倒刘后，毛泽东要找的不是‘接班人’”，而是“辅佐大臣”。那么，究竟谁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呢？作者以大量内部史料回答了这个问题。至于为什么要“倒刘”和为什么要物色“辅佐大臣”来辅佐毛泽东的接班人呢？这是作者又一个必须交代清楚的问题。只要我们认真研读本文，都可得到清晰的答案。

笔者受本文的启迪，开阔了视野，发现毛泽东晚年给民族带来大灾难的悲剧是两个“政治链”——第一个“政治链”是祝世华《反思录》（上）谈到的：从1956年处于“逆境”（指同年4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冒进”建议被否决，9月“八大”通过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和在《党章》中撤销“毛泽东思想”命题，这些都意味着毛被赶下“凌驾宝座”。）到1957年为了打“翻身仗”，以发动“反右”为“突破口”，紧接着乘胜追击，以反“反冒进”为名，狠整周恩来，从而使毛泽东重新登上了“凌驾宝座”。但他并不就此罢休，以所谓“‘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狂言，发动了一场祸国殃民的“大跃进”。一年后“大跃进”恶果显露，开始纠“左”，1959年彭德环出于公心在庐山会议上书毛泽东，被毛诬为“反党纲领”，打成“反党集团”，进而掀起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从而导致三年饿死3700万人的大灾难。这是第一个“政治链”。第二个“政治链”就是本文所阐明的：从为推卸饿死人的罪责，而最后导致“十年浩劫”。毛泽东以所谓“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名义，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代表”和所谓“人民的大救星”，而把刘少奇打成“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代表”和所谓“人民的罪人”。这样就把饿死3700万人的罪责，轻轻松松地堆在刘少奇的头上。这两个“政治链”，最后结成一个完整的“政治链”，这就是从1957年的“反右”一直到1976年9月离世，这整整20年搞了一连串政治运动、炮制了一连串“冤案”（无一例外、全是冤案）；使国民经济两次濒临崩溃边缘；饿死3700万人，仅仅“十年浩劫”的“非正常死亡”就达2000万，受迫害人数达1亿人（叶帅在一次讲话中提供的信息）。至于民族精神的扭曲和人民素质的滑坡更难以估量。这就是作为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交出的一本“政治账”！

刘少奇在当年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刘少奇是把自己与毛一起摆进去的，共同承担责任；可是这句话对毛泽东刺激太大。对毛泽东说来，“要上书的是你刘少奇，我毛泽东决不能以‘人相食”上书，而必须以‘人民的大救星’上书。”通过“文革”，毛泽东终于实现了他的如意算盘。但是，铁的事实终究会战胜无耻的谎言。在毛泽东离世后30年，或者说在饿死人大惨案发生后的50年，作者所写的本文和他的另一本巨著《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的《共产主义地狱》上、下两章以及杨继绳的《墓碑》，终于彻底揭开了当年惨案的真相。

为此，现将该文摘要于后，以拓宽我们的视野，更深刻地了解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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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飙突起，把全国人民吹得晕头转向，也把全世界的观察家们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毛泽东要干什么。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都是从正面意义上理解毛泽东的。认为他的本意是要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发动群众改造党，监督党，使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这历史的一幕过去了四十多年之后，留下的浩瀚的决议、文告、公报、声明、社论、传单、大批判文章以及各种不同角色的当事人的回忆录，仍使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毛泽东就是要把他的真实意图深深地掩藏起来，这个目的他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例如至今有人说毛泽东充满了高尚的动机，是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把事情搞乱了。其实，返璞归真，事情原很简单，毛泽东要掩盖3年大跃进（主要是饿死3750万人）的错误，又犯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弄巧成拙，越描越黑。

“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刘少奇这话对毛泽东的刺激太深了。要使自己死后不被清算，靠刘少奇是不行了。至于林彪，只是打倒刘少奇的一根棍子，……。他玩接班人这张牌最终是要传位于江青、毛远新，只有自己的夫人、子侄才靠得住。这已为姚文元、张玉凤等披露出来的可信史料所证明。他披着最现代、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的接班。打接班人的牌，选辅政大臣，以革命的名义，完成家天下的布局，这是打开文化大革命这个黑匣子的密码。

把祸国殃民的责任推给刘少奇

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安排毛主席与蒙哥马利会见事宜。当熊向晖谈到：“蒙哥马利……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时，毛泽东说了一段重要的话：

“这位元帅不了解，……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的……。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刘少奇。……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谁是我的继承人？……，一捅就破。”

第二天黄昏时分，毛泽东在东湖梅岭一号会见了他。二位老人纵谈天下大事，历史人物。

“我认识世界各国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麦克米伦、戴高乐等。主席先生现在是否已经明确，您的继承人是谁？”蒙哥马利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毛泽东明确地回答。

蒙哥马利回到英国就写了一本书，列出专题披露毛泽东谈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的新闻，轰动世界。

在国内的轰动比在世界的轰动还要大，外交部将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重要谈话专印了一期简报，发到全国地师以上机关，逐渐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事后观察，毛泽东作为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权谋家，发表这个谈话，而且公之于众，有多方面的意思，但就是没有叫刘少奇当接班人的真实意思。

第一，他知道大跃进、公社化的后果非常严重，河南的、安徽的、山东的、四川的、甘肃的以及其它各省成千上万、上十万、上百万饿死人的电报和报告，他都看了。总要有一个人对这一段历史负责，对历史、对人民作出交代。他在谈话中强调刘少奇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言下之意，自己早就退居二线了，刘少奇要对1958年以来的一切错误负责。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替罪羊的角色，早就给刘少奇安排好了。

第二，他要鼓励刘少奇全力去整顿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恢复工农业生产。反正将来天下是你的，下一步我就要当名誉主席，“两个主席都姓刘。”整顿不好，乱下去，是你的事情。当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夙兴夜寐把国民经济整顿好，全国人民有了饭吃的时候，毛泽东就改变了说法。1965年8月3日，毛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国务部长马尔罗时说：“像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

第三，他要打刘少奇的牌，控制林彪；又要打林彪的牌，控制刘少奇，让他们两个争着忠于伟大领袖，争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让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对领袖不忠，而只有自己才最忠于领袖。在这样的操纵运作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比任何时候都牢固，都安全。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发表这个谈话起码有这样三层意思。不仅国际观察家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连党内高级干部，也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

……

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干部下去搞“四清”，迟迟推不动。为了落实主席指示，刘少奇叫组织部长安子文具体安排，并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全党闻风而动，省部级干部下去了一百八十多人。地委一级的干部下去了一千多人。这给毛泽东深深地触动：大权旁落了。

毛泽东认为党政系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跟刘少奇走的，他寄希望于军队，希望军队干部参加“四请”运动，干预地方工作。当然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干预，是林彪式的干预。为此，他于1963年10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军队干部如罗瑞卿、杨成武等带头参加“四清”运动，并对林彪的身体表示关怀，随信用他那龙飞凤舞的毛体字抄了一首曹操的名篇《龟虽寿》，当时可能是仅凭记忆默写的，他写错一字，写成了《神龟寿》：……（略）

1964年3月3日，毛泽东与林彪密谈，据有限制地解密的《林彪日记》记载，林彪吓了一身冷汗。林彪写道：

“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样？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

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文革初期，刘少奇被拉下马。1966年9月23日，按照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定的调子，刘少奇否定了自己领导整顿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情况蔓延，使国家免于崩溃所做的全部工作。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篇讲话，别有深意。他说：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问题，就做了改变。”

……

请读者注意，毛泽东说，从1949年进城到八届十一中全会，17年来，他都是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别人提出来的，饿死3755万人，损失1200个亿，都是“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他老人家的责任有两条，一是建议分一线、二线，二是过于信任刘少奇和邓小平。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上到下，打倒那么多人，使那么多人家破人亡，就是要使全党上下，全国人民，都承认、都相信这一点。十七年来的一切错误，一切灾难，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以谢国人，以谢天下。

林彪没想到自己是二传手

九大新党章总纲明文规定：“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算是毛泽东对林彪支持他打倒刘少奇的报偿。

过去一直说是江青积极主张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林彪日记》说清了事实真相。1969年3月21日，林彪记载：

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我心不安，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的，有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

把林彪是接班人写进党章，这是毛泽东与江青串演的一出双簧。在讨论过程中，根据毛的决定，江青积极鼓吹过是事实。……

这件事情可评可点。

第一，九大党章对林彪的毛泽东接班人地位的法定，首先是对毛泽东终身主席地位的法定，毛泽东用曲笔在党章中载明，他这个主席要当到老死。

第二，毛泽东想以此换取林彪集团对江青后党的支持，特别是换取林彪对江青进入权力中心——政治局常委——的支持。

……

在毛泽东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接班人这个“接力棒”的传递过程，林彪只是第一棒，要一棒一棒地传到江青手里，“革命”才算完成。……江青那样卖力地吹捧林彪，是希望林彪投桃报李，提名江青为政治局常委，但林彪没这样做，只提名黄永胜为常委，江青只好自己出头大闹，黄永胜当常委她也得当。毛泽东是不能允许林彪在常委中有两票的。最后拍板，两个都不进。政治局常委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组成。

九大以后，毛泽东要亲自摸一摸林彪的底，看他能否与后党合作，保毛家的江山。为此，他带上张春桥，打破他从不看望下属的惯例，亲自到林彪的苏州别墅看望林彪。寒喧过后，毛泽东单刀直入：“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

林彪竟一时语塞。心想我还没有接班呢，怎么现在就安排我交班？他没有理解把他推上去是为了代替刘少奇，刘少奇倒了，他的任务就完成了，自己只是个二传手。

短暂的沉默后毛泽东又说：“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这句最重要的话林彪并没有听懂。林彪绕山绕水地说：“还是要靠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这是毛泽东与林彪政治上分道扬镳的转折点。近来一些学者进一步深究“九一三”事件，认为是毛泽东逼走了林彪，许多事实是可以成立、可以讨论的；但不能说他是反毛的先知先觉。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林彪是助毛为虐的罪人。毛与林的斗争是两个封建派系的矛盾，有成败，无是非。……

全国夺权以后，林彪集团的势力大大地膨胀了。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一二把手中林彪派系的占了16人。在大军区正副职中有54人是林彪的老部下。九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四野的也占相当大的比重。毛泽东掩藏很深的心机是建立毛家王朝，他最终的接班人是江青。林彪只是“二传手”，从刘少奇手里把球抢过来，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林彪没看清这一点，九大以后不是为建立毛氏王朝保驾护航，而是认真地要接班，立刻成了毛泽东建立家天下的巨大障碍。毛泽东为把第二个接班人拉下马的斗争开始了。

毛林摊牌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1970年9月22日，在毛泽东庐山新别墅的书房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五个常委除毛泽东外，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主张设，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

周恩来说：“如果设国家主席，又避免毛主席在外事活动中过于劳累，今后在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其他国家领导人代理。”

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

林彪没多说话，附和大家意见。

这样，五个常委中除毛泽东本人外，其余四人都同意设国家主席，都同意毛再次出任国家主席。其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是因为毛四次公开讲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主席，背后又布置林彪发起动议推荐他当国家主席。大家对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没有摸准。

据颇知林彪集团内幕的大陆报告文学作家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中披露，林彪在“九·一三”前夕曾对黄吴李邱说：

“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庐山会议前，是毛泽东自己亲自对我至少两次说到，他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国际上走走，扩大中国的影响，并提醒我发起这个建议。我是奉命做事。而且，你们知道，当时军队和中央党政方面的很多领导，都对那些秀才很反感。江青动员我，想和我结盟，推张春桥当总理。我看清了，如果张当了总理，以后江青就会当主席。我可以不接毛主席的班，但是我绝对不能在那样一个女人下工作。”

。从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两次推举林彪当主席团主席来看，毛两次与林彪个别交谈说“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是可信的。毛不当党的主席了，自然是林彪当。所谓“可信”，是说这个话确实说了，不是说毛诚心禅让；恰恰相反，这是毛诱使林彪犯“抢班夺权”错误的大阴谋、大陷阱。当林彪“奉命做事”，带头发起建议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时候，毛泽东判定这是林彪个人野心的大暴露，林彪果然是要“抢班夺权”。抢哪个班？抢党主席的班；夺什么权？夺党主席的权。毛泽东所看重的是党主席和与此相连带的军委主席的权，不是那个虚君元首国家主席的权。因为毛私下对林作过承诺，把党的主席让给林彪，自己“当国家主席”，林彪坚持要毛当国家主席，就意味着逼他让出党主席的位置，毛泽东的雷霆之怒起自这里。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南巡讲话中，毛泽东说漏了嘴，泄露了天机。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韦国清、丁盛、刘兴元时说：

“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议程和九大路线。”

“九•一三”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准备下发的南巡讲话稿时，亲自把讲话记录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有意混淆视听。毛讲话时，是讲林彪要当党的主席，但林彪在庐山讲话并没有表示出这样的意向来，罪名不能成立，所以在审定记录稿时改成“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这就引出一个新问题来，为什么周恩来、康生提议设国家主席没事，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就成了反党纲领呢？……在毛泽东看来，周、康提议设国家主席，让他当国家主席，是善意的，没有逼他交出党主席位置的潜台词，而林彪有这个潜台词，是恶意的，所以林彪就成了“急于夺权”的野心家了。……

林彪认为，打倒刘少奇之后，召开九大选举主席团主席时毛在大庭广众面前动议林彪当主席团主席，把自己的名字写入九大党章，两次向自己表示交班的谈话，都是毛泽东真诚交班的表示。林彪倒不是轻信，他认为毛在大跃进中饿死3750万人的滔天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全党搞翻，毛应该比谁都明白：自己百年之后只有林彪能压得住台，能稳得住局面。离开林彪的支持，就没有毛泽东一贯正确的历史地位。他不相信毛泽东会耍他，会给他下套。当他看清了毛的阴谋诡计的时候，愤愤地跟家人说：“你们不觉得他像个痞子吗？太像了！如果我将来输给他，只会输在我痞子劲不够上，”

据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第二十章记述，林彪确实不想当国家主席，而准备当党的主席。在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步步紧逼中，林彪对林立果说：

“老虎，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记住了：我治理不了这个国家。不要说现在千疮百孔，就是正常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管理国家。这样大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各种事业，都是非常复杂的。我不喜欢行政事务，不喜欢交往，身体情况也不好，不能管理国家。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委屈的原因，我有自知之明，从来没想当什么国家主席。”

“我只懂得点军事，对国家的统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很大的热情，但是能力有限。我希望保持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就行了。”

前一段话不当国家主席，说得明明白白；后一段话，说要保证“国家的统一……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显示了要压台、掌舵，当党的主席兼军委主席的意思。林彪就是准备这样当接班人的。

在形势开始逆转，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前夕，……这时陈（伯达）、汪（东兴）仍认为，毛林是不可分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毛泽东宁可抛弃老婆，也不会抛弃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乱局，毛泽东之后只有林彪能压得住台。像毛那样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在大局问题上是不会犯糊涂的；再加上毛泽东对江青小打小闹的批评，更加深了人们这样的认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内心深处，是要把班交给江青，林彪只是个“二传手”，他的任务是把权杖从刘少奇手里夺过来，传给江青，当林彪攥着权杖不肯交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逼林彪交出来；当然，他不会直接把权杖传给江青，他要再找一个“二传手”，一个他认为能在他殡天以后，自觉自愿地把权杖捧给江青，把江青推上主席宝座的人。毛泽东既要搞“家天下”，又要不担“家天下”的骂名。

对邓小平的定位是“军师”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13、14和15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以及准备委以重任的邓小平陪同下，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他还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继续含沙射影地敲打周恩来，意在告诉大区司令们与周恩来保持距离。然后又说：“我给你们请了个军师，此人就是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是政治局请回来的。” 他还谈到：“朱德是红司令，整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权为己用，恩自上出，雷霆雨露，收纵自如。这是封建帝王的统治术，也是毛泽东的统治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把刘少奇置于死地，把邓小平保护下来；在邓被打倒七年，尝够了无权之苦之后，又破格擢升他，让他重新进入权力中心。凭这两条，他认为邓小平这次被起用，应该绝对忠于他，感恩怀德。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当面表示对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对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的不满，把邓小平称为“军师”，“军师”者，诸葛亮也，反衬出对邓小平信任之专，期望之殷。邓小平比周恩来年轻，身体也好。毛泽东企图让周恩来淡出政治舞台，把邓小平改造成为第二个周恩来，能挑起治国安民的担子，又有辫子可抓，甘心永远当第二把手。他希望邓小平能够与江青合作，他要依靠邓小平治理这个国家，而把江青摆在邓小平之上监国。换句话说，江青坐天下，邓小平治天下。这是在邓第二次复出后毛泽东的交班部署。

当时要整顿林彪统领多年的军队，尤其需要邓小平的魄力和才干。大军区司令，所带的兵，所管的地盘，都是一路诸侯，要有邓小平这样一个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强的人，才压得住，才统得起来。八大司令中至少有三位（李德生、陈锡联、杨得志）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战斗过。万一出现反叛，邓小平在调兵遣将应付危局上是游刃有余的。……叶剑英当了大半辈子总参谋长，在调兵遣将方面也没有邓小平的优势。老谋深算的毛泽东不仅要邓小平代替周恩来，而且要他代替林彪。

……

毛泽东深知周恩来是他完成家天下布局的最大障碍。他要重用的两个人，一个江青，一个张春桥，都是叛徒。这件事情周恩来知道。真要把周恩来逼急了，使出这一杀手锏，可以一举粉碎“四人帮”，将毛置于政治上非常被动尴尬的地位。毛无法向全党交代，搞了8年文化大革命，害死和打倒了那么多干部，他依靠的就是这两个叛徒，最后还要让这两个叛徒来接班，这是为什么？搞得不好，毛泽东要翻车。这就是毛泽东一方面施展阴谋权术整治周恩来，一方面又总是留有转圜的余地，不把事情做绝的原因。毛“拉邓排周”的策略是一相情愿。早在邓小平出来工作之初，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到玉泉山看望周恩来时，周就对工作环境的险恶向邓交了底，并告知邓小平，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查。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没想和“四人帮”合作。

毛泽东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捏在一起，但合作共事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江青破坏了。

1974年4月，联合国将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聚会，本来应该周恩来出席的。外交部遵照毛泽东“跟线不跟人”的指示，越过周恩来，叫王海容、唐闻生直接请示毛泽东。毛点名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密嘱王、唐，不要说是他的意见，由外交部提名写个报告送上来。意在观察周恩来的反映。让邓小平去联合国亮相，是毛泽东向国内外发出的用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政的信号。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报告时，江青跳出来反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附议，其他人保持沉默。当周恩来得知让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是毛泽东的意图后，积极在政治局做工作，使外交部的报告在26日得以通过。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起程时，周恩来下令组织盛大的欢送仪式，并抱病到机场为邓小平送行。

反对邓出席联大事件之后，又发生了风庆轮事件。事情的远因要追溯到1964年，为了尽快发展远洋运输业，周恩来做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决定，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1974年9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试航欧洲成功归来，姚文元在宣传上大做文章，并在新华社编的专供中央领导人参阅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发难，把周恩来的主张曲解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江青写下大段批语不指名地批周，说：这篇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邓小平只画了圈。10月17日，在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逼邓小平表态，并提出要揪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拍案而起，厉声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说罢愤然退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和江青公开冲突。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由邓小平代行总理职权，对铁路的整顿初见成效，人民进一步看清了谁是治世之能臣，谁是乱世之奸贼，邓小平一出场就压住了中央文革的风头，使江青后党感到嫉妒、恼怒甚至恐惧。经过一阵密谋策划，他们举起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帜，开始反攻了。……（略）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抬邓贬周；兼有批评江青的内容，给足邓小平面子，要江青团结邓小平。……毛泽东说：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对犯错误者进行批评，因为涉及到江青，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拖着不办。直至5月27日，毛泽东指示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从此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

在江青6月28日的书面检讨中有这样的字句：“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指示江青到邓小平家里与邓谈心。

毛泽东给足了邓小平面子，很有点“托孤”的意思。他期待着“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的回报，期待着邓小平与江青联手接管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国家，期待着邓小平永远甘当第二把手、把江青扶上主席的宝座。他让江青以“吕后”之尊到宽街邓府谈心认错，就是要请邓小平做当代的“萧何”。江青屈尊造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邓小平没有迎接，也没有送客，拒绝做江青的“萧何”。[ii]

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一再顶牛，毛泽东对邓一再挽留，总是留有余地，总是手下留情，这使“四人帮”大惑不解。个中原因是毛泽东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弃争取邓小平站过来的打算。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他深知在他身后只有邓小平才能“镇国家，抚百姓”，保证天下不乱。后来的事实证明确是如此。但邓小平只能当“军师”不能当“主公”，他必须接受当今吕后——江青，作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主公”。邓小平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这样的条件，“扣”就结在这里。

天安门事件后，一些坚决执行全面整顿方针领导人万里、胡耀邦等被罢官批斗，教育部长周荣鑫连日遭到残酷批斗，在4月12日的批斗会上，被迫害致死。按江青对邓小平仇视的程度，那是远远超过对陶铸仇视的程度的。为防止“四人帮”唆使造反派冲击邓小平，4月7日，毛泽东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秘密保护起来。汪东兴立即布置，让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老8号的房子，并要参谋滕和松作一安全转移邓小平的警卫方案，派警卫局处长东方安排一部不显眼的汽车把邓小平夫妇从宽街家里秘密转移到东交民巷老8号，孩子们继续住在宽街。

毛泽东如此关怀邓小平，并不是这位大独裁者心地善良起来，如果杀邓小平能够稳住局势，让江青继承大统，他完全可以借助造反派害死邓小平，看看他害死刘少奇时那份得意，那份伪善，就可以知道。四五运动是全国性的，毛泽东不知道驱散天安门的抗议群众后，局势会怎样发展？他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再没有动辄“重上井冈山”的那种豪气。真要全国大乱，“四人帮”压不住阵角，还得请邓小平出来收拾残局。邓小平的威望，经过二次复出后毛的鼓吹和整顿文革的乱局，已经是威镇华夏。他在军队有深厚的基础。……毛的权力基础在军队，和四大野战军都闹翻，他怕不得善终。据姚文元回忆：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

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让江青“挑大旗”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防波堤。有这道防波堤在，毛泽东就在一个安全的制高点上，他不仅推掉了饿死3755万人的责任，而且继续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拯救人民于水火、打倒那些“走资派”的大救星。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毁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担饿死3755万人的责任，所以他对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泽东这种复杂的心理背景下，他选择接班人首要的条件，就是能忠实地守住文化大革命这道防波堤，至于有没有治国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拥护，都在其次；而生产能不能上去，经济能不能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个无关宏旨的“目”。他认为只有自己的夫人江青能担当这个历史重任，会抓阶级斗争，会整治那些抓生产的干部，不计个人毁誉，誓死捍卫他的一世英名。只要家天下能够建立，只要两代人的时间——由江青传位给毛远新——就能涂掉3755万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泪，从根本上改写中国现代史。

毛泽东传位的计划早就定了，这就是江青。他打接班人这张牌，是掩人耳目的晃子，他真正要找的是能够“托孤”辅政大臣，即毛泽东说的“军师”或“好参谋”。毛泽东说过许多批评江青的话。……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说：“我们在查阅档案时却发现毛主席还有很多话，如说江青等人反刘少奇、林彪是有功的，不要小题大做等。联系到华国锋引用的话，恰恰说明毛泽东并没有认识“四人帮”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并不急于解决。……

其实，毛泽东真正的“亲密战友”是江青。在批《水浒》运动中，毛泽东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肯定，说：

“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团结人，所以吃了亏。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

还说：“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她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改正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毛这里所说的所谓‘顽固派’指的是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干人。

毛泽东在上边一讲，姚文元控制的报刊紧跟，采取一家发表多家转载的办法登出《法家人物介绍·吕后》、《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等文章。说什么“刘邦死后，吕后掌权。”……以至毛泽东死后粉碎“四人帮”之前，出现了各省纷纷写信，拥戴江青为党的主席的事情，中国差一点又退回到封建社会去。

……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只有让“中央法家领导集团”主政才能够坚持。这样一来，接班虽比较顺，但把毛泽东的真面目给暴露了：他蜕变成为20世纪的刘邦，一个建立家天下的封建君王。

“你办事，我放心”后面还有话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让政治局讨论总理人选。政治局提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由汪东兴提议的，附和的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讨论此议题时，叶剑英、朱德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江青“谦虚”了一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邓的“过河卒子”。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认真地记下了江青的话，并要列席会议的毛远新把整个会议情况完整地汇报给毛主席。

1976年1月底，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张和江青。据姚文元回忆：

“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应该等我死后。’”

毛泽东钦点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远新激烈反对，认为华国锋能力太低，主持个会连话都说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压，说：“我就是要用这个没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萧何”了。他看中华国锋无能力、无班底、无野心，有这“三无”，毛死后，他只能把政权交给江青，是个最理想的二传手。这是毛泽东心中的如意算盘。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来日无多了。他不再绕山绕水，顾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后事明白交代。

据姚文元在回忆录中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江青；

总理：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陈锡联。

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你办事，我放心。”不是毛泽东传位给华国锋的遗诏

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审四人帮的法庭上，当指控江青有反党夺权的野心，攻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时，江青高声叫板，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江青在混乱中冷笑：“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听席上的人们鼓起掌来。这掌声是真心的喝彩，因为江青揭露了一个最最重要的真相：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只是一个有事向女皇请示的首辅大臣。先王对华国锋办事放心，不是华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得请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办，他才放心。这时姚文元作为主犯，张玉凤作为证人都在场，如果他（她）们把毛最后拟定的要江青当党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布出来，就把毛泽东的家天下的身后布局彻底揭穿了。

毛泽东最后留下的两份“接班人”名单

毛泽东在“四五”事件后，传位的安排又有变化。据张玉凤回忆：

“主席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

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

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iii]

毛泽东最后提出的两个名单，把毛远新列在首位，不让王洪文、张春桥进常委，明显是要拆散“四人帮”,削弱江青的势力，让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继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见,不听毛泽东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iv]

粉碎“四人帮”前夕，军内流传周勃的故事，巧妙利用毛泽东对许世友的谈话，大造反对后党的舆论。……（略）

这个典故在军中流传是对粉碎“四人帮”有利的舆论。江青不能团结邓小平共事，破坏了林彪死后毛泽东的传位交班布局，毛觉得江青终难成事，最后决意让准太子毛远新继位，担心江青不服，会串通王洪文、张春桥闹事，所以不让王、张进常委，意在拆散“四人帮”，使江青翻不起浪来。这是张玉凤两份名单的来由。但这导致了后党集团的分裂——太后和准太子的分裂，华国锋、汪东兴和“四人帮”的分裂。毛认为毛远新继位是正统，凭他打下的根基，会有人像周勃“诛吕安刘”那样，除江青后党，保准太子毛远新登基。

华国锋和汪东兴在叶剑英等老革命家的支持下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毛远新，彻底粉碎了毛泽东复辟封建主义、搞家天下的图谋。不管华国锋、汪东兴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在中国历史拐点上使中国没有坠入封建主义深渊，这一功不应该抹刹。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帅带头拥立华国锋为主席。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泽东与全党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亏一篑，最后他输了。不管推举谁出来当主席，只要不是毛氏家族的人，都是历史的进步。

家天下的交班部署使毛泽东露出了长长的封建尾巴。他的那些理论，诸如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都成了骗人的鬼话。他头上那些耀眼的光环，诸如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领袖等等也骤然暗淡下来。

编者的话：

拜读了辛子陵先生这篇宏文，大快人心。他不愧是研究毛泽东的专家。以大量内部史料为基础，以严谨的逻辑推理为准绳，读后令人口服、心服。正如他在最后所说：家天下的交班部署，使毛泽东露出了长长的封建尾巴。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成了骗人的鬼话。撕下画皮，暴露出毛泽东的本来面貌！

附：祝世华《反思录》结束语：向党中央进一言！

从1993年初开始，我循着“学习—反思—再学习—再反思”这一思路，一直坚持到2008年，历时16年。其间，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3年初到2000年初，共7年，完成《反思录》、《随感录》和《回忆录》3本书的初稿。第二阶段是2000年初到2004年初，共4年，完成3本书的修订稿。第三阶段是2004年初到2006年，又历时近3年，完成《反思录》（三稿）。最后是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完成《反思录》（四稿）。每次修订都对前一稿进行补充、修改。字数从50多万字逐步增加到120多万字。

这是一本用血和泪写成的书。在结束这次修订工作的时候，感触万千，千头万绪，总想跟党说些什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作为一个曾经对党是十分忠诚的、心心相连的、无条件献身于党的事业的、解放前“地下入党”的老党员，经过两次“反思”：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因“反思”而自觉“反叛”而身陷囹圄九载有余，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价（详见本书姐妹篇《回忆录》）；第二次是在“文革”之后，主要是在离休之后，经过“学习—反思—再学习—再反思”，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总结毛泽东统治年代“专制体制”的教训，作为历史借鉴，写成这本《反思录——从当代历次重大冤案，探索真实的毛泽东》。

从党组织角度看，从传统的思维定势来看，我是以“反叛者”的身份，确切说是以“反思者”的身份来向党倾诉的。但对我来说，在内心深处无疑是再次刺痛了从未愈合过的“创口”。

“向党中央进一言！”思考再三，还是从“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大题目谈起。

政治体制改革本来应该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同步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总书记就是坚持这一观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上。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在加入“WTO”，与国际接轨后，我们更加深切地悟出其中的真谛！

不言而喻，在这一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同步跟上，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应该老老实实承认：我们原来的政治体制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权”而又没有相应监督机制的“专制体制”或“人治体制”。对体制上的这一本质特征，我党的最高领导层是会认识到的，因为这是常识性问题。虽然，在口头上也常讲要“以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在实际操作上是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样那样的法律文件。如果认为按这个“路子”走下去，就可以进入“法治”社会。那不是自欺欺人，就是犯了“法盲”的错误。

所谓“法治”，就本来意义讲，就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必须辅以“强有力的监督机制”，特别是对最高领导层或最高领导人。权力越大，就越需要加强监督。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主义社会、防止“专制体制”复辟的最基本政治特征。反之，如果权力的高度集中，而又没有相应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不管你打着什么旗帜，本质就是“人治”，也就是“专制”。毛泽东作为一个极其难得的“反面教员”，已经给我们上了十分形象、十分痛苦的一课！中华民族蒙受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究其原因都在于毛泽东暴力专制体制。

“人治”或“专制”的权力机构，一旦介入讲究“法制”的“市场经济”，于是孳生了一批又一批的，而且不是“个体的”，而是“集团的”腐败团伙，就不足为奇。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大肆吞噬人民和国家的财富。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停滞所付出的惨痛代价。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应该承认这几年党中央加强对腐败分子的打击力度，但这是“治标”而不是“治本”的办法，即使“治标”还有很大局限性。这是因为在“人治”体制下，始终有一批“不受任何制约与监督”的“特权群体”，他们的老婆、孩子们，托老头子的庇荫，狐假虎威，胡作非为，大发横财。法律在他们面前是软弱无力，无所作为。这些触目惊心、令老百姓寒心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的最高领导层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就是对此无能为力，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实在令人费解。究竟是既得利益者（即特权群体）的阻力太大，还是本身的利益驱动，促使他们无法狠下决心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

这样的现状能继续维持下去吗？从历史发展角度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它违反事物的发展规律。“市场经济”越往前发展，“人治”的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破坏性就越大；就越益暴露出它的“反动性”！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几次谈话中，已讲透了这个问题（见本章第二节）。

随着科技、经济向前发展，社会整体的人文素质的不断提高，“法治”取代“人治”，“多元化”的体制取代“一元化”的体制，说得透彻一些，“多党相互制约”的体制（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取代“一党专制”的体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老一代革命家、思想界的先驱者顾准同志（李锐称他是一位“站在科学的最高峰作理论思维的思想家”）在1973年写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文（见《顾准文集》）中，作了极其精辟的、令人茅塞顿开的论证。他说：

“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在这里，他明确地提出了：用多元主义反对专制主义（一元主义）。

另一位老一代革命家、思想家李慎之在1999年为纪念建国五十周年所写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中，对权力高度集中，而又没有相应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根据五十年的教训，作了十分透彻的、很有说服力的论述。他在文中还赞赏蒋经国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与“开放党禁”、“开放报禁”的举措。

他们都是老共产党人，从他们各自的亲身政治实践，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反对“一党专政”！他们认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而“共产党专政”在当年就是斯大林或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从而成为新时代的“暴君”。

现在，中国人民在经历磨难之后，基本上可以得到一个共识：绝对的权力，在毛泽东年代导致“封建法西斯专制”，而在现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则导致“绝对的腐败”！

怎么办？唯一的出路就是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用多元主义取代一元主义！

这是一个大题目，而且是一个大难题，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说清楚的；限于水平，也不可能说清楚。既然提出来了，那就说几个要点：

第一，撤销禁区，任人评说；敞开让人民享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民有权知道中国当代史的真相！“靠欺骗是走不远的！”做到像彭真同志当年所说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或者如胡耀邦同志、周扬同志所提倡的：在探索真理途径中，不应该有“禁区”。

第二，创造条件，进行全党反思、全民反思。真正吸取苏联解体和“毛氏王朝”的教训。找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关键是解决权力的监督机制问题。

第三，江泽民同志号召：反腐倡廉，从严治党。最有效的办法是：凡要求下面做的，上头先做出榜样。政治局成员及其亲属，有没有犯法违纪的。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敢动真格的。不论是谁，该抓的抓，该杀的杀，决不留情。相信榜样的力量比什么“重要讲话”，大过千倍万倍。从而取得全民的拥戴和信任。

第四，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搞与国际接轨，用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来借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管理的经验）。其实，所谓“与国际接轨”本身的内涵，比“三个有利于”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而这个“国际”就是资本主义世界，难道这不是事实吗？既然如此，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为什么不能在加强权力的监督机制方面，就搞一点“与国际接轨”呢？为什么要搞“闭关自守”，沾沾自喜于自己老一套的、落后于时代发展潮流的“一党专政”的“人治”体制呢？异想天开地想走一条：又想坚持“一党专政”，又要建立“法治国家”的道路。这条路肯定是走不通的，因为从社发展的规律看，这条路是不存在的，是空想！道理很简单：“一党专政”，权力高度集中在党组织手里，“谁”来监督、制约党组织的权力，特别是最高领导层的权力？没有监督、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恩格斯语），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第五，政治体制改革确实是一个大难题，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乱子。“稳定大局”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前提条件；但目前的稳定局面，实际上是潜在着很多不稳定因素，吏治腐败是其中最致命的不稳定因素；因此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长久维持稳定局面，是不行的。但操之过急，就会“欲速，则不达”。在“惩腐倡廉”方面，不妨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他们的廉政是国际公认的。香港在成立“廉政公署”前，腐败问题也是十分突出的，而现在完全改观，成绩斐然。为什么不能向他们学习呢？不要问姓“社”、姓“资”，只要解决腐败问题，老百姓就高兴、就欢迎！像这样利国利民，又能缓和党与人民之间的矛盾、缓解不稳定因素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如果一时做不到，退一步讲，我们的领导人是不是可以学习韩国总统金大中的精神：他的两个儿子（次子与幼子）今年因涉嫌贪污受贿，而被依法逮捕。金大中在电视讲话中，向全国人民道歉。我们国家现状如何？老百姓并不糊涂，在私下或会上，牢骚不少，议论不少。司法部门管不了，确切说，是不敢管或无权管；有关的领导人对其犯法的妻儿，又采取庇护的态度。两相对照，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哪儿去了？一个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不是靠自己自吹自擂，而是靠政治实践来检验。通过改革开放，人们鉴别政治是非的能力是大大提高了！为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处于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上的领导人，一定要有这种自觉性！切莫为一己私利，而毁了党和国家的前程，实际也是毁了自己！国内外声名狼藉的、曾经窃踞高位的李×，他的妻儿，是全国臭名昭著的吞噬国库的蟊贼；不知面对金大中，李×有何感受？看来是无动于衷。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竟远不如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让人民怎么想呢？令人惋惜的是：我们的邓大人在这个问题上也交了一份不及格的答卷？这是十分可悲的！在老一代领导人中，周恩来、彭德怀、胡耀邦和朱镕基，在这方面都给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但从整体看，不下决心狠抓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能解决“反腐倡廉”问题的。

第六，探索实践“多元主义”的有效途径。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看，第三国际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他们所推行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相反，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工党，采取“议会道路”、“多元主义”，实践证明他们是成功的。评论“成败”的唯一标准，是“社会进步或社会发展”。在他们执政的国家里，在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大力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缩小两极分化的差距。因此，在欧洲经常有几个或十几个国家，通过竞选，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工党取得执政党的地位。他们的某些有利于缓和阶级对抗的政策，如缩小两极分化和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社会保障机制，已为那些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国家（如美国、日本）所借鉴、所利用。

第七，“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孰优孰劣，不是谁说了算，而是通过实践来验证，要看哪种体制更有利于社会发展，哪种体制更有利于根除腐败。一种体制的优越性，最终是体现在“社会进步或社会发展”的速度上。人民有权选择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根据我国现状，从“一元主义”到“多元主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快了不行，维持原状也不行！总的目标是：加强权力的监督机制！

目前是否可以采取在保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迈出如下三大步：

第一大步：

彻底解决“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问题。党的执政党地位与功能，主要体现在掌握好“大方向”，有一个党中央机构就足矣！什么条条块块都不要！现在的省市委是干什么的？是管省市政府的！政府机关有什么职能部门，省市委就有相应的机构，多了一批婆婆，就多扯皮、多官僚主义！还得用老百姓的血汗钱，来养活这批老爷。如果廉洁的还好，多一些贪官，老百姓就更遭灾！干脆就一刀砍掉！现在省市以下各级政府的领导人都是党员干部，权力本来就掌握在党的手里；何况在政府领导核心中，还有“党组”这一体现“党的领导”的组织。因此，砍掉相应的党组织，既不会影响党的一元化领导，还可以彻底解决“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问题，彻底解决互相扯皮、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并且可以进一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其实从中央到基层，设立各级机构庞大的党组织（至少县区乡以上是如此），从政党的发展史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还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以及过去的国民党，都不是这样的。这是斯大林专制主义的衍生物。国民党过去也有省县级的党部，一是人数少，二是没有什么实权。他们根本不管政府部门的事。在那些国家里，从来就不需要由老百姓来负担这些党组织的费用。否则，他们就不可能上台执政。

至于党员的管理问题，保留现在的机关党委就可以了。它的任务在于教育党员，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真正起到模范作用。因此，撤销省市委以下的党组织，是不会削弱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迈出这一步是不该有什么困难的。关键在于：最高领导层必须痛下决心。虽然有些像似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因它涉及相当大的一部分掌握权力的“特殊群体”的切身利益，阻力肯定不小；但它向“法制建设”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有利于向“多元主义” 这一时代发展潮流的大方向靠拢！老百姓必定拍手称快！

写到这里，不免会提出这样的质疑：这种“以党代政”的政治格局（或体制）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在封建主义政治体制框架内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政党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主义社会后才有政党产生。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政党组织。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二是第二国际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等）；三是第三国际的政党（指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资本主义国家的各个政党是通过竞选，获得选民多数的选票，从而使其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各个政党的运行经费是通过各自党员的捐款或赞助，而不是依靠纳税人上缴国库的钱。执政党也不能利用它的权力来榨取纳税人的血汗钱，否则就会被在野党赶下台。选民也不会答应。第二国际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等）也是如此，它也是通过竞选上台执政的。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还是第二国际的政党，不可能也不需要有一整套从上到下的庞大组织体系。留下来的只有第三国际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才有一整套从上到下的庞大组织体系，这是干什么呢？说穿了，是斯大林独裁专制体制的产物，由各级党组织来直接控制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到了毛泽东年代更把它发展到了极端。

由于是“一党专政”，没有什么反对党（或在野党）对它进行制约或监督。什么纳税人的钱，独裁者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谁也对他无可奈何。好像这笔钱是从他腰包里掏出来似的。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现存的“以党代政”的格局，正是专制体制的衍生物。从这一视角看，要步入民主法治国家行列，对党的这种组织格局必须彻底改造，它的运行经费决不能由纳税人来承担。

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怎么回事。其实，国民党组织格局基本上是沿袭资本主义国家的，它没有像共产党那样的从上到下的庞大组织体系。省党部和县党部对同级政府没有任何权力干预，更谈不到什么“领导”。省、县党部只负责管理自己的党务，而没有其他职权。因此工作人员也很少。县以下的区、镇、乡就没有党部组织。

从历史发展进程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党组织的庞大体系是适应专制体制的政治需要，那么，如果真想建立民主、法治社会的今天，就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保持目前的这种组织格局，更没有理由让纳税人继续养活这帮老爷们。

笔者附言：

从2007年第六期《炎黄春秋》所提供的资料（见该期第19页），证明笔者的这一建议是完全正确的。现转述如下：

“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恒提供的情况：从1978年，中国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我国公务和行政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比例，是美国的3倍，西欧的6倍，日本的19倍；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支出就达几千亿。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曾嘱咐胡启立：‘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绝不可以鱼肉人民啊！’以上情况都表明，我国剩余价值的相当部分是被官员们用去了。”

官员们鱼肉人民，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相当部分被官员们用去了，或者说，纳税人的钱被官员们吞噬了。

这里再从行政管理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这一视角，来与其他国家对比：

德国（1998年） 2.7％

埃及（1997年） 3.1％

印度（2000年） 6.3％

美国（2000年） 9.9％

中国（2000年） 25.7％

（引自2008年《炎黄春秋》第四期第12页）

作为纳税人有权利要问：为什么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行政支出方面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呢（3倍到19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究竟体现在哪儿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百姓养活的官员太多。记得有一份材料说明中国老百姓平均每十几个人养活一个政府官员，比发达国家多十几倍、几十倍。（这是因为中国的官老爷不但人数太多，而且他们花公款很大方。）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要养活那么多的官老爷？这是因为从中央到基层各级组织，党政两大部门各有一套班子。政府的各部门、各单位，本来就有各自的条条（指上级对口领导部门）和块块（指省市县的头头）管着，现在除了这双重管理之外，又加上“对口”的党组织管理，多出了一个“婆婆”。据说这是实行“一党专政”的需要。何况所有这些政府部门的头头脑脑原来都是清一色的党员干部，不知为什么还要再搞一套党组织的对口管理？机构重垒的设置，除了增加纳税人的负担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积极的意义。

如果这一大批人都是两袖清风，廉洁奉公，那还好办。可惜，这样的官员太少、太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利用手中的权力，铺张浪费，大吃大喝、鱼肉人民；在位官员轮番出国考察，已成为一种风气；至于公车私用、竞相买高级轿车，也是比比皆是。更有甚者是贪污受贿，这在官场中可以说是相当盛行的。这是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而又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因此，贪污犯的破案概率很低，这就进一步助长了腐败丛生的丑恶现象。在巨额行政费之外再加上这笔无法估量的贪污账，中国的老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可以说，中国的老百姓在这个世界上是负担最重的。

笔者作为一个有近六十年党龄的老党员面对这一情景，痛心疾首。衷心希望我们党痛下决心，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彻底解决上述种种弊端。否则就愧对中国的老百姓！

第二大步：

为实实在在加强对高度集中权力的监督力度，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监督机制与舆论监督机制是值得借鉴的，这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趋势！怕什么！反正老百姓是会欢迎的！因为它找到了解决“高度的权力集中”与“强有力的监督机制”的“结合点”，而又不会影响共产党的执政党的地位问题。这里只不过要求任何一级领导人，都无例外地置身于法律之中，而不能置身于法律之外；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他们的监督对“反腐倡廉”有利，党组织就不应干预。这个要求并不高，应该是能够做到的。封建社会尚且要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惜我国的现状是“王子犯法”可以逍遥法外。这是党的耻辱！

这里引用任仲夷老一代革命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几段话，是发人深醒的。他说：

“我看政治改革还是像经济改革那样，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政治最根本的功用是管理，……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是为众人服务之事，就是为人民服务。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现在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也是他们总结了许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才在管理国家方面逐步取得了这些成就的。我认为，这是人类共同的文明，其中肯定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任老在谈到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时说：

“现在我们的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　司法和行政等几种权力的相互制衡，本质上是一种制约权力的手段。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他们这种权力制衡权力的制度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有效。……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任老对“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政治体制，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他说得好：“这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产阶级专利。”这是杜绝专制独裁体制的克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也是根治吏治腐败的一种极其有效的机制。

可是直到现在为止，我党最高领导层还是把这种“三权制约”的体制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体制，拒之门外。理由是不合我国的“国情”。而所谓“国情”，实质就是根深蒂固、沿袭几千年的专制体制。

我党最高领导层之所以拒绝“三权制约”的体制，也许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解决“一党专政”与“三权制约”之间的矛盾。这当然是一个大难题。

在目前体制下，党是领导一切部门的（包括行政、立法、司法），也就是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组织，党权高于一切，而这个党又是通过什么样的组织机构或什么样的途径，受到制约与监督呢？没有，一点儿也没有。据说是由民主党派来行施监督，这是一种自欺欺人之谈，除了白痴，谁也不会相信的。因此，这个难题非解决不可。

为此，任老还说：

“小平同志留下了一块还未被很好开垦、但遍布荆棘甚至‘地雷’的处女地——政治体制改革。这是继任者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关于如何解决舆论监督机制问题，这是真心实意想建立“法治社会”所绝对不能违避的课题。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懂得：在“人权”中，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通过舆论工具实施的。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也是通过舆论工具得到保障的。在目前设置“禁区”的前提下，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统统都被剥夺了。

在这一背景下，就根本谈不到什么“舆论监督”的问题。但是要真正迈向法治社会，这个问题也是非解决不可的。

“开放报禁”这是唯一的途径！台湾蒋经国能做到的事，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就不敢去做呢？

只要“报禁”一开，至少腐败现象就能比较彻底根除。因为腐败分子是最怕见阳光的，只要一旦被曝光，他们就无藏身之地！

第三大步：

关于“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这是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对高度集中权力的监督机制问题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是解决“高度的权力集中”与“强有力监督机制” 的又一个“结合点”！

我们党十分欣赏：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长期共存、政治协商、荣辱与共”的关系（与毛泽东暴政时代相比，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毕竟没有跳出“人治”的圈子）；并且认为这是维护政局稳定的成功经验。从彻底解决对“执政党”的监督机制这一角度来看，这恰恰是一个“不成功”的经验，是一个“误区”。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我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解决对高度集权的“执政党”的监督、约束机制，这也是检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核心问题。因此，如何进一步发挥作为“在野党”的民主党派对执政的共产党的监督作用问题，是一个急待解决的课题！

现状如何呢？在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包括重大的人事安排）之前，找民主党派人士开一个会，通一下气说是“政治协商”，大家表一个“态”，就算解决了。彼此都是一个声音，一个调子，都习惯于“讲大话”、“讲官话”。不仅党派之间如此，连共产党内部的上下级之间也是如此！有一句名言：“千士之诺诺，不如一人之谔谔”，在我国政坛上就是缺乏“愕愕”之声。或者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是一个道理。

从历史根源讲，这是毛泽东通过“暴力”逐步形成的一种社会风气；在那个年代，谁要敢于说一个“不”字，就有灭顶之灾。这种社会风气一旦成为一种传统，就难以根除。如果最高领导层还欣赏这种传统，那就可怕了！如果民主党派敢于向党提出不同的意见，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提出反对的意见，那才是好事；说明他们真正起到 “监督”的作用。现在就怕他们“惟惟诺诺”，有意见也不敢提。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党内尚且如此，何况民主党派。

2008年《同舟共进》第4期刊登一篇题为《参政党如何成为诤友》一文，其中所附的内容提要，立论严谨、精辟，言简意赅，击中时弊。特转录如下：

“各民主党派一天不成为敢于监督、能够监督的主体，中共在中国政治舞台唱‘独角戏’的局面就一天不会改变。这不仅不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统一战线的发展，也不利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

要解决这个难题，关键还在于最高领导层首先要改变自己的“传统思维定势”，使民主党派成为加强“监督”的“工具”或“机制”，而不是“政治协商”的“对象”。着眼点在于尽全力加强监督机制！千方百计避免由于“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这一客观规律而受到的惩罚！

以上“三大步”是在保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前提下迈出去的。其根本目的在于探索如何加强对高度集中的权力的监督机制。

如果连这样一些监督机制都害怕，只是一心想保持“权力的高度集中”，而根本不考虑

“权力的监督机制”问题。对不起，那就等待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惩罚吧！这决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而是一个老党员经过“反思”后发自肺腑的心声！愿我们的党中央当机立断，作出决策！

以上几点窥管之见，聊表一个受党几十年教育、培养并成长起来的老党员的一片赤诚

之心。别无他求，只希望我们的民族能早日振兴！我国的人民能早日跨入法治社会！我们的祖国能早日步入国富民强的发达国家的行列！

杜牧在《阿房宫赋》有一句名言：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难道不是千古警训吗？谨望三思！

附：李锐《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

李锐《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意见》一文，是他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写成的。此文发表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10期上，并作为该刊的首篇重点文章，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代表部分关心我党政治体制改革的老一代革命家的心声。笔者完全赞同李锐同志的观点，为此全文转录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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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作为一名入党已过七十年的老党员，我衷心祝愿大会取得积极成果，为经济发展、政治民主、依法治国、国家富强、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贡献。

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未紧紧跟上去，拉了经济建设的后腿，国家进步显跛足前行之象，危机丛生。因此，关于党对国家领导的性质和方法，我个人以为应该有进一步的反思和认识。

陈独秀在1942年去世前写的文章里，批评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时，曾经这样谈到民主问题：

“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如果有人反对或鄙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这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更凶横地、更露骨地迫害无产阶级。”

“民主不是哪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以前，一直把反封建专制列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夺取政权以后，遗憾的是我们淡化甚至抛弃了这个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错误地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当成主要敌人。从“三反五反”，批判《武训传》，……，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剥夺资本家直到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在意识形态领域定于一尊的同时，全面地垄断了国民经济。接着更进一步进行所谓“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动反右派斗争，剥夺了整个社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继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反右倾”，以至“文化大革命”。1949年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总计全国挨整人数上亿，整死饿死人数千万。除生命和财富的巨大损失外，更有精神财富的巨大损失，知识分子精英大量消亡，整个知识界成为“臭老九”，……社会道德沦丧，真令人痛心之至。这是民主和权力制衡体制未能建立的惨痛恶果。我总记得1978年年尾，在安徽省合肥的医院中和老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一起待命回京平反复职时，他对我说的一句话：

“谁能监督毛泽东呢？”

过去发生的这些问题，以及当前存在的一些危机，我以为首先起源于我们党的内部。我们党现在是执政党，中国要从根本上杜绝发生上述问题的根源，就必须进一步地有效地消除我党的“特权地位”。从当前来说，我党首先要带头模范地执行宪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公民权利，以便使我党接受来自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保证执政的权力不被滥用（编者注：从胡锦涛所作的“十七大”的主题报告看，似乎回避了这一至关重要的课题。如何解决对执政党的监督机制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尽管难度极大，但却是绝对不能回避的。否则所谓“宪法”只能存在于纸面上，根本谈不上“宪政”。）关于党本身的民主化，我在十六大的意见书中有过五点建议，现在仍就此作三个方面的说明。

（一）要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是科学历史观。从战争年代到执政以后，从理论到实践反思“专制体制”的过程及其后果，这仍是我们尚未完成的一项巨大任务。（编者注：这个建议提得好！“十年浩劫”已经过去30多年，迄今为止，始终没有对“专制体制”进行认真的反思，留下了极大的遗憾与永远难以弥补的损失！）

在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决议，是为了否定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而树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他本人的领导地位。但对内战时期苏区打AB团和延安抢救运动等错误，都未涉及。

第二个历史决议主要总结“文革”十年，虽然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但仍过分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对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严重错误，我以为尚未作出全面的深刻的总结，而且近二十多年来我们又一直把它们划为禁区。这样就不可能从那些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里吸取有益的教训。（编者注：只要有“禁区”，所谓“民主、法治”，只能是空谈。）

比如，反右运动就是很值得回忆反思的。最近我看到中央党校杜光老教授的一篇文章，介绍北京大学学生在反者前夕“鸣放”的情况。当时学生们在校园中张贴的大字报，或要求“确保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或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赐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在制度上，就是不民主的统治方法。”

北大学生当年讲的这些话是发人深省的。当年如果不反右派，我党采纳了他们的这些意见，那我们国家不是早已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了吗？建国后我们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无比惨痛的教训。我们只要认真地加以总结，就必定可以转化为非常宝贵的财富。恩格斯说过：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不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二）我以为我党的改革是中国现在所有改革成败的关键，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因为我党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地位，党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执政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专制型政党，转变为依靠民主和法治管理国家的现代执政党，这是我们还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这个转变可说是党自身的一场革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和民营经济壮大，带来各方面的变化和进步，已为这场革命准备了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1980年邓小平所作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曾尖锐指出：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十三大政治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并开始付诸实施。邓小平后来还说过：“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

我认为1980年邓小平这个报告与十三大的政治报告这两个文件，仍然值得我党继续学习，并制定出逐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为了改变以党代政的传统做法，我在十六大书面建议中曾提到，应由人大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执政党必须严格守法，切实履行“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承诺。执政党自然要对国家进行领导，但它实现领导的途径，只能是依靠自己主张的正确性，通过党员活动，取得人大和政府的同意，形成法规和政府行为。因此，各级党委及其设立的各种机构，无权越俎代庖直接管理党外和政府的事。司法系统应该独立，不该受政党的直接干涉。党的宣传部门也无权直接控制政府和社会有关言论和出版等涉及公民自由权制的事务。党的各级纪检机构应该与党委平行，不应由同级党委领导，不应直接插手国家监察部门的工作。（编者注：不妨对照“十七大”以后的管理模式，基本上还是保留原来的，纹丝未动，各级党委还是统管一切部门，积习难改，真是无可奈何！？）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制度，应从差额选择发展到逐步实行竞选制，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

现在每年有以多少万计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案件，贪污腐败已扩散到学校和医院，种种统计数字，令人惊心动魄。官员腐败如此普遍，主要是权力失去强力制约的制度造成的。光靠加强教育自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严肃处理腐败案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仅治标还要治本。必须变专制型体制为实施宪政的民主体制。这应该成为党内党外的共识。我衷心希望党的改革在上述两个文件的指导下稳步前进（编者注：谔谔之言，金玉良言，不知最高决策层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

（三）尊重宪法、实施宪法，就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宣传宪法、学习宪法，使之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建国以来，我们修改和公布过七次宪法，实际上往往是徒具空文。锦涛同志接任总书记后，第一次讲话就着重谈宪法，给人以莫大的希望。……

尊重宪法，实施宪法，我建议首先开放言论、新闻、出版自由，迅速制定《新闻出版法》；进一步转变我党宣传部门的职能，使之成为促进思想解放、保障实施宪政、维护公民自由权利的部门，而不再是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的监管控制部门。（编者注：现实管理体制就是如此，再讲什么民主、法治，除了欺骗，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连言论自由都没有，社会怎样和谐？“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进的力量。”……我党宣布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筑和谐社会”

的治国方针。这样，就应当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改革政治体制。锦涛同志最近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

“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要我们全体党员大力宣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八个字。这是同他在党校讲话中四个方面的坚定不移相一致的。今年3月16日上午，家宝同志也在200名中外记者会上庄重地说：

“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些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要保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制，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编者注：胡、温两位最高领导人从执政五年来的业绩看，是深得党心、民心，网上好评如潮。有人称之为：“他们是咱们的人。”无疑他们是想顺应时代发展的主潮流，建立“民主、法治”的、国富民强的社会主义强国。）

锦涛同志和家宝同志这些讲话都非常好。我相信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考虑政治体制如何改革的问题。大家盼望将这些讲话逐步落到实处。（编者注：关键在于落实胡、温两位的政治理念。但现实的情况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太大！李锐老在七大前夕发表的这篇文章所提出的切中要害的、蕴含着一片赤胆忠诚的逆耳之言，基本上被束之高阁，未被采纳，就是明证！）

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又逢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我们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中国现在又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全面改革的大好时机。各方面包括深化经济改革，都督促我们快点走上民主化、法治化实施宪政的康庄大道。我们可不能错过这个大好时机，时不我待，机不再来。让我们认真解决一百多年来中国还没有解决好的宪政大问题。……。过去我们摆脱不了专制传统，为“权威主义”所左右，以为制服“一盘散沙”，就靠“有人说了算”，总是担心一旦落实公民权利，开放了言论自由等，就会乱套，社会就不能稳定；于是“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大政方针，形成了稳定压改革的死局。殊不知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的稳定。这已为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来实施宪政，走改良主义道路（英语中“改良”和“改革”是一个词）的成就所证实；尤其社会党执政国家成效更为显著，从而第二国际战胜了第三国际。（现在社会党国际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168个，有50多个成员党在其国内执政或参政。）当然，各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他们的模式与经验，我们不应照搬，也照搬不了。但他们的许多经验，我们可以借鉴。我们在这方面有重大的历史教训，也应该认真总结一下了。

我相信我的这些看法，凡属年届耄耋的老党员，尤其“一二·九”运动的一代大都会同意的。因为我们当年入党，就是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为了创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而奋斗啊！（编者注：笔者在解放前的反蒋斗争中参加地下党，也已步入耄耋之年，这就意味着笔者也是按照这条路子走过来的。因此，对李锐老所言感受特别亲切。）

我吃了91年的饭了，能不能看到十八大，自己没有把握。1963年同田家英话别诗中有联句：

“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

过九十岁生日时，又做了一首自寿诗：

“来到人间九十年，回看往事未如烟。曾经实践五不怕，留得头颅搁铁肩。”

“铁肩”有点自吹自擂，由于“双肩”不合平仄，用了个“铁”字，这也是一种自我激励的话。

主要参考书目

1．《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廖盖隆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5月

2．《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总论·人物》廖盖隆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5月

3．《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01）》姜华宣等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2月

4．《周恩来传》（1949～1976）（上、下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2月

5．《刘少奇传》（上、下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8月

5．《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上、中、下册）黄峥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年10月

6．《列宁选集》（第一、二、三、四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 1960年4月

7．《邓小平文选》（第一、二、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 1993年10月

8．《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张佐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12月

9．《刘少奇在1961年——渴望真话》张步真著珠海出版社 1998年9月

10．《刘少奇在1966》师东兵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11月

11．《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毛毛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年6月

12．《彭德怀传》《彭德怀传》编写组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年4月

13．《中国元帅贺龙》水工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年1月

14．《刘少奇与毛泽东》唐振南等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年10月

15．《毛泽东与彭德怀》李永著远方出版社 1996年12月

16．《国防部长浮沉记》马辂等著昆仑出版社 1989年8月

17．《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档案》（上、下册）张树军等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年4月

18．《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上、中、下卷）张涛之著作家出版社 1997年4月

19．《红色档案——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曹英著改革出版社 1999年1月

20．《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中共历史转折关头》（上、下册）李剑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年3月

21．《“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下册）严家其等著潮流出版社

22．《“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等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7月

23．《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秘书手记》李锐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6月

24．《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戴煌著新华出版社 1998年5月

25．《顾准文集》顾准著

26．《随想录》巴金著三联书店 1987年9月

27．《牛棚杂忆》季羡林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年4月

28．《思痛录》韦君宜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年5月

29．《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李锐著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年10月

30. 《李慎之文集》（上、下集）李慎之著

31. 《李锐近作——世纪之交留言》李锐著中华国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3年11月

32. 《刘少奇与毛泽东》叶永烈著远方出版社 2004年11月

33. 《周恩来与毛泽东》叶永烈著远方出版社 2004年11月

34. 《林彪与毛泽东》叶永烈著远方出版社 2004年11月

35.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36.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1月

37. 《晚年周恩来》高文谦著香港明镜出版社 2004年4月

38. 《历史大趋势》强剑衷主编香港新苗出版社 2006年6月

39. 《往事》丁弘、孙隽纪念册 2006年3月

40．《历史履痕》丁弘著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年1月

41. 《探访陈独秀》丁弘著 2004年3月

42. 《法治大手笔》强剑衷主编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司 2007年10月

43．《文化大革命全集纪实》师东兵著中共党史出社 2006年 12月

44.《法治大手笔》（续编）强剑衷主编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08年2月

45. 《千秋功罪毛泽东——红太阳的陨落》（上、下）辛子陵著香港书作坊出版 2008年6月增订注释本（电子书）

46. 《墓碑》杨继绳著（电子书）

47.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电子书）

48. 《毛泽东要找的不是接班人》辛子陵（摘自“电子刊物”）

49. 《李锐谈毛泽东》李锐著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50. 《吴法宪回忆录》（上、下）（第二版）吴法宪著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7年7月

51. 《历史的真象——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若干回忆》（摘自“电子刊物”）

52. 《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上、下）（第七版）王若水遗著香港明报出版社 2007年9月

53. 《改革历程》（根据赵紫阳讲话录音整理）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54.《反思泉》 ——从当代历次重大冤案中，探索真实的毛泽东祝世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