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田:當中國的COE或CEO的難度
當中國的COE或CEO,難度不小。圖為美國白宮的戰情室內的會議廳,堪稱世界頂級的董事會會議 室。(Getty Images)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中國史教授、
澳大利亞中國和世界研究中心的主任白傑明(Geremie R.
Barme)博士,最近發表了一份關於中國2014年的年鑑。白傑明研究中國問題的職業生涯,從1972年就開始了,那時,他還在大學裡學中文。1974
年他20歲的時候,去了中國的北京、瀋陽和上海繼續學習。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幾乎結束時,他居然在中國的東北以摘蘋果為生,當然,也目睹了中國的共產主義和
毛澤東思想的式微。八十年代,他移居香港,給香港的中文報紙撰文。再後來,他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寫書、拍電影、甚至幫澳洲總理寫關於中國的演講稿。
白傑明教授最近談到他對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
觀察和研究,白傑明認為,習近平時代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天賜的良機(something of a
gift)”。在這個歷史時刻,中國傳統式統治的黑厚學、朝代式的管理方式、儒家的傳統、馬恩列斯毛的殘餘,和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自
由派的改革開放等等,都在這裡混雜、匯聚、結合起來了。 全抓全管的的COE 有趣的是,白傑明把習近平稱為中國的“COE”,“Chairman of
Everything(全抓全管的老總)”。這當然和習近平的諸多“領導小組”的組長的頭銜有關,也體現了在這個中國歷史上的關鍵時期,習試圖掌控全局的
諸多努力。白傑明也暗示,中國和習政權目前面臨的挑戰,還包括如何利用手中掌控的權力,以開創性的、或獨辟奇徑的把中國社會從目前危機四伏的十字路口,向正確的方向推進。 中國的COE的稱呼,當然是從企業界更常見的CEO變化來的。實際上,中共過去30多年來,一直強調中國的經濟發展,也通過對國企和整體經濟的控制,把全中國當作一個企業一樣,打造成了如今人們所熟知的“世界工廠”。從這個角度看,中共的領導人被稱為CEO,具有獨大的經濟決策權力,也是對中國政治格局的一個貼切的描述。 但是,習近平作為“全抓全管的老總”,怎麼樣才能當個中國稱職的CEO呢?當好中國的COE或CEO的困難和困難的程度,究竟在哪裡並且難度有多大呢? 首先,作為一個必須“全抓全管”的老總,就意味深長。坐在高位上的人,誰願意什麼都去管呢?誰不願意讓手下的人去分工負責、各司其職呢?但習近平不但不能那
樣做,反而得什麼都管、什麼都抓,看來有其不為外人所知的、深深的苦衷。也就是說,CEO習不管不行、沒有辦法放權,應該是沒有得力的人手,頗有“朝中無人”之虞。一句話,沒有體制的保障,人才難覓,好人不多,總執行長的工作一定困難重重。 現代企業的CEO,是“Chief
Executive
Officer”的簡稱,一般譯為“首席執行長”或“首席執行官”。CEO在香港,常稱為行政總裁;在台灣,多稱為執行長,在中國大陸,稱首席執行官。
CEO是企業集團、公司、或行政部門中最高的行政負責人。CEO的稱謂據最早起源於美國,美國憲法就稱總統為Chief
Executive(政府最高首長)。後來,美國企業的最高首長,就被稱為Chief Executive
Officer(CEO),與總統的稱呼有所區分。 企業的擁有者是股東,股東選出董事組成董事會,而董事會在不舉行股東會議時,有企業的最
高決策權。但董事會並不參與企業的日常、具體的運作,只任命參與具體運作的主要主管——總裁(President)或首席執行長(CEO)。總裁或首席執
行長之下,是企業的各級主管和員工。通常企業的董事長(Chairman)可能兼任CEO,而總裁則兼任總營運長(COO)。 CEO作為最高執行官員,必須直接向公司的董事會(股東代表)負責,CEO的主要職責,是負責公司的主要運作,管理日常經營,包括對財務、經營方向和業務範圍的確定。
CEO需要參與董事會的決策,執行董事會的決議,並定期向董事會匯報業務,提交年度報告。CEO需要任免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還負責樹立、維護公司的品
牌,樹立、鞏固或變更企業的文化,調整企業的組織結構,制定工作流程和制度等等。CEO手下,往往有COO(總營運長)、CFO(總財務長)、CMO(總營銷長)、CTO(總技術長)、和CIO(總信息長)等,各自負責一個領域,各司其職,輔助CEO。 缺乏合法授權的CEO 做中國CEO的難度,是在中共的統治合法性(或者,更準確的說,是缺乏統治合法性)之下,沒有股東大會和董事會(全體中國民眾)的授權和支持。因此,覬覦這
個CEO位置的人太多,試圖用合法和不合法、合理和不合理、可能和不可能的方法去試圖奪權者,時時都在挑戰CEO位置上的這個人。權力的授予、權力的繼
承、權力的轉讓,在西方正常社會,早已用憲法和法律固定了下來,但因為中共的阻礙,中國CEO還不能安穩的坐在這個位置上,而必須時時刻刻艱難維持手中這
個脆弱的權力。 從經營和管理角度看,授權問題不解決,權力來源不明確,CEO在中國這個“公司”的日常運作和經營中,在財務(國家財政)、
經營方向(中國經濟新增長點)、高層管理人員(中國政府機構)的管理等事務中,就會窒礙難行。資源如何分配,經營的紅利怎麼發放,都無從談起。至於公司的
品牌(中國的國際形像)、企業文化(社會道德、文化和風氣)、企業結構調整(調整政府結構)、工作流程和制度制定(健全中國的法律制度)等方面,就更難以
實施。 中國社會目前政治上的危局和經濟上的停滯,其真正的肇因,都源於中共的體制、中共的暴政,和中共的壓制。這種壓制除了政治上的,還有經濟、文化、信仰和宗教、教育和人文等方方面面。這些中共因素的滲透,使得中國政府這個管理團隊,沒有股東和董事會——全中國人民的授權,也就沒有了持續下去的可能。澳洲中國通白傑明教授的觀察,指出習時代的挑戰,同時是“天賜良機”。這個歷史的機遇,當年是給了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的,今天也給了中共的現
時領導人。這個稍縱即逝的機會,能夠被CEO習近平抓住嗎?14億沉默的股東和董事會,在密切的注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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