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城固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城固县毛岭小学教书，初中时的同学宋学真是派到我们大队的住队干部，当他听说我分到了毛岭，连声称赞说：“好哇，好哇，分到那儿很好，那可是全国出名的养猪先进模范公社。”接着顺手选出一叠汉中通讯，上面几乎每期都登载着有关报道，“好，好，猪养得多，肉也肯定多，那儿有吃不完的猪肉。”

到了毛岭才明白，获得国务院奖状的全国养猪先进模范乡，竟然是一个弥天大谎。

1958年大跃进一开始，乡党委书记熊文耀（文川区熊家山人）强迫各村大办猪场，大力发展集体养猪事业，强拆民房改建成猪场，规定每家必须要向猪场至少交三头猪，交不起的就批斗吊打，直至完成任务为止。我的学生毛永胜，父亲被吊打后不几天就死了，母亲改嫁，他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为了给上级和前来取经的参观者展示猪多、肉多、群众生活富裕的形象，命令各家至少拿出一罐猪油，由生产队统一贴上写有名字的红字条，摆放在猪场附近，随时“迎接”外地的参观访问。就为这罐猪油，逼得许多家庭卖掉口粮，四处高价收购，到亲朋好友家寻求帮助，闹得鸡飞狗跳民不聊生，干部作风之恶劣骇人听闻。

村民们说，每次参观取经团来了，队队停工，男劳力个个集合待命，女劳力烧水煮饭安排生活。待参观团吃饭休息时，男的急忙担的担小猪，抬的抬大猪，从这个猪场绕道转到另一个猪场，一头猪要让参观团数上四五遍，得出一个令人吃惊而又不可思议的数字，使他们不得不伸出大拇指赞不绝口，获得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表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多次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奖状，赫然挂在公社办公室的正面墙上，上面还清清楚楚的有“总理   周恩来”的签名。每次我到公社办公室看见这张奖状，心中真是五味杂陈不是滋味。

好景不长，自大跃进开始创办猪场，在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猪场的猪死了个一干二净，吹起来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很快破灭了，化为子虚乌有。

1961年9月我到了毛岭，没有见到猪舍里集体饲养的一头猪，见到的是被强拆了住房的村民，无可奈何地住进了低矮潮湿的猪舍。

这件事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群众对这个“先进”那个“模范”，心存疑窦不再相信，结论是：越是先进的地方，群众受害的程度越深，还留下了“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的民谚。

不是为民众谋福祉，而是为个人捞荣誉；不是以科学的态度求发展，而是以高压的手段办事业，目的和方法的错误，决定了失败的必然命运。

“好哇，好哇，那儿有吃不完的猪肉。”每当记起同学宋学真的这句话，直叫人摇头叹息哭笑不得。

吃的是这个状况，穿的呢？城里人不敢说，农民个个跟乞丐也差不了多少。“一尺八，补个疤”，是那时的口头禅，当时国家给每个人一年发一尺八寸布票，也只能让你补个疤。而且，女人们买一支棉线要收一寸布票，一个手绢要收三寸，一双袜子要收五寸，三下五除二，连个完整的疤也补不全。

偏偏有个不识好歹的赫鲁晓夫据此说：“中国每四个人穿一条裤子。”于是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遭到了同胞们一次又一次的大会批判：“赫鲁晓夫，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们哪个人没穿裤子？你妄想污蔑我们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污蔑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那是办不到的，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困难时期饿死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总有一些人，却千方百计的抹煞和掩饰。白志超是当时汉中县的主要领导，他在《汉台区文史资料》第十六辑第82页上说：“每日两餐，顿顿煮稀饭，大家都吃不饱。许多大人为了小孩多吃一点，更是经常饿肚子。……野菜没有了，又把包谷芯，红苕蔓磨细搭着吃；把榆钱、槐树花、油菜苗、胡豆苗煮在稀饭里吃。……虽然有少数群众发生了浮肿病，但没有饿死一个人，取得了战胜灾害的重大胜利。”

第83页又借用人民群众的话说：“这次灾难比那年都大，却没有饿死一个人，还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毛主席英明伟大。”

他说出了当时的一些实情，但是文中的结论让人难以苟同。

偏有个叫张大成的，其家就住在新民公社的马家庙，正是白志超下乡住队的地方，他在《古稀回眸》里说，饿死了不少的人。

是谁在撒谎？

中国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国度，明明是白的，却要说成是黑的，明明是黑的，却要说成是白的。因为说老实话要挨整，为了自己不挨整，只好说假话。

我原以为我的所见所闻已经是够苦的了，没想到这些根本算不了什么，还有比这更苦的现实摆在面前：

揭秘信阳事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深层原因

(文章摘自《党史天地》2004年04期第42——44页作者：章重  原题为《信阳事件揭秘》)

“1960年10月21日，中共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4名干部，把一份关于河南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调查报告，送到了李富春的手上。（以下均为摘录）

“正阳县报今冬明春死1万8千多人，初步揭发8万多人；

新蔡县报去冬今春死3万来人，现在增加近10万人；……

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13个公社，除城关镇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12个公社问题都很严重；

遂平县碴砑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6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4千人，占总人口10%，有的队人口死亡达30%左右。

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

光山县12个中学，有8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的高中、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和学生达28人。

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到了很大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

被毛泽东称为《公社宪法》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规定“各个农业社合并为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转入公社后，交出了全部自留地，私房、牲畜、林木、少量家禽都没让留。提出“一草一木归公社，一碗一筷归社员。”

到1958年底，……过了几个月的“共产主义”，便吃光了全年的粮食。

更可怕的是，河南和全国一样刮去一股高估产的浮夸风。……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批斗，农民交不出粮食，就捆绑吊打、关押拘留、毁房拆梁、刑讯逼供。光山县委书记刘文彩，在反瞒产时，一天连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全县公社干部动手打人的占93%。为追逼粮食还动用专政机关，捕人1774人，其中，死于狱中36人，短期拘留1072人。信阳地区打人成风，打死人司空见惯，手段残酷，千奇百怪，除未用电刑外，古今中外的酷刑，几乎全数照搬。

1959年庐山会议后，河南再次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抓“小彭德怀”，征购透底，吃空头粮，无米开饭。“信阳地区农民因缺乏最基本口粮而饿死的人数逾百万。”（《炎黄春秋》2004.2期47页）

早期投身河南农民运动，参加杨靖宇领导的农民暴动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目睹此情此景与爱人孟松涛抱头痛哭。

为了求生，人们成群结队外出讨饭逃荒，可地委书记路宪文，看到饿死人无动于衷，对路旁弃婴置若罔闻，还下令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外流。民兵持枪封锁村庄。城镇工厂、企业、机关不准收留农村来人，各县街头不能有一个流浪汉，老百姓的活命逃荒权被剥夺，只有死路一条。

到了1960年春天，信阳地区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80天无一粒粮，……

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率领中央、中南局工作组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进行调查，当他们来到光山县时，看到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悲惨景象。村村断炊，处处新坟；人人戴孝，户户哭声；房屋倒塌，遍地瓦砾；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有一个村只剩下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婆婆和2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全村数百人全死了。幸存者控诉地委书记路宪文、县委书记马龙山之流将人打死的罪恶。”

“《定西孤儿院》写的是“受苦人的绝境”，夹边沟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

……他们几个人里面有一个同伴，这个扣儿天天跟他们出去吃（地软），庆祥几个去叫她，她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头。屋子里飘散着煮肉的香味，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炉的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吓得他转身往外跑。”（《定西孤儿院》作者：杨显惠）

“他（刘少奇）回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研，他看到到处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妇女们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们在树下采树叶，许多人饿得得了浮肿病……”（历史上的今天：《搜狐新闻》华国锋要求全部摘掉右派帽子）

呜呼！天堂没有上去，却掉进了地狱。

四川省原政协副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人相吻合。

曹树基的统计数据（单位：万）

省  名  非正常死亡人口    占灾前人口比例（%）

安徽省     633.0            18.37

四川省     940.2            13.07

贵州省     174.6            10.23

湖南省     248.6            6.81

甘肃省     102.3            6.45

河南省     293.9            6.12

山东省     180.6            3.38

江苏省     152.7            2.88

······

合计       3245.8           5.11

3000多万人的生命啊！

据有关资料统计，八年抗战，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我军伤亡331万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

经过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中国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5600余亿美元。

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八年抗战的伤亡人数基本持平。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是非正常“死亡”人数，一个是“伤亡”人数；一个是外族入侵的危亡时刻，一个是带领中国人民建设共产主义天堂的和平时期。

至于财产的损失将是永远的谜。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惨绝人寰的灾难哩？当局把它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灾害，一是赫鲁晓夫逼债。可惜老天不会说话，无法喊冤；“提到苏联逼债的文章和书籍，那是铺天盖地，汗牛充栋，要几多有几多，可就是找不到任何逼债的具体行动和过程，哪怕只有只言片语也没有。”（《苏联是否在困难时期逼债以及是否有三年自然灾害？》作者：从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