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雨，气温回升。读到王安忆的这篇文字，赞。

王安忆的《长恨歌》给人印象很深刻，和诸多女作家的写实探索一直伴随着我的思考前行：女人也是人，也是不同于男人的人。在各自生活际遇和思想瞬间变化的时刻，既能清醒知道自己的有和缺，更要坦然去面对自己的生活，不贪多图逸，不止步于今。

女人爱美，喜欢被异性欣赏，这是为人妻母的自然性；然女人又极力和情绪化抗争，这是为人独立的理性，二者微妙对立。

如王安忆所道，“性别中有许多奥秘，然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我们常常难以认
清自己，只有当我们超然于自己的性别之上，方可看清其中奥秘。而一个人的性别是那样融于我们的血液，建筑起我们的肉体，推动我们的头脑，我们基于我们的性别活动与判断，如要超然，就好比是重建一个自我。重逢一个自我的工程是那样浩大与艰难，自然助不了我们一点，只有凭我们自身理性的力量。”

王安忆:她到底要什么 

为《天生是个女人》作序

    也许，所有的人生就是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到底要什么。不同在于，有人不
自觉，而另有人自觉。在自觉的人中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不同：就是自觉者各以不同
的位置与身份在考虑：我到底要什么。而其位置与身份将决定其考虑的深度和广度。陆
星儿的位置是：作为一个女人，我到底要什么。这是我从她的小说中所窥察到的。

    在她那些众多的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中，我们可见到女主角往往面临着两种选择。
如《风暴，又是风暴》，安妮面临着邓岩与朱捷飞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理想的选择，邓
岩代表了激动人心的冒险精神和人道主义的修养；朱捷飞代表的则是务实而利己的庸俗
人生。作者并不抑制她的态度，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善与恶，美与丑，好比我们幼年时所
读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儿童诗：《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陆星儿在她天真地编织美好的邓岩的时候，就已决定安妮将得不到他了，这又流露
出一种苍老的心情。如《关于一个女记者的“新闻”》，记者陈小依，她或者乖乖做一
个“新闻发布机器”和道德的榜样，或者做一个健康自由的自然人。而陆星儿实际也没
有给予她多少选择的机会和决心，因此，觉醒之后的陈小依除了痛苦以外，没有别的出
路。

   再如《一根杏黄色的水晶镇尺》中的母亲，就更无回头路可走了。一切都已发生过
了，她除了叹息而外，做什么都晚了。这是为了儿女的母亲的一生，到了儿女独立的那
一日，母亲才明白儿女是儿女，她是她，其间所谓骨肉血的相联其实只是诗话的想象而
已，这一生便有了些为他人做嫁衣棠的味道。到此，我们可看出，陆星儿一方面在对过
去和现在，总之是既定的女人的行为方式进行痛心的检讨，另一方面则在寻找更美好更
合理的行为方式。至于什么是美好与合理的，陆星儿没有提供给我们参考，或者说她自
己还不很清楚，甚至相当含糊。在《风暴，又是风暴》里，邓岩所象征的那一份浪漫与
求实相结合的人生理想，在陆星儿这样的年纪中，不可不说是过于稚气，因而显得极不
可靠。而《关于一个女记者的“新闻”》里陈小依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也被很布尔乔亚
地以“公园、小桥”虚拟掉了。《一根杏黄色的水晶镇尺》中的美好生活则需有一个假
设的前提，切实的是已经渡过以达今日的几十年现实生活。对既定生活的写实能力在这
篇小说中要超出了以往，几乎每个细节都可经住推敲，十分靠得住，就象在眼前历历经
过。于是那一个假设便更虚无飘渺了。这样，我们就发现陆星儿虽然已经知道了不要什
么，却还不知道要什么。这一问题困扰着她，她总是在想：她们应当要什么。这个念头
在她心中一日比一日明晰，然后，她就决定写一组题名为“天生是个女人”的系列小说
。这也是我从她的小说中揣摸出来的。

    现在，陆星儿考虑“我到底要什么”的时候，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角色意识。在此
之前，她并不单纯是以一个女人的位置与身份去想这个问题。她曾经以知识青年，作者
，记者等等的社会位置与身份考虑这一带有人的本体意味的悬念，虽然也伴随了女人的
因素。然而象如今这样，以性别为主要的因素，还是第一次。如《挂在墙上的背带裙》
里的“她”，她在紧张的人生奋斗中因偶然事故得到了一段余暇，使她回悟到她所错过
的做一个女人的快乐与享受：和丈夫全心全意忘记一切地做爱，做一个有吸引力的美丽
姣好的女人，再做一个母亲。她对她所负荷的社会性身份感到了疲劳，渴望角色更新，
做一个纯粹的女人；再如《今天没有太阳》，通过一个人工流产手术间的情景描绘，很
实际地指出了在爱情与性上，女人比男人所付出的更为痛苦的代价。决定这一代价付出
的不是任何社会性的原因，而却是自然的生理原因，这是有如真理一般难以违背的天意
。到了这时，陆星儿已将“我到底要什么”这个问题中的某一个特定环境的性质与某一
个特定时间的性质的困难都解决了，剩下的问题是在一个较为广阔的社会与较为漫长的
时代中可能发生的困难，这是更接近于人的本体性质的困难，也就是较为人类性的困难
，便是女人的困难。应当说陆星儿是进了一步。

    倘若说，象前面的安妮，可通过解约和邓岩离婚来得到重新生活的可能；而陈小依
也可使自己性格坚决而摆脱她的两难境地；这一个母亲虽已无从后悔，可是假如她能够
后悔，重新经历一番，也可是另一种人生，当然，那将是另一篇小说，(至少在这篇小
说中，陆星儿没有完全说服我们，这一个母亲是必得这样做一世人生)。总之，以上的
困难全可因社会与人类的进步而日益改善和解决，也至少是陆星儿并没有设制更具实质
性的解决障碍。那么，让我们设想一个，  《挂在墙上的背带裙》中的她，是否有可能
缓解她的矛盾。   

   她是在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她的社会职责之后，才认识到她身上潜伏着的自然人性
，其自然人性带有强烈的性别色彩，如爱漂亮，希望被人欣赏，要与丈夫亲热做爱，要
做母亲。这时候，觉醒是已经晚了，可是在事情还不晚的时候，当身体内自然而然生出
爱美的心情，吸引异性的渴求，为人妻母的愿望的时候，作为一个身在社会中的人，却
面临了那么多尚待完成的责任：谋生，职业，社会的承认，群体中的适当位置……

    这么多的职责压迫在她身上，将自然的请求全抑制了。这种抑制是共同面对男人与
女人的，可是对于女人来说，结果似更残酷一些。因为至少在目前为止的意识中，男人
比女人更适于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责，而女人比男人更趋向于对自然性的服从。而社会越
是朝向文明发展，却越违背于自然。社会性越强，人的职责也越重，越来越没有缓解的
希望。而时代又不会倒退，人类从蛮荒中走出的时候，就失去了回头的可能。这是强者
和弱者都无法逃避的困难，强者的困境只会比弱者更深重，而更加难以自拔。

    《今天没有太阳》，在一个人流手术室门前，聚集了一群女人，有未婚先孕者，有
超生育计划的不慎怀孕者，有好不容易争取到上场机会却怀孕了的女演员，还有象女主
角丹叶这样与有妇之夫发生恋情的非法同居者……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女人与男人的接
触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接触之后女人要怀孕也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怀孕之后的
事情就复杂了，就再不能天经地义，自然而然地生育了，有人要艰苦奋斗，完成事业；
有的因为国家人口膨胀的可怕前景必遵守生育计划原则；有的因为不符合法律程序，还
有的因为违反道德……等等的原因，使得不是每一个生命都有诞生的权利，生命诞生的
神圣的天意的权利被人类生存的严酷现实取消了。而在人流手术间门前，这些悲壮的诗
意又烟消云灭。既使得象丹叶这样，可以将爱情刻划得非常优雅的女人，到了这一刻，
也只得接受现实，这现实就是人如动物般的卑下丑陋与无可柰何的一面，这对浪漫蒂克
的爱情是一个挑战。女人无论在落后的社会或是进步的社会都会有爱情和孕育的问题，
而越是进步的社会就越限止人们顺乎其然地表现自然性要求。文明的社会也是一个人为
的社会。这样，陆星儿所发现的，不仅仅是人的遭际所给人带来的不幸，而是人的存在
本身给人带来的不幸。陆星儿发现了人与社会的本质的对峙，在这互相难让的对峙中，
女人又往往处于失败与妥协的地位。陆星儿虽然满腔热望，却又是清醒的，甚至有些悲
观，她似乎隐隐察觉到了她要的是什么，却及早地明白，想要的都难以得到。于是她想
到：干脆换一种活法试试看，就是说，脱胎换骨做一个新人，活活看。要知道，在八十
年代中末期的中国北京，是非常流行这一句口号的，而那时候，陆星儿正住在北京。“
换一种活法”的思想使她激动了起来，她写作了“天生是个女人”系列中的第五篇小说
：《一个和一个》。

    我想，当“换一种活法”的念头冲动着她的心，她如她所习惯的那样，日以继夜地
写着这一篇小说的时候，陆星儿并没有想到，她写作生涯里最重要的小说之一诞生了。
《一个和一个》里写了两个女人，宋惠珊和华菁。宋惠珊是一个寡妇，由于她的全部生
活都围绕着丈夫，所以在失去丈夫的日子里，她也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以及全部的人生内
容；华菁则是一个独身的女人，她受过完美的教育，在工作中甚至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骨
干，且具备女性的魅力和高度自觉性，修养较高，有自己的准则，不为世俗偏见所左右
，总之，是一个既已在社会上成功地立足，又保护了自然的完美性的女人。在两个女人
的交往相处之中，宋惠珊不断受到华菁的影响，使她觉悟到丈夫并不是她人生的全部，
她应当还有自己的生活。可是，她却无意中在墓地发现华菁与有妻室子女的尹工程师的
绵长的恋情，她终于明白华菁所以独身是由于她将爱情已交付给了一个男人。看到此处
，我的心情是：两个女人，一个为了死去的男人活着，另一个为了活着的男人活着，其
间是否存在什么本质的区别?就如生者与死者之间已无法有平等意义上的爱情，因为生
者的一方还在付出，是死者已无法付出了，华菁与尹工程师之间的爱情也早已丧失了平
等，因为华菁付出了她整个青春与生活，而尹工程师却一点也不曾牺牲。这两份不平等
的爱情本质上是那样接近，而华菁的洒脱，自在，自我完善，弄到头来，其实只是为了
向男人奉献一个更完美的“我”，其奉献的目的是一致的，其丧失自我的结局也是一致
的。这是一个比宋惠珊更可悲哀的女人，她自以为自己解放了自己，做了自己的主人，
岂不知不过是向男人提供了一个“新女性”罢了。看来，无论换多少种活法，结果都是
在一个固定的樊篱之中。

      那么女人终究如何才可找到自己?终究是什么才是女人自己?陆星儿到了这里才真
正地碰了壁，走到了绝境。在以往的陆星儿的小说中，很少有过绝望的境地，每一种困
难都可找到解决的办法，今天没有，明天、后天就有了。而在此，她终于接触到一种难
以解决的困难。这种困难的难以解决是在于：造成它的原因同时也是它的结果，它的结
果也就是原因。其原因和结果可以互相转换，如在某一面加力，就只会将困境向深处推
进。比如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写香港失陷促成一对苟且偷安的市民男女的婚姻
。文末她说，是其爱恋倾城，还是倾城造成了他们的婚局?有时候，谁是因，谁是果，
是难以说清的。在《一个和一个》这里，华菁越是完善自己，使自己独立，其结果就越
是完全彻底的奉献，使这奉献升级，提高了质量；而也正因为有一个男人在等待着接受
她，她才能平静地，安祥地，内心充实地完善自己，使自己的人生不至象宋惠珊那样的
虚空、无聊与前途茫茫。于是，受到华菁思想启蒙的宋惠珊在发现她与尹工程师的恋情
时，她象受了骗一样，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着：“原来……原来……”地上了车，然后
，有一段描写——“跳上车，车便按着一个循环的路线运行，起点便是终点，终点又便
是起点。”她心里甚至生出了换房的念头。此时此刻，她的心情就好象失去了一个同路
人，她无法了解，其实她与她全是在一个樊篱中活动，只不过华菁的姿态优美一些罢了
。这个樊篱就是男人。接下来的问题是，她们能不能冲出这个樊篱，或者说，这个樊篱
是不是她们想冲出就可冲出得的。象华菁这样的女人都作了努力，却依然冲不出；而陆
星儿下决心换一种活法，归根到底还是没有换成，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升起在我们面前：
究竟，女人是什么，男人又是什么。这是一个人类的命题，也是一个人性的困境。陆星
儿走过了许多路，终于到了这一个困境，我希望她不要因为害怕困难，而回头，或者绕
道而行。

     《一个和一个》是陆星儿至今为止最成熟的一篇小说，且不说小说写作上的种种
娴熟自然的手法，最重要的是，陆星儿在此终于接近了人性的困境，这困境是在人性深
处，可说是核心的地位。陆星儿作为一个女人的发问：我到底要什么?可说已到山重水
复的尽头。她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女人终究要什么。她想象不出一个幸福得意的女人，
她的女人总是处在很多层的重负之下，而到了宋惠珊和华菁，她才将她的女人放在了女
人自己的重负之下，于是，问题就变得无从解决了。陆星儿终于想到了作为一个女人的
自身的问题。她不再陷落在女人的自我意识中，眼光向外的眼光自审了。于是，这一个
“我到底要什么”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从作为女人的陆星儿的脑海里升起，而是超出了
性别的界限，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响亮地发问。

    性别中有许多奥秘，然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我们常常难以认
清自己，只有当我们超然于自己的性别之上，方可看清其中奥秘。而一个人的性别是那
样融于我们的血液，建筑起我们的肉体，推动我们的头脑，我们基于我们的性别活动与
判断，如要超然，就好比是重建一个自我。重逢一个自我的工程是那样浩大与艰难，自
然助不了我们一点，只有凭我们自身理性的力量。偏偏女人又缺乏理性，汹涌澎湃的感
情在理性脆弱的堤坝里奔流。但是，做一个作家，已是陆星儿别无选择的命运，她已幸
运或不幸地迈出了脚步，尽管前途茫茫，却无法再回头了。

                      一稿于1989年1月11日
                      二稿于1989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