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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读者网记者林孟编译报道：美国《城市期刊》（City Journal）日前刊登该刊特约编辑、法国著名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索尔蒙（Guy Sorman）的文章说，西方对中国的病态崇拜积习已久，例证就是对北京继续监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毫无反应。刘晓波因写作鼓吹民主的文章而遭到牢狱之灾，没有一个著名的欧洲或美洲知识分子要求释放他，也没有一个欧美国家的政府这样做。

但当中国政府现在决定放宽一孩政策，允许每个家庭生两个孩子时，西方许多人作出了积极反应。但我们不是应当谴责擅自决定每个家庭可以生多少孩子的政府吗？中国人和你我一样，都关心自己决定家庭人数多少的自由和权利。中国新的家庭政策和自由毫无关系，它只不过承认了1979年邓小平强制推行的一孩政策的错误。这一政策的恶果，正在今天显现出来——在一个城市以外地区没有退休金制度的国家，年老的双亲得不到家庭的支持。过去，中国的孩子分担照顾年迈双亲的责任。另一个悲剧性的恶果是，一胎化政策导致家庭被迫只要男孩，使中国人口出现严重的性别失衡。中国现在“缺乏”约5,000万个女性，她们都是选择性别流产，或者甚至是杀死女婴的牺牲者。恶果就是约有5,000个男性将找不到老婆结婚。如此巨大的性别失衡，导致男性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广泛的卖淫。

邓小平推行一胎化政策，是担心太多的孩子会拖慢中国的发展。作为官方的人口政策，其理由是荒谬的。纵观整个历史，父母亲会自然而然地适应经济发展形势少生孩子，完全不需要政府干预。这种趋势在1970年代已经在中国充分显现出来，现在也正在印度显现。邓小平要么是一个糟糕的经济学家，要么他的政策隐藏着一个目的——不择手段控制人口。

邓的政策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家庭警察”衙门——计划生育委员会，这是中共设置的形形色色压迫机构中，最令人恐惧，也最被人憎恨的部门。计生委的官员绑架怀孕妇女，强迫她们做堕胎手术。现在新的两胎政策，并没有导致计生委解散。其侵犯、控制的警察权力一如往昔。习近平在限制生育自由上，并没有比邓小平退缩。

习近平当局声称，这项新政策有助于促进疲弱的经济增长，笔者对此感到疑惑。中国的父母们为什么要拥护新政策？在中国，送一个孩子上学，教育和医疗开销已经不小了。宣告第二个孩子将扩大劳动力队伍，也不足以令人信服。20年来，中国已经有巨大的劳动力储备。全国人口约四分之一是贫困的农民，只要得到允许，他们愿意搬到城市去。但“国内签证”——即户口仍然存在，使移往城市的农民工沦为二等公民。

西方人有一种思想倾向，认为唯一能敲打中国共产党的是经济。实际上，社会控制仍然是中共的关键问题，尤其当经济衰退时更是如此。习近平当局严控中国互联网，大多数中国公民不能够上外国网站，越来越多的民权律师被逮捕，毛时代的告密制度死灰复燃。当局要求所有良民，一旦怀疑某人是间谍，立即致电12339报告。根据中共公布的指示，那些有间谍嫌疑的人包括“活动隐秘的富人；散布颠覆性言论或抨击党的人；传教的人；为外国传媒做事的新闻工作者；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等”。

习近平知道，他不能扭转经济放缓。民众和中共都害怕动乱，习近平在反贪的同时，正在清除对手，巩固政府对社会和资讯的控制。他扩张中国的海洋疆域，对日本和美国煽起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盲目崇拜中国已经使西方麻痹，总是太迁就中国领导人，而不去质疑他们令人担忧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