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首脑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落幕，中国的对非政策文件发布，“五大支柱”“十大领域”成为未来中非合作的关键词。中非合作论坛始于2000年，15年过去了，中非合作日渐凸显出“发展”的纽带，为中国的自身发展与非洲可持续的发展之间找到了最大公约数。中非关系60多年间经历了从民族解放到自主发展的变革，历史大势在变，每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也在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非都面临着发展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机制形成以来，中非之间的合作走向深入，也越来越接近于彼此的“发展战略”的融合。2009年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4年中国对非贸易额是2006年的4倍，每年往返于中非之间的人员超过300万人次。中非合作的体量已经够大，提质增效也就成为未来的任务。于非洲而言，工业化依然是核心任务，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很少有国家能够绕开工业化而进入到现代经济体系之中。非洲大陆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在过去的历史中，非洲一直扮演着原材料基地的角色，但是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非常大，非洲很难建立稳固的发展基础，也难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次。知名的非洲发展问题研究专家保罗·科利尔就说：“现在处于最底层的国家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它们是最贫困的，更在于它们在发展上的失败。它们跟不上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步调;它们犹如浮萍般在风雨中飘摇。”只有构筑起来牢固的发展基础，才能让非洲从底层崛起。

　　非洲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洼地”，也蕴藏着无限的机会与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殖民体系瓦解，非洲国家开始了构建现代国家的历程，完备与高效的政府是发展的前提条件，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建立了一大批军人政府，但是这些政府却不擅长发展经济，以至于出现了经济倒退的现象。冷战结束之后，非洲不得不重新寻找自身的定位，从“解放”换挡到“发展”，从美苏博弈的冷战战场置身于竞逐利润的世界市场之中，非洲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也有学者说，“第二世界崩溃之后，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有必要重新调整他们之间秩序的位置和空间。但具有辛辣意味的是，第三世界已经变成了第一世界的他者。”也是在这种时代大背景转换的过程中，非洲需要重新找到自身的利益与角色。198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的时候说：“经过多年奋斗，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非洲国家要利用这一有力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在冷战结束之前，中国就从“革命与战争”转向了“和平与发展”，在时代命题转换上，中非之间具有共识性，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也就有了可能。

　　中国在过去30年间，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的起飞，中国的发展经验也为诸多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借鉴。在最新出台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提到，要加强治国理政的经验交流，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国家尝试建立双边产能合作的示范园区。中国的经验充实了“发展”的内涵，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亲市场的高效政府以及开放的经济政策使中国得以融入并且改变了世界市场的结构。这一发展路径本身对非洲国家就有很大的示范效应。非洲领导人曾深受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治国思想的影响，而现在，中非之间获得了新的共同使命，就是发展，中国与非洲的发展也有可能重新塑造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丰富发展的话语。

　　在出席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首脑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3年将提供600亿美元来支持中非达成的“十大合作计划”。简而言之，这一巨额资金有利于夯实非洲发展的基础，涉及到功业、农业、金融、基础设施、贸易、公共卫生、教育、环保、扶贫和安全等领域。这一宏大的合作计划本身也折射出中国的“发展观念”，发展不仅是个市场化的过程，更需要为市场建立起“基础设施”，包括道路、通讯、港口、教育等等，让市场要素能够“流动”到发展的磁场之中。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资本是匮乏的，仅仅依靠自身的资本积累，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赶超”。中国的发展就是在不断开放中实现的，资金、技术、管理、知识的输入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在短短几十年间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

　　非洲需要工业化，需要在更高的起点上建立自身的工业基础。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当然，过剩产能并不代表是落后产能，“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也是提升优势产能的改革，落后的过剩产能必须淘汰，“僵尸企业”没有生存空间。中国倡导的产能合作与非洲的工业化诉求可以说一拍即合，产能合作也成为中非发展纽带中最有力的一环，在600亿美元的大单中，核心还是实现中非发展战略的对接，实现中非工业化的协同演进。也因如此，中国的倡议与合作计划得到了非洲领导人的广泛赞誉，毫无疑问，中非合作论坛也成为非洲与大国合作的典范。值得一提的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欧洲、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重新召开或者建立了与非洲的双边合作论坛，非洲的国际关注度得以提升，至少它已经成为大国竞相关注的地区，非洲的发展也就获得了全球的意义。

　　当然，中非之间的“发展”合作最终还需要企业和企业家来落实，中非之间的政治互信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好伙伴”“好朋友”和“好兄弟”的“三好”背后是中非经过历史考验的信任关系。本届中非合作论坛的首脑峰会擘划了未来合作的前景，勾画了合作的框架。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更多的是依靠企业和人民，产能合作的主体也是企业及企业家，最终，中非之间合作是两个社会、两种文化的彼此理解与包容。

　　勤奋、吃苦的中国工人和企业家得到了非洲人民的赞赏，但是毕竟中非之间的社会互动还是近些年来才兴起的。不可否认，中国对非洲依然存在着知识和观念上的赤字，这也是为什么要加强中非之间在高校、智库、新闻、影视等领域合作的原因。二战之后非洲国家在殖民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主权国家，但是宗主国的法律、思想甚至生活习惯依然延续了下来。在政治互信的大前提之下，中非需要彼此之间的了解与包容，曾经有一位非洲留学生跟笔者说，非常感谢中国的帮助，但是最大的不满是，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并不愿意接受非洲的食物，也不愿意了解非洲人的生活习惯和社会风俗，没有融入到当地社会之中，而是成为一个比较封闭的“外国人团体”。从长远而言，中非的“三好”关系应该从国家与政府的层面落实到社会与个体的层面，从比较抽象的兄弟关系变成具有真情实感的兄弟关系，这样中非命运共同体才有了利益与情感的纽带。

　　2006年，南非总统姆贝基在参加北京峰会期间曾特意逛了中国的书店，坦承：平时我们都是从中国报纸杂志上了解中国，不是很全面。因此，姆贝基建议非洲领导人能够读一些中国自己出版的书籍。姆贝基的倡议其实也适用于中国，到非洲践行“发展”理念的企业和个人都应该真正了解非洲，尤其是非洲国家在投资、营商和劳工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习惯。当然，这样的认识与理解的过程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习近平主席承诺，中非合作绝不以牺牲非洲生态环境和长远利益为代价，支持非洲实施100个清洁能源和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环境友好型农业项目和智慧型城市建设项目。

　　绿色发展，不仅是中国发展的目标，也是非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支点，中非之间的“发展”合作与探索，可能改写人们对发展的认识，发展不仅意味着物质财富的生产、资源的消耗、消费主义的盛行，而是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而幸福既是一种感觉，更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舒适度的共存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