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公知及其社会影响

朋友在微信上告知正在阅读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并邀我介绍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情况。说实话，我对美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知道一点点，只是零散接触到的，没有专门和系统研究。雅各比的书《最后的知识分子》没有读过，大意是批评美国知识分子正在失去以往的社会责任感，具体内容不太清楚。

美国的公知（Public Intellectuals），就我自己感觉，似乎就是经常在大众刊物上通过发表通俗性读物影响、教育公众（Educate the public）的学界人物或知识分子。著名作家、物理学家、MIT人文学教授Alan Lightman认为公知是受过某一学科专门训练，例如语言学、历史、生物、经济学、文学批评等等，现在大学教书或做研究，但同时致力于以公众为对象的写作与演讲，而非局限于专业同行交流的学者（Alan Lightman, “The Role of Public Intellectual”, MIT Communications Forum）。这个定义和我的理解差不多。除此之外，虽然很多学者和知识分子并未积极参与学术圈以外的社会活动（包括社会启蒙与评论），但在学术生活、学术研究中往往自觉有意识地承担社会责任，用自己的知识贡献社会。这样的情况很普遍，所以我并不认同雅各比所说美国知识分子正在失去社会责任感的观点。

根据朋友所介绍的雅各比的公知定义，感觉更像美国的自由派或左派知识分子。的确，美国当代很多著名的公知都是自由派（Liberal）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是以批评社会，主张公平正义为己任。自由派也批评政府，但同时更为强调依靠政府解决社会、经济等问题。在政治上这些人大多属于民主党派。在美国还有另一派，侧重监督批评和限制政府，即＂小政府大社会＂，同时强调法律和秩序，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保守派或右派，在政治上属于共和党。这两派力量对美国的发展都有贡献，而且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两派之间的相互平衡，避免国家走入极端（极左或极右）。

应该说，在这两派中都有公知，当然，这是按我理解的公知，即经常在大众媒介上发表通俗性读物或评论，服务公众的学界人物或者独立知识分子。例如现在每周在《纽约时报》上写专栏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在PBS电视台做专题“Free to Choose”（自由选择）节目的著名经济学家、货币学派创始人、政治上偏保守的密尔顿.弗里德曼。当他们在大众媒体普及科学、社会学知识，教育公众，或发表政治、经济、社会评论时，就是在履行一个公知的责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美国当代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包括Noam Chomsky（MIT），Carl Sagan（Cornell，Harvard, UC Berkeley；已故），Edward Said（Columbia），Gloria Steinheim（作家、记者、Feminist）等等。历史上则有Ralph Waldo Emerson（爱默生）等。Alan Lightman认为当爱因斯坦成名以后，就宗教、教育、哲学、世界和平等社会问题发表大量演讲，在某种程度也成为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公共知识分子。Lightman本人是国际畅销书"Einstein's Dreams"等著作作者，按他自己的公知定义，应该也是一位颇具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包括公知）固然为美国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我个人觉得其社会作用不必过度夸大。中国和美国在此方面有所不同。在中国，由于专制和封闭，需要知识分子引进、介绍＂西风美雨＂，承担社会批评，唤醒民众的责任。在美国，人人都有参政议政的机会和权利，公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受到宪法保护，也就是人们说的制度保障。同时教育普及，民众从小就受到公民教育；社会整体教育程度高，教育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分析、批判型思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社会批评、改革社会的力量十分多元，知识分子有自身独特的作用，但其作用似乎不像在中国那么明显，那么突出。

在中国、虽然有知识分子不断呼吁，但民间力量比如说民间社团被官方压制得非常厉害，推动社会改进的道路故而十分艰难。在美国，推动社会改变的可以有教会和宗教人士，学者知识分子，普通学生、工会，工商业人士、政府官员等等。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领导人马丁.路德.金是一位牧师，为黑人民权运动辩护，后来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Thurgood Marshall当年则是一名职业律师。美国更早时期的一些社会改革甚至是当年还没有选举权的妇女和妇女团体推动的。正是因为有这样活跃而且多元的社会批评和社会改革力量、美国社会才具有更为充分，以及持续发展和不断创新的活力。

启明 2015.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