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公知及其社會影響

朋友在微信上告知正在閱讀美國學者拉塞爾.雅各比《最後的知識分子》一書，並邀我介紹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的情況。說實話，我對美國知識分子的歷史知道一點點，只是零散接觸到的，沒有專門和系統研究。雅各比的書《最後的知識分子》沒有讀過，大意是批評美國知識分子正在失去以往的社會責任感，具體內容不太清楚。

美國的公知（Public Intellectuals），就我自己感覺，似乎就是經常在大眾刊物上通過發表通俗性讀物影響、教育公眾（Educate the public）的學界人物或知識分子。著名作家、物理學家、MIT人文學教授Alan Lightman認為公知是受過某一學科專門訓練，例如語言學、歷史、生物、經濟學、文學批評等等，現在大學教書或做研究，但同時致力於以公眾為對象的寫作與演講，而非局限於專業同行交流的學者（Alan Lightman, “The Role of Public Intellectual”, MIT Communications Forum）。這個定義和我的理解差不多。除此之外，雖然很多學者和知識分子並未積極參與學術圈以外的社會活動（包括社會啟蒙與評論），但在學術生活、學術研究中往往自覺有意識地承擔社會責任，用自己的知識貢獻社會。這樣的情況很普遍，所以我並不認同雅各比所說美國知識分子正在失去社會責任感的觀點。

根據朋友所介紹的雅各比的公知定義，感覺更像美國的自由派或左派知識分子。的確，美國當代很多著名的公知都是自由派（Liberal）知識分子。他們主要是以批評社會，主張公平正義為己任。自由派也批評政府，但同時更為強調依靠政府解決社會、經濟等問題。在政治上這些人大多屬於民主黨派。在美國還有另一派，側重監督批評和限制政府，即＂小政府大社會＂，同時強調法律和秩序，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保守派或右派，在政治上屬於共和黨。這兩派力量對美國的發展都有貢獻，而且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兩派之間的相互平衡，避免國家走入極端（極左或極右）。

應該說，在這兩派中都有公知，當然，這是按我理解的公知，即經常在大眾媒介上發表通俗性讀物或評論，服務公眾的學界人物或者獨立知識分子。例如現在每周在《紐約時報》上寫專欄的自由派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以及上世紀八十年代在PBS電視台做專題“Free to Choose”（自由選擇）節目的著名經濟學家、貨幣學派創始人、政治上偏保守的密爾頓.弗里德曼。當他們在大眾媒體普及科學、社會學知識，教育公眾，或發表政治、經濟、社會評論時，就是在履行一個公知的責任。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美國當代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包括Noam Chomsky（MIT），Carl Sagan（Cornell，Harvard, UC Berkeley；已故），Edward Said（Columbia），Gloria Steinheim（作家、記者、Feminist）等等。歷史上則有Ralph Waldo Emerson（愛默生）等。Alan Lightman認為當愛因斯坦成名以後，就宗教、教育、哲學、世界和平等社會問題發表大量演講，在某種程度也成為一位“以天下為己任”的公共知識分子。Lightman本人是國際暢銷書"Einstein's Dreams"等著作作者，按他自己的公知定義，應該也是一位頗具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包括公知）固然為美國的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但我個人覺得其社會作用不必過度誇大。中國和美國在此方面有所不同。在中國，由於專制和封閉，需要知識分子引進、介紹＂西風美雨＂，承擔社會批評，喚醒民眾的責任。在美國，人人都有參政議政的機會和權利，公民的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受到憲法保護，也就是人們說的制度保障。同時教育普及，民眾從小就受到公民教育；社會整體教育程度高，教育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培養人的獨立思考能力、以及分析、批判型思維。在這樣的社會環境，社會批評、改革社會的力量十分多元，知識分子有自身獨特的作用，但其作用似乎不像在中國那麼明顯，那麼突出。

在中國、雖然有知識分子不斷呼籲，但民間力量比如說民間社團被官方壓製得非常厲害，推動社會改進的道路故而十分艱難。在美國，推動社會改變的可以有教會和宗教人士，學者知識分子，普通學生、工會，工商業人士、政府官員等等。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美國的民權運動，領導人馬丁.路德.金是一位牧師，為黑人民權運動辯護，後來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Thurgood Marshall當年則是一名職業律師。美國更早時期的一些社會改革甚至是當年還沒有選舉權的婦女和婦女團體推動的。正是因為有這樣活躍而且多元的社會批評和社會改革力量、美國社會才具有更為充分，以及持續發展和不斷創新的活力。

啟明 2015.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