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下《常识》，反抗那时候的政治传统；他写下《人权论》，反抗社会传统；他写下《土地正义论》，反抗经济传统；最后还写下《理性时代》，反抗宗教传统。这样一来，这位世界公民就把那个年头能得罪的人类权势力量都得罪完了！


　　老高按：我听说托马斯·潘恩这个名字和他的最脍炙人口的名著《常识》很早，但是真正读到《常识》这本小册子很晚——名副其实的小册子，我读到的是华夏出版社的中译本，前后附加了很多零碎，包括介绍他的生平，也才区区139页。
　　由于他所阐述的思想早已经扩散，真正成为整个世界的“常识”，所以当时我读此书，没有两百多年前的读者那样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般的畅快惊喜，更多地却是为他的悲剧一生所叹惋：他推动了美、英、法三个国家的革命，却被这三个国家的执政者所抛弃，竟然活得身无分文、死无葬身之地，最后别说树碑立传，甚至尸骨无存！
　　读到上海大学历史系朱学勤教授的长文《两个世界的英雄——托马斯·潘恩》，让我对潘恩的悲剧性命运、他的历史贡献和不见容于三个国家执政者的原因，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在潘恩已经去世206年的今天，他的许多主张和预言，有了更多的史实来验证，其中自然有被证明并不适当的片面之辞，但是更有穿过长夜、历久弥新的真知灼见。他在人类历史，尤其是政治史、思想史上的伟大贡献，我们作为受惠者，理应更深深牢记。
　　读到朱学勤下面的文字，我不禁热泪盈眶：
　　1809年6月8日早晨8点钟，世界公民托马斯·潘恩在孤苦无告中含愤死去。纽约只有一家报纸注意到这个人的离去。一个记者在6月10日的《纽约邮报》上草草报道了这条消息。其笔调之轻薄令人难以置信：“昨天，他葬于西切斯特县新罗歇儿附近，可能是在他自己的庄稼地里。我不知道他的年龄，不过他活的也够长了。他做过一些好事，可更多的是坏事。”
　　送葬队伍只有六人，其中还有两名黑人。据他的法国房东波纳弗尔太太回忆，下葬时的萧条场面让人揪心：“当棺木落地，墓土撤上时，我站在墓穴的东端，让我的小儿子站在西端。环顾周围寥寥的旁观者，我说：‘啊，潘恩先生；我的儿子站在那儿，代表美国向您致谢。而我，则代表全体法兰西人民！’”莽莽旷野，只有一妇一孺在代表美法两国向这位合众国的取名人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致哀——日后想起，美法两国必定觉得这是它们百年难洗的共同耻辱。
　　朱学勤这段总结，也引起我深深的共鸣：
　　他有《常识》，反抗那时候的政治传统；他有《人权论》，反抗社会传统；他有《土地正义论》，反抗的是经济传统；最后有《理性时代》，反抗的是宗教传统。这样一来，他就把那个年头能得罪的人类权势力量都得罪完了。他从地上打到天上，横扫俗界国王之后，又向灵界国王宣战，最后激起天怨人怨，自然要落个遗骨飘零，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其实，他既然死无葬身之地，生亦不该享有国籍，他是世界公民，属于新旧大陆上一切爱好民主的民族。他既不能为他那个时代充分理解和接受，就该让他归属于历史。他来到这个世界时，是个贫民；离去时还是一贫如洗；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穴墓地，真可谓“赤条条来去”。他完全可以用他的笔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的作品获得象他那样广泛的销路。可是他分文不取，把全部稿酬捐给英、美、法三国的民主事业。这样一个无畏无私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两个世界的英雄”。
　　我想起普希金的那首著名的《纪念碑》的诗句。潘恩也可以说：“我为自己竖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两个世界的英雄——托马斯·潘恩

朱学勤，《河南大学学报》


　　人们常说，十八世纪末的拉法耶特是“两个世界的英雄”，却遗忘了那个时代更有资格获得这一称号的民主战士——托马斯·潘恩。拉法耶特执剑，潘恩执笔。前者之剑只能联接美国革命、法国革命新旧大陆两个战场，却不能揭示那两场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后者之笔不仅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而且对那两场革命据以进行的近代政治学说作出了重大贡献。潘恩之笔走在了拉法耶特之剑的前面。但是，潘恩的命运——无论是个人生涯还是历史地位——却远不能和拉法耶特等人相比。拉法耶特生前就赢得极高声誉，遍受欧洲各国首都的欢迎。潘恩生前却饱受磨难。他被柏克诬蔑，受庇特审判，又为罗伯斯庇尔逮捕入狱。最后，还饱受华盛顿忘恩负义见死不救之害。他遭旧封建宫廷追捕，并不奇怪，可悲的是，他还被新执政党人打击，而那些新执政党人不久前都还是他的同志。他以世界公民自命，在英、法、美三国鼓动革命，结果却颠沛流离，不得其所——其遭遇之惨，只有卢梭才能与之相匹。即使如此，卢梭尚有死后哀荣，远胜于他。没有一个人在他那个时代参预了那么多的重大事件，没有一个人的作品在他那个时代赢得过那么多的读者，但也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被同时代人遗忘得那样快，以至连遗骸都下落不明，至今无人知晓。

　　1737年1月29日，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塞特福德一个穷苦的胸衣匠人家庭。他幼年失学，曾相继当过店员、胸衣匠、教员和税吏，屡遭失业和饥饿的威胁。他两度结婚，结局都很悲惨：一次悼亡，一次离异。在《常识》发表之前，他一直把自己的姓写成“Pain”（“痛苦”），以示对英国社会的抗议。
　　1774年他组织了一次下级税吏要求增加工资的请愿。在伦敦向议会请愿时期，他与北美殖民地驻伦敦代表富兰克林结识。后者赞赏他是个“有独创精神的高尚青年”。请愿失败后，潘恩被英王政府解雇。这年10月，他带着“富人的财产就是另一些人的灾难”这一结论，离开了日益仇恨的英国，流亡北美。抵美后，他凭借富兰克林的推荐信，很快找到了职业。
　　1774年11月至1776年5月，潘恩在费城任《宾夕法尼亚》杂志编辑。1775年3月8日，他发表《在美洲的非洲奴隶》一文，抨击对黑人的奴役是“谋杀、抢劫、淫恶和野蛮”的行为，呼吁北美人“以沉痛和憎恶的心情立即停止并废除这一制度”。历史学家们考定，这是北美土地上反对奴隶制的最早也是最杰出的文献之一。宾州的废奴主义者为他的文章所鼓舞，几个星期后，组成《美洲废奴协会》——北美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废奴组织。潘恩成为其当然成员。
　　潘恩抵美后，北美事件逐步走向武装抗英的高潮。但是，当时的北美人并未下决心独立。“国王仁慈，议会暴虐”的看法不仅在民间，甚至在军队中都很普遍。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的宣言犹在宣称完全忠于王室，依附大不列颠：“有人告诉你们，说我们是好乱的，不满政府和希望独立的。请相信，这些都不是事实”，“只要我们再回到上次战争（指英法七年战争）结束时所处的地位，我们之间的和谐就能恢复如初”。迟至1776年1月，在华盛顿坐首席的军官餐厅里，每天晚上都要为英王的健康干杯。对大多数北美人来说，这时从母国独立出去，建立共和国，无异于让历史上那些混乱、灭亡的惨剧在北美重演——远如古罗马，近如波兰，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只有少数先进分子如本杰明·罗什、约翰·亚当斯等人看到了战争的前景是独立，独立的前景是共和。但他们为种种现实利益所限，又不敢公开呼吁。可是战争却在每天每夜、每时每刻地进行着，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局面：战争在持续，但战争的前景却模糊不清。可以这样说，这时的北美大陆只有战争，没有革命。战争是在潘恩的《常识》发表以后，才获得近代意义的公民内容和划时代的历史地位的。
　　1776年1月10日，潘恩在罗什等人的鼓动下，匿名发表他那篇惊骇世俗的小册子。在这本不过50页的小册子中，他宣称这些真理如常识一样自然可信：
　　1．“乔治三世只不过是大不列颠皇家畜牲”，他是北美事件的首恶之源。英国王室并不神圣，因为据英伦三岛征服史记载，英王的“始祖是某一伙不逞之徒中的作恶多端的魁首”。
　　2．“和解与毁灭密切相关”，独立才是唯一的出路。“英国属于欧洲，北美属于它本身”，“现在是分手的时候了”。
　　3．独立之后，实行共和政体，而不是恢复英国留下的制度。“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推翻国王这一称号，把它分散给有权享受这种称号的人民”。“只要我们能够把一个国家的政权形式，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政体留给后代，花任何代价来换取都是便宜的”。

　　《常识》一出，震聋发聩，犹如划破黑夜的枪声。不出三个月，发行12万册。总销售量达50万册以上。当时200万北美居民中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都读过或者听过别人谈这本小册子。《常识》流传之广，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当时在许多乡村茅舍，如有幸拥有一本藏书，那自然是《圣经》，可是如果拥有第二本，那就是《常识》。在许多大陆军士兵的背囊中，都有一本读得皱巴巴的《常识》。一家英国报纸惊叹：“《常识》无人不读。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改变了态度，哪怕是一小时之前，他还是一个强烈反对独立思想的人。”华盛顿曾承认这本书在“很多人心里，包括他自己在内，引起了一种巨大的变化”；《常识》一书还为《独立宣言》铺平了道路。历史学家们发现，在《独立宣言》中强调的那些民主原则早已为《常识》以更酣畅淋漓的语调阐述过。《独立宣言》的那位作者也曾坦率承认，他引用过《常识》，并对此“引以为荣”。
　　《常识》一书推动北美人民走上公开独立道路的历史意义不可估量，无庸置疑。时过200多年，历史学家仍在称赞这本书：“1776年《常识》一书把国王和议会的权威撕成了碎片，……从那以来，除《汤姆叔叔的小屋》外，在美国，再也没有一个出版物曾发生那样巨大的反响”。

　　但是，《常识》赢得的评价大都集中在它鼓吹独立的作用上，这就掩盖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它在北美大陆首倡共和的重大意义。而忽视了这一方面，就违背了作者的本意。
　　人们应该体会《常识》一书为什么以那样的形式开头，它并不是具体评论北美与母国的关系，而是分析人类组建政府的各项原则，攻击包括英国制度在内的各种君权制、世袭制。潘恩一再强调：《常识》中有关共和政体的观点要比呼吁独立的那些论述更有价值。他后来写道：“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一场对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脱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那就微不足道”，“我本人对它就不会有这样经久不息的热情。独立之后，继续前进，建立具有示范意义的政治制度——才是我写作时考虑的首要原则”。

　　北美斗争波峰相逐，内在逻辑经历有经济斗争、民族斗争和民主革命三个阶段。纠纷初起，北美人的口号仅是：“无代表不能征税！”他们要求的是在大不列颠内的参政权，以保护殖民地的经济利益。
　　1775年3月，帕特里克·亨利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说，发出“不自由，勿宁死”的誓言，北美人民才意识到经济冲突之外，还有更难调和的民族矛盾。不久，莱克星屯枪声打响，北美人民以“不自由，勿宁死”的口号，进入争取民族解放的第二阶段。
　　但是，第二阶段并不是最高阶段。这时，北美人民的民族意识刚刚觉醒，尚摇摆不定，近代意义的民主革命要求则更加淡薄。如果北美斗争停留在这一阶段，尽管最终还会取胜，但结局很可能是：赶走了英国总督，民族独立，却恢复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就在这时，1776年1月，潘恩《常识》出版。他不仅呼吁独立，而且还喊出了共和的新口号：“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以这一口号为标志，独立战争的内含获得了崭新的含义。北美人民从此意识到肩负的历史使命：他们不仅仅是为十三州本土而战，而是为开创近代民主制——共和政体而战，为开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时代而战。这样，长期纠缠不清的独立是否合法、共和是否可取的论争就此结束，战争的前景迅速廓清，北美斗争上升到第三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最高阶段。
　　潘恩把独立和共和联系在一起，把一个区域性的民族战争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史上的共和时代联系在一起，把北美斗争推上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为后来的法国革命奠定了实践典范——这才是他发表《常识》一书所获得的最重要的历史功绩。这一功绩是同时代其他任何政治家、思想家都难以比拟的。

　　《常识》出版后，潘恩投笔从戎，加入格林将军的志愿部队，上前线作战。1776年8月，英军在长岛登陆，继而占领纽约。美军一退再退，士气低落，纪律溃坏，几至瓦解。战局危急，民族垂危，潘恩应华盛顿请求，又一次拿起了他的利笔。他在行军旅次中，以《美国危机》为题，连续写作多篇战斗檄文，鼓舞士气。以下这些激动人心的词句，就是他屈着膝盖在一面行军鼓上写就的：

　　这是磨炼人的灵魂的时候，能共享安乐，而不可共患难的人，在这场危机中将在为国服务中退缩，可是现在能够抗住的人，应该受到男男女女的热爱和感谢。暴政同地狱一样是不容易征服的。但我们可以此安慰自己：斗争越艰苦，得来的胜利越光荣；得来的胜利越便宜，赢得的尊敬就越小。

　　华盛顿命令：集合全体官兵，向他们宣读这篇文章。1776年圣诞之夜，在潘恩檄文的激励下，美军一鼓作气，连夜渡河作战，取得了特仑屯战役的辉煌胜利（特仑屯，Trenton，现在新泽西州的首府。华盛顿将军渡河之战，成为许多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有一本专著还获得普利策奖。在新泽西州的德拉瓦河畔，有华盛顿渡河公园　Washington Crossing Park——老高注）。

　　1777年，潘恩被任命为大陆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秘书。在那里，他与美国驻法商务代表塞拉斯·迪安等人发生冲突。他不能容忍那些人利用法国援助假公营私的行径。1778年12月4日，他在报上公开揭露迪安谋取10万里佛尔私利的丑闻，引起轩然大波。大陆会议的某些当权者公开表示对潘恩的不满。保守派首脑古尔诺·摩里斯在大陆会议上说，外交委员会秘书一职根本不应掌握在“从英国来的一个纯粹的冒险家，一个既没有财产，又没有家庭和亲戚，甚至连语法都不懂的人手里”。次年2月，法国驻北美使节向大陆会议递交抗议书，抗议潘恩暴露了法国军援的秘密，要求大陆会议“对目前的状况采取合适的措施”。国会为此辩论不息，风波持续了一年多。1779年2月9日，潘恩被迫提出辞呈。在辞呈中，他悲愤地说：“我并未辜负信任，因为我所从事的一切都是忠诚于公众利益。我并未泄密，因为我并未说出什么我认为称得上是秘密的东西。我确信迪安犯有罪恶，我唯愿自己克尽职守”。
　　迪安事件是潘恩在美国命运的转折点。在这之后，他的信誉遭到极大打击，总是处在谣言包围之中，再也难以恢复《常识》出版时所获得的崇高地位。美国上层社会讥笑说：“他升起象一支火箭，坠落如一根拐杖”。

　　北美战争结束后，出身低微的潘恩更受排挤。他为这个国家预言了足够它几代人实践并为之感激的真理：从共和政体到外交中立，从中央银行到邦权至上，直至美国国名：“United　 States”，这时却成了一个可怜巴巴的失业游民。1783年11月，他投书纽约州议会说：“我不谙经商，亦无地产。我从另一个国家流亡出来后，并未置办另一份家业。有时我不禁自问，我比一个难民究竟好多少？最可悲的是，我这个难民曾为这个国家竭忠尽智，却得不到一丝好报”；经他抗议，国会才同意给他一笔补贴，又经过两年多反复辩论，国会才确定补贴金额为3000美元。潘恩以此款在纽约市郊的新罗歇尔购买了一座庄园。
　　象启蒙时代的其他优秀人物一样，潘恩既有民主献身的热情，又有沉迷于科学实验的奢好。因为他们都认为若要拯救人类摆脱愚昧，民主和科学缺一不可。潘恩曾发明、设计过一连串东西，从刨床、轻型起重机到车厢轮子、无烟蜡烛。有一次富兰克林对他说：“对于闲暇者，有书籍；对于伟人，有大厦；对于教士，有教堂；对于普通老百姓，却没有人为他们建筑桥梁”。于是潘恩发奋制作铁桥，以取代不能经受冰凌冲击的木桥，解决凌汛期间民间的舟揖之困。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的短暂间隙里，他设计了一座铁桥模型，先在富兰克林家的花园展出，后拿到巴黎、伦敦展览。他对这座铁桥充满柔情，称它为“《常识》之子”；十三根弯梁撑起一座单拱桥身，他说，这是对十三州组建合众国的纪念。
　　在英国，他的铁桥模型和建桥计划曾一度受到辉格党领袖柏克的欢迎。在法国，他自豪地写信给华盛顿说：“我已建造了一座跨距110英尺的单拱铁桥，拱顶离水面5英尺高。”为了留在欧洲建造他那心爱的铁桥，他不惜放弃了一个可以回美洲大陆大出风头的机会：受拉法耶特之托，横渡大西洋，把法国公民的圣物——打开巴士底狱的钥匙转交给华盛顿。

　　但是，当柏克起而攻击法国革命时，潘恩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铁桥和友谊，重回政坛，奋起迎战。1791年3月，他在伦敦出版《人权论》，激烈抨击柏克的《法国革命感言录》，引起海峡两岸舆论界的轰动。
　　《人权论》一书是潘恩对法国大革命的最大贡献，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
　　《人权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局限于逐条批驳柏克的论点，而是把英国十七世纪革命和美国、法国的十八世纪革命相比，强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先进性，以及这两场革命之间的内在的血缘联系，鞭斥英国革命，尤其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保守性。他使读者看到，他和柏克的分歧，不是两个人的论争，而是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的对话，是人权与君权的对话，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是十八世纪与十七世纪的对话。他不是一般地阐述法国革命的合理性，而是在一个比柏克视野远为广阔的背景上，突出勾勒法国革命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论》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冲破了当时笼罩于整个西方先进思想界对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迷信，深入骨髓地批判了这一政体，给当时还处于摸索状态的法国革命指明了共和主义的崭新方向。在这之前，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伏尔泰、孟德斯坞、狄德罗等一直在教诲人民追随英国榜样。卢梭虽然提出了共和制理想，但由于他片面否定代议制，崇尚直接民主制，结果，却把这一理想封闭在小国寡民的范围内，封死了在大国范围内加以实现的可能。《人权论》一书超越了他们的这些局限。它在批判英国政体之后，向法国人民详细解释了美国共和政体试验成功的经验，即抛弃卢梭的直接民主制的幻想，"把代议制同民主制结合起来，获得一种能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的领土与不同数量的人口的政府体制"——近代共和政体。潘恩说，这一政体已在比英国本土大十倍的美国试验成功，法国人没有必要继续犹豫观望了。他们既不必迷信英国政体，也不必为卢梭式的难题所困惑，应该起而仿效美国，建立大国共和政体。
　　《人权论》一书在法国激起的反响一如当年《常识》在美国激起的反响。各种政治性俱乐部以自己的经费在穷人中散发了3000余册。罗伯斯庇尔在他自己创办的政治刊物《宪章捍卫者》1792年6月号摘要转载了《人权论》，热情称赞潘恩“是一个人类权力最雄辩的辩护者”。1792年8月26日，法国议会授予潘恩荣誉国籍。紧接着，加莱、索姆、多姆和瓦兹四郡不约而同都选举潘恩为他们在国民公会中的代表。加莱还特意派了一位官员去英国通知这位外籍议员已光荣当选，并写信相邀，热烈呼唤这个“人民之友”去和他们一起共图大举。后来的史实证明，《人权论》对法国革命转变方向起了巨大作用。

　　《人权论》出版，对英国思想界的意义难以估量。一位西方学者认为：“发生在柏克和潘恩之间的这场大辩论，可能是英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意识形态论战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场论战”。到1793年底，《人权论》已销售或免费散发了大约20万份。以持论严谨著称的英国《年鉴》杂志也承认：“对这本书的热情是无法形容的。它被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阅读，特别是在那些大工业城市，无论是英格兰还是苏格兰都是如此”。在设菲尔德，磨刀匠用下列新词填进国歌，走街串巷吟唱：

　　上帝保佑伟大的托马斯·潘恩，他的《人权论》照亮了每一个人的灵魂。他使盲人看清了被愚弄、被奴役的命运。他给全世界指明了自由之神。

　　《人权论》及其影响激怒了庇特内阁。英国绅士百年来视若圭臬的改良主义政治体制和历史传统受到一个来自底层社会的思想家公然挑战，庇特不能坐视，他说：“若放纵潘恩的主张，我们必将有一场流血的革命”。1792年6月8日，英国政府指控潘恩犯有煽动叛乱罪，不久，英伦三岛出现官方煽起的反潘恩狂潮，街上开始烧毁潘恩的模拟像。潘恩临危不惧，凡有暴徒集会，他都免费寄去几百本《人权论》，附一份书面发言。法国9月3日大屠杀消息传来，英国托利党人的反应越见猖狂。9月13日，友人获悉警方的密谋，劝说潘恩立即逃亡，否则便有杀身之祸。潘恩初意不走，经从法国加莱来的那位官员恳劝，方同意连夜流亡法国。在伦敦。他逃脱迫捕，只差几个小时。在多佛尔海关，只差20分钟。
　　英法两国判若两个世界。9月13日，当潘恩乘坐的邮船进入法国加莱港口时，军舰上礼炮齐鸣，沿岸爆发一片欢呼声。当加莱的这位议员踏上法国土地时，士兵夹道欢迎，淑女上前献词，官员和他拥抱，市民则冒雨迎立在街道两侧，高呼：“潘恩万岁”。9月19日，潘恩抵达巴黎。20日晚，进入法国议会。所到之处，那种法国式的亲吻和拥抱总是如潮涌来，把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弄得疲惫不堪。10月11日，国民公会选举组成起草新宪法的九人小组，潘恩得票第二，光荣入选。从此，他卷入了法国革命的政治中心。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远超出法国人之意料，亦为潘恩本人始料所不及。在革命初期，潘恩尚发生过很大影响。他上一次在巴黎旅居时就曾参预起草了《人权宣言》。经他修改，《人权宣言》增加了美国公民为之奋斗的经济自由、财产权不受限制的思想入与《独立宣言》遥相呼应。这一次起草1793年宪法，他至少提供有45页用英文写就的材料。他对丹敦说，采纳这些方案后，法国应该成为欧洲的代言人，“她应该为所有民族讲话，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然而，随着革命愈演愈烈，潘恩与雅各宾派之间出现了隔阂。潘恩不谙法语，很难走出上层去和法国百姓直接交往。革命上层中能说英语的法国人大多是吉伦特派，这些人早年往往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在那个战场上就与潘恩结有情谊，而雅各宾派则多是一些土气十足的外省人，既不会说英语，又不关心世界革命，自然不易与潘恩交结。这样，潘恩在法国的朋友大多为布里索、佩蒂翁、罗兰夫妇这些吉伦特派领袖。潘恩之所以与他们亲密，不仅仅是因为口语相通，还因为他们在世界革命、博爱主义、共和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方面有一系列政治上的共同语言。而对这些，雅各宾派不是冷眼旁观，就是持反对态度。
　　潘恩对国王审判案的态度，尤使雅各宾派难堪。他以美国人的身份不忘前情，继续感激路易十六对北美战争的慷慨援助。他反驳柏克时，就颂扬过法国革命的高尚之处不在于与一个国王作对，而是与产生国王的那种制度作战。所以，他希望法国革命能象美国革命那样，原则尽管彻底，行动却保持温和，少给欧洲众王室留下报复的借口。潘恩认为国王早该废黜，昏君通敌亦必须惩办，但只宜流放，不宜处死，他担心处死国王一要伤害美国盟友的感情，二要激起欧洲王室的联合干涉。1793年1月15日，他在国民公会中公开投票反对处死国王。
　　潘恩执意认为法国革命是“美国原则移植到欧洲的第一批丰硕成果”。他坚信“正是美国的理想打开了巴士底狱之门”。这一独特的认识角度，使他能超脱法国革命中激烈的竞争偏见，富有旁观之明。反过来，却也使他难以理解产生雅各宾专政的法国特殊国情，更不能同情罗伯斯庇尔那一派人在大风大浪中掌权的艰难处境，继国王问题之后，他在法制溃坏、限价风潮等问题上，又和雅各宾派发生争执。他提出了很多稳健观点，在后世历史学家看来十分可取，但在当时政治家看来却断难实行，故而都被拒绝了。罗伯斯庇尔那端最初对潘恩也有误解。他为《人权论》倾倒，以为能写出这样激烈的小册子的作者理所当然地是自己的同道。可是不出两年，他就发现《人权论》的作者原来并不是一个无套裤汉，结果大失所望，掉头而去。雅各宾派素不以宽容精神著称，那时在这一派人中流传的口号是：“要么是我的兄弟，要么就死去。”对他们来说，从欢迎一个人到猜忌这个人，然后再激变为打击、迫害这个人，并不需要多长时间，更何况潘恩作为理想主义者，轻易不愿放弃自己的见解。如此两相抵角，形势急转直下。
　　1793年春相继发生马拉受审案和米兰达诬陷案，潘恩都出庭作证。他在后一案中为米兰达洗冤，与吉伦特派相合；在前一案中当众抖落马拉的隐私，深深激恼雅各宾派。6月，雅各宾派正式执政。潘恩当年的朋友非逃即亡，他本人在1793年宪法中的思想主张被无情删除，他悲叹：“共和国死了。”同年10月，潘恩的名字上了黑名单。11月25日，罗伯斯庇尔公布取缔外籍议员的法令，潘恩被逐出国民公会。12月28日深夜，潘恩锒铛入狱。
　　罗伯斯庇尔死后，入们在他的文件中发现有一份亲笔短简：“为了美国的利益，同样也为了法国的利益，要求通过一项对托马斯·潘恩起诉的法令”。
　　潘恩在这个他所颂扬的革命圣地系狱达10个月之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时在海峡彼岸，英国政府正在对他和《人权论》进行缺席审判。与雅各宾党人的猜度相反，潘恩被英国保守党用歌曲谩骂，骂他是个“雅各宾党人”。有人编排了一个历史上最可恶者的名单，从凯撒开始，以潘恩结束。缺席审判的结果是：潘恩为非法之人，从此不受法律保护；《人权论》被全部查禁。潘恩为了法国，永远失去了回归故土的权利。
　　在狱中，他历尽磨难，九死一生。由于意外的奇缘，他才逃脱了断头台，却又差点死于病魔之手。即使如此，他还是坚持写作《理性时代》(第二部分)——有关宗教问题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因为其中的激进观点，他后来在美国吃尽苦头。1794年1月27日，他在该书扉页上赫然写道：“我一向极力主张人人有保持他的意见的权利，不管他的意见如何与我不同。凡是否认别人有这种权利的人，会使他自己成为现有意见的奴隶，因为他自己排除了改变意见的权利”。美国公使莫里斯写信给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说：“他在狱中以著书反对耶稣自娱。我倾向于认为，他在狱中如果安分守己，或许能有幸被人遗忘。他若引入过多注意，那把早就悬在他头上的利斧就会落下来了”。

　　如果不是莫里斯作梗，潘恩本来是可以出狱的。当时潘恩曾向美国求援，要求证实他有美国国籍。否则，雅各宾党既可以他的出身把他说成英国敌侨，亦可凭他曾被授予法国荣誉国籍一事，把他当成国内敌党。无论是敌侨，还是敌党，都难逃一死。莫里斯因前述迪安事件与潘恩失和，这时乘机报复，拒绝证明他有美国国籍。华盛顿正暗中与英国商谈杰伊条约，不想因为潘恩开罪英国，竟也袖手旁观，故作沉默。这时的潘恩真成了“法外之人”。他的朋友见死不救，他的敌人幸灾乐祸。美国曾授予他国籍，拒绝证明；英国取消了他的国籍，却巴不得他被认为是个英国人而被处死；法国仅授予过他荣誉国籍，却正好借此罗织罪名。他参加过或鼓动过三个国家的革命，三个国家同时抛弃了他。
　　1794年8月，门罗取代莫里斯，出使法国。这位后来以“门罗主义”出名的大使比他的前任多一副侠义心肠。他惊讶地获悉潘恩还在狱中，于是四处奔走，火速营救，1794年11月7日，在门罗多方斡旋之后，潘恩终于获释出狱。他在门罗夫妇悉心护理下，经过两个多月的休养，才恢复了健康。
　　潘恩死里逃生，对法国人却从未口出恶言。但他永远不能原谅华盛顿。华盛顿逝世后，潘恩听说要为他树立雕像，曾给受命雕塑的艺术家写道：

　　把最冷最硬的石头采出矿坑，
　　无须加工：它就是华盛顿，
　　你若雕琢，可留下粗陋的刀痕，
　　在他心窝锯刻——一忘义负恩。

　　潘恩出狱后，拿破仑曾访问过他。1797年秋天，拿破仑告诉潘恩：在他的枕下总有一本《人权论》，每晚睡前必读。他也曾宴请过潘恩。席间，他说：“世界上每一座城市都应为潘恩树立起一座金质雕像”。但在拿破仑执政后，他与潘恩的关系迅速冷却下来，因为潘恩厌弃一切类型的个人独裁和残忍行为，拒绝与他合作。
　　从督政府到执政府，潘恩曾多次表露出一个世界公民的超脱本色。他本不是一个吉伦特党，更不是一个雅各宾派，这时，也不是一个热月党人。他只是个不讨任何执政党喜欢的理想主义者。1795年7月7日，他出狱后第一次出席国民公会，就单枪匹马地向1795年宪法挑战，他斥责这部宪法放弃普选权，规定对选择权的财产资格限制，是背叛了革命的初衷。他还在议会外散发小册子，鼓动法国人抵制这部宪法。为此，他又一次丢掉了议员职位。而雅各宾派的残余势力这时对这部宪法只不过作了些模糊软弱的反抗。
　　1795年宪法公布后，潘恩和巴贝夫几乎同时产生了这一感觉：只要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还占统治地位，就谈不上什么政治平等。从这一点出发，巴贝夫走向武装起义，潘恩则抓起笔书写他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土地正义论》。他在书中呼吁实行土地改革。他的土改计划，简略地说，就是凡有土地者都把土地捐赠给一个基金会，然后再从这一基金会领取少许现金补贴，作为他捐地义举的报偿。潘恩设想，社会借此能逐步废除土地私有制以及一切建立其上的经济、政治不平等现象，同时，还能避免巴贝夫式暴力剥夺带来的流血和动乱。这一计划今天看来不免浅稚，但在当时却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倾心向往的改革设想。它足以说明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晚年思想并未失去活力，还在苦苦探索理想的社会蓝图。为此，不惜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滑动。
　　1801年，杰弗逊就任美国总统。潘恩害起了“思乡病”，日甚一日地盼望返回美国。他对来访者说，他已重操旧业，搞起了科学实验。新近发明有一种新式车轮，准备将它和当年的铁桥模型一起带回美国。
　　1802年9月，他应杰弗逊之邀，回到他精神上的故乡——美国。从他登陆那天起，他就发现回来的不是时候。他正碰在美国革命后宗教复兴的势头上，他那本《理性时代》给他带来了严重后果。联邦党人群起反对他的到来，说他是个“无神论者”，还把他和杰弗逊并称为一对“汤姆”。萨缪尔·亚当斯以新英格兰全体人民的名义恳求他不要再扰乱人心。他彬彬有礼地致书潘恩：“值此敦促联合维持和平之际，阁下是否还有意于重煽争辩之恶火？”邀他回国的杰弗逊这时正为竞选总统苦苦奋斗，为了避嫌，不得不开始回避潘恩，甚至拒绝他在政府中担任公职的请求。最使他寒心的是费城的本杰明·罗什。这位当年《常识》的取名人这时写道：“他在《理性时代》中所宣扬的原则，我觉得讨厌，我都不愿意和他再来往。”
　　潘恩这时一定觉得，相比现在，北美战争结束后那段“特殊的流亡者”的生活真算不得什么。如今，在他下榻的旅馆周围，入夜就有嘘声。邻居围攻他，连马车也不让他坐。他不得不徒步行走，可是来往车辆又故意溅他一身臭泥。人们总不相信他这个鳃夫能耐住寂寞，于是诬告他与女房东有暖昧关系。甚至只差一点儿，他就被第三次取消国籍：在他临死前三年，有个地方官剥夺他的选举权，说他是个外国人。他最后几年成了美国社会里现成的攻击靶子。教士们以潘恩的遭遇吓唬会众，收拢人心；母亲使淘气的孩子就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说一句：“魔鬼和汤姆·潘恩来了！”1804年圣诞节之夜，有人干脆向他开了一枪，枪口离他10英尺。临终前一年，他的头发长得象鸟的羽毛，却没有人到城里为他请一个理发师来，虽然离城不过1.5英里。
　　1809年6月8日早晨8点钟，世界公民托马斯·潘恩在孤苦无告中含愤死去。纽约只有一家报纸注意到这个人的离去。一个记者在6月10日的《纽约邮报》上草草报道了这条消息。其笔调之轻薄令人难以置信：“昨天，他葬于西切斯特县新罗歇儿附近，可能是在他自己的庄稼地里。我不知道他的年龄，不过他活的也够长了。他做过一些好事，可更多的是坏事。”
　　送葬队伍只有六人，其中还有两名黑人。据他的法国房东波纳弗尔太太回忆，下葬时的萧条场面让人揪心：“当棺木落地，墓土撤上时，我站在墓穴的东端，让我的小儿子站在西端。环顾周围寥寥的旁观者，我说：‘啊，潘恩先生；我的儿子站在那儿，代表美国向您致谢。而我，则代表全体法兰西人民！’”莽莽旷野，只有一妇一孺在代表美法两国向这位合众国的取名人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致哀——日后想起，美法两国必定觉得这是它们百年难洗的共同耻辱。
　　1819年10月的一个夜晚，有个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的英国记者柯贝特偷偷起出潘恩的遗骨，运回英国。他本想发动募捐为潘恩建造圣祠。结果除招来一片谩骂，一事无成。英国官方对潘恩耿耿于怀，生不宽容，死不接纳。一个巡街念公告的人，因为宣布潘恩遗骨到达，被官方收监九个星期。柯贝特保留那堆遗骸直到他本人于1835年去世。他儿子继承了那些圣骨。1836年柯贝特儿子破产，圣骨作为他的财产也被没收。可是政府又不承认那是贵重物品，于是便由一个打散工的老头保管，直至1844年。接下来又转到一个叫B·蒂利的家具商人手里。到了1854年，潘恩的遗骸只剩下颅骨和右手骨了。一位牧师这时突然宣称，他拥有这两块骨头。但后来人们追问时，他却闪烁其词，避而不答。到现在，连这点遗骨也无影无踪了。

　　潘恩刚死，即有人向他的一个密友约稿，请他撰写潘恩传记。这位友人回答得很巧妙。他说：“现在还不是撰写潘恩传记的时候。凡想了解潘恩生平的人，可以去读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就是他的生平。”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他的作品：他有《常识》，反抗那时候的政治传统；他有《人权论》，反抗社会传统；他有《土地正义论》，反抗的是经济传统；最后有《理性时代》，反抗的是宗教传统。这样一来，他就把那个年头能得罪的人类权势力量都得罪完了。他从地上打到天上，横扫俗界国王之后，又向灵界国王宣战，最后激起天怨人怨，自然要落个遗骨飘零，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其实，他既然死无葬身之地，生亦不该享有国籍，他是世界公民，属于新旧大陆上一切爱好民主的民族。他既不能为他那个时代充分理解和接受，就该让他归属于历史。他来到这个世界时，是个贫民；离去时还是一贫如洗；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穴墓地，真可谓“赤条条来去”。他完全可以用他的笔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的作品获得象他那样广泛的销路。可是他分文不取，把全部稿酬捐给英、美、法三国的民主事业。这样一个无畏无私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两个世界的英雄”。
　　潘恩的可悲之处恐怕在于他跻身政界，却不是一个圆熟的政治家。严格说来，他只是个带着书生意气的革命家。他尽情泼洒理想主义者的热血，从不知谋略、心计为何物。他既不给自己留后路，当然也不允许别人走些曲径。他与罗伯斯庇尔、华盛顿等人发生的那种同道之争，后人不妨看得轻松一点，就象一根直线在通过几个同向螺旋圈时发生的内摩擦。他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热爱人权，但也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不谙人情。如果两者兼备，他或许就能避免那些痛苦的摩擦和纠纷。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向来不动感情，可是他看到潘恩那样下场，也不禁感叹一声：“一个人即使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也需要有些世故，才能得到赞扬”。可是罗曼·罗兰却正好相反。他看中的却正是潘恩至死都天真未凿的好斗性格。这位常洒英雄之泪的法国作家为潘恩的悲剧打抱不平，曾预告要给“勇敢的空想主义者托马斯·潘恩”作传，把潘恩列入他的英雄长廊，与贝多芬、托尔斯泰等人作伴。至于与潘恩同时代的那些大革命家、大政治家，他却一个也没放在眼里。

    习近平对外宣称，他也读过《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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