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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鼎山，1922年出生于宁波，在上海复旦附中读书时即开始为柯灵所编刊物撰稿。1945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在新闻界任职二年。1947年赴美，先后在密苏里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曾任报刊编辑、纽约市立大学教授，1989年退休。著书有《纽约客书林漫步》、《西窗漫记》等多种，中英文作品散见于中美报刊。国际笔会纽约华文作家笔会会长。弟弟董乐山是著名英语翻译家。

在美国的50余年，董鼎山一直是上班族，没有专事笔耕，但这无妨他硕果累累的蓄积。他不仅用中、英文双语进行写作，而且他的作品题材之广，发表刊物之多，海内外影响之大，在当前美籍华裔作家中都是少见的。

早期的二、三十年，作为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参与，他主要以英文写作，为《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美联社特写》、《星期六评论》、《图书馆月刊》以及《美中评论》、《新亚洲评论》等报刊写作书评时论文章。到了70年代末，中国大陆文化禁锢初现松动，一种把现代欧美文学思想输入中国文化界的使命感燃起他重新运用母语写作的热情。从1987年为《读书》杂志每月写一篇“纽约通讯”开始，他的介绍、论述、剖析现代当代欧美作家与作品的精彩文章在中国大陆的、港台的、美国加拿大的许多中文报刊杂志上出现。并在20年间先后结集出版了《天下真小》、《西窗漫记》、《书、人、事》、《留美三十年》、《西边拾叶》、《美国作家与作品》、《西窗拾叶》、《第三种读书》、《纽约文化扫描》、《董鼎山文集》（二册）、《自己的视角》、《纽约客闲话》、《美国梦的另一面》等书。

董鼎山的文章，不是高深的学术论文，也非绮丽的抒情散文，而是读书与思考的随笔漫话。定居美国50多年，董鼎山已是美国公民，但却又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文化意识与感情归属上的中国人，是殷殷厚望于祖国故土早日富强统一的中国人。他始终让他那在美国出生的女儿认归中国是自己的祖国。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开始，他每年都向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寄去一份签证申请。直到1978年，他突然收到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的一封信，同意给他去中国的签证。这次归国，他不仅探望了阔别已久的亲人，也和30年未通音讯的文坛老友恢复了联系。

董鼎山先生作为国际笔会会员、纽约文艺协会理事、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会员，他从未停止读书、思考、写作以及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活动，他仍然是一名活跃的文化使者。董鼎山先生从未停止读书、思考、写作以及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活动。2000年12月，荣获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授予他“终身成就奖”，可谓实至名归。

董鼎山先生是中美文学交流杰出的使者，被誉为“美国文学大使”是当之无愧。在二十多年时间里，董鼎山先生不遗余力的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美国文学的情况，几乎将美国作家和作品“一网打尽”，为中国广大的读者和作家了解美国文学情况和最新发展动态，为中美文化交流做出杰出的贡献。

2015年初，董老写了“向读者告别”的短文。93岁的他“不但对写作告别，也等于是向人生告别。到了93岁，生活小节都有困难；85岁的老妻患病，医谓恐是骨癌”。董老坚持照顾老伴儿，他们拒绝进养老院。老先生认为自己很快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借此短文向朋友们告别。

我想董老大概受不了终生与之相伴相爱的老伴身患绝症。数月后董老的夫人怀念去世。他写了“蓓琪——忆我的贤惠洋妻”表述对老伴儿的深切感情。此前他就已决定恢复写作。他说“有人问我，恢复写作后，我将写些什么题材。我刚失去了爱妻，所思所想，甚至在梦中都是对她的回忆。”他的这篇文章让我读起来相当的感动。

　　他说“有人好奇，我与蓓琪的异国（中国、瑞典）异族（黄种、白种）婚姻,何以两人能够经久（50余年）和睦相处？对此我早已写过1957年我们初次相遇的情景，趁此机会我重温一下。

　　“那是一个初夏的晚上，我们这些朋友组成的纽约国际学生俱乐部当时甚为活跃，经常借格林威治村一个教堂的交谊厅聚会，会员人种复杂，有非洲人，中东阿拉伯人，本地黑人学生，欧洲人与美国当地白人。其中我与意大利学生汤尼、伊朗学生丹利安交情深厚。汤尼与丹利安都曾被选为会长，我当过副会长。某晚我们在一黑人女律师（刚自纽约大学毕业）的公寓中开派对。地方狭小，人数众多，有的在跳舞，有的谈天，我与汤尼无地可坐，乃躺靠在墙边指手划脚讨论他人的舞技。旁边坐著两位金发长腿的美女，满口斯堪的纳维亚口音，原来一个来自瑞典，一个来自挪威。态度大方，开始与我们谈笑。我与汤尼顽皮地说‘我们口干，谁替我们去拿啤酒’。两位女郎一同起身说‘我们去拿’。如此随和，立即引起我们的兴趣，她们举止大方，毫不做作。我立即爱上了瑞典女郎，结果——是53年的美满生活”。

　　“至今让我安慰的是53年的美满生活，但是爱妻的去逝让我这个老人痛苦不堪，寂寞凄楚。

　　董老回忆起“去瑞典看岳父母时，总感到他们对我怀有特别的兴趣。岳父喜欢谈时事（他懂英语），岳母的慈祥和蔼都被蓓琪继承了，她忠厚、施舍落泊穷人的品质也都被蓓琪学来了。蓓琪在重病的数星期前，还在杂货店购买罐头食品送给教堂的贫民食堂。有时她会将罐头食品或用旧的羊毛衫放在睡袋里、悬在附近小公园的凳子上任穷人选用。

　　董老并“不是想把她描写成一个‘圣人’,不过这是20余年前一位9旬邻居老太太告诉我的，因为蓓琪常推食物去探望她。有事必去帮忙。蓓琪自己临去世前也有许多邻居前来探望。

　　“蓓琪在我眼中就是圣女，她的好心肠令我一想起，就禁不住流泪，一位好友在旁也跟著哭泣。奇怪，她第一次随我去中国探亲，不懂英文的婶婶们都要拉著她的手同行，毫不掩饰她们的爱惜。一位叔母说，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和气善良的‘外国女人’。她们惊异于外国女人也有如此温雅仁慈的气息，她们认为我娶外国洋女没错，并为我祝福（当时我父母已去世）。我的大哥在和她告别时哭得泣不成声。（不久他就患心脏病逝世）。我弟乐山夫妇（都会英文）成为她在北京的导游。

“我携蓓琪去中国两次，第二次是应宁波大学包玉刚之约去讲学一学期。学校准备了一间三室的套房，我邀北京的乐山与重庆的名山几个兄弟相聚，每天同席进宴，并由校长陪我们一起观看古迹与中学时代的校舍（原是教会中学斐迪，后来改为浙东），还遇到幼时老友，其乐无穷。蓓琪不愧是中国人的贤妻，受到人人赞赏”。

这些段落我仔细读过。董老，您的家庭幸福多亏了相濡以沫的夫人。董鼎山老先生在文章“最后一瞥”中表达了对老伴儿浓浓情意。他写道：

我确是正处在极度孤独悲哀的时期，行住坐卧都牵动对她的思念，无论在卧房、客室，还是厨房，到处都有她的身影……

　　今日打开冰箱冷冻室，里面装满她生前购买积存的食物，包括冻鱼、冻虾、乳酸，以及在唐人街超级市场购来的油豆腐和细粉（孙女儿最爱油豆腐细粉），那是她准备待客之用的。看到这些，我感到一阵心痛。

现如今我的种种烦恼，女儿太忙，自是帮不上忙的。晚上很痛苦，有时整晚10小时翻来覆去，不能入睡。有时索性起床阅读，文字却进不了我的脑袋，只好回床平躺收听广播中的古典音乐。

　　我说这些不是在博人同情，爱妻病重之前，我就深受失眠困扰，医生给开了安眠药，才有了之前的自杀种种。女儿很怨怒，久久不能原谅我。她不准我再喝酒（其实我并不是嗜酒的酒鬼，那时只是为了快速结束，因此是就著酒服下大量的安眠药。），我亦不能宽恕自己的冒昧行动。到我出医院（两天）回家时，病妻已昏昏沉沉，睁眼看我，不发一言，泪水汪汪，轻声呼疼。

　　5月8日傍晚，我与坐在她床边的两位好友，无计可施，只有流泪握著她的双手安慰她。我一时觉得她对我的温柔已无反应，一时转身进入书房查看电脑上的问安电讯。刚一坐定，两位好友呼叫：“吉姆，她要走了，赶快过来！”我转身跑入卧房，她已闭了双眼。我连续哭着说：“不！不！不要走，我爱您。”已经太晚，她的脸色灰白，双眼紧闭，我不信她听到我的最后一句话。我在她额上吻了一下，放声大哭。护士将被单罩住了她的脸。

　　就是这样了，我永别了53年的美满生活，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是我确信我们会在天堂相聚。

但我现在犹如处身地狱。一找不著日常用品，就想到蓓琪一定会找到。我要一杯热咖啡时，她已煮好；吃晚饭时，我们相对谈天，经常谈朋友，说邻居，讨论电视新闻（百老汇因年老早已禁足）。我们谈女儿与外孙女。最令我心疼的是她对两个外孙女的记挂。我与女儿商议，不能让幼小的孩童看到外祖母临终前呻吟呼疼的惨状。蓓琪病中一直记挂两个小外孙女，不断呼叫她们的名字，一想到此，我就禁不住流泪――母亲与外祖父有没有做错？孩子们今后会不会责怪我们？女儿对我说，她们听到外祖母去世，抱著她号啕大哭。

　　她孤寂地去了。远在中国、瑞典、法国的很多人打电话来慰问。邻居前来探望，不信她们的好朋友突然不在了。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从书房赶回卧房的最后一瞥，最后一吻，她已闭了眼睛。我一心希望她已上天堂。

有关董老的自杀，他是这样描述的：

　　我对去世爱妻蓓琪病床边的最后承诺是：我一定会继续写作下去。因她知道写作是我一生兴趣。现在我只能红着脸向读者道歉，因为我要履行在自杀企图失败后的诺言。

妻子去世几天前的早晨，被癌病疼痛折磨了整晚的她，把我叫醒，伸手握住我的手腕，轻声说，“我要与您一同走。”（这是我们在她病重后期常说的话）根据我的也许错误的记忆，她伸手拉开床边抽屉，赫然出现的是一瓶帮她安睡的安眠药。在那心痛的片刻，我向周围熟悉的书架家俱作最后一声告别，不加思索地吞了满口安眠药，满以为可与爱妻在天堂相会。不想醒过来后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床边坐著我那满脸怨怒而焦虑的女儿。在医院住了两天后，我被送回家，妻子仍在疼痛中呻吟。

……

　　早在两年前，我们还在健康之时，她常说，“我们已这么大年纪，但我要比你多活两年，为的是我可以照顾你。”她的愿望没有实现。我比她大了8岁，我们一共过了53年的圆满婚姻生活，照理我应满足。有人还在祝我活到100岁！这是愚拙的看法：老了，病了，倦了，无人照顾，没有老伴，谁要孤苦伶仃地活到100岁？看到自己爱妻最后几星期的痛苦，我只希望死亡来时快速，不要拖沓。在睡眠中离世才是人的幸福。

说到董鼎山就应该说他的弟弟董乐山。董乐山也是翻译家，作家，并且是美国文化研究学者。他1946年冬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50年后历任新华社参编部翻译、审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教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美国系主任等职。译作《第三帝国的兴亡》（合译）、《一九八四》、《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西行漫记》等均有广泛影响。编有《英汉美国翻译社会知识辞典》。文革后出版有《译余废墨》等散文随笔集。有四卷本《董乐山文集》。

董乐山排1957年夏天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唐山去“劳改”。1976年后，应三联书店之邀，翻译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传记《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

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1984》。1979年“右派”平反。1985年，《1984》正式以书籍形式出版，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这三部曲便是英国作家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前苏联作家扎米亚京的《我们》，奥威尔的《1984》。

另外还有记录1944年8月解放巴黎全过程的报告文学《巴黎烧了吗？》、实录1932-1972年美国社会变迁的《光荣与梦想》、东欧作家阿瑟·库思勒描写红色恐怖的小说《中午的黑暗》、关于西方文化传统的普及读物《古典学》、观照人文主义源流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美国报人斯通对民主与自由的矛盾的思考《苏格拉底的审判》、传播信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卡赞扎基斯惊世骇俗的精神拷问《基督最后的诱惑》、以荒诞笔触嘲讽现实的黑色幽默小说《冠军早餐/囚鸟》。

1999年1月16日，董乐山拒绝了最后抢救，静静地在北京一家医院去世。骨灰被家人安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临近太平洋的一个山岗上的陵园里。骨灰安放处坐东朝西，面对太平洋遥望中国。

过去曾传董鼎山和董乐山哥俩因对一些政治的看法有分歧，两人有些矛盾。董老在“至爱兄弟不了情”中是这样描述的（摘编）：

十五年前，弟弟来信告我，北京一家出版社有意请我们兄弟俩合写一本回忆录。他们的意念很新颖，要我与乐山（我在美国，他在中国），叙写过去五十年来我们各自生活经验，一章一章地对照。我是于一九四七年出国留学的，历年所过的是正常生活，在此期间，他则经受了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二十年入狱、下乡劳动种种苦难。我们的经历当然有天渊之别，惟一相同处是我俩都喜爱阅读与写作。我们继续不断的出版作品，到了后来作总结，他的成就完全超越了我的。

半世纪分离造成兄弟间思想隔阂

乐山少年参加革命，出了力，国家不但没有宽待他，反而给予他二十余年苦难。他深感委屈，耿耿于怀，对自己曾出力助成的政府体制终于产生了极度恶感。

在他去世前两年，某次我们在他家谈话，他（一位马克思主义深信者）把对共产政府的憎恨转移向我这个在美国言论自由、避免偏见的气氛中受熏陶数十年的哥哥。因为我的一篇书评结论（我反驳那书作者认为中美战争不可避免的言论，我以为中美之间或有冲突，但绝不会发生核战），他对我大发脾气，指我为中共张目。我深知他的嫉恶如仇的心理状态，并不与他争论。我渐渐了解到，在极权社会中成长的知识人士，往往会养成一种看事物很极端的态度，不是百分之百的对，便是百分之百的错。有些在国内受过迫害的人，到了美国后就把美国看作甚么都好的天堂，但同时又不能体会美国自由气氛中的理性：即凡事都不能视为“非黑即白”。

但是乐山并不一定持有这类“非黑即白”态度。把凡事看得“非黑即白”乃是文革时期所遗下的陋习，乐山怎会采纳？我了解他的思想过程，在此纪念他逝世十周年之际我不免回想起我们自童年开始的思想发展。我们相差两岁，在家中我是老二，他是老三。我们兴趣相近，自幼喜欢看书，给我们思想启蒙的最重要一本书是巴金的小说《家》。在那个反对旧礼教的故事中，他自比为较为激烈的觉慧，而我是较为温和的觉民。

乐山中学时代参加中共地下活动

一九四○年代的上海所谓“孤岛”时期，是我们思想发展最快、写作最多产期间。我们住在租界，抗日情绪激昂，我想就是在那时期，他暗地参加了地下活动（请注意我们都不到二十岁）。我们在那时向往“延安圣地”，凡有朋友偷偷加入新四军的，我们都很羡慕。同时我们写作的发表也更频繁；尤其是在敌伪统治之下，我们如能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指桑骂槐的讽刺杂文，便觉得很痛快。乐山的智慧发展更是迅速，十八岁时他突然成为上海剧艺界最受尊重的剧评家。

一九四五年八月世界大战结束，抗战胜利，退居重庆的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大批文化人回到上海，美国电影开始进口，上海文化界也起变化。那年我在圣约翰大学毕业考入《申报》当记者，刚二十一岁的乐山则自著名剧评家降为圣约翰大学二年级生。约大是以学生生活浮华、专爱舞会派对著名，乐山也不免予人以这种印象，但我相信他仍保持地下党关系。

二十年苦难中仍有优秀译作问世

我离开上海后，乐山接任了我在《东南日报》的夜间编辑职务，后来又一度当过中央社记者。两年后上海“解放”，他恰在美国新闻处任职。这个履历后来就成为他在反右运动与文革时期遭受折磨的原因之一。其实，在初期，他的才干颇受新政府赏识，邀请他入新华社主持新闻翻译工作。在二十年间（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入狱下放苦难时期中，他没有放弃工作志趣，暗中与几位友人合译并独自编校了美国名记者威廉·夏伊勒所著的德国纳粹历史《第三帝国的兴亡》，获准出版后（先是内部读物）名气大扬。

在北京皇亭子新华社简陋宿舍一个宿室（是他家三口住所）中，我索看他的译本，乐山在我们挤坐的小木床（房中没有座椅，只有两个木床，一个小桌）床褥下抽出三集破破烂烂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译本，我不禁一阵辛酸，一面敬佩他在艰难环境中的成就，一面悯怜他们生活条件的苛刻。那时，落实政策后的他已被调至外国语学院教授英文，而且也是社会科学院美国所专家、新闻研究所教授。我马上看出其间的讽刺意义：他因熟悉英文与懂得美国而遭清算。他又因同样原因而被重用！

通过他与知友冯亦代，我于一九七九年开始在新出版而且内容开放的杂志《读书》上写个介绍美国文化与文学的专栏。他也开始不断出版不少近代美国文学名著的译本（在一九八○年代间，他是中国名气最响亮的翻译家）。从此，我几乎每年回国一次，应邀讲学或探亲，每见到他，我总觉得他好以有种有苦难言的神态，他的愁眉苦脸好似已经成型，笑颜难开。一九八一年我邀他来纽约我家住留三个月，谈话机会多得很，但一提他的受折磨经历，他就闭口不谈。他对美国的新奇也似乎没有兴趣，不时在客厅踏方步深思。某次我说要带他到纽约文化界出名的格林威治村散步，他竟没兴趣。

享有盛名仍郁郁寡欢无限苦闷

次年他应康乃尔大学之邀（福特基金会资助）担任访问教授一年。那年经我介绍，他在文学杂志《巴黎评论》发表了由我所译的短篇小说〈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原文曾在上海《文汇报》获得征文头奖），并附了我为该杂志所写的〈董乐山访问记〉与〈当代中国文学近况〉。我可说那是美国文化界首次读到中国作家形容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受折磨的作品，恐比所谓“伤痕文学”传到美国还早。

一九八九年夏，“六四事件”发生之后不久，乐山夫妇竟被获准出国，我大为惊喜。此次乃是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鲁斯基金资助）前往担任访问教授。在机场去迎接时，我首次看到他的解愁笑颜。一年任期完后，我问他要不要我帮助申请绿卡，在美国留下来。他说不，他要回去“享受应得的养老金”，一句话说出他的执拗性格。

他的复杂情绪是容易了解的。他憎恨自己的理想主义竟被出卖（少年时受欺骗，成年后又受虐待），他钦服美国的民主自由、宽容公正。但同时，由于他在国内压抑气氛中受到长期影响，竟不能容忍我在美国自由发表意见的习惯。我们在民主自由世界的人，尽可能的保持言论真实，即有错误，至少可以表达自己的忠实立场。“你非我友、即是我敌”的绝对态度乃是极权社会空气所造成。我伤心的是，我的嫉恶如仇的弟弟，竟也因受文革的恶毒气氛熏染，成为不容异见的顽固者。

最后见面竟是不欢而散

一九九七年四月，我在香港《开放》杂志发表了一篇讨论名记者李却·伯恩斯坦新着《即将来临的中美冲突》的书评。我的结论是，中美或会冲突，但不会发生核子战争。五月我去北京看乐山，谈到此文，他对我的意见不以为然，厉声把我大骂一顿，斥我是帮中共讲话。而我只不过是发表读后感而已，预测未来核战不可能发生，不然全球毁灭，同归于尽，甚么善恶、甚么爱恨都没有了。对他的责骂我闷口不言。不料那次竟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两年后，他因肝癌逝世。他的儿子亦波曾自美赶去送终，回来后我问他爸临终时有没有给我留言，他说没有，我听了非常伤心。

《开放》杂志二零零一年八月号发表了主编金钟对我的访问记，我也提到我们兄弟最后不欢而散的一场。不料有人看到此文，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他显然也曾受过中共折磨，但在思想上仍保留了中共气氛的熏陶，现在到了美国，他可自由发挥，他对中共嫉恶如仇，犹如乐山。他说他很敬重董乐山，我当然听了高兴；他指我所发表的文章持有“许多左倾甚至‘亲共’观点”，不值我弟弟的敬慕。由于他在文中作人身攻击，我不屑作答。但我认为这类“亲我者友，逆我者敌”的态度，乃是中共最暴虐时期“文革”所余下的遗毒。那位显然自己吃过苦头的人，在进入自由环境下竟不能去除如此骂人态度，令我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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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在网上见到把董老“骂得狗血淋头”者的文字。我在这里申明，我站在董鼎山老先生一边。董老还有个四弟董名山。在弟弟癌症去世后，他在“悼四弟董名山”写道：

　　时间是1947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上海家中准备行装，打算翌日乘邮船赴美留学，我因找不到一件像样的毛衫而烦恼，一面看到四弟名山所穿的毛衣深表羡企。名山较我小7岁，已经个子高大，与我差不多。他刚初次堕入爱河，交了女友，而那件羊毛衫是女友亲手所织的爱情信物。名山看到我的羡意，一下子把毛衫脱下，交我当作送行礼物，坚持让我将它放入衣箱中。60多年来，我不能忘却他的慷慨。在我们少年成长时，我们很少吵嘴，他常因我是兄长而让我一步，多年后他曾来纽约我家小住几星期，其间恰逢我回国去庆祝我的一本新书出版，不在纽约。我妻与四弟相处极佳，他后来对我称赞嫂子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而蓓琪也称赞名山的善良慷慨。

　　今年8月20日他终因多年缠绕的癌症不治而去世。他性格刚强，从不轻言放弃，即使最后几个月的痛苦挣扎，也没让他气馁。当1999年三弟乐山也因癌症逝世时，我曾作文悼念。对他为革命而牺牲的一生遭遇深感不平。现在我要悼念名山，想到他在文革时期所受的苦难更觉气愤。

　　我们幼时都是受了马克思思想影响的理想主义者，兄弟中以乐山最为热心忠诚。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但促我回国效力，甚至劝戒四弟小妹：“如今共产党革命成功了，你们必须忠于党忠于国家，不惜牺牲自己。”不过他的奢望未曾实现，为国为党效力后，自己反而在反右运动与文革时期受了许多委屈。他甚至完全否定了他的哥哥在美国所受的民主思想薰陶，他把一切都看作非黑即白，把传统的所谓“左”、“右”倾向反转过来（例如在目前中国社会，“左”代表保守，“右”反而变为开明，与欧美社会的看法恰恰相反）。

　　他出生于1929年，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地质系，然后被政府分配至北京中央政府地质部工作。和当时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他于1958年被打成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下放在重庆地质矿产南方煤炭测试实验中心降职工程师（变相处罚）。在文革期间，他被戴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高帽子，不断遭受批判、斗争、抄家、劳改、降职降薪等。在1970年到1972年二、三年内，他已是妻离子散。他曾写信给小妹倾诉他在文革风暴下的无比痛苦。虽是“总工程师”，但被扫地出门，住在漏风漏雨的锅炉房，被迫当苦力，烧锅炉，推煤车，给厨师挑担买菜等等。没有人敢和他交往，人人都对他谩骂。妻离后，他身边失了儿女，一人孤苦无助，心如刀割，在一般人的歧视下过日子。那时全国食物匮乏，全民挨饿。他的惟一安慰是妹妹与妹夫的来信。同时，他又充满对幼小儿女的关爱，但对将来完全绝望。到了1979年他才被平反，返回总工程师原职，恢复了原来工资92元人民币，分配住房一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