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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中國工農紅軍鄂豫皖蘇區在河南省光山縣白雀園發生的一起大規模肅反行動，由張國燾發動。該肅反行動使紅四軍中被株連殺害的人員達2500多人。白雀園肅反是紅四軍（及之後的紅四方面軍）的最大規模的肅反行動，然而此後陸續有數次小型的肅反運動。其中被撤職的原紅軍鄂豫皖蘇區領導之一的曾中生在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後，曾試圖寫信向中共中央舉報張國燾，後被張國燾截獲並勒死。原紅軍鄂豫皖蘇區另一位領導曠繼勛亦在1933年因肅反被殺。紅四方面軍軍長徐向前的妻子程訓宣亦在白雀園肅反中被秘密處死，徐向前直到延安時才得悉此事。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於1931年1月召開，從此王明上台，開始了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統治。中央派了康榮生到鄂豫皖口頭傳達了四中全會的精神。4月上旬，鄂豫皖區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新集召開。大會作了一個擁護黨的四中全會的決議。徐向前在前方指揮作戰沒有出席這次大會。
4月中旬，敵人的第二次“圍剿”已部署就緒。蔣介石調集了11個多師的兵力，限令“五月完全肅清”鄂豫皖紅軍。4月20日，敵四十六師、警衛一旅等部的7個團進犯皖西革命根據地。鄂豫皖特委決定集中四軍主力出皖西擊敵。這時，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派出的大員張國燾、陳昌浩已從上海來到新集；沈澤民等也已抵達皖西。於是由張國燾、陳昌浩、曠繼勛率紅十、十一兩師由商南東進，於金家寨附近同紅十二師會合（3月下旬，特委將中央教導二師改編為紅四軍第十二師，軍部警衛團和光山、羅山、黃安三縣獨立團合編為警衛師）。徐向前仍按特委原定計劃帶十師二十八團留在鄂豫邊攻打反動民團據點大寨山、打銀尖。據點還沒有打開，隨着也投入了西線的反“圍剿”戰鬥。
這次反“圍剿”，紅軍主要是採取東西兩側往返機動，避實擊虛，各個擊破，待機反攻的戰法，因而僅用一個多月時間即取得了勝利。先後共殲敵5000餘人。北面的吉鴻昌部，因有聯合紅軍反蔣的意思，作戰並不積極。
5月12日，反“圍剿”的戰鬥還沒有結束，張國燾召開會議傳達中央決定，撤銷中共鄂豫皖邊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軍事委員會。分局的職權系直接代表中央實施領導，有權否定地方黨委的決議或解散地方黨委。中央指定由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曾中生、舒傳賢、徐寶珊、王平章、蔡申熙等8人組成分局，張國燾任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沈澤民兼省委書記，曾中生、曠繼勛為軍委副主席，陳昌浩為共青團分局書記。紅軍和地方武裝統歸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從此，張國燾總攬鄂豫皖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張國燾，原名特立，江西萍鄉人。早年就讀北京大學，為1919年“五四”運動骨幹分子之一。1921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黨的多次代表大會上，曾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張國燾犯過右傾和“左”傾錯誤。大革命失敗後，曾企圖阻撓南昌起義，遭到周恩來、李立三等堅決反對。1928年6月，張國燾在莫斯科參加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後，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1931年1月，被共產國際派遣回中國。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

這麼經歷不凡的大人物進了大別山，好像半個皇帝駕到，紅軍指揮員高興，黨和地方政權領導人高興。大家說，這下根據地和紅軍要大發展起來了。誰知這位張主席一上任，連燒三把火，把黨心燒亂，軍心燒散。
第一把火，所謂的“調整組織”，把鄂豫皖特委撤銷，成立中央鄂豫皖分局和軍事委員會，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是張國燾。黨政軍大權在一身，把他認為不行的幹部撤換下去。
第二把火。所謂的“反右傾”。他打着反“立三路線殘餘”的旗號，給一些領導人扣上“右傾”、“反對四中全會”、“反對分局”的帽子，把徐朋人等開除黨籍，開會批判了紅四軍軍長曾中生等的“錯誤”。
第三把火，就是大規模地展開“肅反”運動。從白雀園開始行動，越演越烈。“肅反”的烈火，很快燃遍大別山區，燒到紅軍各部隊。
白雀園，是黃安縣城西南的一個小鎮。歷史上這裡沒出過名人、奇案，舊中國分省地圖上都難找到它的位置，可是從張國燾在這裡發動“肅反”，白雀園出名了。多少年來大別山人一提它，就像說到地獄一樣。在紅四方面軍的戰史上和許多史書中，“白雀園肅反”成了觸臥涼心、血淋淋的一頁！

張國燾以中央全權代表的身份來到鄂豫皖根據地不久，即對紅四軍的領導幹部做了調整。曠繼勛任紅四軍軍長，曾中生任政治委員，下轄十、十一、十二、十三師。十師師長劉英，政治委員康榮生；十一師師長周維炯，政治委員余篤三；十二師師長許繼慎，政治委員龐永俊；十三師師長徐向前，政治委員陳奇。隨後，成立了培訓幹部的“彭（湃）楊（殷）學校”，由蔡申熙任校長，傅鍾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主任。
6月28日至3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會上，紅四軍領導人曾中生、余篤三、許繼慎等主張抓住敵暫取守勢的有利時機，集中主力南下作戰，以配合中央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這一正確主張得到與會多數人支持。會議決定：紅四軍以少數兵力留在根據地鞏固陣地，而以主力部隊南下向外發展。
7月上旬，軍委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開會議，討論紅軍的具體行動部署。不料，張國燾推翻原來的南下決定，認為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據地，就須威脅攻占大城市。因此，要紅四軍攻英山，出潛山、太湖，進攻安慶，威震南京，限一月完成。紅四軍領導人不同意這個冒險主義的計劃，主張消滅敵有生力量，鞏固擴大根據地，以牽制敵兵力，即攻下英山後出蘄、黃、廣地區，使之與鄂豫皖根據地連成一片。但張國燾仍按其個人意見作出了決定。部隊奉命作南下英山，東出潛山、太湖的準備。
7月中旬，紅四軍的領導又進行了改組。徐向前任軍長，曾中生任政治委員，劉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原軍長曠繼勛改任紅十三師師長。他因在5月間給中央的報告中不承認前段工作是“立三路線”的繼續，而受到中央的指責。
8月初，徐向前和曾中生率領紅四軍十、十一、十二師的5個團，冒着酷暑南下，直取英山。僅僅經過兩小時激戰，攻占了英山城，殲敵1800餘人。仗是打勝了，徐向前和曾中生對下一步行動卻憂慮起來。
在英山城的一幢小樓上，深夜還亮着燈。曾中生和徐向前擺起軍用地圖，徹夜不眠，反覆研究這下一步棋，到底如何走才好。
曾中生考慮再三，說：“東出安慶，要通過四百里的白區，遠離蘇區，太冒險了。”
徐向前說：“是啊，安慶是敵人重兵設防的地方，我們只五個團的兵力能攻下它？跑四百里，去攻打大城市，那是自找苦吃！”
曾中生說：“我們不能硬着頭皮瞎撞，安慶攻不得。”
徐向前說：“絕對攻不得。”
經過反覆磋商，政治委員曾中生最後決定：留十二師守英山，以十、十一兩師4個團出蘄、黃、廣。他一面部署部隊前進，一面寫信派人向張國燾報告，說明情況。

紅軍部隊冒着酷暑分兩路南下。一路急行軍120里，突然奔襲蘄春城附近的漕河鎮，全殲敵人新八旅，活捉旅長王光宗以下1600餘人，繳槍1200余支，乘勝進占浠水、廣濟縣城，逼近武穴；另一路奔襲黃梅城，由於城壕水深，隨即撤出，占領鄉村。徐向前和曾中生靈活機動的指揮，使部隊幹部戰士十分高興。當地黨組織和群眾見紅軍歸來，紛紛組織慰問，到處燃放鞭炮。被敵人摧垮的革命群眾組織，又很快恢復起來。短短幾天，紅軍就從敵人倉庫和地主豪紳家中收繳了許多財物。光是銀子就達1800斤，金子20余斤，大洋7萬元。金子後來全部送到上海黨中央，其他財物，解決了紅軍的吃穿。真是難得的勝利！接着，紅軍又在洗馬畈地區殲滅敵人3個團的大部。
張國燾坐鎮後方，得知徐向前、曾中生沒按他的意見去攻安慶，大為惱怒。8月27日，他以鄂豫皖分局、軍委會的名義給曾中生、徐向前寫信，指責他們“公開抗拒分局命令”，是什麼“原則路線上的分歧”；嚴令部隊“立即北返，不得絲毫停留”。
徐向前事先曾想到，紅四軍的行動可能受到批評，卻沒想到如此嚴重；曾中生似早已預料到後果，還沒接到張國燾的來信，就與徐向前、劉士奇聯名，向上海黨中央寫了信，申述紅四軍南下的理由。信中說：“現在我們的戰略是要鞏固蘄、黃、廣蘇區，與皖西蘇區、黃麻蘇區打成一片，同時相機而據武穴（水不退仍然不能去），尤其是準備這一陣地的群眾基礎。敵人能來則集中力量而必消滅他數師以上，敵人不來則從宿松、太湖、潛山一帶鞏固陣地的發展而出安慶。”“在戰略上，如果想脫離根據地幾百里的陣地，如我們由英山直取安慶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發生許多不能解決的困難。如果勉強行之，必然成為單純軍事行動，根本忘卻了鞏固陣地的發展任務了。我們深深認識中央根據地勝利的偉大，就是有了強度群眾基礎的陣地所致。”
9月初，部隊奉命北返，在英山以南的雞鳴河，曾中生召開了一次支部書記和指導員以上的活動分子會議，討論了張國燾的來信。會上，群情激憤，通過申明書，決定派劉士奇回去向中央分局陳述意見。這件處理不當的事，更被張國燾抓住了把柄。於是，紅四軍南下問題遂成了一樁大罪！
9月13日，陳昌浩到達麻埠紅四軍軍部宣布中央分局免去曾中生軍政治委員職務，由陳昌浩接任的決定。接着發生了在紅軍中開始“肅反”抓人的事。十師參謀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團團長潘皈佛等20餘人相繼被捕。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使一直在前方指揮作戰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

徐向前問陳昌浩：“被抓走的好多人，都是貧苦農民出身，土生土長的，有的是看着長大的，怎麼成了反革命？這是怎麼回事？”
陳昌浩說：“你不知道，八月初，我們在後方破獲了一個反革命團體，叫AB團，成員多是岳維峻的舊部。他們準備九月十五日暴動，要炸毀醫院，搶走岳維峻。在一些縣委、區委里也發現了改組派，牽涉到我們部隊呢。現在逮捕的都是改組派、反革命。”
徐向前被弄得更糊塗了。在蘇區和紅軍中前一兩年也搞過肅反，也抓過一些人，大多是地主惡霸的狗腿子，或是敵人派來的探子。而現在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擊的，平時沒有什麼異常表現，怎麼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組派？說這些人是反革命吧，過去長期在一起戰鬥、生活，確實都是些好同志；說不是反革命吧，又拿不出證據來，腦海里始終是一個疑團。
遵照中央分局的命令，徐向前率領部隊西返。部隊一面行軍打仗，一面在陳昌浩主持下繼續“肅反”。一天，部隊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時，徐向前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隊經過，見隊伍里有兩付擔架抬着人，他問身邊的陳昌浩：“誰負傷了，抬的是什麼人？”
陳昌浩說：“沒有誰負傷，許繼慎、周維炯是反革命，逮捕了。”
徐向前聽後，真懷疑自己的耳朵不好用，怎麼許繼慎成了反革命啦！他想起紅四軍南下發生的那件事：攻克英山後，一個自稱鍾蜀武的人，帶了蔣介石的特務頭子曾擴情的一封親筆信，來找紅十二師師長許繼慎。信中閃爍其詞，大意是歡迎許帶部隊投蔣，“定將受到最優厚的待遇”。許繼慎當即將鍾某逮捕，連人帶信送交軍部處理。徐向前和曾中生對鍾某進行了審訊，隨後，就轉送中央分局處理。根據許繼慎的一貫表現和他們對他的了解，他們在給中央分局和黨中央的報告中明確表示：許繼慎“在組織上不會有什麼問題”，這次敵人來找他，“完全是敵人用各種陰謀來破壞我們。”徐向前熟悉許繼慎的歷史和為人：他是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北伐戰爭中擔任過葉挺獨立團的營長、團參謀長。來到鄂豫皖紅軍後，在紅一軍、紅四軍又一起工作。他作戰勇敢，指揮靈活，為人正派，這樣的同志，怎麼也成了“反革命”？至於周維炯，更是一員戰將，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麼也被捕了呢？
面對許繼慎、周維炯兩位師長被逮捕。徐向前痛心極了，他質問陳昌浩：“怎麼搞的嘛，把師長都抓起來了，也不給我說一聲！”徐向前事前都一無所知。
陳昌浩對徐向前的這種不滿和抗議採取不理的態度。他認為肅反抓人，是他職權以內的事，況且又是張國燾的決定。那時中央有規定：政治委員是代表政權與黨兩方面來領導軍隊的，政治委員在政治上、在黨內比同級軍官權限大。政治委員是紅軍中最高的領導者，是黨和政府的代表，有最後的決定權，甚至有權逮捕同級指揮員。

9月底，部隊到達白雀園。張國燾親自到紅四軍主持“肅反”。這年冬天，“肅反”又從紅軍部隊擴展到地方機關。為了防止部隊發生異動，張國燾等還決定，以營為單位拆散混編，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還組織了巡視團，派到各師，監督肅反。肅反的對象主要有三種人：一是從白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的、投誠的還是被俘的，不論有無反革命活動，一律要審查；二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如何，也要審查；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一時間，把紅軍中留鵝頭、戴眼鏡、鑲金牙的，還有讀過幾天書的，都說成是富農，加以清洗。只要念過幾年書，識幾個字的，似乎是天生的反革命。
張國燾還說：“工農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錯誤，黨可原諒三分，倘是知識分子同志犯了錯誤就要加重三分。”正因為有這種“理論”，“肅反”中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被捕、被殺的特別多。省委書記沈澤民還有一套“理論”，那就是從“那些思想意識不好的與非無產階級觀點的分子找反革命線索”，從平時“對富農不堅決鬥爭”的人身上，就能“找到反動派的組織”。把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搞混了，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與同反革命分子的鬥爭糾纏在一起了。
不重事實，不深入調查研究，輕信口供。只要有兩個人說他是反革命，就把他逮捕審訊，非要他承認不可，不承認就嚴刑拷打。結果嚴刑逼供，揭發“同夥”，後方扯到前方，軍隊扯到地方，越扯越多，越扯越離奇。幾個人一起吃一頓飯，就說他是“吃喝委員會”，反革命；兩個人在一起說幾句話，就說是搞秘密活動，是改組派、AB團、第三黨。白色恐怖籠罩着鄂豫皖蘇區，搞得人心惶惶，熟人見了面也不敢說話。就連王樹聲、倪志亮這樣的老革命，見了徐向前也不敢多說話了。
“肅反”開始，徐向前還能參加一些會議，還有某些發言權，隨着運動的深入，保衛局抓人越來越多，徐向前在會上提出不同意見，引起了張國燾的不滿，後來就乾脆只讓他負責部隊訓練和作戰指揮。徐向前意識到對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個僻靜的廟宇、祠堂，作為臨時指揮所，把地圖掛好，專心了解敵情，分析情況，部署作戰行動。但是，共產黨員的政治責任心驅使着他，又不能不關注部隊中的“肅反”情況和被捕人員的命運，並且盡力之所及，保護同志免遭殺害。他保護了不少幹部，周希漢就是其中的一個。
徐向前本來不認識周希漢。那時，周希漢在伙食班幫助寫伙食賬。而徐向前喜歡吃鍋巴，有時到伙房轉轉。一天，徐向前來到伙房，見到一個不認識的小青年，長相又機靈，就問：“你叫什麼？什麼地方人？怎麼過去沒有見過你呀？”周答：“我叫周希漢，本地順河集人。是來幫助工作的。”他還把為什麼來這裡幫助工作的原因對徐向前講了。原來，周希漢在四軍十三師三十八團當戰士。肅反開始的時候，團里把他當做富農，開除出黨，送回老家。周希漢回家後，就找蘇維埃政府，讓縣蘇維埃政府開個證明，證明他家是貧農，請部隊恢復他的軍籍。這樣，他又回到部隊，在炊事班幫助工作。徐向前聽了，翻看他寫的賬本，見字寫得不錯，就說：“你願意跟我在總部當個書記員嗎？”周希漢說：“我沒幹過，怕干不好。”徐向前說：“沒關係，慢慢學就會的。”周希漢到總部後，在徐向前的幫助下，進步很快。
沒想到1932年初，打豆腐店的時候，周希漢給直屬部隊號房子，因當地有兩個相同的地名，號房子的時候出了點差錯，張國燾把他罵了一頓，硬說是有意破壞，讓保衛局把他抓起來審訊。徐向前回到總指揮部，警衛員說保衛局抓走了周希漢。徐向前說：“快到保衛局，把周希漢要回來！”過了一會兒，警衛員回來報告說：“保衛局的人說，周希漢是改組派，不能放。”徐向前聽了非常生氣，親自來到保衛局。只見周希漢已被捆綁起來，準備拉去殺頭。徐向前嚴厲地質問：“什麼改組派！周希漢是貧農，是我的書記，我了解他，快給我放啦！”在徐向前的干預下，周希漢才撿回一條命。

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在蘇區，在紅軍中像一場瘟疫，繼續蔓延着。一批又一批的好幹部、好同志被逮捕殺害。誰也不會想到，一年之後，徐向前的愛人程訓宣也無端被以肅反的名義殺害。那是1932年反四次“圍剿”中的事。那時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帶指揮作戰。一天，他讓警衛員把破襪子給他妻子程訓宣送去，讓她抽空補一補。往常，衣服、襪子破了都是徐向前自己縫補。在長期的戰爭環境裡，他學會了一手針線活。會做件背心，縫補點破衣裳，打草鞋。這次因為作戰忙，抽不出空，所以才讓程訓宣縫補。
警衛員氣喘吁吁地回來了，神色非常緊張。
徐向前問：“出了什麼事啦？”
“她被抓走了。”
“為什麼？”
“不知道，說是反革命！”
說起程訓宣，當地的婦女都說她是好樣的。她1911年出生在黃安縣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個貧農家庭。沒念過書，性格開朗，愛說愛笑。1928年，吳光浩率紅三十一師回黃麻老區活動，她衝破封建舊禮教的束縛，投入革命隊伍，從事婦女工作。她為人正派，工作積極，對黨忠誠，很快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經曹學楷和倪志亮的介紹，於1929年下半年同徐向前結婚。她家祖祖輩輩都是貧苦的農民。父親為人忠厚，母親雖然不認識字，但性格開朗，愛管“閒事”，是個熱心腸的人。
她姐弟5個，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參加了革命。大哥程啟光，1928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參加過黃麻武裝暴動，曾在紅三十一師當特務隊長；二哥程啟宗，1925年參加共產黨，也參加過黃麻武裝暴動，暴動失敗後，隨起義武裝上了木蘭山，不幸被敵人抓去殺害；弟弟程啟波，當時在司令部當勤務兵。程訓宣本人長期在本地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事事都走在前面。這樣一個好同志，怎麼可能是反革命呢！究竟是為了什麼？徐向前問過一些人，但沒有問出個究竟。程訓宣被捕後，保衛局用了種種刑法，嚴刑拷打，逼她承認反革命，並要她揭發“同夥”。她始終不承認是反革命。最後被殺害了。

直到長征抵達延安後，徐向前見到鄂豫皖蘇區的保衛局長周純全，問他：“為什麼把我老婆抓去殺了，她究竟有什麼罪？”周純全此時只好說老實話了：“她沒有什麼罪。當時抓她，就是為了搞你的材料。”

1937年4月，國民黨大員冷欣在蘇北對陳毅說：“我們在鄂豫皖略施小計，你們便殺了許繼慎，當時，我們還不相信呢。”
在“肅反”中，許多共產黨員、革命戰士被無辜殺害。據當時看管“犯人”的人講，許繼慎、周維炯被殺之前，在嚴刑拷打之下，沒有什麼口供。周維炯在被殺之前，還義正辭嚴地痛斥張國燾等：“我不是反革命，你們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後還是要革命！”表現出一個革命者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
在“肅反”中，被張國燾加以“改組派”、“第三黨”、“AB團”等莫須有的罪名，先後逮捕、殺害的紅軍排以上幹部和革命戰士，就有2500餘人。地方上大批優秀幹部也被殺害，其中有原鄂東北特委書記徐朋人，黃麻起義的組織者之一、鄂東軍黨代表戴克敏，黃安農民政府主席曹學楷，鄂豫皖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鄭行瑞等等。“肅反”，嚴重地削弱了鄂豫皖蘇區黨和紅軍的力量，也激起了廣大群眾的強烈不滿和反抗。一些地區貼出標語：“張國燾是殺人劊子手！”“打倒帝國主義張國燾！”有的地方還把縣政治保衛局給砸了。……
儘管蘇區群眾痛恨張國燾恣意抓人殺人，但他們對共產黨和紅軍始終是擁護和熱愛的，不曾動搖對黨的信念。黃安縣仙居區的群眾為了反抗“肅反”，掩護區鄉幹部逃入山里。他們上山之前，仍給區政府送去500多擔大米和一千多雙鞋襪，在信中還特意寫明，這是送給紅軍的。忠於革命事業的紅軍指戰員，不少人雖然被捕被殺，仍然是前仆後繼，英勇戰鬥。一些被誣為“反革命”而遭逮捕的幹部、戰士，被暫時放出來參加“突擊隊”，衝鋒陷陣，與敵人搏鬥，其中不少人獻出了生命。
徐向前同廣大指戰員一樣，大敵當前，始終以大局為重，他壓抑着內心的悲痛，把全部精力投入反對敵人“圍剿”的鬥爭。許多年之後，他回顧這段歷史，沉痛地說：“鄂豫皖根據地的‘大肅反’，不是孤立的，那個時候，是教條主義者統治中央的時候。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攪在一起，在全黨，在各個根據地，搞‘肅反’，搞擴大化。”“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我們的子孫後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張永在《近代史研究》上撰文指出，1931年秋冬的紅四軍白雀園肅反發生的原因，除與張國燾的個人野心和沈澤民、陳昌浩等人的“左傾”教條主義有關外，還因為當時鄂豫皖紅軍中確實存在嚴重的紀律問題。
鄂豫皖紅軍帶有相當濃厚的傳統農民起義軍的色彩
鄂豫皖紅軍不像中央紅軍那樣，含有秋收起義、南昌起義中共產黨領導的正規部隊，而幾乎完全由農村游擊隊發展而來，帶有相當濃厚的傳統農民起義軍的色彩。1931年4月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等人進入鄂豫皖蘇區建立中央分局時，鄂豫皖紅軍主力已經由幾支分散的游擊隊發展為紅四軍，轄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師和彭楊軍校。軍長為曠繼勛(後為徐向前)，政委為曾中生。各師師長分別是劉英、周維炯、許繼慎和徐向前，彭楊軍校校長為蔡申熙。
皖西領導人方英在1931年7月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到：“曠繼勛和中生在河口命令地方黨部布置路線，準備找六個女子共同分配，但因種種原因，中生的事幸沒有完成。在擴大會時，澤民同志提議組織‘審查此問題’，在常委中雖然收集了很大[多]材料，但國燾同志不同意此種小題大做，所以沒有通過。紅軍與蘇維埃尚未有建立親密的聯繫，以為蘇維埃是紅軍招待所，尤其對於婦女的關係惡化非常。四軍到麻埠時，有七區一個十六七歲少女被紅軍強姦。十二師卅六團到霍山朱[諸]佛庵要蘇維埃主席把[為]他們布置路線，也發生強姦少共青團員事件。紅軍南下時，到各處都有強姦事發生，還有少數女子心[以]為擁護紅軍是解決性的問題，是唯一要務。自動把慰勞紅軍的婦女分配給團長、參謀長睡覺。”
師長許繼慎就認為“愛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
事實上，這種風氣在鄂豫皖蘇區由來已久，地方幹部中早就存在同樣的問題。何玉琳在1929年給中央的報告中就提到：“安、麻、陂、光黨里負責人除最少數外，約有四分之三的多數，總與數十、數百女人發生性的關係，因此養成進步婦女向墮落、腐化、浪漫方向發展。＂當年的革命者多有一些“英雄”氣概，如師長許繼慎就認為“愛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
沈澤民在1931年6月的擴大會議上即準備就紀律問題展開鬥爭，但張國燾覺得下車伊始，不宜馬上批判當地幹部。但中央分局擴大會議的決議中還是明確提出：“一部分紅軍幹部及戰士對婦女的不正確的關係是極嚴重的錯誤行為，這種行為要引導到紅軍脫離群眾，應當嚴格糾正”，並且指出“黨的組織特別是紅軍中負責同志，對於這種行為不加糾正，是政治上的嚴重錯誤，以後同志中犯此錯誤者，應照行黨的紀律範圍以外的制裁”。中央分局第一次擴大會議總結報告中還提出：“反對不正確的兩性關係，對婦女的昏亂行為，特別是紅軍中負責同志首先改正去影響士兵。”
鄂豫皖紅軍有些是收編民團土匪幫會等發展而來的
鄂豫皖紅軍的有些部隊是收編民團、土匪、幫會等發展而來的，成分極其複雜，組織結構上深受幫會影響，紀律更難改善。特別是皖西紅軍三十二、三十三師，幾乎一度脫離黨的領導，上級委派擔任師委書記、黨代表的徐子清、徐其虛、戴亢君等3名高級幹部先後被擅自殺害。1929年鄂豫邊革命委員會報告提到，“三十二師是由民團拖出來的幾十支槍及農民收繳土匪所埋藏的槍支二十餘支”，“成份流氓分子太多，政治工作可以說沒有做，對外影響不太好，很多農民說他是土匪”。六安縣委的報告中也提到：“三十三師的軍紀是不大好的，尤其是這次[打]英山、霍山為最壞，差不多形同土匪。
徐向前在回憶錄中也提到：當三十一師與三十二師第一次會合以後，由於三十二師“以前發生過槍殺特委委員的事，我們也有顧慮，晚上睡覺枕着槍，以防意外”，“第二天早晨起床後，發現二師的同志不辭而別了。他們有戒心，也不奇怪。”
商城發生8名黨的主要領導人被迫連夜出逃
1930年1月，在商城發生8名黨的主要領導人被迫出走的嚴重事件。1929年12月25日三十二師攻下商城後，中央巡視員郭樹勛和中央派來當師長的劉英等來到商城，準備整編三十二師，調原師長周維炯到上海受訓，改由劉英擔任師長。不料在會議中，參與殺害二徐及戴的李梯雲、王澤渥、徐乾等人極力煽動阻撓，控制會議，氣氛極為緊張。會議期間，縣委書記孔文彬接到秘密報告：“李梯雲、王澤渥、周維炯等已開會幾次，說我們都是第三黨，信陽中心縣委也是第三黨，決定馬上扣留解決我們。”結果，中央巡視員郭樹勛、師委書記郭天民、師長劉英、縣委書記孔文彬、黨代表吳荊赤、政治部主任李榮桂、九十八團黨代錶王子良、九十七團黨代表金佛廣等8人連夜出逃。
中央巡視員郭樹勛出逃以後，在1930年2月關於商城三十二師的報告中提到：“師委常委劉殿元(1928年從蘇聯回國)同志，現在工作非常不好，英雄思想很濃厚，總想帶兵。上一次交一個中隊給他指揮，他又隨意退卻，影響整個陣線；在農村誘姦農村婦女，士兵非常不滿意，因為士兵犯了受處分，上級犯了，一點處分也沒有。”“司令部鬧得烏煙瘴氣，是他吞煙吐霧的地方，紅軍中吸食大煙真是奇怪現象；一般流氓在司令部自由往來，戲子成天掛着紅軍徽章在到處耀武揚威。”“我以後參加了軍隊中許多支部、小組的會議。在這些會議中，知道黨在軍隊中沒有影響，同志比群眾還落伍些。當攻下商城的時候，同志為着搶東西互相打架。有的把金錢帶回家去，甚至有許多因為暴富了，脫離隊伍放棄革命了。這主要的是沒有建立起黨的政治影響和樹立黨的紀律。”
1930年春紅一軍成立後，三十二師改編為二師，三十三師改編為三師。鄂豫邊特委的綜合報告提到：“二師是由幾個同志在商城民團內工作，拖出來一部分”，“利用‘幫’的路線收編一些小股土匪，所以二師的成份，十分之六是農，十分之四是土匪。同是軍隊的性質，末[了]成立封建的組合、部落的組合、姓氏的結合、‘幫’的結合等。負責人互相發展私人勢力，互爭領袖等，因此以前有排斥外來同志等行動。”“三師開始是二師在六安、霍山游擊，繳了一些武裝交給六安編成游擊隊，後又收編了一部土匪編成的，士兵成份，內面大部分是農民，小部分是土匪。”“一師因為士兵的成份較好，在群眾中的行動較好一些，二、三師參加[雜]土匪成份，到處行動不好，如買東西不給錢，偷農民家的東西等，弄得農民說二、三師是土匪”，“二師尾大不掉，故意與軍部為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