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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鄂豫皖苏区在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发生的一起大规模肃反行动，由张国焘发动。该肃反行动使红四军中被株连杀害的人员达2500多人。白雀园肃反是红四军（及之后的红四方面军）的最大规模的肃反行动，然而此后陆续有数次小型的肃反运动。其中被撤职的原红军鄂豫皖苏区领导之一的曾中生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曾试图写信向中共中央举报张国焘，后被张国焘截获并勒死。原红军鄂豫皖苏区另一位领导旷继勋亦在1933年因肃反被杀。红四方面军军长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亦在白雀园肃反中被秘密处死，徐向前直到延安时才得悉此事。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召开，从此王明上台，开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中央派了康荣生到鄂豫皖口头传达了四中全会的精神。4月上旬，鄂豫皖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新集召开。大会作了一个拥护党的四中全会的决议。徐向前在前方指挥作战没有出席这次大会。
4月中旬，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已部署就绪。蒋介石调集了11个多师的兵力，限令“五月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4月20日，敌四十六师、警卫一旅等部的7个团进犯皖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特委决定集中四军主力出皖西击敌。这时，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出的大员张国焘、陈昌浩已从上海来到新集；沈泽民等也已抵达皖西。于是由张国焘、陈昌浩、旷继勋率红十、十一两师由商南东进，于金家寨附近同红十二师会合（3月下旬，特委将中央教导二师改编为红四军第十二师，军部警卫团和光山、罗山、黄安三县独立团合编为警卫师）。徐向前仍按特委原定计划带十师二十八团留在鄂豫边攻打反动民团据点大寨山、打银尖。据点还没有打开，随着也投入了西线的反“围剿”战斗。
这次反“围剿”，红军主要是采取东西两侧往返机动，避实击虚，各个击破，待机反攻的战法，因而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即取得了胜利。先后共歼敌5000余人。北面的吉鸿昌部，因有联合红军反蒋的意思，作战并不积极。
5月12日，反“围剿”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张国焘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分局的职权系直接代表中央实施领导，有权否定地方党委的决议或解散地方党委。中央指定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舒传贤、徐宝珊、王平章、蔡申熙等8人组成分局，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兼省委书记，曾中生、旷继勋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为共青团分局书记。红军和地方武装统归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从此，张国焘总揽鄂豫皖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张国焘，原名特立，江西萍乡人。早年就读北京大学，为1919年“五四”运动骨干分子之一。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多次代表大会上，曾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张国焘犯过右倾和“左”倾错误。大革命失败后，曾企图阻挠南昌起义，遭到周恩来、李立三等坚决反对。1928年6月，张国焘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1年1月，被共产国际派遣回中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

这么经历不凡的大人物进了大别山，好像半个皇帝驾到，红军指挥员高兴，党和地方政权领导人高兴。大家说，这下根据地和红军要大发展起来了。谁知这位张主席一上任，连烧三把火，把党心烧乱，军心烧散。
第一把火，所谓的“调整组织”，把鄂豫皖特委撤销，成立中央鄂豫皖分局和军事委员会，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是张国焘。党政军大权在一身，把他认为不行的干部撤换下去。
第二把火。所谓的“反右倾”。他打着反“立三路线残余”的旗号，给一些领导人扣上“右倾”、“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分局”的帽子，把徐朋人等开除党籍，开会批判了红四军军长曾中生等的“错误”。
第三把火，就是大规模地展开“肃反”运动。从白雀园开始行动，越演越烈。“肃反”的烈火，很快燃遍大别山区，烧到红军各部队。
白雀园，是黄安县城西南的一个小镇。历史上这里没出过名人、奇案，旧中国分省地图上都难找到它的位置，可是从张国焘在这里发动“肃反”，白雀园出名了。多少年来大别山人一提它，就像说到地狱一样。在红四方面军的战史上和许多史书中，“白雀园肃反”成了触卧凉心、血淋淋的一页！

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鄂豫皖根据地不久，即对红四军的领导干部做了调整。旷继勋任红四军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下辖十、十一、十二、十三师。十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康荣生；十一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余笃三；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陈奇。随后，成立了培训干部的“彭（湃）杨（殷）学校”，由蔡申熙任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主任。
6月28日至3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主张抓住敌暂取守势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南下作战，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与会多数人支持。会议决定：红四军以少数兵力留在根据地巩固阵地，而以主力部队南下向外发展。
7月上旬，军委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具体行动部署。不料，张国焘推翻原来的南下决定，认为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就须威胁攻占大城市。因此，要红四军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震南京，限一月完成。红四军领导人不同意这个冒险主义的计划，主张消灭敌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兵力，即攻下英山后出蕲、黄、广地区，使之与鄂豫皖根据地连成一片。但张国焘仍按其个人意见作出了决定。部队奉命作南下英山，东出潜山、太湖的准备。
7月中旬，红四军的领导又进行了改组。徐向前任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原军长旷继勋改任红十三师师长。他因在5月间给中央的报告中不承认前段工作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受到中央的指责。
8月初，徐向前和曾中生率领红四军十、十一、十二师的5个团，冒着酷暑南下，直取英山。仅仅经过两小时激战，攻占了英山城，歼敌1800余人。仗是打胜了，徐向前和曾中生对下一步行动却忧虑起来。
在英山城的一幢小楼上，深夜还亮着灯。曾中生和徐向前摆起军用地图，彻夜不眠，反复研究这下一步棋，到底如何走才好。
曾中生考虑再三，说：“东出安庆，要通过四百里的白区，远离苏区，太冒险了。”
徐向前说：“是啊，安庆是敌人重兵设防的地方，我们只五个团的兵力能攻下它？跑四百里，去攻打大城市，那是自找苦吃！”
曾中生说：“我们不能硬着头皮瞎撞，安庆攻不得。”
徐向前说：“绝对攻不得。”
经过反复磋商，政治委员曾中生最后决定：留十二师守英山，以十、十一两师4个团出蕲、黄、广。他一面部署部队前进，一面写信派人向张国焘报告，说明情况。

红军部队冒着酷暑分两路南下。一路急行军120里，突然奔袭蕲春城附近的漕河镇，全歼敌人新八旅，活捉旅长王光宗以下1600余人，缴枪1200余支，乘胜进占浠水、广济县城，逼近武穴；另一路奔袭黄梅城，由于城壕水深，随即撤出，占领乡村。徐向前和曾中生灵活机动的指挥，使部队干部战士十分高兴。当地党组织和群众见红军归来，纷纷组织慰问，到处燃放鞭炮。被敌人摧垮的革命群众组织，又很快恢复起来。短短几天，红军就从敌人仓库和地主豪绅家中收缴了许多财物。光是银子就达1800斤，金子20余斤，大洋7万元。金子后来全部送到上海党中央，其他财物，解决了红军的吃穿。真是难得的胜利！接着，红军又在洗马畈地区歼灭敌人3个团的大部。
张国焘坐镇后方，得知徐向前、曾中生没按他的意见去攻安庆，大为恼怒。8月27日，他以鄂豫皖分局、军委会的名义给曾中生、徐向前写信，指责他们“公开抗拒分局命令”，是什么“原则路线上的分歧”；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丝毫停留”。
徐向前事先曾想到，红四军的行动可能受到批评，却没想到如此严重；曾中生似早已预料到后果，还没接到张国焘的来信，就与徐向前、刘士奇联名，向上海党中央写了信，申述红四军南下的理由。信中说：“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蕲、黄、广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水不退仍然不能去），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力量而必消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带巩固阵地的发展而出安庆。”“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忘却了巩固阵地的发展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根据地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
9月初，部队奉命北返，在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曾中生召开了一次支部书记和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了张国焘的来信。会上，群情激愤，通过申明书，决定派刘士奇回去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这件处理不当的事，更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于是，红四军南下问题遂成了一桩大罪！
9月13日，陈昌浩到达麻埠红四军军部宣布中央分局免去曾中生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任的决定。接着发生了在红军中开始“肃反”抓人的事。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20余人相继被捕。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一直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

徐向前问陈昌浩：“被抓走的好多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土生土长的，有的是看着长大的，怎么成了反革命？这是怎么回事？”
陈昌浩说：“你不知道，八月初，我们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团体，叫AB团，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九月十五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在一些县委、区委里也发现了改组派，牵涉到我们部队呢。现在逮捕的都是改组派、反革命。”
徐向前被弄得更糊涂了。在苏区和红军中前一两年也搞过肃反，也抓过一些人，大多是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或是敌人派来的探子。而现在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击的，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组派？说这些人是反革命吧，过去长期在一起战斗、生活，确实都是些好同志；说不是反革命吧，又拿不出证据来，脑海里始终是一个疑团。
遵照中央分局的命令，徐向前率领部队西返。部队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在陈昌浩主持下继续“肃反”。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徐向前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见队伍里有两付担架抬着人，他问身边的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是什么人？”
陈昌浩说：“没有谁负伤，许继慎、周维炯是反革命，逮捕了。”
徐向前听后，真怀疑自己的耳朵不好用，怎么许继慎成了反革命啦！他想起红四军南下发生的那件事：攻克英山后，一个自称钟蜀武的人，带了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的一封亲笔信，来找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信中闪烁其词，大意是欢迎许带部队投蒋，“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许继慎当即将钟某逮捕，连人带信送交军部处理。徐向前和曾中生对钟某进行了审讯，随后，就转送中央分局处理。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和他们对他的了解，他们在给中央分局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许继慎“在组织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次敌人来找他，“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徐向前熟悉许继慎的历史和为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
面对许继慎、周维炯两位师长被逮捕。徐向前痛心极了，他质问陈昌浩：“怎么搞的嘛，把师长都抓起来了，也不给我说一声！”徐向前事前都一无所知。
陈昌浩对徐向前的这种不满和抗议采取不理的态度。他认为肃反抓人，是他职权以内的事，况且又是张国焘的决定。那时中央有规定：政治委员是代表政权与党两方面来领导军队的，政治委员在政治上、在党内比同级军官权限大。政治委员是红军中最高的领导者，是党和政府的代表，有最后的决定权，甚至有权逮捕同级指挥员。

9月底，部队到达白雀园。张国焘亲自到红四军主持“肃反”。这年冬天，“肃反”又从红军部队扩展到地方机关。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还组织了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的、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一律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也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时间，把红军中留鹅头、戴眼镜、镶金牙的，还有读过几天书的，都说成是富农，加以清洗。只要念过几年书，识几个字的，似乎是天生的反革命。
张国焘还说：“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正因为有这种“理论”，“肃反”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被捕、被杀的特别多。省委书记沈泽民还有一套“理论”，那就是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的与非无产阶级观点的分子找反革命线索”，从平时“对富农不坚决斗争”的人身上，就能“找到反动派的组织”。把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搞混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纠缠在一起了。
不重事实，不深入调查研究，轻信口供。只要有两个人说他是反革命，就把他逮捕审讯，非要他承认不可，不承认就严刑拷打。结果严刑逼供，揭发“同伙”，后方扯到前方，军队扯到地方，越扯越多，越扯越离奇。几个人一起吃一顿饭，就说他是“吃喝委员会”，反革命；两个人在一起说几句话，就说是搞秘密活动，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白色恐怖笼罩着鄂豫皖苏区，搞得人心惶惶，熟人见了面也不敢说话。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样的老革命，见了徐向前也不敢多说话了。
“肃反”开始，徐向前还能参加一些会议，还有某些发言权，随着运动的深入，保卫局抓人越来越多，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后来就干脆只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徐向前意识到对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个僻静的庙宇、祠堂，作为临时指挥所，把地图挂好，专心了解敌情，分析情况，部署作战行动。但是，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心驱使着他，又不能不关注部队中的“肃反”情况和被捕人员的命运，并且尽力之所及，保护同志免遭杀害。他保护了不少干部，周希汉就是其中的一个。
徐向前本来不认识周希汉。那时，周希汉在伙食班帮助写伙食账。而徐向前喜欢吃锅巴，有时到伙房转转。一天，徐向前来到伙房，见到一个不认识的小青年，长相又机灵，就问：“你叫什么？什么地方人？怎么过去没有见过你呀？”周答：“我叫周希汉，本地顺河集人。是来帮助工作的。”他还把为什么来这里帮助工作的原因对徐向前讲了。原来，周希汉在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当战士。肃反开始的时候，团里把他当做富农，开除出党，送回老家。周希汉回家后，就找苏维埃政府，让县苏维埃政府开个证明，证明他家是贫农，请部队恢复他的军籍。这样，他又回到部队，在炊事班帮助工作。徐向前听了，翻看他写的账本，见字写得不错，就说：“你愿意跟我在总部当个书记员吗？”周希汉说：“我没干过，怕干不好。”徐向前说：“没关系，慢慢学就会的。”周希汉到总部后，在徐向前的帮助下，进步很快。
没想到1932年初，打豆腐店的时候，周希汉给直属部队号房子，因当地有两个相同的地名，号房子的时候出了点差错，张国焘把他骂了一顿，硬说是有意破坏，让保卫局把他抓起来审讯。徐向前回到总指挥部，警卫员说保卫局抓走了周希汉。徐向前说：“快到保卫局，把周希汉要回来！”过了一会儿，警卫员回来报告说：“保卫局的人说，周希汉是改组派，不能放。”徐向前听了非常生气，亲自来到保卫局。只见周希汉已被捆绑起来，准备拉去杀头。徐向前严厉地质问：“什么改组派！周希汉是贫农，是我的书记，我了解他，快给我放啦！”在徐向前的干预下，周希汉才捡回一条命。

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苏区，在红军中像一场瘟疫，继续蔓延着。一批又一批的好干部、好同志被逮捕杀害。谁也不会想到，一年之后，徐向前的爱人程训宣也无端被以肃反的名义杀害。那是1932年反四次“围剿”中的事。那时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一天，他让警卫员把破袜子给他妻子程训宣送去，让她抽空补一补。往常，衣服、袜子破了都是徐向前自己缝补。在长期的战争环境里，他学会了一手针线活。会做件背心，缝补点破衣裳，打草鞋。这次因为作战忙，抽不出空，所以才让程训宣缝补。
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神色非常紧张。
徐向前问：“出了什么事啦？”
“她被抓走了。”
“为什么？”
“不知道，说是反革命！”
说起程训宣，当地的妇女都说她是好样的。她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没念过书，性格开朗，爱说爱笑。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她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经曹学楷和倪志亮的介绍，于1929年下半年同徐向前结婚。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然不认识字，但性格开朗，爱管“闲事”，是个热心肠的人。
她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192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黄麻武装暴动，曾在红三十一师当特务队长；二哥程启宗，1925年参加共产党，也参加过黄麻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随起义武装上了木兰山，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程训宣本人长期在本地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事事都走在前面。这样一个好同志，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究竟是为了什么？徐向前问过一些人，但没有问出个究竟。程训宣被捕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

直到长征抵达延安后，徐向前见到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问他：“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1937年4月，国民党大员冷欣在苏北对陈毅说：“我们在鄂豫皖略施小计，你们便杀了许继慎，当时，我们还不相信呢。”
在“肃反”中，许多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被无辜杀害。据当时看管“犯人”的人讲，许继慎、周维炯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周维炯在被杀之前，还义正辞严地痛斥张国焘等：“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在“肃反”中，被张国焘加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的罪名，先后逮捕、杀害的红军排以上干部和革命战士，就有2500余人。地方上大批优秀干部也被杀害，其中有原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黄麻起义的组织者之一、鄂东军党代表戴克敏，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郑行瑞等等。“肃反”，严重地削弱了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的力量，也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一些地区贴出标语：“张国焘是杀人刽子手！”“打倒帝国主义张国焘！”有的地方还把县政治保卫局给砸了。……
尽管苏区群众痛恨张国焘恣意抓人杀人，但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始终是拥护和热爱的，不曾动摇对党的信念。黄安县仙居区的群众为了反抗“肃反”，掩护区乡干部逃入山里。他们上山之前，仍给区政府送去500多担大米和一千多双鞋袜，在信中还特意写明，这是送给红军的。忠于革命事业的红军指战员，不少人虽然被捕被杀，仍然是前仆后继，英勇战斗。一些被诬为“反革命”而遭逮捕的干部、战士，被暂时放出来参加“突击队”，冲锋陷阵，与敌人搏斗，其中不少人献出了生命。
徐向前同广大指战员一样，大敌当前，始终以大局为重，他压抑着内心的悲痛，把全部精力投入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许多年之后，他回顾这段历史，沉痛地说：“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永在《近代史研究》上撰文指出，1931年秋冬的红四军白雀园肃反发生的原因，除与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和沈泽民、陈昌浩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有关外，还因为当时鄂豫皖红军中确实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
鄂豫皖红军带有相当浓厚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色彩
鄂豫皖红军不像中央红军那样，含有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中共产党领导的正规部队，而几乎完全由农村游击队发展而来，带有相当浓厚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色彩。1931年4月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人进入鄂豫皖苏区建立中央分局时，鄂豫皖红军主力已经由几支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红四军，辖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师和彭杨军校。军长为旷继勋(后为徐向前)，政委为曾中生。各师师长分别是刘英、周维炯、许继慎和徐向前，彭杨军校校长为蔡申熙。
皖西领导人方英在1931年7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旷继勋和中生在河口命令地方党部布置路线，准备找六个女子共同分配，但因种种原因，中生的事幸没有完成。在扩大会时，泽民同志提议组织‘审查此问题’，在常委中虽然收集了很大[多]材料，但国焘同志不同意此种小题大做，所以没有通过。红军与苏维埃尚未有建立亲密的联系，以为苏维埃是红军招待所，尤其对于妇女的关系恶化非常。四军到麻埠时，有七区一个十六七岁少女被红军强奸。十二师卅六团到霍山朱[诸]佛庵要苏维埃主席把[为]他们布置路线，也发生强奸少共青团员事件。红军南下时，到各处都有强奸事发生，还有少数女子心[以]为拥护红军是解决性的问题，是唯一要务。自动把慰劳红军的妇女分配给团长、参谋长睡觉。”
师长许继慎就认为“爱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
事实上，这种风气在鄂豫皖苏区由来已久，地方干部中早就存在同样的问题。何玉琳在1929年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安、麻、陂、光党里负责人除最少数外，约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总与数十、数百女人发生性的关系，因此养成进步妇女向堕落、腐化、浪漫方向发展。＂当年的革命者多有一些“英雄”气概，如师长许继慎就认为“爱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
沈泽民在1931年6月的扩大会议上即准备就纪律问题展开斗争，但张国焘觉得下车伊始，不宜马上批判当地干部。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中还是明确提出：“一部分红军干部及战士对妇女的不正确的关系是极严重的错误行为，这种行为要引导到红军脱离群众，应当严格纠正”，并且指出“党的组织特别是红军中负责同志，对于这种行为不加纠正，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以后同志中犯此错误者，应照行党的纪律范围以外的制裁”。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报告中还提出：“反对不正确的两性关系，对妇女的昏乱行为，特别是红军中负责同志首先改正去影响士兵。”
鄂豫皖红军有些是收编民团土匪帮会等发展而来的
鄂豫皖红军的有些部队是收编民团、土匪、帮会等发展而来的，成分极其复杂，组织结构上深受帮会影响，纪律更难改善。特别是皖西红军三十二、三十三师，几乎一度脱离党的领导，上级委派担任师委书记、党代表的徐子清、徐其虚、戴亢君等3名高级干部先后被擅自杀害。1929年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报告提到，“三十二师是由民团拖出来的几十支枪及农民收缴土匪所埋藏的枪支二十余支”，“成份流氓分子太多，政治工作可以说没有做，对外影响不太好，很多农民说他是土匪”。六安县委的报告中也提到：“三十三师的军纪是不大好的，尤其是这次[打]英山、霍山为最坏，差不多形同土匪。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当三十一师与三十二师第一次会合以后，由于三十二师“以前发生过枪杀特委委员的事，我们也有顾虑，晚上睡觉枕着枪，以防意外”，“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发现二师的同志不辞而别了。他们有戒心，也不奇怪。”
商城发生8名党的主要领导人被迫连夜出逃
1930年1月，在商城发生8名党的主要领导人被迫出走的严重事件。1929年12月25日三十二师攻下商城后，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和中央派来当师长的刘英等来到商城，准备整编三十二师，调原师长周维炯到上海受训，改由刘英担任师长。不料在会议中，参与杀害二徐及戴的李梯云、王泽渥、徐乾等人极力煽动阻挠，控制会议，气氛极为紧张。会议期间，县委书记孔文彬接到秘密报告：“李梯云、王泽渥、周维炯等已开会几次，说我们都是第三党，信阳中心县委也是第三党，决定马上扣留解决我们。”结果，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师委书记郭天民、师长刘英、县委书记孔文彬、党代表吴荆赤、政治部主任李荣桂、九十八团党代表王子良、九十七团党代表金佛广等8人连夜出逃。
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出逃以后，在1930年2月关于商城三十二师的报告中提到：“师委常委刘殿元(1928年从苏联回国)同志，现在工作非常不好，英雄思想很浓厚，总想带兵。上一次交一个中队给他指挥，他又随意退却，影响整个阵线；在农村诱奸农村妇女，士兵非常不满意，因为士兵犯了受处分，上级犯了，一点处分也没有。”“司令部闹得乌烟瘴气，是他吞烟吐雾的地方，红军中吸食大烟真是奇怪现象；一般流氓在司令部自由往来，戏子成天挂着红军徽章在到处耀武扬威。”“我以后参加了军队中许多支部、小组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中，知道党在军队中没有影响，同志比群众还落伍些。当攻下商城的时候，同志为着抢东西互相打架。有的把金钱带回家去，甚至有许多因为暴富了，脱离队伍放弃革命了。这主要的是没有建立起党的政治影响和树立党的纪律。”
1930年春红一军成立后，三十二师改编为二师，三十三师改编为三师。鄂豫边特委的综合报告提到：“二师是由几个同志在商城民团内工作，拖出来一部分”，“利用‘帮’的路线收编一些小股土匪，所以二师的成份，十分之六是农，十分之四是土匪。同是军队的性质，末[了]成立封建的组合、部落的组合、姓氏的结合、‘帮’的结合等。负责人互相发展私人势力，互争领袖等，因此以前有排斥外来同志等行动。”“三师开始是二师在六安、霍山游击，缴了一些武装交给六安编成游击队，后又收编了一部土匪编成的，士兵成份，内面大部分是农民，小部分是土匪。”“一师因为士兵的成份较好，在群众中的行动较好一些，二、三师参加[杂]土匪成份，到处行动不好，如买东西不给钱，偷农民家的东西等，弄得农民说二、三师是土匪”，“二师尾大不掉，故意与军部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