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有兩個方面，一是敢不敢，二是能不能。一則以勇，一則以智。無勇不足以始，無智不足以勝，兩者缺一不可。比如初生牛犢遇見老虎，光有膽，光不怕，靠無知的熱情是嚇不退老虎的。
再如，文革中的“革命小將”，他們沒膽嗎？他們怕什麼啊!胸懷“打破舊世界建造新秩序”的天大理想，砸爛“孔家店”，可是，今天“孔家店”又開張了。不僅開張了，而且，規模比以前還大，聲勢也今非昔比。 說明什麼？ 說明“革命小將”的批判，沒用。如果是有效的批判，就應該能找出儒學的致命傷，然後，痛下狠手，將其斬草除根，要了儒學的命。可是，“革命小將”只有批判的激情，卻沒有批判的能力，也就沒要了儒學的命，儒學因此得以苟且偷生，拖延至今。一遇世風變向，儒學這具殭屍，又借屍還魂，堂而打不死的小強一樣幾度沉浮，絕非儒學“博大精深”，而是國人缺乏批判能力。 今天，還以儒學為例。 目的有兩個：一，儒學漏洞百出；有些漏洞是根本性的，也是致命的；有些一目了然。可不管是致命的Bug,還是顯而易見的錯漏，兩千年以來，一直沒人發現、沒人糾正。這就引出目的二：中國人缺乏批判能力。有批判能力的話，儒學那些致命缺陷和顯而易見的錯誤，何至於矇混到今天呢! 人性善惡，是社會的基本問題，也是任何一門旨在解決社會問題的學問無法迴避的第一個問題。儒家志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它的邏輯起點是什麼？是人性善惡。 這麼重要、決定儒學邏輯是否成立的基本問題，儒家是如何證實的呢？“人性之善猶如水之就下”，孟老夫子一言既出，人性本善就算說定了。之後，兩千多年，中國人全都信了。至少，儒家信徒全都信了，沒有一個人提出過質疑。當然，要是質疑的話，就不是儒家信徒了。因為，儒家沒有“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的傳統”。 事實是，人性和水，風馬牛不相及；人性善惡，和水之趨下，也沒有任何關係。孟子所言，是打比方，是比喻，聽上去很好，但根本不是、也不能作為一種證明。即：孟子之言，於文采有加，和論證無關。我們完全可以換成另一種截然相反的說法：人性之惡猶如水之就下。 如此，人性善惡，依然是一個懸案，而不是宣判為“性善”的定案。但儒學體系正是建立在“性善”論之上的，“性善”是儒學大廈的最重要基石和前提。失去了“性善”這塊基石，儒學大廈將立於何地？如果，“性善”這個假設不成立，儒家費盡心力、孜孜不倦、花費了兩千年構造的邏輯，何從起步？“白頭宮女說舊事”——“性善”本是舊事的起點，“性善”不成立了，“白頭宮女”可從何說起啊？ 和西方學術對比一下，更能說明問題。 經濟學在西方，已經構建起一座蔚為壯觀的學術大廈。這座大廈，有一個假設：人，都是理性經濟人，這是頗為學術和委婉的表達，說得直白，“理性經濟人”就是自私，就是每一個人都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準則的。沒有這一假設，就沒有西方經濟學；或者說，如果這個假設是錯的，那麼，無論後續的理論體系如何美妙，都沒有任何意義，都是錯的，都必須推倒重來。 古往今來的儒學者，面對儒家孜孜不倦構建的“儒學大廈”，頗有一種嘆為觀止的仰慕，但，對作為其基石的“性善”假設，不是視而不見，就是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古人也就罷了，可悲並可笑的是，今天的“儒學復興派”依舊。“性善”立得住嗎？立不住。孟子的證明經得起推敲嗎？經不住。“性善”立不住，兩千多年苦心經營的“儒學大廈”，豈不是沒有根基的“爛尾樓”嗎？ 西方經濟學成為當今社會學科的主流，足證，“性惡”才更符合人的本性；也反證，儒學之“性善”是沒有根據的。如果，承認這一事實，儒學就全盤皆廢。在“復興儒學”的春秋大夢中執迷不悟的新儒家，該如何補救啊？承認“性惡”，孔孟大樓就塌了；不承認“性惡”，又沒有可靠的證據。 家國同構，是儒學的另一假設。基於這一假設，才有“家是小的國”、“國是大的家”，才有“齊家”和“治國”，才有君臣模擬父子，才有“國家”這一中國人最熟悉的固定表達。可是，家國同構成立嗎？血緣組織的家，和政治組織的國，是類似的？還是有本質差異呢？ 規模並不是家和國的根本區別——家和國的真正差異是: 在家，血緣和親情，可以成為一種抵抗父權專制的內在力量。這種力量是天然的，內置的，也是足夠強大的，遂使父權成為有限專制。在國，始終沒有一種內在機制、也沒有一種外在力量抗衡皇權，遂使皇權成為無限專制。 在“家”，父親大權在握，也沒有一種外在機制和力量對抗父權，但是，父權並沒有膨脹到“絕對專制”，也沒有囂張到對家庭成員生殺予奪。為什麼？因為，血緣和親情，是一種內置的、足以抗衡蠻橫專斷的父權的最有效的“溫柔一刀”。不管父親多麼冷血，對自己的兒子大開殺戒，是絕無僅有的。 先看一例。 《紅樓夢》裡，寶玉看見賈政，像老鼠見了貓，曹雪芹這麼寫，是對“家長制”恨之入骨。實際上，賈政只打過寶玉一次，就這一次，還因為下手重了，後悔個沒完。打了寶玉之後，賈政表現如下： “彼時，賈政見賈母氣未全消，不敢自便，也只得跟了進去。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兒啊肉啊哭個沒完……，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你不出去，還在這裡做什麼！難道於心不足，還要眼看着他死了才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來。” 這是小說，或許不當真。再看一個真的，體會一下。 李斯，中國第一任丞相，曾在秦始皇和二世手下工作。暴秦世所公認，可不都是商鞅、秦始皇和秦二世干的，李斯的貢獻也是大大的。這麼一位“黑手黨”，面對自己的兒子，也是“柔腸寸斷”。 李斯，被趙高所害，判了死刑。行刑當天，他的二兒子，和李斯一起押赴刑場。父子相見，李斯說：“我多想，再和你一起，牽着黃毛獵狗，到家鄉上蔡東門外的野地里，逮兔子。可那樣的日子還會再有嗎？” 說完，父子倆一起痛哭。可見，苛政和暴行都是對外人的，對自家兒女下不了手。原因很簡單，“虎毒不食子”，何況是人。這意味着，“父子”之間不平等、不對稱的權力結構，總是可以被血濃於水的人情所消解，父權總會被父子之間的人倫所軟化。最壞的家庭專制，也不過是“有情和有限專制”，絕不會墮落到“無情和無限專制”的深淵。 家如此，國若何？如上所述，國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為設計的結果。不同的人、不同的學說，對此有完全不同的設計。儒家的設計，很直觀，也很簡單。簡言之，是以“小家”比“大家”，意在將家庭成員之間，基於血緣的親情，擴展到所有社會成員之間，建立起一個“人人愛我我愛人人”的國家。 誰來當國家的“家長”呢？君主。在儒家的政治結構中，君主至高無上，和太陽一樣，君臨天下。大權攬於一身，萬事決於一人；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組織，在已有的體制框架內，都不可能挑戰皇帝的權威。要是皇上聖明，大臣和人民的日子，尚可得過且過；要是遇到一個混賬王八蛋，人民，就只有自認倒霉了。 “小家”中，對抗父權的血緣和親情，還有用嗎？早已蕩然無存。這就是說，“小家”是一種自治的社會單元，內生性的血緣關係，足以對抗高高在上的父權；兒子可能怕老子，但決不會怕得要死。反倒是，兒子可以“以死要挾”。在兒子的“死亡威脅”面前，再冷酷的父親，也都瓦解了。賈政打了寶玉之後的懺悔，可以為證。 “以死相諫”，對皇帝，有用嗎？沒用。也不是完全沒用，但，那是小概率。一個國家，不能指望小概率“改惡從善”，果如此，總有一天要“Game over”。這是“大家”和“小家”之根本差異。“大家”當中，缺乏一種內生的、制約和對抗皇權的機制。中國歷史上，忠臣輩出，前仆後繼。中國人常以此為驕傲，說，中國人有氣節。竊以為，以死來表現氣節，就像以死來證明女人的貞潔一樣，可笑可悲。忠臣眾多，只能證明，皇帝無德；還能證明，沒有大臣能管得了皇帝。還能證明，家國一體、家國同構的設想，是多麼幼稚可笑。 家國同構不成立的話，“修齊治平”，還怎麼繼續啊？這麼大的漏洞，竟然沒人看出來。林肯說：“你可能在某一時刻欺騙所有人，也可能在所有時間欺騙部分人，但你永遠不可能在所有時間、欺騙所有人”。林肯認為不可能的，儒學做到了。儒學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裡，欺騙了所有中國人。因為，中國人是有特色的。這一特色，就是沒有批判能力。 2015年11月14日星期六 北京，家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