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式新闻自由—马云南早报道：“习死于去年”

兼谈2015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中国排名

本台日前报道：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三公布2015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新闻自由指数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176。

这一年度统计，在过去三年里处于连续下跌的颓势（2014年的175；2013年的173）。如果进一步扩展到胡锦涛执政初期2003年的排名138，则断崖式狂跌了38位数。

这还只是2015年的统计数字，尚不包括习总指挥今年开春“党媒姓党”的锦上添花。因此，大约在明年，不出预料的话，中国新闻界应该和吊车尾的北朝鲜手拉手“同志加兄弟”了。

孰料天有不测之风云。此自由新闻指数日前出现中国式极端自由主义震荡狂升——才刚阿里巴巴地改姓赵的离岸敌对媒体新科降将香港《南华早报》：

政治错误

水土不服

初吮党奶

食物中毒

《苹果日报》21日报道：今日该报要闻版在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增「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总指挥」头衔消息时，文中竟现出现Xi died last year（习去年已死）的句子…有趣的是，南早中文网今日正好刊出该报被马云收购后首度专访马云的内容。

请伟国进来观察一番。

【读报补丁】

李克强以柔克刚 习李威望此消彼长   《北京之春》2016年四月号  陈维健

• 习近平上台最受委屈的人是谁，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这就是当今的总理李克强。首先，李克强是被元老指定为胡锦涛的接班人，作为一总书记培养的，结果被江泽民近乎政变的方式让习近平给替换了，一把手变成了二把手。如果李克强仅仅由总书记改为总理，作为曾经师从中国首屈一指，具有改革思想的经济学家厉以宁的李克强，在其总理位上应该为会有建树，但是偏偏习近平强势接班，以成立领导小组的名义，剥夺或虚化了总理的全部权力，总理之名基本名存实亡，但李克强克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克制与忍耐，顾全大局默默工作。2015 年中国股市崩盘，在中国经济的生死关头，李克强当仁不让与习近平发生争执，指应以市场规律办事，习近平却不顾李克强的意见采取暴力“救市”，出现了公安部进驻监证会，由副部长孟庆丰带队军管，创下了警察监管股市的世界性奇观。在这之后指股票崩盘是有人恶意做空李克强要负全部责任，又放出风声，指李克强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已向中央打了辞职报告。年“两会”期间事情起了变化，李克强一改唯唯诺诺，逆来顺受的作风，人们看到习近平与李克强两人在会上均黑着脸，不招呼，不点头，不作任何互动。与去年“两会”上，习近平当众责令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上改稿，李克强默默忍辱大相径庭。因着李克强在今年“两会”上不买账，即刻有媒体放出话来，指李克强发动经济政变，以民怨逼迫习近平。经济政变虽是首创词但罪名不小，再加上以民怨逼迫，这二项罪足可以把习近平送进秦城监狱了。而风云变幻，巴拿马文件习近平卷入丑闻，党内作不了交待，也无法面对民众之，“姐夫”一词让习近平的道德形象一落千丈。与此同时，提高李克强作为总理身份的报导多了起来。上海市委在非常态下召开市委年会，市委书记韩正在会上，将李克强与习近平相提并论：“落实《工作规则》要按照习近平，李克强对上海的工作新要求。”这样的相提并论十分罕见，以前报导习李之间是上下的君臣位置。这几日各大媒体又报导李克强在北大考察，与教授学生作学术交流并一起进餐还玩自拍。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北大考察保安之严，出乎寻常，连未名湖特警都下水检查。这样一种报导，规格，保安在以前是没有的。北大考察可以透出许多信息，首先，李克强是正宗的北大法律系学生（暗贬习的工农兵学员）。李克强的学术水平可以与教授们作交流，亲民上与学生们一起进餐，性情上与年轻人一起玩自拍，还有李克强的安全需要非常规保护。一次考察把李克强身体不好，能力不强，犯了错误，要求辞职，等着下课的种种传闻一笔勾销，更透出了他正在被党内同志拥戴，有可能成为总书记而带来的好心情。目前的政治形势习李两人处在此消彼长，李克强正在逐渐恢复他作为总理应有的责权与地位，这个现象是党内对习近平专权独裁不满反弹的结果，习近平制造的个人崇拜正在走向反面，成为他个人的负资产，经济滑坡，外交形势紧张使习的领导能力遭受质疑。而李克强忍辱负重反得到党内信任与爱戴。以柔克刚的道理，天下无人不知，李克强之名已含克刚之意。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以中国文化而论，形势之利最后是在李克强这一边。习近平执政三年，倒行逆施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最终会否由李克强来收拾我们拭目以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的出路不在于更换领导人，而在于制度的更新。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七

“红革会”的一把手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小马，山东人、他还是我们市委写作班哲学组郭仁杰的学生，平时和我打过多次交道，现在走过来对我说：“我们夺大印事先没有和你们打招呼，因为怕知道这次行动的人多了 可能会走漏风声，所以我们单独采取了这个革命行动。但我们‘红革会’不想一家掌权，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商量一下共同发布一个夺权声明。我们这四个组织是 上海最大的或最有影响的，只要我们四家的步调一致，那么，上海的党，政，财，文大权，就由我们掌定了！”

我听了这一番话，觉得他们掌权心切，如果我拒绝签署夺 权声明的话，很可能一上来就会把关系搞僵，所以只能慢慢来，采取迂回战术，和他们“蘑菇”说理，也许倒可以找到转机。于是，我对他们讲：“红革会”想搞联 合夺权的想法是可取的，夺权以后当然要掌大印，可是夺印并不就等于夺权，关键在于掌权者说的话有没有人听，发号施令有没有人执行。这就涉及到联合夺权究宽 是“小联合”好还是“大联合”好的问题。我们上海的造反组织，光是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上署名的，就有二十几个，而且都是得到中央贺电肯 定的，再加上北京和外地的驻沪红卫兵组织，平时经常在一起联合开会采取共同行动的，总共已经有三十二个组织，至于其它各种名义的组织，还有好几百个，如果我们四个组织夺了权，把别的组织都撇在一边，就有可能出现上海造反派大分裂的严重局面。因此，我希望“红革会”总部的常委们要慎重考虑夺权的方式，我的具 体建议是：由四个组织出面，召开全市各造反组织的联席会议，共商夺权大计。其实我的这个主意，是刚才来“红革会”总部以前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商定的。

潘国平在我之前本来已经松口，表示可以考虑“红革会” 的设想，听我这么一说，他就缄口不言，不再表态了，“红革会”的小李、小劳等又提出另外一个方案，主张先由四个组织出一个声明，肯定这次夺印是一次革命行动，这些印章由“红革会”负责保管，直至联合夺权达成协议以后，再移交给上海各造反派的联合掌权组织。这一来潘国平又不同意了，他主张大印应该交给“工总 司”保管，因为工人阶级应当握主要的领导权。而我则以这些印章长期流散在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作为理由，向他们提出警告，我问他们：如果有人钻空子利用这 些印章跑到国外去，谁能担当得起这样的政治责任呢？他们听了都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这场"蘑菇”谈判，从半夜十二点钟一直谈到凌晨三点左右，大家都谈得精疲力尽，还是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是，“红革会”头头们的那股鋭气，都被我磨掉了。“农司（筹）的夏桂伯，本来就是作为农民的造反代表被拉来做做点缀的，此刻他坐在长板凳上摇晃着身子，直打瞌睡，潘国平越谈越没有劲，索性爬到他身后的一张双人 迭床的上面，去呼呼大睡起来。

我趁这个冷场的会，走到隔壁一间办公室，给姚文元打电话,汇报了谈判的情况和各方的态度。姚文元还没打睡觉，就等着我们的消息，他听了说还要和张春桥再商量一下，让我们再等一等。过了十多分钟，姚文元直接打电话 来，先要潘国平听电话：睡眼蒙眬的潘国平被叫醒了，听到姚文元在电话中明确告诉他：“工总司”决不能在四方夺权的声明上签字，一定要说服“红革会”跟其它 造反组织一起搞大联合夺权，并说这是春桥和他两个人的意见，希望小潘照办。潘国平在电话里允诺下来。

接着，姚文元又要“红革会”的一把手小马听电话，姚文元说：上海的很多造反组织对“红革会”的这次夺印有意见，准备要造舆论“炮轰红革会”。春桥和他认为，在上海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造反派决不能打“内战 “，现在春桥和他巳经说服了那些组织，停止“炮轰”；同时希望“红革会”也要顾全大局，和大家一起搞大联合夺权。姚文元在电话中也替“红革会”搭了台阶，使他们有体面下台的机会，他说：张春桥和他准备亲自召集各造反组织的联席会议，商讨上海各造反组织如何联合夺权，还要讨论新的政权机构的形式和组成等问题，他们在会上将专门讲一讲“红革会”夺权以后把大印保存得很好，而且主动表示愿意和其它组织联合夺权和共同掌权，“红革会”的风格值得肯定。姚文元还告 诉他：为了不影响上海市和十个区的日常工作，希望“红革会”今天（天已经快亮了）就把印章全部交给上海警备区，由部队出面交回各单位。最后，姚文元又让我 听电话，把这些底都交给了我。

听完电话，四方会谈继绩，潘国平明确表态要搞大聨合夺权，不签四方声明，我则马上对“工总司”的态度表示支持，农司（筹）的夏桂伯在一旁随声附和，“红革会”的头头们这时感到大势已去，一个个都像泄了气的皮球，小马嘟囔着说：“算了就照春桥，文元的意见办吧！”会议就此结束，警备区的负责人随后就来取图章了。

我走到街上，曙色已经初露，头班公交车上已经搭乘着上早班的人们，我突然感到又累又冷，肚子饿得咕咕叫，赶紧快歩走进刚刚开门的供应豆浆、油条的小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