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89民運與“文革”的撞臉
武振榮
1、歷史事件沒有任何日期

在我們中國人生活的長河中，無論是1966年的“文革”或者1989年的民主運動都已經成為歷史事件了；而“對於歷史事件”，卡爾·馬克思是這樣說的：“不應當埋怨，相反地應當努力去理解它的原因，以及它們的遠遠還沒有顯示出來的後果。斯拉普·漢斯基·利希若克斯基在法蘭克福會議中大聲說道：‘歷史事件沒有任何日期’。他說得多么正確，它確實從來沒有日期的”（引自劉崇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態》一文）。

“文革”過去了50年，89民運也過去了27年啊，但是，當我們中國人要在人民的行為里去尋找民主，而不是在當權派“政策”去尋找民主的話，那麼，這兩個運動仿佛發生在昨天和前天。

如果認為我上面所引述的話，是19世紀的老話，那麼，我用現代一位微生物學家的話說：記憶不僅僅是對過去已有的東西的回憶，同時，它也是一種認知，“當我們重視這段經歷式，實際上對其重新組合。並且每次回憶起來都會進行重新組合。……這就是每次回憶起來都有某些不同的原因，因為它每次都有真正意義上的完全不同的經歷。感知的行為與記憶的行為是相同的。兩者都是許多分布的碎片組合成一個自然湧現出來的整體”（引自凱文·凱利《失控》一書）。

2、第一次撞臉：“4·26社論”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所引發的學生運動，持續到第11日，即“4·26社論”出籠的日子，已經形成了相當的規模。最初在北京和長沙的學生“鬧事”行為，一夜之間發展成為具有全國性質的學生運動，學生自治組織——“高自聯”——在一個瞬間，發展成為一個十分老練的政治組織，取代了官辦學生會、取代了學生中間的青年團和共產黨組織，獲得了和當年紅衛兵一樣多的自主權和自治權，不僅如此，學生們的運動並沒有停留在學生的層面，他們下到工廠，下到街道，下到基層，到工人、市民和農民中去尋求支持，在某些城市，市民像學生們那樣地成立了“工自聯”，總之一句話，形式發展造成的運動面貌，可以說是和“文革”撞臉了。

我的看法絕對不是說學生們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們一旦脫離了共產、共青團和學生會這樣的體制內組織，而要另搞一套時，他們是跑不出“文革”那個大圈子的。

“4·26社論”是這麼說的，“……極少數人藉機製造謠言，指名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蠱惑群眾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甚至還有人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等反動口號；在西安、長沙發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

他們“製造種種謠言，蠱惑人心，利用大小字報污衊、謾罵、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一部分高等學校中成立非法組織，向學生會“奪權”，有的甚至搶占學校廣播室；在有的高等學校中鼓動學生罷課、教師罷教，甚至強行阻止同學上課；盜用工人組織的名義，散發反動傳單；並且四處串聯，企圖製造更大的事端。”

“4·26社論”定性的運動性質是“動亂”，可誰都知道，“動亂”在當時的共產黨語境中就是“文革”的同義詞。“社論”中列舉的上述現象，也都是“文革”現象，正因為如此，一種新生的學生自治組織，在10天的時間內就顯得那麼“老練”，原來它是有來頭的啊！

2、普通人怎麼看？

學生運動發展到5月中旬時，越來越多的人同情學生。但是，更多的人也發現了學生們“複製”“文革'中紅衛兵行為的現象。我不說別人的情況，那時我生活在陝西省咸陽市，它在1989年的運動中和其它的中等城市一樣，沒有什麼更特別之處。因此，我說我身邊的事情對於弄清楚89運動的普遍意義是有幫助的。

我是1987年，從軍隊轉業到地方工作的，那時，和我同時轉業的戰友們很多，其中的一些人，我們經常遇面，談論問題。在討論中，我的從事非公開“文革”研究的事情，也瞞不過交情好的戰友們。就在5月18日下午約4點鐘，我去上街看形勢，剛出門沒多久，就碰到了從西安趕回到咸陽的一位部隊“老首長”，他老遠地瞥見我，高高地搖着手招呼我，我快步靠近他，他滿臉是漢，情緒激動地說：“嗬！老武，形勢一片大好。你說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真的來啊！西安的大學生們了不起啊，把西安的市民給發動起來了，那麼多的人走上街頭，支援學生絕食，反對官倒，我親眼所見……”然後，一般擦汗，一般談他的西安見聞，並且還是對我說：“你怎麼一點都不激動呢？”

那時，我在陝西省機械研究院工作，是一個知識分子城推的單位，大家在議論目前的學生運動時，許多人都說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雖然在那時“文革”已經被官方的“動亂”圈點，但是，沒有幾人人認為它是“動亂”，可見這個不得人心的“4·26社論”非但沒有起到壓制學生們的作用，反而激起了更多的人對學生運動的同情和支持。一個被壓抑的中國人的民主記憶在這裡，好像一下子給清醒過來了，“一切法權經由鬥爭而取得”的道理，在沒有人用語言闡明的情況下，大學生們卻運用自己的行為給闡明了！

3、1989年5月18日，我經歷的一次辯論

5月18日下午，我到了咸陽市中心廣場——“人民廣場”（以後改名“505”廣場），那裡聚集着近上萬名群眾，原來是西安市30所高等院校“高自聯”組成的一支“大學生演講團”來到了廣場，他們在廣場的大讀報欄的頂端，架上了高音喇叭，由男女同學分別發表演講，闡明大學生們為什麼要絕食？為什麼要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為什麼要反對官倒等問題，並且呼籲咸陽市民和學生一樣的投身到要求民主的這一場偉大運動中去。

這樣的事情被我碰上了，我當然是一個用心的聽眾，但是，我心裡特別清楚，我自己是市民，這是學生的運動，我顯然會遵守這個不成文的規則，絕不想冒然去參與它。我一邊聽着學生們的演講，一邊在暗暗地為他們“鼓掌和加油”。

大約過了40多分鐘，在靠近演講台的地方，一位身着工商管理服的中年人突然間衝着台上演講的學生，大聲嚷道：“同學們，你們停下來，我有話要說。”台上學生的演講沒有被他的話打斷，另外的一個男學生十分客氣地回答他：“師傅，你有什麼話，就直說吧？”那人說：“同學們，我是華東師範大學畢業的，我也曾經是一名大學生啊，你們得停下來，聽我一言啊！”

突然出現的情況，可能是演講團的西安大學生們始料不及的，無奈之際，學生們停止了演講，五、六個男同學從演講台上跳了下來，傾聽這一位咸陽市民的意見。可這位老兄，見自己的話已經起了作用，便有幾分得意，用得理不饒人的口氣說道：“同學們，你們這是在搞文化大革命啊！你們是在犯法啊！”聽到這樣的話，演講台上的學生們一頭霧水，一下子給蒙了起來啊！他們心想：咸陽市還出這樣的人啦，真是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啊！於是，學生們和這個人就展開了辯論。

學生們是初出茅廬，他倒是“胸有成竹”地斥責學生：“4·26社論不是說得很明確嗎？你們就是在搞動亂，在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我們國家再一次地引入到類似“10年動亂”的深淵中去啊！只是你們年輕，你們不知道你們自己在幹什麼？我——（他稍作停頓，拍了拍自己的胸脯）當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今天的你們一樣，也是一腔熱血地搞什麼革命？也像你們這樣地在全國各地搞串聯，寫大字報、小字報，攻擊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搞紅衛兵組織……”這樣的情況學生們一時間還難以應對，於是七嘴八舌地說道：“我們的行為怎麼會是文化大革命啊，我們的高自聯和你們那時的紅衛兵完全是兩碼子事，你不要混淆視聽！我們是愛國的，我們要求民主，我們是……”

這樣的辯論持續了有20多分鐘吧，那位“咸陽市民”帶着威脅的口氣說：“同學們，我勸你們懸崖勒馬，趕快回西安去，別在我們咸陽市鬧事。……我不客氣地說，你們的行為是違法的！”此時此刻，我抱着雙手，一直在聽的我，終於按捺不住內心的衝動，張口說話了。

諸位，如果你以為我和那位“市民”就學生們的行為是不是文化大革命展開辯論？便低估了我的智商。我在此前雖然寫作了幾百萬字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書稿，可是，在這個“政治”的而“非學術”的辯論中，我根本不談文化大革命，而是選中了那位“市民”話中的弱點，把辯論轉到法律的層面。於是，我放開了一種緊抱着的雙手，衝着學生們大聲說：“同學們，我也是一位咸陽市民，你們聽以下我的意見怎麼樣？”學生們楞了一下，在想，是不是又冒出來一位反對者？我看出了學生們的心事，第一句話就說：“同學們，我支持你們的行為！”然後，我用手指了那位“市民”，對學生們說：“他說你們的行為是違法的，請你們問他，你們的行為違法了那個法律的哪一條，哪一款？”同學們聽出我話的意思，欲待發問，廣場上喧嚷一時的氣氛霎時安靜下來……，特別的安靜，人們呼吸的聲音都聽得見。

我的突然插話，也打斷了那位市民的思路，他滔滔不絕的話，頓時給剎住了，沒有等來他的回答，我向着學生們大聲說道：“他說你們行為違法，他拿不出法律來；我認為你們的行為合法，是說它——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我的“35條”一出口，那位市民給蒙了，我估計他一時不知道“35條”是什麼，所以灰溜溜地溜走了，消失在茫茫人群中之中……。我為學生們的幾句辯護，贏得了廣場上人群的齊聲叫好。

4、“8老”怎麼說的？

眾所周知，在1989年的偉大運動中，以鄧小平、李先念、薄一波、陳雲、王震等為首的“8老”小集團，以“顧問”的身份發動了政變，奪了以趙紫陽為首的黨中央的權力，用非法的手段，操控了國家機器，派出正規作戰部隊對付學生和市民運動。他們不約而同地發現正在進行的學生運動就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而他們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變成為“落水狗”的人們，為了避免他們被再一次“軟禁”（鄧小平語）的命運，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光天化日之下，肆無忌憚地、血腥地鎮壓了運動。

1989年4月20日，彭真打電話對陳希同說：“這幾天北京這麼亂，要防止出現第二個文化大革命。”同一天，王震打電話給鄧小平：“小平同志啊，這些學生要造反啦！”4月26日，何東昌在國家教委會議上說：“要記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決不能讓他們把娃娃們鼓動起來。”

5月17日，在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說：“如果我們現在10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內戰，不一定都用槍炮，用拳頭棍棒也可以打得很兇。”也就在這次會議上，老奸巨滑的薄一波說：“這幾天為聲援絕食而連續進行數十天的遊行，甚至超過了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大串聯的年代”。

同一時期，身在上海即將要比“8老”拉出來充當新接班人的“江澤民就非常擔心”文化大革命在上海的重新出現，他十分憂慮地念叨：“工總司有100多萬人呢”。言下之意，上海的工人一旦被學生鼓動起來，天下就會大亂。（見張偉國《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被為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最有力的人——李先念——在5月20日的“八老會議”上，竟然抄着毛澤東的口氣用文化大革命中的語言說：“我老早就說過，問題出在黨內，黨內有兩個司令部”。

讀者們，如果說李先念的看法是正確的，那麼他們認定的“第二個文化大革命”的“司令部”已經坐上了趙紫陽這樣的“小毛澤東”，就使它的面目可以辨認的了。（引文見我在2005年2月寫作的《89民運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嗎？》）。所以，我有理解判斷：鄧小平為首的“八老”小集團決定鎮壓運動時，不只是看到了運動的當下情況，而是看出了和看透了正在飛速發展的運動之未來面目。（引自武振榮《89運動再探》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7/05/200705300835.shtml）

5、教授講課時，說什麼？

1989年7月中旬，我參加了陝西省機械工業廳舉辦的政治幹部學習班。學習班上，要求參加學習的成員端正對“89動亂”態度，並且要大家深刻認識鎮壓“89運動”的“正確性”，一句話，是在做所謂的“89運動”善後工作。

當時，學習班請來陝西師範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歐陽先生給大家講課，他所講的內容，我現在都能夠回想起來，憑記憶錄在下面：

今天4月份，一股妖風在我們校泛起，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呼聲甚囂塵上。一時間，我們學校出現了文化大革命的現象，學生們到處貼大字報、小字報，惡毒攻擊中央領導，不僅如此，學生們還學習當年紅衛兵的樣子，非法組織起來了，成立了什麼高自聯，瘋狂地奪了學生會的權，把學校的黨團組織“一腳踢開”，自己鬧起來了……這和當年的紅衛兵行為有什麼區別，完全是如出一轍啊！

他們不上課了，走上街去要求什麼“民主”？反什麼“官倒”？這不是胡鬧是什麼呢？他們還學習紅衛兵搞“大串聯”，我們師大的學生們像瘋了一樣地湧向北京。當時，我們這些老師，也是出於善義地保護學生的目的，陪他們去了西安火車站。一進站，我一看，天啦，黑壓壓的一片學生，像一窩沒有王的蜂，我當時腦子一下子就好像爆炸了一樣，自己問自己：這不是又回到了23年前文化大革命中去了嗎？當年的陝師大紅衛兵上北京的情形我親眼所見，和今天的一模一樣，分毫不差啊！

提起文化大革命，我為什麼頭疼呢？同志們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關了2年零4個月的牛棚，如果這樣鬧下去，沒完沒了，我恐怕要第二次被關牛棚啊哦（笑聲）。

因此，鄧小平為首的老同志們的“平爆政策”是非常正確的，我完全擁護和支持，你們，也應當和我一樣啊！文化大革命“10動亂”把我們的國家引到了“崩潰的邊緣”，在坐的各位誰不知道呢？我們國家要是再次陷入“動亂”，可不就完了嗎？——教授如此說。

大課堂上是這樣講的，但是，每到分組討論，大家卻用不同的語言，在為89運動中的學生們辯解，並且對動用軍隊對付學生和市民的行為紛紛表示質疑。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我才發現共產黨控制人心的時代終結了。人的語言你可以控制，但是那顆心，共產黨人控制不了啊！

6、為什麼學生運動不犯法？

89民運一個有待解釋的現象是，從4月15日學生運動開始，一種到6月4日鎮壓為止，學生運動、學生組織和學生的大串聯行為，都被一個不成文的法律保護着，那就是學生運動不犯法！高自聯組織在被“4·26”列為“非法組織”後，它非但沒有被取締，而是如雨後春筍一般地湧現出來了，一直到6月4日，幾乎所的大專學院都成立了高自聯。

高自聯組織的遊行示威活動，沒有一次被暴力取締，由此而引發的另一個現象是，大學生們的運動帶動了中學生甚至小學生的運動。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全國中等城市以上的中學、小學的同學們幾乎都以大學生們為榜樣搞了遊行示威。就我所在的咸陽市為例，市內的所有中學和小學都參加“聲援絕食大學生們”的遊行示威，沒有一個學校例外。可是，這樣的遊行示威活動不但沒有遭到警察的禁止，反而得到了警察們的全力呵護，在長長的學生們的遊行隊伍外，都可以發現維持紀律的警察身影——這樣的現象如果進入不到研究者的研究範疇，就是非常遺憾的事情了。

我記得那時，我們單位子弟小學的學生們也上了街，遊行結束後，一個手拿“打倒官倒”字樣的三角小旗的小學生，從我面前經過，我問他：“哎，小傢伙，官倒是誰呢？”他笑着說：“我還想問你們大人呢？”

前幾年，我在和朋友們討論“89民運”時，曾經提出上述問題？為什麼學生運動不犯法？朋友回答我：“這可能和共產黨人對1919年的學生運動的歷史肯定有關係，也可能與共產黨對1935的‘12·9學生運動’的評價有關係啊？”

我不同意他的看法，理由是，“5·4運動”和“12·9運動”雖然在延安時代的“毛澤東思想”中，得到明確的肯定，被認為是“革命”的運學生動，可是，在1957年的“大鳴大放運動”中，大學生們站出來“鳴放”，不就是同樣地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嗎？那時，也發生了大學生的遊行示威，結果都被瘋狂地取締了。所以，導致學生運動不犯法的不成文法律，是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1966年6月19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提出了“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的說法，從此之後，它成為一條不成文的法律了。

鄧小平復辟後，雖然“全面徹底地否定了文革”，但是，“文革”中的這一條不成文法律卻沒有被否定。89學生運動其所以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裡（4月15——6月4日）取得了合法性，就憑的它啊！那時，工人、市民、農民一上街遊行示威，立馬被解散，組織人被逮捕，“工自聯”一成立，立馬被取締，只有學生和學生組織例外啊！

7、關於工自聯

1966年以後，中國社會有了一個不成文的規則，即所有在中國欲創造運動的人，都會情不自禁地，或者不約而同地成立自治組織。這個不成文的規則其實也始於“文革”。

自治組織——顧名思義是：運動者“自己組織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組織，它具有時代的特性，是一種分布式的存在。因此，它在沒有“上級”的情況下，可以自我複製、自我創造，它拒絕一個高高在上的“中央組織”，它自始至終都是自由的和民主的。在1989年，工自聯在各地的試驗雖然都以失敗而告終，但是，它留下的傳統和精神卻永遠立足於不敗之地！

在中國不允許反對黨公開存在的情況下，它是可以頂破專制主義土壤的非常的生命力量！同時，它也為以a後中國的多黨制培養着自由和民主的新土壤。它產生於1966年，完善於1989年。
2016年4月27日
《博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