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歷史告訴未來，讓過去警醒現在——對“文革”發動五十周年的反思

讓歷史告訴未來，讓過去警醒現在

——對“文革”發動五十周年的反思

今天是文化大革命爆發五十周年的日子。五十年前的五月十六日，中央下發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五十年過去了，關於它的爭議還是很大。我並不是這方面的專業研究者，也沒有經歷過這段歷史，只從個人所掌握的一些資料來談一談感受。

最近我寫了一本書，叫《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這是一本講中國歷史的書，裡面的某些內容正好與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有着密切的關係。這種關係從對這張表格的解讀裡面看出來。

這張表把漢朝、明朝和新中國建國後前六十來年的發展歷程做了一個對比，大家很容易發現，它們之間存在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連“一帶一路”這個提法，都是跟漢朝和明朝密切結合的，“絲綢之路”是漢朝建立的，“海上絲綢之路”跟明朝鄭和下西洋的路線高度重合。

這種類比很有意思，它不是偶然的，裡面有很深刻的歷史發展規律在裡面。

今年是2016年，新中國建國已經六十多年了。中國歷史上由國家的主體民族——漢民族建立的、壽命超過六十年的大一統政權只有五個：漢朝、唐朝、北宋、明朝，還有就是新中國。其中開國領袖出身社會底層的有三個，就是漢朝、明朝和新中國。漢高祖劉邦當上皇帝之後八年就去世了，還在帶兵到處平亂，沒有來得及系統的治理國家。所以跟新中國最接近的是明朝。它前六十年的發展歷程呢，也跟新中國很像。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是乞丐出身，父母都是被元朝的官僚腐敗害死的，所以特別痛恨腐敗。當上皇帝以後，大力反腐敗，貪污六十兩銀子就要判處死刑。其中僅一個郭恆案，就殺了一萬五千人。而且他還鼓勵農民把欺壓百姓的官員抓起來送到北京治罪。幾個大案要案辦下來，開國功臣就被殺得差不多了。歷史上大家都說朱元璋殺功臣，其實是反腐敗。因為功臣才能有資格腐敗，你不是開國功臣哪裡來的權力和資本搞腐敗？普通的小官僚都是蒼蠅，只有功臣才可能成為大老虎。要打大老虎，就必然會誅殺功臣。

毛澤東的做法跟朱元璋不一樣，他很少用死刑來對付官員，而是鼓勵人民起來造反，顛覆並重建他自己建立的新國家的官僚體系，同時把大量的高管和知識分子下放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其中也有很多開國元勛在是被整的很厲害的。

朱元璋死了以後，他制定的反貪污的法令很快就被取消了；毛澤東去世之後兩年，文化大革命也停止了，改革開放開始了。

朱元璋制定的繼承人朱允炆沒幹多久，就被他的叔叔、朱元璋的四兒子朱棣給推翻了，朱棣當了皇帝；毛澤東去世之後不久，四人幫也被老同志們拿下了，鄧小平也取代華國鋒成為第二代領導核心。

朱棣當了皇帝之後，明朝的國力開始迅速強盛，進入了一個長期的繁榮時期。五次出征蒙古都取得勝利，還修建了明長城、疏通了大運河，把越南北部納入版圖，還搞了六次鄭和下西洋。中國在毛澤東去世以後，就開始了舉世矚目的經濟高速增長，修了三峽工程、建了高鐵網絡，最近又開始搞一帶一路，其中海上絲綢之路的路線也跟鄭和當年下西洋的路線差不多。

朱元璋和朱棣呢，都算是創業君主，有足夠的權威駕馭臣下；毛澤東和鄧小平呢，也都是新中國的創業元老。朱棣去世以後，他的兒子和孫子，明仁宗和明宣宗，就能力有限，鎮不住手底下的官僚集團了。於是官員內部的腐敗現象就開始越來越嚴重，內閣首輔楊士奇的兒子在老家搶奪別人的土地，打死了好幾十條人命，地方官也不敢管；內閣次輔楊榮呢，就大肆的收受賄賂，特別是還跟軍隊勾結，收了很多邊將贈送的軍馬，導致了軍隊紀律的迅速敗壞。

咱們中國過去十多年呢，也非常像明朝的“仁宣之治”的時期，也是經濟快速增長，外表看起來很繁榮，但同時官僚集團內部的腐化情況不可遏制。明朝的內閣次輔嚴重腐敗，咱們在政治局常委中間也出現了大老虎，也跟軍隊裡邊的“大老虎”有勾結。

等明宣宗去世，明英宗上台，就讓太監王振，開始大力反腐敗，把楊士奇的兒子抓起來殺掉，把楊榮趕出了內閣。中國也在十八大以後，新一屆領導集體也開始大力的反腐敗。

漢朝的前六十年哪，也有類似的脈絡。漢高祖劉邦殺了韓信、英布這幾個開國功臣，他死了以後他的妻子呂后當權，但是後來周勃等革命元勛發動政變，推翻了呂姓外戚的統治，扶持漢文帝上台，漢朝進入了以休養生息為特點的“文景之治”時期，國民經濟迅速發展，但同時，地方豪強勢力失控，出現了“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情況。所以漢武帝上台以後，任用酷吏，大力整肅地方豪強，同時還派張騫通西域，開通了絲綢之路。

我做這個對比想說明一個什麼意思呢？不是說我們會走明朝、漢朝的老路，更不是說要暗示誰誰誰對應古代的哪個人物。如果是這樣，那我們思考問題的層次就太低了、太機械了。

我是想說，雖然過去兩千年我們的國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都能把無人車送上月球了，但是有一些基本的東西，其實沒有發生改變。

兩千多年前，有一位牛人，在中國的地圖上，畫了一個圈。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完全跳出這個的圈。

這個牛人就是秦始皇，他畫的這個圈是什麼呢？就是中央集權的郡縣制體制。在這套制度下，很多政治決策、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和路徑是相似的。

在中央集權的郡縣制體制下，中央可以一條線管到底，郡守和縣令都由中央直接任命，而且縣級以上的官員是跨區域流動的。這個跟歐洲的封建社會完全不一樣。

歐洲的封建社會，是分封建制的意思，跟秦朝以前中國的分封制比較接近。封建領主在自己的封地裡邊，可以任免官吏、掌握軍隊，他的政治權力跟他的土地所有權是一體化的。但是在中國的郡縣制體制下，土地所有權和政治權力是分開的，地主就只有經濟權利，沒有政治權力，官吏的任免、軍隊的調動和司法審判的權力，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政治權力，獨立於經濟權力。

所以，中國從秦朝以後，其實不應該被叫做封建社會，秦朝以前才是封建社會，秦朝以後，應該是皇帝制社會、或者郡縣制社會。在郡縣制條件下，就會產生一個獨立性很強的官僚集團，它在國家的社會運行和經濟活動中，處於核心地位、主導地位；而不是像歐洲國家那樣，掌握土地的大地主、封建領主在經濟活動中處於主導地位。

中國社會運行的基本原則是政治權力支配財富，誰能夠掌握權力，誰就能夠掌握更多的財富；而西方社會運行的基本原則是財富支配政治權力，誰能夠掌握更多的財富，誰就能夠支配政治權力。

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政治權力控制社會財富這一條基本規則一直沒有發生過改變。

中央集權的職業官僚制度適應能力很強。農業社會，官僚集團可以控制土地；在商業社會，官僚集團就控制商業；在工業時代，官僚集團就控制工業；在互聯網時代，官僚集團還可以控制互聯網。所以不管技術和經濟結構怎麼變化，我們兩千年來都沒有跳出秦始皇給我們畫的這個圈子，就是這個意思。

這套體制的優點和缺點都是非常突出的。優點主要是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缺點就是容易腐敗和產生官僚主義。怎樣能夠讓這套體制高效的運轉，避免腐敗和官僚主義，並且和市場經濟、信息社會和諧共存、互相促進，可能是當前和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需要回答的最重要的問題。

深刻的理解官僚制社會的特點，也是我們正確認識新中國建國後三十年的諸多政治經濟重大問題的一把鑰匙。

在郡縣制官僚體制條件下，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是私有制還是公有制並非國家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因為不管私有還是公有，在資源分配中起決定作用的始終是官僚政府。新中國建立以後，搞了土地改革、對民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經濟基礎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最後六十年下來我們還是發現，我們的發展路徑還是跟漢朝和明朝非常接近。不是說社會主義改造沒有用或者不好，而是說它改變的只是比較表面的東西，核心的東西其實還沒有改變。

開國領袖毛澤東曾經認為，只要把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建立起來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問題就解決了，剩下的事情就好辦了。所以他在1953年就提出了中央領導要分一線二線的問題。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在作出這個結論的同時，八大的公告裡邊專門加了一條就是毛澤東同志打算在合適的時機退居二線，把主要精力放到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上去。毛澤東也把中央的日常工作交給了劉少奇主持。

到了1959年4月的第二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毛澤東就辭去了國家主席的職務，把它讓給了劉少奇。按照計劃，他會在1961年的中共九大上再辭去黨的主席職務，正式退居二線。

但是，從1959年開始，國家就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出現了大饑荒。這個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僚集團為了追求政績，浮誇糧食產量，並盲目追求高指標，大量調動農村勞動力去大煉鋼鐵，導致農村勞動力短缺，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與此同時，官僚體系卻對中央決策層，特別是毛澤東本人，進行欺騙，謊稱糧食產量之所以不如預期，是因為農民手裡掌握者大量的糧食，為了少交公糧而“瞞產”。

比如，1959年，廣東省委的趙某陽給中央的報告就聲稱僅一個縣的農民就至少瞞產七千萬斤

。1960年4月，當時的農業部長廖魯言和國務院副總理譚某林在向毛澤東匯報的時候則說，根據實地調查，那些報告出現饑荒的地區的農民全都吃得“紅光滿面”的，一點不像餓肚子的樣子。譚又進一步匯報說：“我們發現有些縣委手裡掌握着糧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糧食，省委也不知道。”

這樣的做法，讓中央以為真的出現了糧食豐收，大幅度提高了糧食的徵購量，導致了農村地區嚴重的糧食短缺。

對於當時報紙上和報告中各種“畝產萬斤”這樣的誇張說法，作為最高領袖的毛澤東是一種善意的懷疑的態度。也就是說，他並不相信這些說法，但是他還是很信任自己帶出來的這個革命隊伍的同志，覺得這樣的誇張是出於好心，為了鼓舞群眾的幹勁。

在1958年11月，“大躍進”高潮期間，毛主席在武昌會議上嚴肅批評了“浮誇風”，說這種做法是“務虛名而受實禍”。他說：

“我看還是謹慎一點。糧食多一點沒關係，但每人一萬斤也不好。聽說有幾個姑娘說，不搞畝產八萬斤不結婚，我看她們是想獨身主義的，把這個作擋箭牌。

……現在要減輕任務。水利任務，去冬今春全國搞五百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國還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多了三倍多。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

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安徽要搞那麼多，你（指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為原則。一千九百多億土石方總是多了，你們議一下。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我看，明年水利工程還是五百億土石方，一點也不翻。今年是五百億，明年是五百億，後年是五百億，你搞它十年，不就五千億了嗎？我說留一點給我們的兒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們統統搞光！”

會議期間，他又找到當時《人民日報》的總編輯吳冷西等負責宣傳工作的人說：

“中央已有12個部長寫了報告，指標高得嚇人，似乎要立軍令狀。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殺頭。鐵道部長說1959年要修2萬公里鐵路。周總理主持制訂的第二個五年計劃草案，規定5年內才修2萬公里，他誇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麼完成得了呢？

……現在宣傳上要壓縮空氣，不要再鼓虛勁，要鼓實勁，自己不要頭腦發熱，更不要鼓動人家頭腦發熱。大躍進中有些虛報是上面壓任務壓出來的，問題的危險性在於我們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報告。按虛報的數字來訂生產計劃很危險，訂供應計劃更危險。”

儘管提出了嚴重的警告，並採取了一些措施來制止這種浮誇風、瞎指揮的問題。但毛澤東對現實情況的危險程度的估計仍然嚴重不足。他覺得群眾的幹勁熱情既然已經被發動起來，那麼就不宜打壓，只是需要“鼓實勁”而不是“鼓虛勁”，要反對頭腦發熱，但也不要潑冷水。

對於那些浮誇的報告，毛澤東不相信，但是想不到會誇張大這麼嚴重的地步，而是認為打一個很大的折扣之後是可以接受的。雖然報紙上在吹畝產萬斤，但農業部長廖魯言給毛澤東報告的1960年全國糧食總產量是六千億斤，折合下來相當於全國平均畝產300斤。而1957年的全國畝產大約是每畝200斤。毛澤東不相信畝產萬斤，對六千億也提出了質疑，而廖魯言和譚某林堅稱六千億斤是最保守估計，實際產量肯定超過了六千億斤。所以最終他還是相信了這個數據。他認為平均畝產300斤是可能的。

但毛澤東完全想不到的是，當時真實的糧食產量只有不到三千億斤，相對於了1957年，糧食產量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是大幅度下降的！

這個事情確實超過了他的想象範圍。他想不到的是，那麼多曾經一起幹革命、出生入死的同志們，在當上官員以後，竟然會變成這個樣子，不僅嚴重浮誇，把減產吹成大豐收，而且為了個人的權力地位，強制徵收農民糧食，寧可餓死人也要把這種浮誇的謊言掩蓋過去。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就對自己親自建立的這個官僚體系產生了深刻的懷疑。他懷疑有很多革命的同志，遭到了階級敵人的誘惑腐化變質了，背叛了革命的理想。這樣，九大就沒有能夠按時召開，毛澤東也放棄了他要退居二線的想法，而是重新回到一線，開始反思大饑荒的沉痛教訓，大力整頓官僚集團。首先是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然後是對基層幹部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後才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很多中高級官員。

在這一系列運動中，開國領袖就跟開國元勛之間產生了很大的矛盾衝突。領袖去世以後，他指定的接班人也被打倒了，他生前制定的很多政策也被否定了。然後中國進入了一段長時間的大繁榮時期，但同時官僚體系的腐敗也導致了嚴重的社會不公，很多深層次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又不得不出現一位強有力的領導人開始反腐敗。

新中國六十年的發展歷程說明，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的基礎理論在某些方面是不夠完善的。把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情況作為劃分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唯一標準，恐怕是很不全面的。人類的欲望除了控制物質財富以外，對政治權力的欲望同樣強烈。為了讓人民擺脫經濟上的壓迫，建立一個無所不管的官僚集團，並不能解決問題，不過是用政治壓迫取代經濟壓迫，實際效果可能好一些，也可能更糟。

社會主義的早期實踐表明：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而且它本身還會帶來新的問題。生產資料公有制實際上是把經濟資源完全交給了中央集權的官僚集團控制。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的發展規律，在很多方面跟中國古代郡縣制社會的發展規律十分相似，因為它們都是一個官僚集團在社會資源分配中居於核心地位的社會。

所以，到目前為止的情況是：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沒有走通，失敗了。主要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堅持公有制，而是他們不懂得如何控制官僚集團的腐敗、特權和官僚主義。他們在消滅了地主階級、資產階級以後，卻培養了一個同樣剝削人民的官僚特權階級出來，把社會主義制度變成了官僚資本主義制度。這樣的制度最終是被人民拋棄了，被歷史淘汰了。

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在經過了很多曲折以後，終於克服了重重困難，取得了巨大成就，總的來看前景也還是樂觀的。這也跟我們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掌握了大量如何利用官僚集團來治理好國家、並控制官僚集團腐化墮落的經驗有關。在此過程中，毛澤東作為開國領袖，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過的種種探索和嘗試是意義重大的。

在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體系下，官僚體系處在國家資源分配和人員組織的核心位置上。不管是發動戰爭還是發展經濟，都要通過他們去執行和落實。他們可以把好的政策變成暴政，比如北宋的“王安石變法”，本來想向權貴集團徵稅，實現富國強兵，但官僚集團把所有的新增稅負全部壓到老百姓頭上，就把改革措施變成橫徵暴斂，引來一片農民暴動；他們甚至也可以把壞的政策變成好事，像慈禧太后當年暈了頭，同時向世界所有強國宣戰，結果引來了八國聯軍，東南地區的官僚集團就跟各國達成和平協議，使東南地區免遭戰火，避免了毫無價值的犧牲。

所以，毛澤東說：“治國就是治吏。”能不能治理好官僚集團，是治理中國的核心問題。

朱元璋、毛澤東這樣的鐵血雄主，把官僚集團放到爐子上烈火焚燒，然後反覆捶打，經過千錘百鍊，為後來的領導人留下了一把磨礪得極為鋒利的寶劍。用它來發動戰爭，則後勤源源不絕、軍隊紀律嚴明，所向披靡、無往不利；用它來發展經濟，它就拼命的辦工廠、建企業、發貸款，鐵路公路高樓大廈什麼的嘩啦嘩啦一會兒就給你修起來了，你嫌它搞得太快了它還不滿意，一不小心就經濟過熱需要中央整頓降溫。

現在有很多國家要想學習“中國模式”，那是很難的。要說市場經濟和強勢政府相結合，相關的政策和制度，任何國家都可以模仿借鑑。但學過去之後，在執行過程中會變成什麼樣，那就很不好說了。

要學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三十年好學，改革開放之前的三十年不好學，兩千年的帝國治理傳統更不好學。“盛世”不是那麼容易得來的。人類歷史上古代是一流強國、今天還是一流強國的國家，只有中國一個。在從古代社會向近代過渡的過程中，從農業化向工業化過渡的過程中，一大批傳統帝國衰落，新興帝國崛起。錯過了這個機會以後，西方列強已經基本把世界瓜分完了，還沒有成為強國的國家，後來竟然能夠打破這種強弱格局，再次成為強國的，到目前為止也只有中國一個。

這種絕無僅有的奇蹟，僅僅用一些近代以來的政治經濟理論去解釋，必然是膚淺的、片面的。中華帝國的底蘊，極為深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政治治理傳統。這也是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的大貢獻。盛世之前，必有雄主，這絕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

但是，這種“盛世”也是往往是對寶劍的過度使用，會造成它極快的磨損，喪失銳氣。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繁華之下，統治者往往會對官僚體系的腐化喪失警惕，在創造驚人財富的同時，資源的分配不可避免的朝着少數權貴階層手中流動。經濟增長的好處在越來越不能被廣大人民所享有。用不了多久，盛世就會終結。可能是像開元盛世那樣被“安史之亂”突然摧毀，也可能是像永樂盛世那樣被“仁宣之治”慢慢消耗，然後再有“土木堡之變”。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盛世。那麼，新時代的“安史之亂”或者“土木堡之變”還會發生嗎？

從十八之後“反腐風暴”的成果來看，經過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在黨內軍內，都出現了非常嚴重的腐敗現象，而且隱藏的時間很久、腐敗官員的級別很高。與之相對應的，就是財富分配變得非常的不公平，社會貧富差距拉大到了危險的境地。十年的房地產市場大繁榮，“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情況似乎又有重新出現的趨勢。令人不得不警惕。

毫無疑問，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悲劇。不管它是出於何種原因而發動的，但從最終的情況來看，它確實造成了比較嚴重的社會動亂。現在也很少有人會希望它再次發生。但是，為了防止文革的悲劇重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決方案。

有一些人認為，應該極力宣傳文革的恐怖，各種抄家、批鬥、自殺、殺人、放火之類發生在文革期間的事情都要拿出來反覆宣傳，把那十年描寫成人間地獄，把文革描寫成一個不能正眼看、不能碰一碰的大怪獸，在人們心中製造出恐怖氣氛，這樣就可以防止文革重演；

也有一些人認為，應該深挖文革爆發的根源，大力的進行反腐敗、反特權，促進社會公平，防止階層固化，只有這樣才能防止文革的悲劇重演。

這兩種觀點在文革爆發五十年之後的今天，仍然在激烈交鋒。

依我看，前一種方法只能治標，恐怕是不能治本；只能在短期內有效，在長期內效果未必佳。而後一種方法，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有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老百姓安居樂業，誰會希望出現社會動盪呢？誰會再支持搞文革呢？而這個治本，則顯然是跟任何改革自從秦始皇以來的兩千多年的官僚體制是密切相關的。

我在《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通過對古代歷史的回顧和分析認為：歷史上的那些大一統王朝之所以會走向覆滅，主要原因既不是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土地兼併問題，也不是西方憲政民主思想所認為的暴君獨裁專制的問題，而是處在人民和君主中間的那個階層——官僚特權集團的腐敗以及因此導致的官僚集團與大地主大資本的結合，形成了一個剝奪人民的權貴統治集團。這個集團對上架空皇權、對下欺壓百姓，最後導致民不聊生、官逼民反。這才是導致王朝興衰的所謂“歷史周期律”形成的根本原因。

毛澤東在1945年與黃炎培的談話中，提到過如何解決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歷史周期律的問題。建國後的一系列運動，都可以看成是他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進行的各種嘗試。這些嘗試有些是成功的、有些是不成功的，有很多經驗，也留下了很多教訓。時至今日，我們可以說，他試圖解決的這些個問題，有很多仍然是懸而未決的。有很多人懷念文革，不是因為他們天生的思想“左”，而是因為當今社會有很多嚴重的問題，包括官僚腐敗和兩極分化等等，讓他們認為需要採用類似於文革的手段才能解決。

這種想法肯定是不正確的。新社會出現的問題必須要尋找新的方式方法去解決，而不是走回頭路。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就連這種想法所反映出來的社會問題也一併予以掩蓋和抹殺。我們必須要找到一條新的解決問題的道路，才能從根源上防止類似於文革的悲劇再次重演，同時也防止比文革更大的悲劇——改朝換代的“歷史周期律”再次重演。才是我們今天反思文革應該關注的重點。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2頁

《年譜》第4卷382頁

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本文同時也記錄於《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520-522頁。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