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立场不同、动机不同、视角不同，许多亲历者、研究者按照各自的逻辑对文革进行审视和评价，就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不同的人眼中也有不同的文革。可以肯定地说，这次运动从发生的那一天起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争议中既有真知灼见，也不乏歪理邪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争议并没有因为某个历史决议而画上句号，也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趋于消停，相反，随着人们对现实反思愿望的日益强烈，文革作为一种历史观照就越来越被更多人提起，文革也因此愈益显示出跨越时空的重大意义。

　　在民间，文革歌曲远比《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受青睐，让极右们恐惧殊甚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尽管不是创作于文革期间)就是这样的歌曲之一;样板戏依然是戏曲艺术的巅峰，依然被戏曲爱好者广为传唱，在央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戏曲晚会上，样板戏仍然是主角;像文革时期一样，大多数底层老百姓都在自家厅堂正中墙上张贴毛主席标准像……包括腾讯、凤凰在内的多家主流网站都曾做过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七成甚至八成的网民怀念文革。基于这样的事实，只要不是完全“不看老百姓脸色做事”，只要还声称“走群众路线”，就不应该漠视来自底层的属于大多数人的意愿，就不应该不正视那段给整个国家乃至世界造成了极其深刻影响的特殊历史。

　　顽石出生于文革前，到文革结束才十二三岁，属于既经历了文革时代但又基本没有参与文革的一代人。尤其像我，生活在偏僻的乡村，就更少有对文革的直观感受。这样的经历，对于研究文革固然有不能弥补的缺憾，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可能更客观，因为我既非文革的直接受益者，也非它的受害者，我因此可以完全不受个人恩怨的左右去审视和探究那段历史。

　　以部分右翼精英为代表，他们将文革的发生归因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之争，这是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虽然这种认识极其幼稚极其肤浅极其荒谬，但由于右翼掌握了话语权，控制了舆论阵地，致使这种论调甚嚣尘上，极大地影响了一大批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而又喜欢跟风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因此，在说文革起因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澄清所谓的毛刘“权力之争”。

　　众所周知，从延安后期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将刘少奇选定为党的接班人，七大上选举的五大书记(相当于常委)，刘少奇紧随毛泽东之后位列第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就是由毛泽东提议常委会通过让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陕北转战之前，为防止中共中央机关被胡宗南吞掉，还是由毛泽东提议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将中央机关一分为三：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留在陕北;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由叶剑英、杨尚昆等人组成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很显然，毛泽东是将危险留给了自己，而将党的安全托付给了刘少奇。1953年12月，毛泽东提出由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自己退居“二线”。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并当选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1957年底毛泽东访苏时向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通报，将由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1958年底，毛泽东不做下一届国家主席的提议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获得通过。1959年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前夕，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为刘少奇接班吹风。1959年4月，刘少奇在全国人大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到这个时候，刘少奇不仅已经成了公开的党的接班人，还拥有了极大的权力，对国家事务的实际控制甚至超过了退居二线的毛泽东。1961年9月22日，为即将在武昌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毛泽东同熊向晖、浦寿昌谈话时说：“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名。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改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1)在随后的两次会见中，当蒙哥马利问及接班人问题时，毛泽东都毫不犹豫地回答自己的接班人就是刘少奇。

　　可以肯定地说，刘少奇就是毛泽东着力培养的接班人，刘少奇登上权力巅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毛泽东全力促成的结果。由于党内包括高岗、彭德怀等元勋在内的许多人不服刘少奇，以致造成党内几次重大路线斗争，而在这几次斗争中，毛泽东都从党的大局出发，坚定地支持了刘少奇。

　　即便在毛刘之间的路线分歧已经公开化的时候，毛泽东还是想给刘少奇改正错误的机会。文革开始不久的党内生活会上，其他领导对刘少奇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前面说的党内很多人不服刘少奇的观点)，这个时候，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王任重等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开会，说了这样一段话：“关于少奇同志的生活会，不要再开下去了。越开调子越高，一定要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再讲下去就是彭罗陆杨一帮了。我讲讲历史。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批判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并没有说他反党，以后是他自己搞分裂组织托陈取消派，才被开除出党的。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搞盲动主义，也只讲是路线错误，后来又有立三路线。六届四中全会，出来一个罗章龙另立中央，但有许多好同志如李秋实、何梦雄都排斥在外是不对的。王明路线统治了四年，造成很大损失。我们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一直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李立三、王明，七大还是选举他们为中央委员。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是怎么对待张国焘的?张国焘另立中央，另立中央也算了，难道说其中没有好人?有好人，如徐向前、李先念，还有四方面军的一大批干部。张国焘不走，现在还是会坐在这里开会的。我们历来采取这种政策，看来是有效的。一、一个不杀。二、团结犯过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世界就是这样的，永远没有清一色。批得厉害，是为了改。看他们改不改，我看不改的少。洪洞县里百分之九十九是好人，百分之一至二是坏人。我劝不要整民主党派的人，看看《水浒传》，如卢俊义就是个大地主，还有不少起义将官。王明路线使我们党吃的亏最大，但我们却从三个师发展到了一百万军队。只要路线正确，人少一点不怕。我们这些人是剩下来的一些“残余分子”，做工作谨慎一点好。历史就是历史。希望犯错误的同志谦虚一点，向人家学习一点，不要“自以为是，好为人师”，这是最危险的。”(2)

　　我之所以要梳理这一段历史，就是要告诉人们，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完全不是所谓的权力之争。退一万步说，以毛泽东的地位(虽退居二线但仍是党的主席)和他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无与伦比的威望，加之卓绝千古的智慧，他若想要解决的是个人权力问题，顶多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就可以达成目的，有什么必要搞一个长达十年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1968年12月31日，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正式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如果是权力之争，不是到此已经落下帷幕了吗?为什么还要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由此不难看出，一些人用所谓的“权力之争”来解读文革是有着不可告人的险恶动机的，更多的人相信并传播这种观点不过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罢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人格操守、党性修养、革命经历诸方面进一步论证，毛泽东从来没有也不会将个人恩怨得失置于党的事业之上。在中国革命的早期，作为党、红军以及井冈山与中央苏区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毛泽东不仅几次被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层，甚至还受到来自同志与战友的错误批判和残酷打击，可毛泽东仍然坚持党性原则据理力争，并没有像后来某些人那样动用军队来解决党内分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毛泽东的心中，党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他坚定的党性和原则性是被历史反复证明过的，他怎么可能为了谋取个人权力裹挟亿万人民去进行那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