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按： 這“叛國投敵”的罪名是張謀在被逮捕後經過審批所強加的。       

  你知道“挨繩子”的滋味嗎?

這時,斷斷續續有些家屬來勞教隊探親,是妻子的也可以和丈夫一起住上幾天帝保佑他們不要和我一樣是一個“不中用的東西”,)算是對這些有選舉權的份子的寬大,(我曾聽幹部說過,你們,(請上還有一半公民權,我一直弄不懂的是公民權怎麼可以一分為二,我判的是管制勞教,連百分之一的公民權也沒有。)我的妻子因為她過份天真地給領導打報告,證明我決不是反黨反人民的右派,第二天清早就當上了右派份子,同樣被開除公職開除團籍,若不是帶着一個乳兒,說不準我們還得到勞教隊來“同學”一番(同學是幹部規定的勞教份子之間的稱呼)。這些家屬帶來的消息最使我們震驚的是,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元帥因反對大躍進和浮誇風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並遭貶,演繹了昏君害忠臣的歷史悲劇,我心中為彭總憤憤不平。

有些事其實只是常識,如果從偉人嘴裡說出,就被捧為格言警句。比方說：“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就是一例。勞教隊可以說是裝右派份子的集裝箱,如果得出結論說,這箱子裡裝的全是右派,這個結論就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這些右派人群中確有若干“左”派,我親眼見過每天最少寫一份檢舉材料左得十分頑強的大組長,也見過在鬥爭會上出手麻利的積極份子。我和幾個觀點比較接近的“同學”的言行,早己被這幾位右派中的左派同學呈報到管教幹事的手中,是所謂“惡有惡報”,只是時間未到而己。

大約在九月上旬的一個中午,我在施工工地附近的一個農民家裡,花三元錢買了一碗米飯。正吃得高興,突然我們隊上唯一的一個解除了勞教的積極份子闖進門來,他氣勢洶洶地奪下了我手中的碗,我當然不服,因而發生爭吵,就為此事,當晚開了我的鬥爭會。

像我這樣一個極右份子,在正式命名以前,原單位精心安排的鬥爭會,小到十多人,多到上千人,挨斗的次數多得難以計數,以毒攻毒似的右派斗右派這還是第一次,這也不足為怪。使我不可忍受的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刑具的折磨。這件事有必要說明一下∶如果將一位學富五車的大學者和一個一字不識的文盲兩個人的文化知識加在一起,然後以二除之,所得的得數就是我的文化水平。在這個知識文化層面上,我最欠缺的就是法律知識,甚至我被依法懲處了23年乃至到了“人之將死”的今天,我仍然為許多法律問題所困擾。比方說我依法判了刑,卻又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政策平了反,這就意味着政策能糾正法律所犯下的錯誤,顯然政策在法律之上,能約束法律。政策是黨的政策,聽黨的話就遵守了黨的政策,黨叫我幫助她整風,叫我大鳴大放,黨叫我們暢所欲言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那時我是一個年青的基層幹部,大政方針聽從上級布置後照辦,提點意見也不外乎雞毛蒜皮,什麼縣委書記作報告要避免讀錯別字之類的無關宏旨。然而膽大的法律又竟敢置言者無罪的政策不顧,說我向黨猖狂進攻判處五年管制送勞動教養。從這一點看,似乎法律又在政策之上,我在這個“哥德巴赫猜想”一樣深奧的難題里冥思苦想了幾百天,後因用腦過度患上了神經衰弱症,我擔心發展成精神病,從此就遠離一切法律資料。平反歸來後,我愛書如命的舊病復發,家中藏書數千冊,就沒有一本法律書籍,我也幾乎成為人所不齒的法盲一個。

閒話少說書歸正傳,我也曾道聽途說地聽人擺道：刑法中有過刑具方面的規定,如手銬、腳鐐等可稱為法定刑具,遺憾的是這類刑具的使用頻率低得可憐,這決不是因為應該受刑具懲處的人很少,而是這種刑具給受刑者帶來的疼痛感太少,對施刑者來說太不過癮、不足以泄憤。因此最受施刑者鍾愛的首選,仍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攜帶方便或可以順手拈來的一根繩子。它比起臭名昭著的老虎凳、名聲顯赫的辣椒水可以說默默無聞,但它在專政中所起的作用和它給受刑者帶來的痛楚不會低於那些知名度很高的刑具。也因為法律條文上沒有這種刑具的名稱,經常受它“教育”的人,只得給這位“無名英雄”取個“挨繩子”的綽號。其功能主要是緊緊捆住受刑者的手腕以阻止血液循環,讓疼痛來促使他改惡從善,進而落實“我們對敵人是從來不施仁政的”這一基本政策。在技術上要求繩子一定要質地上乘,以免加力捆綁時突然斷裂影響效果,為增強疼痛效應,繩子既要求細又要求彈力小,繩子在胳膊上所繞圈數不能太多,多則容易將受刑者臂骨捆斷,使勞動力受損失……這種技術性問題還多,足夠寫一本小冊子,據說寫文章忌諱偏離中心,如果對繩子方面陳述過多,豈不寫成了有關繩子的科普讀物,看來只能暫時打住。

鬥爭大會是在隊部門口的一個石板地壩上舉行,指導員講了話之後那位解除勞教份子和炊事班長兩位營養過剩的份子,取出一根質地精良的細麻繩對我實施捆綁,解除勞教份子那段時間因為協助政府懲處各類違紀份子,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捆綁經驗,加上他奪我的飯碗時,我對他既不恭敬又不從命,他豈肯放棄這個提高他“威信”的機會,當然將其技能發揮到極致。炊事班長心靈手巧力大無比配合得絲絲入扣,很快便達到入“骨”三分的理想境界。不到十分鐘我已大汗淋漓醜態百出,呼媽喊娘丟人現眼,到了這個地步那位解除勞教份子還去舀了一盅水來澆在麻繩上,使它進一步收縮以便入“骨”四分。多年來,一直使我感到納悶的只是這類可圈可點、精美絕倫的肉刑代表作,常常出自受凌辱的同類之手,幹部們通常只是在一旁欣賞這“狗咬狗”地表演。不知道這件事是不是和古代羅馬貴族在角斗場觀看奴隸角鬥士相互撕殺有血緣關係。總之,我被捆以後,在我兩支手腕上都留下三圈血痂,後來血痂脫落,又變成三圈黑色的疤痕,歷時兩年多才慢慢褪淨。

教科書上說,事物從量變到質變都有一個過程,而造成突變也常有一些契機或稱導火索,如奧國皇儲斐迪南的被暗殺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這一根質地精良、使用到位的細麻繩,便是我踏上“反改造”道路的嚮導。

                 我把我自己解放了

     我產生了非常極端的牴觸情緒,殺人放火、同歸於盡,只要能泄憤,能體現士可殺不可辱的事,我都願意干,我在等待時機,我在尋找機會。

     勞教隊的編制有些雷同於軍隊,中隊相當於連的編制,下設大組(排), 大組下面是班,中隊部的幹部都是國家幹部,大組長以下則全為勞教份子,我們中隊有四個大組,我在一大組。整個中隊右派份子約占百分之七十五,全都是在勞教的死胡同里期待了三年多仍然看不見盡頭的“元老派”(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批勞教人員)。他們都受着飢餓的折磨,身心痛苦,情緒低沉,我的受刑贏得了許多關心和慰問,有的甚至流出同情的淚水。

     朋友中有人悄悄告訴我,二大組的周歧正準備逃跑。我與周歧雖然毫無交往,但畢竟在同一個中隊,是所謂低頭不見抬頭見的熟面孔。從我在鬥爭會上“享受”的待遇,他也可以看出我不是那種賣友求榮的人,經朋友介紹我倆一拍即合。在殺人放火既無機會更無勇氣,又一心想泄憤的情緒支配下,逃出勞教隊,看看大千世界,給隊上添點麻煩,何嘗不是好事一樁,我倆一起逃跑就這樣定了下來,這恰如俄羅斯民諺所說：“下地獄也得有個伴”。

     那個年代沒有身份證,社會管理卻十分嚴格,不論買車票船票或住旅館,都必須出示你所在單位專門為你的旅行所開具的證明(農民由人民公社開),勞教隊當然不可能為我們出具一張逃跑證明。周歧說他會刻公章：“找塊肥皂,最多兩小時解決問題。”我簡直有“得來全不費工夫”的幸運感,當即商定就刻“四川省地質局一O八勘察隊”幾個字,這顯然是因為與地質勘察常年在外奔走有關。

     我倆用破釜沉舟的決心,找老鄉幫忙賣掉了一切能賣錢的東西,買了些全國糧票(那年頭上館子吃飯,除付錢外還得付等額的糧票)。在進行這些準備時難免暴露出一些可疑痕跡,加上好友中一個傳一個,同隊的勞教份子中除積極份子以外,幾乎成為半公開的秘密,原訂逃跑時間看來只得提前了。

     那是1961年9月24日,農曆8月15,中秋節,星期日。不知道這個日子是凶是吉,只知道這個日子適合逃跑。因為是星期天,不出工,人員分散無法清點人數,發現時間越晚對逃跑者越有利,這意味着他更加遠離了警戒區域。我與周歧丟下吃午飯的碗筷,便先後向住地背後那座山頭爬去。山上有條小路,路旁有些稀稀拉拉的灌木,山下便是我們所住的農家四合院,院子裡的人能發現我們的機率並不高,因為誰有興趣抬着頭費力地欣賞一座荒涼的山巒。只要翻過了這座山,山下必有無限風光。

    像逃跑這類事件,發生在右派們身上極為鮮見,而那些偷、摸、扒、騙被劃為壞分子的勞教人員則比較普遍,因為他們跑到社會上、躲在人群中,可以憑他們的“技術特長”生存或短或長的時間,我們這個中隊成立三年多來,我和周歧算是首先吃螃蟹的人,那年我27歲,周歧29歲。

     根據經驗,那些壞份子的逃跑往往直接到離住地最近的火車站, 廣元火車站。自認為可以從那裡登上南來北往的火車，能把他帶往自由之鄉。殊不知築路支隊常年有“專業人士”在那裡守候,不論哪個中隊有勞教份子逃跑,緊急電話在你進入火車站之前早己到達,逃跑者的姓名年齡身高體重面貌特徵便已記錄在案,“專業人士”在旅客叢中進行一番依樣畫葫蘆,等待他們的常常是豐碩成果。

     周歧並沒有辜負大夥贈給他的“老狐狸”的戲謔綽號,他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路線,我們翻過這座山後,步行到蒼溪縣城,然後乘汽車經南部到南充,再由南充到重慶,那裡的交通通向海角天涯。

     我登上山頂後,回頭看見身高1.60米的周歧,穿着他那件常年不換的ADK牌風雨衣,氣喘吁吁的爬了上來,最後一步我伸手拉他並趁勢擁抱歡呼。我們身後的山腳,是我倆深惡痛絕的勞教隊,我們前面的山腳,是一條通向自由的石板路,我們再也不會為完不成生產任務而挨罵受氣,為一句失言被捆綁吊打……,我終於品嘗到“我自已就是我的主人”這句話的鮮活甘美。兩個“地質隊員”腳步輕盈歡聲笑語,似乎是找到了一座金礦,不知不覺就到了一個場鎮,看看天色己近傍晚,準備找一家旅店住下。

     這是屬於蒼溪縣管轄的一個鄉,街上冷冷清清,顯然是“自然災害”留下的衰敗景象,我們先在國營食店用糧票吃了一頓泡菜下稀飯,然後住進街上唯一的一家旅館,這偌大一個旅館就只有我和周歧兩個顧客,我們去辦了住宿登記手續,回到房間我把他準備好的假證明拿來仔細看了看,這時我發現他刻的假公章根本不像仿宋體的字形。我說這種公章在小地方還可以魚目混珠,在城市裡別人一眼就能識破。周歧解釋說,他躲在蚊帳里刻的,怕被發現,手都在發抖，咋可能雕好,看來只有將就用算了。

     當晚我在煤油燈下,給我妻子寫了一封信,頭一句話是：“9月24日,我把我自己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