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的缘分—闻杨绛去世

--大宗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大学选修当代文学时，课上老师讲，现在有个中国人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人叫钱钟书，他的大作叫管锥篇，这本书没几个人能看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钱钟书这个名字，随后便知道了他的围城，知道了他的夫人杨绛，可是直到最近，我才知道杨绛是唐吉坷德中文版的译者，虽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已接触过唐吉坷德这本巨著。

钱钟书和杨绛，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围城，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观点，他们和江青的交情，特别是在文革时期，说什么的都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人见大，小人见小，我也不想说什么，我只想说说钱钟书、杨绛和他们的女儿，他们三个人的缘分。我头一次看到杨绛写的“我们仨”时，就莫名的被这个书名感动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不知道是为什么。

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钟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有个朋友在国内很有名，既是名医，又是诗人，他曾对我说，诗的好坏，但看是不是发自肺腑，出自真情，有真情实感的诗，必是好诗。诗是如此，文又何尝不是如此，发自肺腑、出自真情的文章，必是好文章，必将不朽。一切观点，学术思想，终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而成为谬误、垃圾，惟有人类的真情、大爱将与天地共存！钱钟书的女儿先钱钟书一年去世，随后钱钟书去世，子女在老人前面去世，总是让人伤感的事情，好在他女儿去世的时候已经60岁了，也算是老年人了，也就不算夭亡了，伤感之余，还有些凄美，令人感动：他们必是前生有约，此生相守，于是他们应约而来，又应约而去，前后脚随风而逝了！缘分那，这是什么样的缘分，必是千年的缘分。他们先行一步，必是在什么地方等候着，等候着杨绛；杨绛去了，他们终于可以团聚了，他们拥抱在一起，笑容如鲜花般灿烂：他们又可以再续他们的千年之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