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批評政府都是愛國者必備的要素。而對權力的歌頌，則是權力以“愛國”之名對社會的灌輸與強制。知識分子的天性就是建構社會理性，既制約權力暴政，也反對民眾暴戾。

“國賊”至少分三種：以政府公權力為掠奪、亂國之手段者謂之“竊國賊”，若重慶前薄督；與外寇勾結損害國家利益者謂之“賣囯賊”，若汪偽、永康甚至計劃之流；為一己之利、以“愛國”之名挑動民粹瘋狂、逢迎權力害國者謂之“愛國賊”，若司馬、慶東、周魚之類。至於因一己之私或被洗腦而心惡嘴臭之輩，則充其量不過“愛國奴”。——那些聲稱反美、仇恨西方卻將老婆孩子家產都轉移至美國與西方的高官、裸官們，則是竊國賊兼愛國賊，有時甚至是出賣國家利益的賣國賊。

——題記

“愛國”何以為“賊”？“愛國賊”長啥樣？

這是很多人無法接受的一個概念——直到，央視出了個芮成鋼，嘴上時時高喊着“愛國”、渾身充滿着“正能量”、動轍“代表亞洲”“羞辱”美帝奧巴馬......然而正是這麼一個“濃眉大眼”的“正面人物”卻因貪腐、出賣國家秘密被審查，甚至還涉及“賣身”——若傳言屬實，這便是活生生的“愛國賊”。

當然，“愛國賊”們也並不都是“濃眉大眼”的，孔慶東、司馬南之流長得就不那麼招人待見。這種典型性“愛國賊”基本上巧舌如簧，極具欺騙性與煽動性，無論其風格如何，核心意思都包括迎合權力、挑動民粹、鼓動暴力，甚至會向薄王之流賣身投靠甚至出賣他人。最無恥者當屬以批評美國為主業的司馬南，全家移民美國。若傳言屬實，其分裂人格與虛偽人性堪稱愛國賊之典範。

愛國賊們知道，“愛國”是一門最安全的生意。愛國賊們無一不是表現得極左，表現得無比肉麻地歌頌權力，表現得無比痛恨美國，時刻將“漢奸”的大帽子扣向他人。他們知道，只要討好了權力和民粹，他們就是安全的。因為即使其他人上台掌權，也不會難為他。而極左、專制者上台，則首先要收拾反對者。

愛國賊們知道，“愛國”是一門最露臉的生意。無論私底下多麼齷齪，只要敢於登高聲稱“愛國”，或是肉麻到不要臉地用那張慣於挑事的嘴改為吹捧領袖，再或是無中生有、信口雌黃地指責美國如何不好中國何其偉大，便可以“人前顯貴”，便可以得到應有之賞賜。         

愛國賊們知道，“愛國”是一門高回報的生意。以“愛國”之名必然迎合權力，而權力對此類逢迎者提賞賜，從來都是豐盛的。從孔慶東、司馬南的經久不倒，到周帶魚們的“崇高”待遇，用韋小寶的名言描述便是：千穿萬穿，馬屁不穿。

愛國賊們必備的要件之一，是要敢於睜着眼睛說瞎話。你要說男人都應該有雞巴。他們會說：你反動，為什麼美國男人有雞巴中國男人就也得有雞巴？！他們會自覺地將自己的思想閹割，並本能地用閹割後的思維去要求他人與其保持一致。

愛國賊們通常有三大兇器：盜名、污衊、暴力。一、以草根代表、民族主義竊取正義之名自居於道德高地；二、自稱代表人民大聲污衊對手為漢奸、貪官；三、以正義之名濫用權力或是煽動民眾暴力幹掉對手。極左派的最大傷人兇器便是所謂“漢奸冠名權”。孔慶東們最惡毒最能蠱惑人心處便是迎合公眾心理，以道德與正義高地自居地污衊對手為漢奸。這是這等別有用心的漢奸愛國賊們屢試不爽的害人利器。流氓可以反日之名打砸敲詐，韓德強可以反漢奸之名毆打老人，司馬南們甚至公然叫囂要殺人。

愛國賊們常常屈服於竊國賊，甚至勾連着賣國賊，也必然需要驅使盲從權力、盲目“愛國”的愛國奴。愛國奴們往往腦殘嘴臭，或極力歌頌當下體制，或充滿戾氣滿嘴噴糞——常常屬於被其他國賊賣了還替人數錢的主。如林語堂所說：中國有這麼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低階層，利益每天受到損害，卻有着統治階級的意識，在動物世界裡尋找這麼弱智的東西都不容易。——現實中環顧四周你會發現：那些不畏艱險為百姓為民族直言講真話的人，謾罵攻擊他們的往往不是高高在上的達官顯貴，而是生活在最底層的一批愛國奴。

反常為妖，極端為賊。“極左”“極右”賊性相同，畫皮不同耳！有為私利而擅權者，謂之國賊；有為招安而造反者，謂之反賊；有為發達而投靠者，謂之狗賊；有因腦殘而極端者，謂之愛國賊。愛國賊總是習慣性指責他人為賣國賊，極力迎合竊國賊，挑逗着一撥愛國奴們為其所用。

做愛國者，不做愛國奴，莫做愛國賊。愛國需要理性，看管好政府和官員以免其害國；愛國需要包容，除鼓動暴力者外，當容忍和保護民眾的各種訴求。無論如何定義，理性批評政府都是愛國者必備的要素。而對權力的歌頌，則是權力以“愛國”之名對社會的灌輸與強制。知識分子的天性就是建構社會理性，既制約權力暴政，也反對民眾暴戾。

【忠告：人生在世，只求心安理得就好了】

附：

任不寐：愛國賊批判

“愛國賊”一詞的橫空出世，極大的豐富了對專制極權主義予以批判的話語體系，在它尚未出現之前，“愛國”成為了剝奪國人精神獨立與言論自由的一條鎖鏈，也成為迫害國人中最優秀的思想解放先驅的牢籠。在“愛國主義”的大旗下，任何異見的表達都被粗暴地貼上了“賣國賊”的標籤，久而久之，這個國家就變成了噤若寒蟬、鴉雀無聲、毫無生氣的國度，而任何卑鄙、下流、野蠻、反人性、反文明、滅絕天良的暴行都可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自從“愛國賊”一詞誕生後，情況有了極大的改變，君不見近年來，受蠱惑與被操縱的反日浪潮再也風光不起來了。然而，人們或許不知道“愛國賊”一詞究竟是哪位高人貢獻出來的，任不寐，請大家記住這個獨立學者與虔誠的基督徒。

相對於“賣國賊”而言，中國還盛產另外一種茂密的莊稼：“愛國賊”。什麼是“愛國賊”呢？愛國賊就是通過攻擊性的愛國表演來養家糊口，並以此謀取各種利益的精明人。愛國賊是一種寄生蟲。由於它不可能獨立生長，就必須靠寄生過活。由於它找不到寄生物，它就依靠大義名分為寄託，並通過文學抒情來說明這種象徵性寄生的真實性與合法性。

更具體地說，對於愛國賊來說，“愛國”並不是、或首先不是一種情感需要，而是一種個人謀生的策略。為什麼中國盛產此物，或發生這種謀食之道？這的確和“國情”有關。在一個災民社會，政治權力控制了全部社會資源。人們的經濟生活只有通過同權力體系發生交易關係才能維持，並可能獲得某種程度的回報。也就是說，在中國，首先，政治生活就是經濟生活（權力體系的形成與運轉過程，即資源的壟斷過程和占用過程），然後，一切經濟生活就是政治生活（公共領域的消滅過程，即社會成員與權力體系發生交易的過程）。

當然，這種“自由貿易”並不僅僅表現為權力邊緣人向權力人出賣“愛國勞動”這一種交易形式。但顯然，這是一種特別重要的“政治-經濟”存在方式。那麼為什麼權力體系存在這種“愛國需求”呢？這顯然也同中國政治的獨特生存境遇有關。

◆第一、搶劫是中國權力產生的基礎和目的。但正如洛克所說的，搶劫並不構成政治的合法性。那麼，這個綠林集團必須虛構一種政治　合法性。顯然，愛國等大義名分是最合適的政治遮羞布。

◆第二，這種虛構政治合法性的過程，有一定的歷史事實為根據，即中國是一個在古代為胡、近代為夷所侵擾的災民社會，愛國因而在中國具有獨一無二的生存正義性。

◆第三、搶劫體制必然產生敵人意識這種意識形態，並依靠這種意識形態維持搶劫體制的存續。而最可能激發群眾的敵人意識的政治行動，也即成本最低的政治集權行動，就是尋找和確定“賣國賊”。

第三點非常重要。以往論者往往只是揭露、確定“賣國賊”的政治行動是搶劫體制的政治陰謀，是集權動機利用了民眾的病態的愛國情緒。事實上，這僅僅是對在朝的愛國賊的揭露，卻忽視了在野的“愛國賊”的存在。對於這些“愛國群眾”來說，他們同樣利用了當權愛國賊的權力，並同時在利用其他賤民的“愛國熱情”。

為什麼要譴責這種特殊的經濟行動？因為，愛國賊即暴政。愛國賊必須通過攻擊他人是賣國賊才能證明自身可資利用的“交換價值”。也就是說，只有對他人實施人身攻擊和政治迫害，他才能生存。因此，愛國賊本身就是惡。愛國賊的愛國行動本身，就是對基本人權的粗暴侵犯。不僅如此，由於自恃有大義名分的庇佑，愛國賊暴政更難以揭露，更肆無忌憚。事實上，中國幾千年，特別是近百年的政治暴政，就是愛國賊暴政。為了資源壟斷和爭取加入搶劫體制這種經濟目的，愛國賊在政治上製造了無窮冤獄，在精神世界幾乎剿滅了一切問題意識。100年的改革史，就是100年的民族良知被愛國賊迫害的歷史。

愛國賊其真愛國乎？愛國不過是他的謀食之道。當然不排除愛國賊的“愛國真誠”。只不過這種真誠更多是“自己把自己感動了”的那種神經錯亂罷了。有別於這種經濟愛國賊的是愛國者。但愛國者也仍然不是和平時代的英雄。對於歷史上的愛國者來說，我也不大敢恭維。抵抗侵略是為了抵抗外國政權對中國公民個人的侵略，結果卻重新建立了中國政權對中國公民個人的侵略。這種愛國壯舉犧牲了那麼多生命，卻導致了完全一樣的結果（我們判斷歷史的角度是從受害者的角度，而不是從施害者的角度），因此不配享受如此高的榮譽。我並不否定抵抗外辱的正義性（因為我反對任何暴政），只不過對於恢復內辱的這種愛國戰爭，我們沒有必要奉若神明。

我從來不認為“國”本身有什麼價值，“愛國”是什麼最高的政治目標。你有“愛國”的自由，我也有不愛國的自由。一些朋友可能因為對愛國賊暴政（語言暴政和“鐵拳”暴政）的恐懼，往往刻意強調自己是否定的愛國主義者，是被冤枉的更深刻的愛國主義者，只不過自己的“愛”是通過“哀其不幸、恨其不爭”來表現的罷了。這種辯護可能是真誠的，但遠遠不是自由的。或者說，這種否定的愛國主義者還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因為，對於後者來說，個人價值是唯一真實的，個體價值永遠是至上的。這種“自由的內疚”也許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獨一無二的心理病痛。

我們在歐、美民族和俄羅斯民族的知識份子那裡，經常看到他們對本民族文化徹底的譴責，但卻很少發現這種“自由的內疚”。茉莉女士寫了一篇很有見解、也很有意思的文章：《賣國賊──歷史上大寫的人》。這種辯護實際上揭示出了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獨特的困境：一方面確認個人價值之上，另一方面卻總要為愛國賊辯論，而這種辯論往往又是爭論誰更愛國、誰真正愛國。也許，對於外國思想者來說，這種辯護根本是沒有必要的。但對於中國思想者來說，“自由主義的愛國”卻成了一個擺脫不掉的、充滿悖論的話題。

因此，儘管我不完全贊同趙無眠先生的觀點，但我對他充滿了敬意。他比我要有勇氣。而且他所進行的研究工作真正開起了一種誠實的學術事業。我們距離基本的誠實實在太遠了。在這一點上，也許很多朋友和我一樣都有過相類似的念頭。但他比我們更多勇氣，也研究得更深刻。他的一些論點之所以驚世駭俗，也說明了對於這個不可救藥的民族、在這個愛國賊專政的國家，捍衛常識有多難。

前不久，在北京，一些朋友激烈批評我關於台海局勢的看法。奇怪的是，在這些自稱為自由主義者的朋友的臉上，同樣可以看到愛國賊的表情：他們同樣具有一聽到台灣獨立就打算摸槍的愛國激情。我近來常常反省，也許，作為中國人，靈魂深處都深受愛國賊的影響。或者說，從本質上，我們都是一個姿勢不同的愛國賊：從“宏大敘事”到“思想隨筆”，從激進民族主義左派到否定的愛國主義右派，從本體論到方法論，“國”象艾滋病一樣潛移默化地毒害了我們的靈魂。這是中國精神的巴士底獄，我們靈魂的巴士底獄。

當我意識到自己也可能是一個愛國賊的時候，我唯一的祈禱是，這種民族絕症不要通過我來污染人類精神的天空。但我知道，如果這一代學人不終結這種靈魂自戕，就將被這種靈魂自戕所終結。尼采說：“我要把自己吹熄，以免燃盡”。對於我來講，也許對於更多的朋友來講，這個命題是：“我要把自己燃盡，以免被吹熄”。

(抄自2016-06-03 呂良彪 阿呆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