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走了几天之后，二姐三姐也都走了。妈妈都没有去送，她照常上班，晚上看毛选。话更少了，很少笑，每个星期天我家也和平时一样，就是我们三个人。她除了洗衣服做饭外就都是看书，还是那本儿毛主席的书。

        这边儿的邻居没有到我家串门儿的。我家刚搬来时看到我们只有姐弟，姐姐一走就我们兄弟俩很纳闷儿，我们从院儿里进出时会感到他们奇怪的眼光。直到妈妈出院回家后他们也没有改变这种眼神儿。不知他们怎么知道的我家出身不好，在开始两年很少与妈妈说话。那时的人都知道一个简单保护自己的方法，“宁左勿右”。你积极再过头儿，甚至做错了事儿也不会有人说你，最多是好人办错事，没关系。可你要是稍右点儿，落后点儿那麻烦就大了，所以人人都信守着“宁左勿右”的原则。

        通过一件事儿完全能看出人们的心理。那时对于判刑的人都是开批斗大会，叫做“公审”。在宣判之前每个街道都组织讨论，由居委会主任宣读每一个罪犯的罪行后大家说判什么刑，判多少年。那些街道老娘儿们儿每人一手拿着个小板凳儿，一手抱着毛线活儿或者是纳着一半儿的鞋底儿，革命生产两不误地坐在院儿里就声讨上一切犯罪分子了。

        记得在居委会主任宣读完“遇洛克的反革命罪行”后问道：“怎么判？”

        只听得全体一致的喊道：“枪——毙！”

        她们举起还拿着毛衣针儿、纳鞋底儿的锥子的右手义愤填膺的表了态。那声音之齐，意见之一致，真真是不约而同。然后又一丝不苟的继续着手中的活计。其实她们根本没听到遇洛克的反革命罪行是哪些，内容是什么，只是知道既然是反革命就必然会被枪毙。说狠点儿显得革命些，她并不关心你是真毙还是假毙，她只是在履行着一个形式，一个过程。她真正关心的仍是能早日让自己的丈夫孩子穿上毛衣，新鞋。

        六九年毛主席又说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学校里根快来了工宣队。知识分子必须有人管，没人管他们就会闹事儿。以前自发的红卫兵组织被一一取缔了。在工宣队的领导下诞生了新的统一的红卫兵，还有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宣传队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在这里你可以唱歌儿、跳舞、拉琴、弹筝，尽情施展你的才华。虽然那时只有几首如同圣经似的单一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天大地大”，“北京的金山上”等大家都会唱的歌儿。但这是不同的，这是化了妆在台上唱，是在台下有众多的观众注目的舞台上唱，是文艺演出。而且还可以跳芭蕾舞“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能唱样板戏里的李玉和、郭建光、小铁梅、小常宝。

        同学们纷纷去报名，我想拉二胡也跑去报名。主管宣传队的是贺师傅与郝师傅。贺师傅中等个儿，脑袋很大，同学们背后都叫他贺大头。郝师傅瘦高个儿，脖子细长还有点儿歪，叫郝歪脖儿。这是我给他取的名儿，是从他办公室报名出来后取的。

        进了办公室我说明了来意，贺师傅说话了：“你连红卫兵都不是还想参加宣传队儿？这是搞文艺，是上层领域。这是谁都能搞的吗？这里边儿的阶级斗争很复杂，要不毛主席为什么派我们工人阶级来占领上层领域呢？”

        “那好吧，我先加入红卫兵后再来报名。”我红着脸说。郝师傅接过了话茬儿：“你加入什么红卫兵啊？我来学校后首先查过所有学生的档案，对一些重点都有记载。就你的出身差，而且在填表儿时还耍滑头，填什么旧军官？我没听说过这名词儿。国民党军官就是反动军官，你不老老实实填反动军官还替你反动老子掩饰。听说你爸爸官儿还不小，告诉你，本来我正要找你呢。全校的学生都加入了红卫兵你也入不了，打我这儿就不同意！”

        郝歪脖儿讲这些话时进来一个人儿，是我们学校宣传队的主角儿。她比我大一年级，白毛女、吴清华她都会跳，跳得像真正的芭蕾舞演员。甭说别的，就说她把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改编成舞蹈在台上自唱自跳时，那悲伤的旋律，形象的肢体配合就博得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掌声。每到她演节目时，都会被掌声迫使的她不得不再加演一个节目。她长得柳眉杏眼，蒜瓣儿小鼻子儿，在她出现的场合都会招来男生们赞许的目光。成了宣传队的标志，“123”的校花儿。

        她听了郝师傅的话后把目光转向了我。我红着脸低着头儿一句话不说，只想等郝师傅赶快训完，我也好打道回府。从此再也不提加入任何组织团体的要求，连学校也不想来了。我平时最怕别人提我的家庭出身，在同学中我忌讳提此事儿。只要他们一提这类话茬儿，我立刻抬脚儿走人，极力掩盖着这块伤及我心灵的疤痕。此时郝师傅却当着柳云、校花儿、宣传队的主角儿来揭我的痛处儿。还一口一个反动军官，国民党军官地说了几次，这明儿全校还不都知道喽！

        我觉得柳云正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我，我等不得郝歪脖儿再说转身冲了出去，翻过学校与师范大学之间的土墙钻进了北师大果园儿。

        低矮的桃树遮住了我通红的脸，我坐在桃树下发呆。

        这复课闹革命还不如以前不上学好呢，那时自己是四野铁骑纵队的，虽然连司令加我这分队长就还只有一个兵。可是，没人敢歧视我，每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就是没学习吗？这复课了还不是一样没有文化课，还处处受人歧视，事事要绕道儿而行，老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天黑了，我还坐在这里。我不知道我该去哪儿，哪里才是我可以去的地方儿。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世界太小了，让我没有容身之地，这天空太低了，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儿时的梦想此时被敲得粉碎，碎得连一点儿粉沫儿也不曾留在我的心里。

       可我是个男子汉，我不会向命运低头的，我要抗争。别人有的，我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我要让一切嘲笑我、鄙视我、歧视我的眼光变成尊重我、羡慕我、至少是惧怕我的目光。这一刻，我似乎成熟了，长大了，增添了生活的勇气。

        我两个星期没去学校，头两天闷在家里胡思乱想。想起文革以前自己是同学们当中最有威信的人，现在成了同学们嘲弄的对象。和小辫儿刘这些自己过去不齿的人混在了一起，搬了新的家后和他们没再见面儿。这新的学校的同学还是把出身不好的排斥在外，连工宣队儿的郝歪脖儿都这样儿看。说什么全学校的人都入了红卫兵我也入不了，呸！谁稀罕你那破红卫兵呀。我早就当过红卫兵了，而且还是铁骑纵队的。

        小旦儿他们那帮干部子弟穿着将校呢在学校里整天旁若无人，趾高气昂那德性。那些平民子弟还真有给他们溜须拍马捧臭脚的，孔连海这小子就是这种人。整天用呲着门牙的那张谄媚的脸冲他们笑，看到我时立刻昂首挺胸眼皮朝下了。小旦儿们的狂妄来自于他们自以为出身高贵的优越感，可孔连海那神情更让人受不了。一会儿得三变，真他妈够累的。他的作派怎么那么像我熟悉的一个人呀？谁呢------噢对，就是他，黄世仁的狗腿子——穆仁志。电影里他在黄世仁面前和在杨白劳面前的两种表情不正是孔连海在小旦儿们面前和我面前两种绝然不同的神情吗？

        前几天结合珍宝岛事件开批判会，批判苏修头目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背叛马列主义的无耻行径。这是我上中学以来第一篇作文儿，也是文革停课以后仅有的一次作文儿。这篇作文儿得到了老师的赞许，让我在批判会上念，我是唯一一个不是红卫兵的同学上台发言。我异常严肃，认真的大声朗读着。其中有句：我们每一个终于毛主席的革命青年都应拿起笔来声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及他们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决不能让它在我们伟大的祖国重演。人人口诛笔伐，把他批的比当年的托洛斯基还要臭------

        “什么？脱毛儿司机，是个没毛儿的司机！”

        哈——哈——哈！孔连海无知无赖的语调儿还没说完，小旦儿们已哄堂大笑了，有的还捂着肚子滚到了地上。近来少见的安静课堂又像每天似的乌烟瘴气了。

        我愣在前边儿不知道自己是哪里错了，出了这么使人捧腹大笑的笑话儿。老师喊了半天“安静，大家安静”也制止不了这哄闹的场面，看看实在不能继续下去了，无可奈何的示意我下去。我低着如同一块大红布的脸向最后一排犄角儿我上学第一天就自己选好的位子走去。经过小旦儿身边儿时他拉住我衣服说：“嘿，大作家，什么叫脱毛儿司机呀？”

        我甩开他的手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回到了自己的位子。小旦儿们愣住了，孔连海露出惊奇的眼神儿看看我，好像说：“哟，你敢这么对待小旦儿？”又转过脸看着小旦儿。小旦儿的同伙儿们也都在看着他，似乎在问：“哥们儿，怎么着，打不打丫的？”

        这平时低头儿来低头儿走得沈猛，今天竟敢给我们难堪？试问哪一个同学不是在我们面前毕恭毕敬，点头儿哈腰儿，最起码也是避而远之，绕道儿而行呀。

        我抬起了头，用轻视的眼光向他们挑战，用眼神告诉他们：

        我不怕你们。原来我躲着你们也并不是怕你们，只是不想找麻烦。如果你们真想欺负我，那么好吧，就来试试。

        “同学们，沈猛的批判文章写得很好。你们可能不知道谁是托洛斯基，他是苏共党内早期右倾路线的代表，当时被称为‘托派’。托洛斯基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也是他们的首脑。不是什么‘脱毛司机’。刚才大家因不清楚误会了，现在既然明白了就不要把这点儿事放心上了，好吗？”

        张老师耐心地向大家解释着，同时为我捏了一把汗。她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她自己对小旦儿们也是尽量不说话，实在要说时也是小心翼翼，字斟句酌的。

        老师，从小在我心目中形同父母，是我非常尊重的人。我收回了决斗的架势，小旦儿居然没站起来。他不用说打，他只要往起一站，喽罗们就会一拥而上，打我一满地找牙。可他没站起来，一反常态地转向老师。女生们都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她们不止赞许我对在她们眼中视为猛兽的小旦儿们的不屑，更多的是赞赏我居然知道她们从不知道的苏共史上的托洛斯基。那会儿的学生除了打闹和背语录游行，又有几个知道或想去知道一些历史或近代史知识呢？

        此刻教室里出奇的安静，小旦儿们也不像每天那样胡侃了。虽然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坐着，有的还打起了哈欠，却没有一个说话或坐在桌子上的。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了放学。老师也不用扯着嗓门儿讲话了，她娓娓动听的讲着毛泽东的青年时代。那时没教科书，她讲毛主席的生平是不会犯错误的。只是她在讲着的同时不时地用眼角儿从厚厚的眼镜片儿下偷儿偷儿地观察着小蛋儿，担心着她所顾忌的事儿会不会发生。

        下课的铃声终于响了，当我最后一个从教室里走出时张老师悄悄地对我说：“沈猛，你跟我到办公室去。”

        到了办公室她对我说：“今天是我的疏忽，我不该叫你到前边儿去发言。可除了女生交的发言稿儿外就几个男生写了，而你写得又很好。我想这也是你积极争取加入红卫兵的表现，这样一想我才决定让你发言的。谁知却引起了你们之间的矛盾。我知道你不会有什么举动的，只是怕苟建军他们会为了面子报复你。也许他们不会，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是不放心，如果发生什么事儿我希望你能忍让，这样对你是有好处的。你出身不好，可我看出你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我本不想提及你的出身，但我不能不提醒你，你和他们不同，希望你做任何事儿之前都要多加考虑。”

        我理解张老师的用心，对此我只有感激。我说：“谢谢您张老师。”

        我一出校门儿就看见小旦儿和他的喽罗们手拿武装带、弹簧锁跨在自行车儿大梁上在路中间儿一字排开等着我。一个个儿歪砍着将校呢帽子，臂戴红卫兵袖章，尽量地露出狂像儿。不远处的电线杆子后面儿，探出一个呲着门牙的脸，是孔连海在偷偷儿地看热闹儿。他也是红卫兵，出身那栏儿填的“革干”。因为他爸是厂长，是街道火柴盒儿厂的副厂长。这个二十来人的厂子里的工人绝大部分都是原来的家庭妇女，所以造反派的头头儿是他爸，夺权后自然成了副厂长的第一人选。电线杆后他露着的红袖章提醒了我，我不能打红卫兵。

        看他们拦住了道路，就往左一拐想绕道而行。他们骑车追上来把我团团围在了中间儿。其中一个叫汪今朝的抡着弹簧所说：“孙子，害怕了吧！”

        他是小旦儿最忠实的跟屁虫儿，凡是有小旦儿的地方儿不可能没有他。他的话激怒了我：“我才不怕呢。你们那么多人还带着红卫兵袖章打我一个人算什么好汉，有能耐把袖章摘喽，咱一个个儿来！”

        “一个就一个，汪今朝儿你先上！”小旦儿冲汪今朝努努嘴儿。

        汪今朝把车支好，提着弹簧锁向我走来。我想好了只要他头一下儿打不着我脸，我就会打得他再也抡不起第二下儿。我知道我一拳打在他下巴上，他就会瘫软无力，倒在地上。因为我听我七哥讲过，这里是震动肌，是人最不经打的地儿。只要有力的一拳，就会感到头晕目眩，天旋地转。

        这时陆续的围来好多人，把道路塞得严严实实。我想好了，今儿就是打到最后，让他们打死，只要有一口气儿，我也要还手儿，决不投降。想到此我浑身充满了力量，双腿叉开，等汪今朝出手。忽然我看到他没摘袖章就说：“你不摘掉袖章，我是不会跟你打的。”

        我把双手抱在胸前，等他摘下袖章。他不理解我为什么非要他摘掉袖章，以为我不敢打了在找借口。便神气地把上衣一脱顺手儿搭在了车把上一撇嘴说：“得，我连衣服都脱了，看你丫还有什么说的！”

        他举着弹簧锁，大大咧咧的向我走来，他以为我根本不敢打他。我一看这时机太好了不可错过，便一个箭步窜上去没等他出手用尽全力一拳打在他左侧下颌上。真是震动肌，只见他晃了几晃，一头栽在地上，手里的弹簧锁也飞了出去。

        “打丫的，一块儿上！”小旦儿一声大喊我被他们围在了中间儿。啪，我后脑勺儿先挨了一皮带。砰，要不是我躲得快，这一弹簧锁肯定给我花了。幸好打在肩上，我没感到痛。一眼看到路边儿有一块焦砟子，一低头儿猛抡王八拳，连踢带打冲开一条血路，直奔大焦砟子一哈腰儿抄起转身没命地乱抡起来。不知道打着了谁，也不知打了多少下儿，只是感觉手火辣辣的。

        这时只见小旦儿们纷纷四散而逃，被两个人追打着。其中那个矮壮的打到哪个哪个就一下儿倒地，而他却是赤手空拳。透过迷糊的双眼细看，嚯，原来是小柱儿，我们院儿的邻居。他是邻居中第一个儿跟我说话的，比我大一岁是六九届的。他身体结实，从小练武术，还会摔跤。人很正直，太平湖的小流氓儿欺负谁也不敢欺负他，也不是他的对手。另一个是小奎子，也是我们院儿的，和我一年级。他是红卫兵排长，非常老实，今儿居然为了我打起架来了。

        他们放学后一出大门儿，看到小旦儿们堵在道儿上的架式就知道要闹事儿。本想赶快回家离开这是非之地，却听到孔连海在为小旦儿们吹牛逼捧臭脚，对放了学的同学们不停地说：“别走，待会儿有好戏看。我们班的沈猛待会儿非得让小旦儿他们给摧(读Cei 打)成逼形儿！”

        小奎子一听是要打我就没走，正好儿看见小柱儿出来马上对小柱儿说了。小柱儿说：“咱别走，看看。”

        当他们看到小旦儿们蜂拥而上劈头盖脸的打我一个人时，小柱儿冲了上来，三下儿两下儿就打躺下俩。小奎子也手握一根课桌儿腿儿冲了上来，他生平第一次打架，而且还很勇猛，可能是一直受这些公子哥儿们的压抑此时爆发了吧。

        小旦儿们被我们仨打的落荒而走，四散奔逃。可我的右眼却什么也看不见了，是被武装带的铜环儿打的。幸好打在眉骨上，虽然眼底充血肿得把眼封住了，但没伤到眼珠儿。我的手全是血，是攥得太紧了打在别人身上的反坐力硌在我的指间，生硌出了血。

        但我们胜利了，还缴获了他们丢在地上的四五顶将校呢帽子和汪今朝的将校呢上衣。看热闹儿的人群里还有一个人喊：“够鲁（勇）的，沈猛。这叫独鲁！”

        奇怪的是到现在他们也没来要这些东西。后来我才知道那会儿社会上打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输了的一方要对胜方作出赔偿，有的还要请客吃饭或赔点儿钱。如果不服输，可以再约时间地点再打，这叫“碴架”。双方都得讲规矩，这叫玩儿得“矩气”。谁都不会到公安局报案，那样儿是被人笑话的，是不守江湖规矩。这比打输了还丢人，那你以后就别在江湖上混了。小旦儿跟着他们院儿的老大金洪胜在冰场上和海军大院儿、计委、二炮等许多院儿派的子弟碴过架，这衣服帽子是他们的战利品。可他从没见过打架这么不要命的，倒下了几次浑身是血的爬起来还打，这不是玩儿命呢嘛！他想叫院儿里的大哥们帮他报仇，可是几个月前他们都当兵去了。靠眼前这些没见过大场面碴架的小喽罗们是没戏的，小旦儿们没再和我们约架，看来是服了。

自从有了将校呢军衣、军帽我还没穿过，只是在家里穿试，照照镜子，满精神。小柱儿说：“比小旦儿他们穿着精神多了，你才像高干子弟呢！”

        我让小柱儿穿，他试了一下儿太大，边脱边说：“不成不成，我穿着忒大，不好看，你留着穿吧。”

        他只要了个军帽儿。小奎子戴上军帽美得屁颠儿屁颠儿的，可他上学时不敢戴，只是回家后才马上戴上臭美。

        今儿想起这事儿，拿出来一看都让我给藏的压出褶儿来了，便使劲儿抖搂抖搂挂在了衣架儿上。

        郝歪脖儿的训斥使我不想再去学校，便自个儿到处去玩儿。能和我玩儿在一起的有两个人，中建公司的舒佩英和巴铎。他们俩是我们学校的，和我一个年级但不是一个班。就是那天看我和小旦儿们打架喊“独鲁”的那两个人，从那天起他们俩就老主动找我一块儿去玩儿。舒佩英个儿比我还高，长得挺帅，可外号叫佩猴子。巴铎是蒙古人和汉人的结晶，长得非常漂亮，如果再过几年的话肯定是个美男子，他个儿也不矮，几乎和我一边儿高。他们俩是干部子弟，但和小旦儿们不同。不那么狂妄，那么招摇过市，也不歧视人，小看人，这使我很喜欢和他们在一起。昨儿晚上他俩来找我，佩猴子说：“明儿上海淀玩儿去，穿精神点儿。”

        “干吗穿那么精神啊？”我问道。他们神秘的相视一笑，巴铎说：“你就甭问那么多啦，反正穿精神了就是啦。”

        他们说今儿一早儿就来找我，穿什么呢？老穿一身儿蓝都贫了。对，今儿就穿这件儿将校呢上衣。我穿上后对着镜子照了照，又把帽子戴上看看觉得挺精神。心想待会儿他们俩来了一看准满意，甚至得羡慕。他们俩哪儿有呢子军装啊？他们倒是也穿呢子，那都是蓝呢子中山装，是他们老头儿的。每人还戴一顶羊剪绒的皮帽子，那很贵，要三十多块钱，我们家可买不起。可那也没我这将校呢帽子时髦儿神气呀！

        “沈猛！”怎么是个女的声音在门外叫我。我奇怪的开门一看，三个女红卫兵站在门外，都是我们班的，其中一个是排长。我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因为自从上了“123”后还没一个女生和我说过话，根本没人儿理我。有一个我倒是知道她的外号儿，只不过这外号儿太长了，叫了几天又没人儿叫了，这外号儿是“亮私不怕扭”。

        一次班里开斗私批修会，她第一个儿就站起来发言，深刻的检查了内心深处的私字，然后突然激动的高呼“亮私不怕扭”！

        哈——全班同学都笑了起来，可她还一本正经的继续着，根本不知道自己把“丑”读成了“扭”，当她知道怎么回事儿后扔了稿纸趴在座位上哭起来。只怪她太积极了，哪怕是她第二个儿发言也许就不会闹出这太不应该出的笑话儿来了。为此她尴尬了很长一段儿时间，直到这个外号儿没人儿再叫了。

        她们上下打量我半天，然后七嘴八舌的喳喳起来：

        “你怎么不上学？”

        “我们这是第三次来你家了！”

        “头两天我们都是下午来的你们家没人。”

        还是排长稳重些，等她们俩抢着说完了不慌不忙地说：“毛主席要我们复课闹革命，你不来上学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贺师傅让我通知你今天务必到工宣队去，他要找你谈话。”

        我说：“好吧。”

        她看我没有让她们进屋就走了，走出去还回着头儿说：“记住，一定要去！”

        我根本就不想去，工宣队儿的找我能有好事儿吗？再说一会儿巴铎和佩猴子还要找我来，他们不也没上学吗？正在这时他们俩来了。

        嘿，今儿这哥儿俩真精神，一人一身儿毛哔叽中山装，显得庄重沉稳，成熟多了。如果不是脸上的稚气和未变过声儿来的童音，你真以为是两个年轻的干部儿呢！

        “嚯，哥们儿，今儿你丫跟院儿派似的啊！哪儿弄这么身儿将校呢呀？”说着佩猴子还把我帽子戴在他自己头上问巴铎：“怎么样，精神吗？”

        巴铎摇着头说：“您这身儿蓝哔叽还是配这羊剪绒像样儿。”

        佩猴子把帽子又给我扣上说：“成，咱哥儿仨够派。今儿准把西颐中学那对儿双胞胎拍上。”

        “什么双胞胎拍上啊？”我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就问他。他们俩诡谲的笑着谁也不回答。巴铎说：“走吧，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出了院儿门儿看到停着两辆新车。一辆锰钢车，一辆二六飞鸽儿全链套，车座子升得本儿高。感情他们俩也学院儿派的，好像座升得越高就越狂。小旦儿他们就是个个儿车座子比着高，有一小嘎嘣豆儿每次骑上车总是先骑在大梁上猛蹬一阵子趁着滑行时才能在座儿上坐一会儿，然后再下来猛蹬。另一个比他稍高一点儿，看着是坐在座上骑了，可那屁股扭得都竖起来了脚蹬车登子时还得跟小天鹅似的只能用脚尖儿着地，稍微蹬不准那脚蹬子就打转儿，真够累的！

        他们开了车锁推起来就骑，我说：“我没车！”

        佩猴子拍拍锰钢车后座儿，把手里的弹簧锁递给我说：“提拉着，这样儿更狂！”

        我跑了两步窜上了后座儿，两辆车，三个人飞快的向中关村方向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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