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1943年农历九月。先祖来自流亡至内地的元末蒙古贵胄，隐姓埋名逃避明朝的追杀。自清代开始，父亲的祖先开始出来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形成了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族，祖上出了不少当地著名的文豪和官宦。到我祖父那一代时，家道已经中落。祖父是教师，也是本地小学的校长。但因为抽鸦片，他35岁时就去世了。奶奶从此守寡带着孩子们一起长大。父亲那时只有五岁，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他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

那是1948年，十五岁的大姑正在中学，只得停学，开始工作养家。她参加了共产党，做妇女工作。十八九岁就结婚，找了随共产党部队从河北来的姑丈。姑丈比她大十二岁，但人很好。大姑对姑丈讲明了，她的母亲和弟弟妹妹都需要她照顾，所以都得跟着他们。大姑的四个孩子，我的表哥表姐们出生在五十年代，他们和我父亲的关系非常好，虽然是舅甥，却象兄弟一样。

父亲上学的时候碰到中苏交恶，苏联专家撤走。他中学毕业考上的一所造船学校因此停办。他从此没有机会再上学。他于是回到家乡当了当地小学的老师，很受学生的爱戴。我小的时候和父亲一起走在街上，常常碰到他过去的学生，尊敬地叫他“王老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而此时我的奶奶本来多年和大姑一家在一起住在城市，也因为地主的成分而被遣送回老家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父亲听说奶奶回老家了，他就也回去陪伴奶奶。奶奶一直与人为善，性格很好，附近的贫下中农也都很尊重她，所以她并没有受很多的迫害。但批斗会总是要开的，做做样子总是要的。父亲则年轻气盛，而且年轻时有姐姐保护，没有吃过很多苦，这时就开始吃苦头了。

父亲受不了天天被人批斗，就离开家乡去流浪。1967年，他经过湖北宜城时碰到了一家同是河南过来的兄弟开了个小砖瓦厂。父亲当时身无分文，很落魄，就在那里帮工换口饭吃。

那对兄弟就是我的大舅和二舅。在那个砖瓦厂，父亲第一次遇到了我的母亲。母亲那时和外婆在附近的钟祥市捡稻谷为生。稻谷捡完了就去舅舅们的砖瓦厂帮忙。那时我的父亲二十三岁，母亲只有十三岁。母亲说，记得当时父亲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干活干得很慢，二舅常常呵斥他。当时打动我母亲的可能就是父亲那温和的脾气，和广博的见识。他们相差十岁，我母亲还未成年，当时的民风又很保守，大概我母亲也只是对他有好感而已。

不久之后，湖北开始遣散外来务工人员，舅舅的砖瓦厂也开不下去了。外婆一家和父亲都只好各自回老家。

父亲的老家，1969年开始修一个大的水利工程。政府从周围的很多县里调集了大量的人力。母亲家的一个堂兄青海舅也在其中。青海舅几年前也在湖北宜城，认识我父亲。他走在街上，忽然见到我父亲，他乡遇故知，很是亲切。父亲便问起母亲一家人近况。

之后父亲抽空去了一趟唐河县，去看母亲一家人。这时母亲已经长成大姑娘了。母亲不肯告诉我是什么时候他们互相有意于对方的，但是，我想如果父亲没有主动与他们家保持联系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了。

父亲后来在家乡又呆了一年多。文革还是继续，父亲戴着地主儿子的帽子，他还是呆不下去。于是父亲又一次离家，往南流浪。这一次，他走得很远。象当时的很多盲流一样，他靠扒运煤的火车旅行。火车停下的时候，就跳下来用车站的水龙头洗洗脸，喝些水。那时人出门都得要介绍信，盲流们是没有的，所以当时有假文件的需求市场。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在路上也顺便帮别人刻假图章，做假文件，因此认识了一些江湖朋友，也惹过一些麻烦。

父亲如此旅行到了云南，在离中越边境不远的一个地方被收容了。当了几天的被收容人员之后，收容所长发现他聪明又有文化，人也很实在，就让他在那里工作，管理收容人员。

父亲在云南呆了两三年。他常说，那段时间挺好的，没有挨批斗，还和收容所长成了朋友。应该也是那段时间，他和我母亲鸿雁传书，开始了爱情。1973年，母亲写信告诉父亲，家里给她说了一门亲事。她不想嫁给那家。 父亲于是和母亲商量好，他回去和她结婚。

      于是父亲告别了云南，回到了家乡的茅屋，身边带着如花似玉的我的母亲。街坊邻居们都觉得奇怪我母亲怎么会看得上这个又穷，又大她十岁的地主儿子。母亲说，许多人毫不掩饰他们的惊讶。

1974年我出生的时候，父母亲和我奶奶都非常高兴。我立刻成为全家的中心，直到后来我的两个妹妹和弟弟出生。大概因为我是第一个孩子，父亲最爱我。我是女孩，但印象中父亲把我当男孩养的。那时候我到处跑，一点都不害怕。小时候也许是因为夏天天太热容易生痱子，我总是剃着短短的男孩头，穿着短袖短裤。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喜欢跟着父亲。父亲也常常抱着我到附近邻居家里串门。

母亲告诉我，有一次，父亲要去井上挑水，我缠着也要一起去。母亲怕父亲抱着我又要挑水担，不让去。我信誓旦旦地说，我一定自己走，不让抱。于是我跟着父亲一路跳着跑着去了。回到家的时候，母亲看见我父亲一个肩膀挑着装满了水的担子，另一只手抱着撒娇不愿再走了的我。

1977年，我三岁。有一天，父亲从外面回来，欣喜地告诉母亲一个好消息，国家恢复高考了，现在上大学不再靠推荐，不再论出身成分，谁都可以考大学。他刚刚得知我们乡一位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考上了大学。“我们的孩子以后可以上大学了！”

在我幼年的教育中，父亲的教育理念很开明，不愿意束缚我们很多。父亲是个乐观的人，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中也从不丧失希望。加上他成长在一个特殊的大家庭，从小就带着比自己小十来岁的外甥和外甥女，长大之后又教过几年小学，他对孩子们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 他常常鼓励我们，夸奖我们。而母亲相对比较内敛，批评我们的时候比夸奖的多，生气的时候还会体罚我们。一般人的家里是严父慈母，我们家则正好相反。所以父母两人之间，我们四个孩子都更喜欢父亲。父亲也常说，“你妈妈在你们身上花的精力比我多。” 母亲有时会笑着说，做事的人得不到感谢，不做事的人倒成了好人。

很多年来，想到父亲，我就想起李大钊的那两句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是远近闻名的。到了腊月写春联的时候，很多人会来请父亲写春联。父亲常常特别安排一天的时间，为乡亲们写春联。我们常常站在一边看着父亲挥毫写墨笔字，龙飞凤舞。那时候，农村里民风淳朴，父亲写字都是义务的。

          七八十年代，农村里很多人已经认字，但要写篇像样的文章对很多人还是很困难，尤其是写申诉材料时。那时基层也没有律师，如果有任何不公正的事情，比如被村干部欺负了，人们只能写材料向高一级的政府领导或有关部门反映。本地的，和别的村子的人们知道我父亲文章写得好，就来找他写状纸。父亲了解情况时，只要他觉得不公平，就替人家写申诉状。同样，这一切都是义务的。他的文笔很好，言简意赅，事情往往都圆满地解决了，很多人都很感激他。但这样的事情多了，母亲却害怕了。母亲说，你帮了很多被欺压的人，是很好，但他们的仇家却恨你，万一哪天有人来报复我们家怎么办呢？那些年每天晚上，母亲都要仔细地栓紧门，怕有坏人来害我们。所幸，我们一直平安。

我的童年时代，也见证着父亲成为家乡民族的领袖。我的家乡镇上，有两千人，大多是蒙古族。祖先的坟墓碑文，家里的族谱，都告诉后代我们的祖先来自元朝的一位王子。为了生存，祖先在此隐姓埋名，经历了朝代变更，也被政府错误地登记为汉族。家乡的人们多年来，一直要求恢复蒙古族的民族身份。父亲在这件事上倾注了很多精力。 1982年人口普查后，国家派有关部门考察认证。当时中南民族学院的一位专家在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对我们的民族表示质疑。父亲看到文章，就写了一封长信给这位教授，信中回答了那位专家提出的问题，并列出了很多证据，也请他来我家乡实地考察。最后，那位专家来到我的家乡，考察了古墓中出土的碑文，族谱等大量证据，还有我们和附近镇平县蒙古族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终于承认我们是蒙古族后裔。家乡的人们在呼吁多年后，终于恢复了蒙古族身份。1984年，父亲被推举为县政协代表，从此20年，代表我家乡的民族和宗教界人士，一直到他离开家乡去厦门。

1984年左右，父亲开始在林业局属下的乡林站工作。他象很多乡下基层的政府人员一样，做一份政府的工作，还要种家里的农田。此外，作为政协代表他还要准备提案为家乡人民说话。家里常常有客人来，很多是找父亲办事的。父亲那些年非常忙碌，记忆中，他常常是骑着自行车，整天在乡里奔波。

再回到教育方面。因为父亲在家乡的名声，我们姐弟几人从小就在镇上人的瞩目中长大，大家也会关照我们。因为过去做过教师的缘故，父亲一直尊师重教，常常和学校老师们交流我们的学习情况。我小学和初中毕业的时候，父亲作为家长代表在毕业典礼上讲话。我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父亲每次去县里开会都会去看我，和我的班主任谈话。而我最开心的事是每次都可以到他住的县委招待所去吃几天饭。那里的饭菜比学校食堂的好多了。

如今，当我在孩子们的学校里做义工，当我参加学校活动，和老师们谈话时，常常想起父亲当年关心我们教育的情景。我告诉孩子们，我有一个多好的父亲，他给我的教育是身教胜过言传。

我们姐弟四人后来都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家乡。最终除了我，我们家又在厦门团聚了。我的儿子2003年在美国出生后不久，送回厦门让亲人照顾。因为要照顾外孙，也想和儿女在一起，父亲和母亲做出了艰难的抉择，离开家乡，搬去厦门。这一年，父亲60岁，母亲50岁。

在厦门，父亲找到了信仰。不是那在文革的批斗中，让他坚持活下去的家族信念。不是那在流浪途中，曾经把他从乱坟岗上唤醒的神灵。那位父亲以前知道是真实历史人物的主耶稣，成了他儿女的救主，也成为他的救主。如今，我们一家人在主里成为一家人。

2005年父亲有过一次微型中风（TIA), 后来改变饮食习惯，长期吃鱼油，长期坚持走路和玩手铁球，恢复得很好，没有后遗症。2010年，父亲和母亲回到家乡住了半年多，把旧屋推倒，建了新房子。父亲设计的新房子很宽敞，有五个大卧室，“给四个孩子每人一个”。 我2014年带着孩子们回去住在那栋有漂亮楼梯的两层小楼里，真佩服父亲老当益壮的勇气。

父亲今年73岁。头脑清楚，眼睛还很好，不戴眼镜。唯一的问题是血压有点高，吃降压药多年导致耳朵有点背。 他和母亲现在住厦门，帮助照顾我弟弟的两个孩子。每年夏天，父母会回家乡住一两个月。

谨以此文，在父亲节之际，献给我亲爱的父亲。

父亲，我真幸运做你的女儿。你已经奋斗了大半生，愿你身体健康，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