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德孤-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看了馮文，我看雖然有特點，但是總覺得他把文革看得太孤立了。事實上文革並非一件孤立事件。它有當時的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共同推動的。所謂大氣候，是指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問題，特別是斯大林死後蘇共中央對待斯大林的問題，蘇共中央內部鬥爭對中共和毛澤東的影響。所謂小氣候，是指反右和大躍進之後的中共內部矛盾，對毛澤東的不滿，等等。

在毛的文革發生之前，劉鄧文革已經開始。而毛的文革，正是對劉鄧文革的不滿與反擊，加劇了黨內矛盾。

至於說，毛的文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顛覆和破壞，事實上可以追溯到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中國在被蒙古占領，被滿清統治之後，就失去了主心骨，很多人把原因歸咎於傳統文化。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就是要推翻舊有文化，引進新的文化。在當時國際大氣候的影響下，結果外面的馬列垃圾乘機進來。

所以，文革在我看來，裡面有兩條線。一條是權力鬥爭這條線，一條是文化線，即所謂破舊立新這條線。

毛澤東是個狂人，是個瘋子，是個具有心理疾病的野心家，也是具有非常傳統的舊人。他的野心就是建立毛家天下，不僅僅當皇帝，還要傳下去。但是阻力非常大，所以文革只是手段，事實上在文革之前，在所謂建國之前，一場又一場運動，權力鬥爭，把政治對手一個個清除，目的就是一個，就是他自己坐大，一統天下。

毛雖然是個非常傳統的人，但又非常的顛覆傳統，他的野心是要顛覆中國傳統文化，建立他自己的道統，其目的還是一樣，建立毛家天下。

文革的兩條線相輔相成，共同編織了毛的毛家中國夢。毛本人是個大忽悠，他忽悠了天下人，最後甚至把他自己也忽悠了，當人們喊他萬歲萬萬歲的時候，他自己也覺得會活的比較久，他沒有想到他會死得那麼早，以至於臨死之前把李志綏叫到身邊，當李志綏向他說“我們還有辦法（救毛）”時，毛臉上呈現紅暈，隨即心臟停止了跳動。可見他自己並沒有準備好。所以死後，毛家馬上被連鍋端了。

我說文革不是孤立事件，事實上文革之後的改革，是文革的另一種繼續。對老百姓而言，文革是一次大忽悠，文革之後的改革也是一場大忽悠。文革中，每個人都陶醉其中，後來的改革，也是絕大多數人都陶醉其中。文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破壞是空前的。改革，對中國自然環境的破壞也是空前的。兩者對中國人心的洗禮也同樣是空前的。

文革是一種病，改革也是一種病。時至今日，中國的病還在發展，沒有好轉，並且在禍害世界。所以，回到馮文，我不贊成文革人的提法。如果有文革人，那麼一定有改革人，事實上都是同一種人，是中國人。中國人病了，如此而已。

我以前寫過文章《談談盲目崇毛的病態心理》，不知怎麼的，那篇文字不見了。現在重新貼出來。毛也好，鄧也好，都是狂人，而崇毛拜鄧的都是傻子，都是病。

談談盲目崇毛的病態心理

看到網絡上有人寫文革，寫毛，分析毛的心理，罪過，等等。我認為，談文革，談毛，不能離開當時的環境，甚至不能僅僅談文革那個時期。文革不是孤立的，文革與這之前的發生的反右，廬山會議，大躍進餓死人，等等事件，都是有關聯的，甚至與解放前的共產黨內鬥，包括遵義奪權，到延安整風，以及中共與蘇共的鬥爭都是有關聯的。

研究文革需要把文革放在整個中共的歷史中來研究，甚至需要把文革放在中國近代史這一個大的背景下來研究。而且需要從不同的視角來研究，不能簡單化，也不能情緒化，任何簡單的說文革的對錯，好壞，責任，說毛的功罪，等等，都是沒有意義的。

我看過高文謙先生的《晚間周恩來》，覺得寫得很好，對毛周之間的關係，對毛林之間的關係，以及毛周林等的心理刻畫，描寫的很到位，對研究文革會很有幫助。當然那也不是專門研究文革的書。

另外有一本書是中共老幹部，所謂救黨派人士辛子陵先生寫的《千秋功罪毛澤東》，是從另一個視角來看文革的。雖然可能有些偏激，但裡面說得也未嘗沒有道理。

最近我看到一篇分析文革，分析盲目崇毛這樣的病態心理的文章。覺得這篇文章的視角很特別，我很認同。所以特地轉載到這裡和各位網友分享。當然，這篇文字也只是其中一個視角。研究文革，研究毛需要從多個視角來研究。

面對這樣的病態心理疾病，最好的治療辦法就是打開窗戶，呼吸新鮮空氣，就是改革，就是開放。然而國內的做法則恰恰相反，他們採用的是封鎖，是控制。最近中國長城防火牆GFW之父之稱的北京郵電大學校長方濱興到湖北武漢大學出席活動時，遭學生擲雞蛋及丟鞋，引起網絡上一陣轟動。看看國內網友有創意的詞：

“十年生死兩茫茫，百度興，谷歌亡。瑞星金山，卡巴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推特死，臉書牆。人人開心忽還鄉，馬化騰，山寨王。新浪微博，推特淚千行。”

下面的文字是轉載：

一個心理學醫生，可以通過一些表象來診斷病人；一個社會學學者，可以通過一些表象來診斷社會。我既不是醫生，也不是學者，只能憑藉我所了解的知識，把自己的思考展示給大家，讓大家來診斷這個社會是否存在一種病態？

“人質綜合症”是七十年代才提出來的新課題，心理學家從一個特別偶然的銀行搶劫案當中發現，人類會由於外界的某些條件而引起一種病態心理，繼而這個課題又被社會學家發現了，研究的範疇從被綁架的人質拓展到了所有在專制君主統治下的國民，研究的結果竟然非常令人驚奇。每個人都有可能產生這種心理，只是或多或少而已，嚴重了，就是一種病態。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課題的起源。1973年8月23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Jan Erik Olsson與Clark Olofsson，在意圖搶劫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後，挾持了四位銀行職員，在警方與歹徒僵持了130個小時之後，因歹徒放棄而結束。然而這起事件發生後幾個月，這四名遭受挾持的銀行職員，仍然對綁架他們的人顯露出憐憫的情感，他們拒絕在法院指控這些綁匪，甚至還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他們都表明並不痛恨歹徒，並表達他們對歹徒非但沒有傷害他們卻對他們照顧的感激，並對警察採取敵對態度。更甚者，人質中一名女職員Christian竟然還愛上劫匪Olsson，並與他在服刑期間訂婚。這兩名搶匪劫持人質達六天之久，在這期間他們威脅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時也表現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錯綜轉變下，這四名人質抗拒政府最終營救他們的努力。這是一個在任何心理學教科書上都可以查到的案例，起初人們都以為這只是一個很偶然的事件，但是隨着進一步的研究，開始讓人們大跌眼睛了。

起初是心理學家研究被害人的心理過程：第一步是感覺恐懼：因為脅迫與威嚇導致現況改變。第二步是覺得害怕：籠罩在不安的環境中，身心皆受威脅。第三步是表示同情：和挾持者長期相處體認到對方不得已行為，且並未受到“直接”傷害。最後第四步反而是對挾持者產生依賴和好感，甚至是一種膜拜。並且不自覺地提供無形的幫助，不但在行為上進行配合，而且還在過後反覆為挾持者進行辯護。通過大量的學者研究便從理論上總結出來產生這個現象的四個環境條件：

1、人質必須有真正感到綁匪（加害者）威脅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挾持過程中，人質必須體認出綁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舉動。

3、除了綁匪的單一看法之外，人質必須與所有其他觀點隔離（通常得不到外界的息）。

4、人質必須相信，要脫逃是不可能的。

在滿足這四個條件的環境當中，受害者就容易患上這種心理疾病，這就是著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或者說是斯德哥爾摩效應，又稱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或者稱為人質情結，或稱人質綜合症。

本來這屬於心理學範疇，但卻被敏銳的社會學家發現了。他們通過對各個時期，不同國家的國民表現，特別是那種身處於專制統治的環境當中國民在當時，還有過後的表現，從理論上闡述了這個心理學課題在社會學上的應用，揭開了人類社會學上面嶄新的一幕。學者們的研究發現，人類的這種屈服於暴虐的弱點，就叫”斯德哥爾摩精神症候群”。只是輕重不同而已，當然肯定是那種暴虐越嚴重，這種症候群就越嚴重。

我們回到盲目崇毛的主題上面。對於毛澤東，歷史應該會有一個評價。這裡暫且不去評價其功過，我們只需要還原那一段歷史時期的環境。我們參照一下上面理論當中所述的四個環境條件。

第一，威脅到自己的存活。這在文革時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多少人死於一句反黨，反毛的話，多少人被劃成右派送到監獄裡面去，多少人被迫害，多少人不堪其辱而自殺。不但是威脅到存活，可以說嚴重威脅了那些敢於違抗人的存活。

第二，受害者得到一些恩惠，這也是現在那些讚美毛澤東的人所津津樂道的東西，這一點不用列舉，官方的宣傳比比皆是，除了撒謊騙人的以外，當然不少都是事實。

第三，與外界隔離。這一點大家也很清楚，別說當是連美國之音都不能聽，就算是現在，依然一些外界的信息還不能傳達到老百姓耳朵里。顯然那時的一切都是被隔絕的，現在互聯網解救了大家，人們可以通過互聯網得到過去曾經被隔離的信息。

第四，那就再明顯不過了，堅信自己是逃脫不掉的，如果沒有改革開發，有多少人能試圖想過自己能逃離那個環境，或許連想的膽量都沒有。

經歷過文革的人都可以來作證當時的環境完全符合於那四條，沒有經歷過的人或許都難以相信現代人類社會竟然會出現這種現象，看看現在的北朝鮮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那麼我們再去回顧封建社會君主制的統治，大部分都是符合這一特點的，這種現象在封建社會當然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了。黑暗的文化大革命，無論是讚美毛澤東的人，還是痛罵毛澤東的人都會達到共識，毛澤東對於這段黑暗歷史有着無法推卸的責任，這段歷史是任憑多少巧嘴都狡辯不了的，應該對於大家來講是一個常識。很多人在這個扭曲的十年裡面產生了一種病態，對那個造成這一切的源頭產生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毛主席萬歲”的口號響徹了神州大地，這種症狀甚至能夠沿綿至今。

在符合這種條件的特定環境中當然不一定每個人都會產生這種病態，就像是寒流來了，不一定所有人都得感冒一樣，什麼人會生病呢？很顯然，身體虛弱的人最缺乏抵抗力。缺乏獨立思考是思想虛弱的一種表現。我的青少年時代是在文革時期度過的，沒有任何獨立思考的能力，和所有人一樣是這種病態心理。根據我們的官方宣傳，看似非常有道理。我們有七億人口，有七億個肚子要去填飽，真是應該感謝那個填飽我們肚子，並且還順帶產生一些成就的那個人。這正好符合上述理論的第二條，人們可以感覺到一些恩惠。但是人們忽略了另外一個事實，那就是七億個肚子相對應的是七億個生產力。稍微有一點常識的人都知道人類發展的特點，那就是生產出來的東西要遠遠大於填飽肚子的水平，只是古代社會生產效率低，發展得慢一些而已。不同的社會管理會將那一部分剩餘出來的勞動價值用於不同的方向，有些國家用來放在老百姓的實惠上面，有些國家用在生產原子彈上面，其實都沒有錯。錯在到底是誰養活誰的概念，錯在是誰來決定用在什麼上面，是少數服從多數，還是由幾個人來決定。

現在生產力比三十年前發展了，要是拿現在來舉例子似乎沒有說服力。那麼我們就拿同一時期的香港做比較，從李鴻章時期的蠻夷之地，到亞洲四小龍，他們的人口密度相當於大陸的某個大城市，他們也沒有任何的自然資源，也沒有生產原子彈，但是相對於大陸人民過着什麼樣的生活？顯然當時的情況是有天壤之別的。似乎喊”女王萬歲”的人很少吧，至少沒有那麼狂熱。因為他們的環境不符合那四個條件，沒有人會認為是英國女王養活了香港人。因此，清醒者要去提醒那些受害者在感恩那些綁架你的人同時，想一想給你的恩惠來自何處？想想綁架行為是不是根本就不該發生？人權是不是本來就該屬於人類本身？

改革開放打破了那四個條件，現在已經很少人山呼萬歲了，但是很多盲目崇毛的症狀依然在延續，那種依賴和好感依然在延續。前不久的孫東東談上訪事件依然凸顯了生活在最底層的民眾對清官的依賴，這是從封建體制延續下來的一種無奈。在很多邊遠的地方，一些人們依然生活在一種封閉的狀態，其環境依然符合那四項條件。我們的體制綁架了他們，而他們卻對這種體制產生嚴重的依賴和好感，這不就是封建社會的一個特色嗎？生活在邊遠封閉的地方會有這種情形，那麼生活在大都市，身處於信息豐富的環境當中呢？如果把自己的思維封閉起來，和生活在邊遠地區的那些人又有什麼區別呢？

談論一種社會的病態就像是在談論流行感冒，沒有任何貶低侮辱的意思，任何人的行為和意願都應該得到尊重，那是這個文明社會作為人類的自由。憲法賦予我去思考的權力和表達的權力，也賦予其他任何人。上面的理論不是我發明的，是不是能夠套用在文革期間，是由大家來判定的，是由那些充滿獨立思考的人們來判定的。我並沒有責任，也沒有興趣去說服那些不同意我觀點的人。就像是在說，我不是醫生，有人生病我沒有去幫他治病的責任，也沒有去診斷的責任。但是，我有關心我親人和朋友健康的責任和義務。

其實一個人生病不可怕，可怕的是連自己生病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