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德孤-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看了冯文，我看虽然有特点，但是总觉得他把文革看得太孤立了。事实上文革并非一件孤立事件。它有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共同推动的。所谓大气候，是指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特别是斯大林死后苏共中央对待斯大林的问题，苏共中央内部斗争对中共和毛泽东的影响。所谓小气候，是指反右和大跃进之后的中共内部矛盾，对毛泽东的不满，等等。

在毛的文革发生之前，刘邓文革已经开始。而毛的文革，正是对刘邓文革的不满与反击，加剧了党内矛盾。

至于说，毛的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和破坏，事实上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国在被蒙古占领，被满清统治之后，就失去了主心骨，很多人把原因归咎于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就是要推翻旧有文化，引进新的文化。在当时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下，结果外面的马列垃圾乘机进来。

所以，文革在我看来，里面有两条线。一条是权力斗争这条线，一条是文化线，即所谓破旧立新这条线。

毛泽东是个狂人，是个疯子，是个具有心理疾病的野心家，也是具有非常传统的旧人。他的野心就是建立毛家天下，不仅仅当皇帝，还要传下去。但是阻力非常大，所以文革只是手段，事实上在文革之前，在所谓建国之前，一场又一场运动，权力斗争，把政治对手一个个清除，目的就是一个，就是他自己坐大，一统天下。

毛虽然是个非常传统的人，但又非常的颠覆传统，他的野心是要颠覆中国传统文化，建立他自己的道统，其目的还是一样，建立毛家天下。

文革的两条线相辅相成，共同编织了毛的毛家中国梦。毛本人是个大忽悠，他忽悠了天下人，最后甚至把他自己也忽悠了，当人们喊他万岁万万岁的时候，他自己也觉得会活的比较久，他没有想到他会死得那么早，以至于临死之前把李志绥叫到身边，当李志绥向他说“我们还有办法（救毛）”时，毛脸上呈现红晕，随即心脏停止了跳动。可见他自己并没有准备好。所以死后，毛家马上被连锅端了。

我说文革不是孤立事件，事实上文革之后的改革，是文革的另一种继续。对老百姓而言，文革是一次大忽悠，文革之后的改革也是一场大忽悠。文革中，每个人都陶醉其中，后来的改革，也是绝大多数人都陶醉其中。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是空前的。改革，对中国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是空前的。两者对中国人心的洗礼也同样是空前的。

文革是一种病，改革也是一种病。时至今日，中国的病还在发展，没有好转，并且在祸害世界。所以，回到冯文，我不赞成文革人的提法。如果有文革人，那么一定有改革人，事实上都是同一种人，是中国人。中国人病了，如此而已。

我以前写过文章《谈谈盲目崇毛的病态心理》，不知怎么的，那篇文字不见了。现在重新贴出来。毛也好，邓也好，都是狂人，而崇毛拜邓的都是傻子，都是病。

谈谈盲目崇毛的病态心理

看到网络上有人写文革，写毛，分析毛的心理，罪过，等等。我认为，谈文革，谈毛，不能离开当时的环境，甚至不能仅仅谈文革那个时期。文革不是孤立的，文革与这之前的发生的反右，庐山会议，大跃进饿死人，等等事件，都是有关联的，甚至与解放前的共产党内斗，包括遵义夺权，到延安整风，以及中共与苏共的斗争都是有关联的。

研究文革需要把文革放在整个中共的历史中来研究，甚至需要把文革放在中国近代史这一个大的背景下来研究。而且需要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不能简单化，也不能情绪化，任何简单的说文革的对错，好坏，责任，说毛的功罪，等等，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看过高文谦先生的《晚间周恩来》，觉得写得很好，对毛周之间的关系，对毛林之间的关系，以及毛周林等的心理刻画，描写的很到位，对研究文革会很有帮助。当然那也不是专门研究文革的书。

另外有一本书是中共老干部，所谓救党派人士辛子陵先生写的《千秋功罪毛泽东》，是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文革的。虽然可能有些偏激，但里面说得也未尝没有道理。

最近我看到一篇分析文革，分析盲目崇毛这样的病态心理的文章。觉得这篇文章的视角很特别，我很认同。所以特地转载到这里和各位网友分享。当然，这篇文字也只是其中一个视角。研究文革，研究毛需要从多个视角来研究。

面对这样的病态心理疾病，最好的治疗办法就是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就是改革，就是开放。然而国内的做法则恰恰相反，他们采用的是封锁，是控制。最近中国长城防火墙GFW之父之称的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到湖北武汉大学出席活动时，遭学生掷鸡蛋及丢鞋，引起网络上一阵轰动。看看国内网友有创意的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百度兴，谷歌亡。瑞星金山，卡巴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推特死，脸书墙。人人开心忽还乡，马化腾，山寨王。新浪微博，推特泪千行。”

下面的文字是转载：

一个心理学医生，可以通过一些表象来诊断病人；一个社会学学者，可以通过一些表象来诊断社会。我既不是医生，也不是学者，只能凭借我所了解的知识，把自己的思考展示给大家，让大家来诊断这个社会是否存在一种病态？

“人质综合症”是七十年代才提出来的新课题，心理学家从一个特别偶然的银行抢劫案当中发现，人类会由于外界的某些条件而引起一种病态心理，继而这个课题又被社会学家发现了，研究的范畴从被绑架的人质拓展到了所有在专制君主统治下的国民，研究的结果竟然非常令人惊奇。每个人都有可能产生这种心理，只是或多或少而已，严重了，就是一种病态。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课题的起源。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 Erik Olsson与Clark 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这是一个在任何心理学教科书上都可以查到的案例，起初人们都以为这只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但是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开始让人们大跌眼睛了。

起初是心理学家研究被害人的心理过程：第一步是感觉恐惧：因为胁迫与威吓导致现况改变。第二步是觉得害怕：笼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第三步是表示同情：和挟持者长期相处体认到对方不得已行为，且并未受到“直接”伤害。最后第四步反而是对挟持者产生依赖和好感，甚至是一种膜拜。并且不自觉地提供无形的帮助，不但在行为上进行配合，而且还在过后反复为挟持者进行辩护。通过大量的学者研究便从理论上总结出来产生这个现象的四个环境条件：

1、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息）。

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在满足这四个条件的环境当中，受害者就容易患上这种心理疾病，这就是著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或者说是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称人质综合症。

本来这属于心理学范畴，但却被敏锐的社会学家发现了。他们通过对各个时期，不同国家的国民表现，特别是那种身处于专制统治的环境当中国民在当时，还有过后的表现，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个心理学课题在社会学上的应用，揭开了人类社会学上面崭新的一幕。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人类的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只是轻重不同而已，当然肯定是那种暴虐越严重，这种症候群就越严重。

我们回到盲目崇毛的主题上面。对于毛泽东，历史应该会有一个评价。这里暂且不去评价其功过，我们只需要还原那一段历史时期的环境。我们参照一下上面理论当中所述的四个环境条件。

第一，威胁到自己的存活。这在文革时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多少人死于一句反党，反毛的话，多少人被划成右派送到监狱里面去，多少人被迫害，多少人不堪其辱而自杀。不但是威胁到存活，可以说严重威胁了那些敢于违抗人的存活。

第二，受害者得到一些恩惠，这也是现在那些赞美毛泽东的人所津津乐道的东西，这一点不用列举，官方的宣传比比皆是，除了撒谎骗人的以外，当然不少都是事实。

第三，与外界隔离。这一点大家也很清楚，别说当是连美国之音都不能听，就算是现在，依然一些外界的信息还不能传达到老百姓耳朵里。显然那时的一切都是被隔绝的，现在互联网解救了大家，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过去曾经被隔离的信息。

第四，那就再明显不过了，坚信自己是逃脱不掉的，如果没有改革开发，有多少人能试图想过自己能逃离那个环境，或许连想的胆量都没有。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可以来作证当时的环境完全符合于那四条，没有经历过的人或许都难以相信现代人类社会竟然会出现这种现象，看看现在的北朝鲜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那么我们再去回顾封建社会君主制的统治，大部分都是符合这一特点的，这种现象在封建社会当然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了。黑暗的文化大革命，无论是赞美毛泽东的人，还是痛骂毛泽东的人都会达到共识，毛泽东对于这段黑暗历史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这段历史是任凭多少巧嘴都狡辩不了的，应该对于大家来讲是一个常识。很多人在这个扭曲的十年里面产生了一种病态，对那个造成这一切的源头产生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彻了神州大地，这种症状甚至能够沿绵至今。

在符合这种条件的特定环境中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会产生这种病态，就像是寒流来了，不一定所有人都得感冒一样，什么人会生病呢？很显然，身体虚弱的人最缺乏抵抗力。缺乏独立思考是思想虚弱的一种表现。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没有任何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所有人一样是这种病态心理。根据我们的官方宣传，看似非常有道理。我们有七亿人口，有七亿个肚子要去填饱，真是应该感谢那个填饱我们肚子，并且还顺带产生一些成就的那个人。这正好符合上述理论的第二条，人们可以感觉到一些恩惠。但是人们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七亿个肚子相对应的是七亿个生产力。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人类发展的特点，那就是生产出来的东西要远远大于填饱肚子的水平，只是古代社会生产效率低，发展得慢一些而已。不同的社会管理会将那一部分剩余出来的劳动价值用于不同的方向，有些国家用来放在老百姓的实惠上面，有些国家用在生产原子弹上面，其实都没有错。错在到底是谁养活谁的概念，错在是谁来决定用在什么上面，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由几个人来决定。

现在生产力比三十年前发展了，要是拿现在来举例子似乎没有说服力。那么我们就拿同一时期的香港做比较，从李鸿章时期的蛮夷之地，到亚洲四小龙，他们的人口密度相当于大陆的某个大城市，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自然资源，也没有生产原子弹，但是相对于大陆人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显然当时的情况是有天壤之别的。似乎喊”女王万岁”的人很少吧，至少没有那么狂热。因为他们的环境不符合那四个条件，没有人会认为是英国女王养活了香港人。因此，清醒者要去提醒那些受害者在感恩那些绑架你的人同时，想一想给你的恩惠来自何处？想想绑架行为是不是根本就不该发生？人权是不是本来就该属于人类本身？

改革开放打破了那四个条件，现在已经很少人山呼万岁了，但是很多盲目崇毛的症状依然在延续，那种依赖和好感依然在延续。前不久的孙东东谈上访事件依然凸显了生活在最底层的民众对清官的依赖，这是从封建体制延续下来的一种无奈。在很多边远的地方，一些人们依然生活在一种封闭的状态，其环境依然符合那四项条件。我们的体制绑架了他们，而他们却对这种体制产生严重的依赖和好感，这不就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特色吗？生活在边远封闭的地方会有这种情形，那么生活在大都市，身处于信息丰富的环境当中呢？如果把自己的思维封闭起来，和生活在边远地区的那些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谈论一种社会的病态就像是在谈论流行感冒，没有任何贬低侮辱的意思，任何人的行为和意愿都应该得到尊重，那是这个文明社会作为人类的自由。宪法赋予我去思考的权力和表达的权力，也赋予其他任何人。上面的理论不是我发明的，是不是能够套用在文革期间，是由大家来判定的，是由那些充满独立思考的人们来判定的。我并没有责任，也没有兴趣去说服那些不同意我观点的人。就像是在说，我不是医生，有人生病我没有去帮他治病的责任，也没有去诊断的责任。但是，我有关心我亲人和朋友健康的责任和义务。

其实一个人生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连自己生病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