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胜平很明白，华侨议政，似乎比“喝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的“北京的哥”论政更不靠谱，既为庙堂之上的执政诸公不屑，又为江湖以远的民主斗士不齿。但他犯傻就犯傻在这里，执迷不悟要做无数聪明人不肯做的事：为中国找出路


　　老高按：这几天关于冯胜平其人其文的争辩，提醒了我，2013年我写的一篇专访长文《冯胜平和他写给习近平的万言书》，尚未在老高的博客上刊出过呢。当时因为杂志有首发权和上网权，我不能破了规矩，没有在我的博客发表，后来竟忘到九霄云外了。事过三年，杂志已经发表该文并上网，也被收入冯胜平在明镜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作为附录，我应该可以在博客上刊出了，供各位参考、批评。

　　此文写作时间，是2013年4月，正值冯给习近平的第一封公开信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之际。在这篇专访之后，冯胜平又写了第二封、第三封公开信，进一步阐发了他的主张，有些看法，在他回答我的专访中已经有了雏形。
　　三年来的事实证明，习近平并未表示对冯的建议有任何回应——正面肯定和负面批评都没有，根本就是不理睬；更没有迹象显示，习愿意考虑吸取冯信中提出的总体思路和具体建议。
　　三年来，我听到不少朋友和网民对冯胜平的冷嘲热讽：“热脸贴了冷屁股”“剃头担子一头热”“真把自己当根葱”“想挤进今上的智囊”“图样图森破到了与虎谋皮的地步”之类。
　　我对这种冷嘲热讽，非常不以为然：习近平没有回应、没有采纳，並不能证明冯写信提出建议这一行动如何错误，更不能证明冯信中所提建议就必定不正确。我从这种“不回应”看到的，要么是“中梗阻”“言路堵塞”、习近平根本就听不到；要么是权力的傲慢、“肉食者鄙”——如此而已！
　　冯胜平从动了写公开信的念头起，就将毁誉置之度外了。他曾说过，说我提出的方案不好，那各位都来想、都来找啊，如果寻觅到比“党内民主”更好、更可行的中国转型之路，不是很好嘛！我个人的动机如何、目的如何，相比之下是多么不值得一提的事！
　　无疑，可以批评冯过于天真、幼稚、犯傻。但与众多比他成熟、老练、精明得多的人相比，我倒觉得他更难能可贵，更能赢得我的尊重。

　　对冯胜平所提的“党内民主”的建议，为什么在海外批评声浪那么高？我也仔细想了一下。
　　记得去年年底几位朋友聊天，冯胜平“三句话不离本行”：结束专制统治，并不是除了暴力革命，别无他途；专制者在各派势力的博弈中放弃专制、使国家走向民主宪政者比比皆是：满清，台湾，西班牙，苏联，东欧诸国……
　　我说：
　　没错，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国家专制者放弃专制的先例，对中国和世界历史有所了解，谁也不否认这一点；但具体到大家眼前的“这一个”专制集团如何呢？
　　说到底，大家不信你的说法靠谱，不是不信“党内民主”这条道路，认定它“放之四海皆不准”；而是不信中共——不信习近平能听从你的苦口婆心，幡然醒悟。
　　我的说法，得到在场一些朋友的赞同，但不知道是不是能代表相当一部分批评冯胜平的人？
　　冯胜平最近这篇《文革人》说得对不对，另作别论，但看来打中了一些人的痛处，便有网民对号入座，用“共特”来反击回敬，连我也难免“池鱼之殃”。这些人未必想到，他们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反倒给冯《文革人》的论点，做了一个注脚。　　


　　冯胜平和他写给习近平的万言书

　　高伐林，《调查》杂志


　　从2013年2月中旬开始，一篇题为“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的致习近平的万字公开信不胫而走。开始是在朋友圈中的电子邮件传递，随后出现在论坛、博客、电子刊物，香港出版的《内幕》杂志15期全文刊登……用这个标题在网上检索，谷歌显示出来20万条，最奇的是，在中国大陆的搜索引擎百度上，光篇目就足足有70多页。点开任何一条，后面都是几十、成百甚至上千条跟帖。我本人在不到一个月中，先后九次收到中国大陆的朋友发来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非常值得重视”“一定要读”之类推荐语之后，跟著一个问号：
　　——“这个作者冯胜平是何方神圣？”
　　而冯胜平本人也有一个疑问：这篇文章讨论的问题这么敏感，在国内各个网站上大摇大摆地流传，“怎么网管视而不见，都不删除呢？”
　　我受《调查》杂志委托，以该刊记者名义，对居住在美国新泽西的冯胜平登门专访。

　　蛰居半生，重出江湖

　　社会上对“冯胜平”这个名字不熟悉，并不奇怪。30年来，他只写了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而20多年前写的几篇文章，有的还不是用的本名；一搁笔就是20来年，直到2011年秋天，才应《新史记》杂志之约，用本名写了一篇关于孙中山评价的短文，尖锐抨击孙中山是“一国国贼，两党党父”。这篇文章让冯胜平打开了话匣子，他多年积攒的对历史和政治的思考感想，滔滔而出一发不可收。2012年，他写了一篇谈党国、军国、民国与中共政治改革的文章，也是先在网络上到处流传，后被《内幕》杂志刊登；再就是今年以来写的两篇，包括这篇。——难怪有人说他也是一件“出土文物”！
　　1954年出生于重庆的冯胜平，1982年来到美国留学、定居，到现在，在美国居住的年头已经超过了在中国生活的年头。
　　冯胜平在第七军医大学的大院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七军医大是军级单位，隶属解放军总后勤部，有好几万职工，下面有七个师级单位。七军医大先是设在重庆，冯胜平14岁时，七军医大调防到上海。冯胜平的父母都在这所军医大学从事医务工作，父亲原来是国民党的校级军医，在七军医大时也是同样军衔，直到取消军衔。冯胜平跟著父母来到上海，又过了14年。
　　“文革”过后恢复高考，冯胜平跨进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读了四年——与当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是同窗。毕业后，他被公派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不过，除了几百块钱置装费和赴美机票，其它都要自费。

　　冯胜平（左）与同窗王沪宁，1986年摄于上海复旦校园。

　　冯胜平没想到，在普林斯顿一读就是八年——先在行政管理系读了近两年，拿到MPA硕士；在政治系读了又一个硕士，接著学完博士全部课程，通过了博士候选人的资格考试，通过了博士论文提纲的答辩——按照美国的学术规范，论文的提纲必须经过老师批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文革的政治迫害——忏悔与反思”。写到三分之一，“六四”爆发了，论文就停下来了，后来再也没有完成。冯胜平的求学阶梯，就到这儿戛然而止。冯胜平告诉我，有一个说法，通过论文提纲之后，叫ABD——all but dissertation（万事俱备，只缺论文）。有人甚至说，这应该算一个学位，介乎硕士与博士之间，“我的最高学历，就是这个ABD。”
　　记者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决定留在美国、不回大陆了呢？
　　“刚开始来留学时，想都没想我学成后是不是该回国。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英文的，谈朝鲜战争怎么会在1953年突然结束——现在对朝鲜战争怎样爆发可以说真相大白了，但是对怎样结束，我还没有看到多少人讨论。而那是1983年啊，对这个问题知道的人就更少了。美国解密了一大批30年前的朝鲜战争档案，你可以想见我读到之后是多么震惊了——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中国突然接受美国条件：志愿军战俘‘自愿遣返’，签了停战协定，而在那之前整整两年，中国的立场一直是坚持‘全部遣返’……”
　　冯胜平的文章与中国大陆多年宣传的口径肯定大相径庭。教授警告他说，你这篇文章一旦发表，你就彻底得罪你们政府了。教授的警告深深地触动了年轻的冯胜平。他难以置信自己过去竟然生活在那样一个谎言充斥的国度，也难以想像自己得知真相之后，怎么还能回到那个社会环境，还能为那个政权服务？
　　他的人生道路，完全变了一个方向。
　　“美国之大，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华人莘莘学子，深切体会到这一点。祖国正在发生剧变，新旧力量正在拉锯，各种消息都传进了古色古香的校园。中国大陆的精英来了一批又一批，其中有很多中共元老将帅的子女，更有后来声名斐然的诸多改革精英。冯胜平与他们高度关注中国每一点变化的迹象，为中国的前景通宵达旦地兴奋或沮丧。他与他们一道发起了旅美政治学学会，他担任理事，还是会刊的编辑。

　　（图片略）
　　左起：杨小凯、何维凌、朱嘉明和冯胜平，摄于旅美政治学学会成立的日子。

　　冯胜平并非现在一些读者以为的“名不见经传”。卷入海外民运是他的宿命。“那时杨小凯到普林斯顿来读书，通过他，我与中国民联许多人就认识了，包括中国民联创始人之一王炳章，大家成了朋友——我算不上‘民运先驱’，但是我确实很早就参加了活动，大概是在1985、86年吧。”
　　那时海外只有一个民运组织，就是创立于1983年的中国民联，下面有一个杂志《中国之春》。冯胜平成了这个最多时拥有数千成员的组织的七名常委之一，甚至一度被酝酿著要推上主席的位置。他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尽管从民运没有拿到一分钱，但是心中鼓荡著“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激情，他全身心地投入民运，废寝忘食，奔走呼号。那时的冯胜平风头甚健，英文报刊刊发他的大幅照片和专访，在CNN电视屏幕上露面畅谈，被美国政坛上诸多政要和智库重量级学者约见……
　　“六四”枪响，中国的民主事业受到重挫，海外民运在引领所有华人一道五内俱焚地愤怒抗议之后，也逐渐陷于低潮。而这时的冯胜平，家中添了男丁，赚钱养家成为他的当务之急。他从1991年到华尔街工作，当了十年经纪人。2001年9月1日离开华尔街，转行到当时热火朝天的房地产，做得颇为成功。“也真巧，我离开华尔街十天之后，爆发了举世震惊的‘9·11’。”
　　生计已彻底解决，又无须朝九晚五，冯胜平大量的时间，除了读书，就是会友。他什么人都接触交往，不管左派右派，在朝在野；他也什么书都读，博闻强记，各种理论观点和史实例证信手拈来——这在他致习近平的那封公开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调查》记者问冯胜平：你为什么参加民运，又为什么淡出民运？你今天上书的思想，与你的民运经历有什么联系？
　　冯胜平应声而答：我之所以参加民运，现在反思，还是受了共产党的运动文化的影响。我们这代人都是在运动文化中长大的，从小就熟悉了中共搞的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到“大跃进”“四清”“文革”，尤其是“文革”爆发以后，大运动中套小运动，没完没了，我们或多或少参加过。厌倦了才到海外来，没想到陷入另外一个误区：以为可以用运动的方式，结束中共的专制统治。当时我们民运积极分子将民运看得非常崇高啊，认定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孙中山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要来完成！
　　不过——冯胜平澄清说——民运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推翻中共。“我与王炳章第一次见面，谈了四个小时，就是‘反革命’——反对革命。我认为，革命产生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多得多。我在我的毕业论文中已经写过这句话：如果说权力使人腐败的话，革命则使人堕落。这句话据说何新在国内很欣赏，还写进了他的微博。我的意思是，权力使享有权力的人腐败，革命使追求权力的人堕落。中国民联最早的参加者，几乎没有要推翻中共的，我们的诉求只是要在中国推行民主。丁楚有一篇文章：‘支持改革，超越改革’，这是当时的主调。”
　　冯胜平告诉我：老民联的人，基本上他都认识，他们到现在基本上还是保持这个初衷。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老民联战友对他最近的文章都很认同。
　　民运喊出激进口号，是在1989年中共“六四”屠杀之后。冯胜平回忆，人人肝胆俱裂，我在CNN上甚至讲：鉴于昨天发生的事，以前我们所期望的事情（指和平民主转型），已经不再可能了。对这样一个政权，我们唯一应该做的事就是结束它，如果可能的话，和平结束；如果必要的话，就暴力结束！

　　“六四”前后英文报纸记者拍摄的民运斗士冯胜平。

　　冯胜平给我展示他们当时模仿美国FBI的传单制作的英文“邓小平通缉令”，邓的罪名是“谋杀”，通缉令上还警告：此人“有武器而且危险”。他们复印了几千份，到处张贴散发——这当然只是为了发泄心中的狂怒而已。
　　为什么离开民运？冯胜平回答：首要的原因是谋生的压力；其次，也是对民运有了反思。在民运中打滚几年，感觉民运的思路错了。
　　冯胜平介绍：20多年来，我的思想确实变化不小。对我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有两位：余英时与芦笛。余英时是1988年到普林斯顿任教的，我写博士论文时，请他、林培瑞和黎安友三位教授做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我没有写完论文，但1989年之后，与他有了很多来往，他从为人到学问，全面影响了我。2006年之后，又认识了旅居英国的学者芦笛。前者教会了我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后者教给我逆向思维，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们两人是我的良师益友。
　　在他们影响下，冯胜平领悟到，民主是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不是运动出来的，不是斗争争得的。用共产党的运动方式、用斗争哲学去争取民主，只会越运动离民主越远，越斗争离共产党越近。
　　谈起对民运的看法，冯胜平给我念了一段他去年写的文字：

　　民国（民主中国）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理想，也是中国政治转型的最后阶段。民国的拥护者以普世价值为基础，宪政民主为目标，从而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可惜的是，他们的理想太超前，远离了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今天的自由派，恰如上世纪40年代末被西方视为“第三种力量”并加以扶植的民主人士，是一群政治上的边缘人。他们根在西方，政治上先天不足，经济上缺乏独立，喜欢抱在一起取暖，又常常被自己的崇高所感动。由于对话语权的控制，他们经常陷入自我欺骗，以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代表民意。他们熟读西方经典，忽视中国现实。他们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却忘了考察两位先生生长的土壤。他们不知道，中国老百姓希望的公平不是他们设想的起点的公平，而是打土豪后终点的公平；中国老百姓理解的正义也不是他们热衷的程序正义，而是造反有理的道德正义。自由派最不愿意承认的是：在权利和金钱之间，中国人宁愿选择金钱；在腐败与道德之间，人性本能趋向腐败；在奴役（太平犬）与自由（乱世人）之间，人民无疑会选择奴役。

　　他说，至于海外民运，更走向极端：抢占道德制高点，主张以包括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结束中共一党专政。他们试图在中国推动“茉莉花革命”，不顾革命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有人主张：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把中共搞乱，让它一夕三惊，举止失措；有人更为极端，主张为了人类的和平安宁，为了孩子为了母亲，中共这个血腥帝国必须分裂。所有这些话，不禁使人想起拿破仑的一句话：“政治上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干一件力所不能及的事”。这里且不说他们有没有能力把中共推翻，就算有，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推翻之后谁来收拾残局？他们有能力收拾局面吗？如果有，靠什么？如果没有，怎么办？“也许我是错的：没有中共的中国，会比中共领导的中国好。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呢？这是一个太大的赌注，谁也赌不起。”
　　冯胜平说，我很早就参加、并长期关注民运，眼看著民运从几千人，扩展到三万人，到缩小到几百人，分裂成几十个组织，有至少四个总统、一个皇帝，几十个主席。不是热衷于“清理阶级队伍”“抓特务”，就是为新移民服务办政治庇护赚钱。其中也有比较专业和敬业的：每个星期五在家里开“总统记者招待会”，眼下已经开了251次了。

　　1989年的英文报纸登出冯胜平的照片，还引用他的一句话：“如果我们证明民主在我们一千个成员中是可能的，我们就能证明它在中国也是可能的。”

　　海外民运的使命，除了启蒙，就是为未来中国的民主提供一个小型的“试验场”。但迄今为止，这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那么，我们与其鼓动在13亿人口的世界大国再做一次民主的大试验，不如好好研究一下海外民运这几百几千人的试验走到哪儿了？民运中，人人在指认人人是特务，魏京生说徐文利是特务，徐文利说王军涛是特务，王军涛又说……“幸亏他们没有政治保卫局和8341部队啊，要有的话，海外民运的‘肃反’一定是很血腥的！不用共产党来杀，自己早就杀光了！”
　　冯胜平看著我说：“如果要我总结民运，就是一句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这样的经历和见闻，让冯胜平确信，民运这条路，不是中国未来应该走的路。他之所以在致习近平的信中提出“党内民主”的建议，某种程度上是对民运失望的结果。“我们那一代人卷入民运所持的斗争哲学，是受到共产党教育，又是受到包括方励之等人影响的结果。方先生有个很重要的说法：民主不是赐予的。当时的我，深信这是像万有引力一样不容置疑的定理。后来经过很多反思，尤其是认识芦笛之后，才认识到这种说法站不住。妥协是比斗争更重要的、更基本的社会进步的动力。中国人太懂斗争，太不懂妥协了。媳妇的斗争不能结束婆婆的专制，要结束婆媳之间的天敌关系，只有改变家庭结构。同样，被迫害者的斗争并不能结束中国的政治迫害，斗争的结果，只是翻了一个个儿，取得了胜利之后又去迫害别人。”

　　

　　1987年3月，方励之刚被中共开除党籍，恰巧这时回国的冯胜平就去登门看望他。

　　《调查》记者问：不少人认为，民主力量的激进，是被中共逼出来的。你刚才也说，民运刚开始并没有想推翻中共，是到“六四”镇压之后才转为激进。
　　冯胜平说，民主力量转为激进，当然有中共顽固、暴虐的原因；但中共在很多时候也表示了妥协退让啊，中国人的“斗争哲学”却导致只要中共一退让，反对派马上得寸进尺。
　　他对我讲起从台湾来的洪哲胜对他的启发：

　　洪哲胜来美国已45年了。当时他们成立台湾革命党——就是后来搞民进党的那帮人，密谋刺杀蒋经国。洪哲胜是革命党的总书记，彭明敏是秘书长一类。蒋经国1985年提出考虑开放党禁的设想，洪哲胜他们很快就解散了革命党。这就给了蒋经国非常良性的反馈！昨天要推翻你，要暗杀你，今天可以主动解散以暴力为基础的台湾革命党，这就鼓励了蒋经国后来做出开放党禁的决策。相反，大陆人士的民运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是毛泽东说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共专制，民运说你必须改革；中共改革，民运说你必须立宪；中共立宪，民运说你必须下台；现在中共还没有下台，民运已经在讨论如何清算了。每当中共有所退让，民运就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永远不会满足！

　　冯胜平说，搞民主法治，必须双方有共识。如果在朝的人，想的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打江山、坐江山”，“四个坚持”“五个绝不”；在野的一方，想的是“将相宁有种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大丈夫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之”——这都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思路的延续，无非披上了维权与维稳的现代外衣而已。
　　台湾民进党在圆山饭店吃饭，突然宣布组党，向一党专政发难。当局怎么办？是否取缔、镇压、抓人？蒋经国考虑了三天，最后说了三个字：算了吧。旁边的人提醒他，这样下去国民党是要下台的，他讲了那句深思熟虑的名言：天下没有永久的执政党。这段经过，已经永载史册。冯胜平听阮铭介绍过，蒋经国这个认识，不是闭门自己悟出的。在这三天之中和三天之前，民进党、国民党有过大量私下的、良性的互动。而在后来台湾政权易手时，国军真正是“国”军，不再是党军。台湾的转型尽管有议会争吵甚至肢体冲突，也有街头抗争，但没有动用枪炮坦克，基本上是和平的。
　　《调查》记者问：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先例，起初挑战体制的力量是理性的，目标也是有限的，但是只要社会积怨甚多，卷入者一多，规模一大，激进者就总是占上风，排挤掉相对理性的人。法国大革命、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运动，无不如此。
　　冯胜平不假思索：你讲的是革命运动的情况。我刚才讲的恰恰就是要避免革命运动！韩寒写过《论革命》说，他要做一棵墙头草——逆向的墙头草，哪边强，我就倒向弱的一面。他认为，只有支持弱者，才能实现平衡，使得不会赢者通吃。“写的不错，但太天真，没有真正经历过、真正认识革命。革命来临之际，哪能容你选这边那边？革命就像‘571工程纪要’所说的就是绞肉机，你选哪一边，最后都变成同一形式出来。”
　　冯胜平旁征博引：一个法国历史学家说过，有人问他，法国革命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他说，我活过来了。别人再问：再来一次呢？回答更简单：run（跑）！吴法宪也说过类似的话，有人问他，“文革”你跟著林彪后不后悔？他说，不后悔。在那个时代，跟谁都一样。跟刘少奇，1966年就完了；跟林彪，1971年就完了；跟江青呢？1976年也还是完了。真正的革命来了，个人哪有选择？
　　《调查》记者再问：就算民主挑战者与老的专制者之间，可以通过互动博弈，彼此做出一定承诺，减少实现民主的阻力。但是民主力量一旦执政之后，如果民意强烈要求他们清算专制者呢？——通过议会、通过媒体、通过社会团体，强烈发出这种要求，不就让民主执政者陷于两难境地了吗：是遵守与老的专制者之间的承诺，从而违背民意？还是作为民主践行者，遵从民意，却背信毁弃与老的专制者的协议？
　　冯胜平想了想，没有正面回答我，又讲起台湾的例证：蒋经国选李登辉为接班人——李登辉是介乎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的人物，可以说他骨子里就是民进党。蒋经国当时完全有条件选一个国民党的铁杆自己人接班，李登辉就不可能有机会掌权。但蒋经国不仅选了他，自己在开放党禁之后也采取过一些举措，可以说，不光容忍了民进党，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有意无意地扶植了民进党。李登辉执政12年期间，又进一步延续了这一思路。所以当2000年民进党上台时，台湾社会的伤痕已经抚平了很多，社会抗争的能量已经被释放了相当大一部分，到国民党下台，不致于再惊人爆发。“这非常需要政治智慧啊：国民党半个世纪以来欠了多大的债，积累多大仇恨，一旦要其还债，不可能是不充满血腥。但是最后呢，没有用血来还，而是用国家赔偿的方式，对‘2·28’受害者包括死者遗属、对多年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做了偿还。”

　　不懈探索中国民主之路

　　冯胜平在近两年来参加的许多研讨会上都不假辞色地批评民运，激起过好几场波澜。记者提起这一点，冯胜平解释说：因为我在民运中干的年头太久了，人头太熟了，跟胡平、王军涛他们，彼此非常了解，我批评他们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争论问题么，他们也不会往心里去。有时我对一些人还摆摆“老资格”：我搞民运时，你还在搞共运呢！对方也不会见怪。他们对我说话也没有顾忌，王军涛有一次就在我家里指著我说：你冯胜平是“三个自绝”——先自绝于党，然后自绝于民运，后来跟著芦笛也批评中国人，自绝于人民！
　　《调查》记者问冯胜平：你认为“党内民主”是最可行的思路，除了跟民运相比，还跟其它思路比较过吗？此前你还有过哪些尝试？
　　冯胜平回答：我曾设想过其它的途径。例如，几年前想过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用国共两党的力量，来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国民党是百年老党，中共也有90年，恩恩怨怨近一个世纪，有过两次合作。如果由这两个党形成两党政治，似乎比较现成、简捷。当时与一些朋友讨论过，也开过几次会，后来发现不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国民党已经失去了参与大陆政治的兴趣，两次国共合作，最后都翻脸告终，令他们失去了中国大陆，同时岛内政党政治的现实是它也受到民进党严重的牵制，弄不好连台湾也丢失。从中共这一边来看，也绝不愿意与老对手来分享政权。
　　冯胜平还考虑过促成国内反对派力量与当局互动。“刘晓波、张祖桦我很早就认识，谈过多次，我也考虑推动国内的维权人士与中共合作，实现宪政。但我很快也发现，国内维权和海外民运，从其总体思路而言，实际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所以重点不一样，在国内是维权人士，出来就是民运人士，甚至比民运还要激进。他们与我过去一样，太执著于斗争，也过于迷信西方政治制度，以为只要结束一党专政，普及普世价值，中国就能实现民主。恰恰是我们这些在海外搞过民运又退出民运的人，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切的思考。”

　　冯胜平与著名记者陆铿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门口合影。

　　在薄熙来最活跃的时候，冯胜平还考虑过，推动中共党内的派别合法化、制度化。“要实现党内民主，不需要再创造一个派系，中共本身内部就有啊。毛泽东引用过陈独秀的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正确的阐述，但是中共从来没有正确处理过派别问题。党内的反对派，最后总是作为政治路线斗争的失败者、当成反动派被整肃——早年间被肉体消灭，后来也被赶下政治舞台、被关押批判。薄熙来事件之前，中共已经出现两个明显的派系，以汪洋和薄熙来为代表。前者重效益，后者重公平；前者要把饼做大，后者要把饼分好；前者是邓模式，后者是毛模式。要说坏处，广东模式太贪婪，重庆模式太霸道。不管怎么说，这是党内两大派系，也代表了社会两大思潮，当时已经发展到《人民日报》可以公开讨论‘是做饼还是分饼’——所谓党内民主，无非就是要把党内已经存在的分歧公开化，合法化，制度化。”
　　出于这种考虑，冯胜平还应老朋友之请，对中国著名太子党左派组织“延安儿女联谊会”的上书提意见。冯胜平回忆，跟这些太子党有过很多沟通，在建议书中曾写道：“党内分派，就形成事实上的两党制。”他们说，“两党制”可千万不能提，太犯忌了！才改成“一党两派制”。
　　别的路都没走通，党内民主的思路“十月怀胎”，慢慢冒头了。

　　“正能量”

　　冯胜平于2013年2月，写了这篇致习近平的信。那时芦笛从英国来到美国，要冯胜平跟他上美国南方去散散心。冯回覆说：不去，我生病了。“他以为我真病了，我说，是‘指点江山病’又发了，正在给习近平写信呢。”
　　“生病”有个典故：冯胜平早年参加民运，曾戏称海外民运人士归为四类：有仇，有瘾，有病和有任务，他把自己划作第三类。1993年民联和另一民运组织在华盛顿开合并大会，他已淡出民运，和另一位同样境遇的友人去会场去看朋友。有人问他们怎么又回来了，冯答曰：我们早已出院，回来是看病友的。
　　这次冯胜平“病情复发”写出初稿，发给朋友，收获到一大批意见，多数是批评，但是也打动了一些人，一位高干家庭出来的异议人士、著名女学者，逐字逐句地帮他推敲、修改。然后慢慢就一传十、十传百了。
　　我问：你是否与体制内的学者、包括习近平身边的智囊讨论过？
　　冯胜平说，没有当面讨论，但是通过网络，得到了很多国内学者的反馈。
　　几年前他对旅居奥地利的著名学者朱嘉明说过这一思想的雏形。朱嘉明说，这是我听到的最好最可行、最能为官方所接受的方案！你应该回国去，在各个圈子里鼓吹！

　　（图片略）
　　朱嘉明与冯胜平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合影。他是最早支持冯胜平“党内民主”想法的人。

　　说到回国，冯胜平2004年曾回国一趟。作为一个跳得那么高的前民运分子，回国是否遇到过麻烦？冯胜平告诉我：“没有，当局对我毫无限制——我见了小学同学，早年的同事，我没有一点政治意图。也一点没感到被监视。”回美国好几年之后他才知道，事实上他是被严密监视的，给他的朋友们带去很大麻烦，“他们都不告诉我啊！好多年之后才有朋友对我透露了一点，从此以后我不再回国，我觉得我回去不是与朋友叙旧，是去害人！”
　　冯胜平那次回去本想在国内北京、珠海等地投资买房，后来他感觉国内太黑，放弃了。“用姜文的话说，我站著也可以赚钱啊。”在海外自己不是正在赚钱嘛，何必要去国内赚不明不白的钱？冯胜平对我引了一句罗素的话：我之所以有道德，只是因为还没有受到足够大的诱惑——“我知道我经不起国内那样的诱惑，于是我就不回国。”
　　《调查》记者问：那么你是否动用了什么渠道，把信递到习近平的桌上？
　　冯胜平笑了：我发给朋友看，有多位据说与中共上层有接触的朋友读到后，主动提出来要呈递给最高领导人，但是习近平究竟是否看到，看到后是否认同？到目前为止我没得到确切讯息。它主要还是作为一封公开信，在网络上流传。
　　《调查》记者问：今天回头来看，你认为这封上书，最核心、最关键的是什么？你提出的路径，最难办的是什么？你建议的这条道路，最有创见的是什么？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最引起共鸣和最受到诟病的是什么？

　　冯胜平对我这连珠炮似的问题，一一道来：
　　上书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实现党内民主，善待反对派，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动用军队解决党争民变。国内几百个网站转载时，很多都是以这个为提示语；更多的提示语，就是这篇文章最后所论述的：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永远执政的党，在宪政民主中消失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最难办的是什么？那就是对付文中说到的“第三个鸡蛋”——怎样对付权贵集团的腐败和贪婪。冯胜平致习近平信中分析：“今天中国有三颗不能踩破的鸡蛋：左派、自由派和权贵集团。”如果习近平改变思路，这个最难办的问题，可以变为改革最大的动力——跳出运动治国的思维，坚持依法治国，尊重和执行“八二宪法” 和2007年物权法，就很可能将既得利益集团变为改革的动力。毋庸讳言，习近平的统治基础，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集团，他们能把习举上去，也就能把习拿下来。如果你还是运动的方式——“反腐”“清党”“洗澡”……这都是中国人民和中共耳熟能详的轻车熟路，骨髓里都是用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很可能最后就是两败俱伤：你要挖他们的祖坟，他们肯定要跟你死拼。但是如果不是用运动的方式，而是用立宪的方式，就会发现，只要政策恰当，面前的阻力就会变成动力。冯胜平透露：“我正在写一篇新的文章来更深入阐述这个问题。”
　　这个利益集团就像400年前的英国贵族：既有公权，又有特权，唯独没有安全：皇帝能够剥夺他们的财产，暴民能够取走他们的生命。中国的权贵集团看起来什么都有：有钱有势，有权有威，但他们还是要外逃，要当裸官：共产党在，他们不安全，随时可能被“双规”、被查办；共产党不在，他们更不安全，暴民一起来就要被清算。他们是做噩梦的一群人，比谁都期待宪政！“习近平如果搞宪政，他们会是最大的支持力量：通过宪政，放弃一部分公权，保留一部分特权，换取最最紧缺的安全。”英国就是这样，走通了一条通过宪政、和平转型的路。
　　上书中最有创见的，冯胜平认为，就是提出了一条类似英国那样的、在中国目前局面下代价最小、阻力最小的走出专制王朝循环的路。

　　（图片略）
　　冯胜平与刘宾雁。

　　最受诟病的是什么？冯胜平笑了：乌有之乡和美国的希哲兄（王希哲）这样的极左派，大陆学者江棋生和王康这样的极右派，都撰文批判，攻击点可以想见：极右派抨击我是替共产党张目、辩护、续命，延年益寿；极左派则说，我这封公开信本质上还是要普世价值，是要推翻共产党。有一位朋友撰文评点，说冯的思路，就像那只狐狸大肆鼓励乌鸦唱歌，看中的是乌鸦一唱歌，嘴里叼著的肉就落下来。
　　但是冯胜平的信，引起了极大的共鸣。无论是铁流那样的右派，还是黄纪苏那样的左派，无论是太子党还是平民，他的小学同学，40年前同事工友、中国民联的老战友……许多人为他提出的建议而激动。新浪网友评论：“很有道理，绝对的大实话，希望当政者能认真阅读！”“点中死穴，切中要害，精辟！”“这文章太厉害了，读之震惊、震撼复振奋。此文必将流传！”冯胜平说：“一位太子党朋友告诉我，他收到不同的人给他发送了十几次，其中一位转发者已经患了绝症……”
　　还有一个小字辈，告诉冯胜平，他这封信充满“正能量”——第一次接触这个概念的冯胜平，被感动了。

　　一篇文章怎样能打一百分？

　　《调查》记者问：最近你在进一步思考什么问题呢？
　　冯胜平侃侃而谈：
　　必须承认，现在的党（中共），是在法律之上——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于党在法之上，在于它并不依法治国，而是实行人治，随心所欲，置自己制定的法律条文于不顾。当务之急，就是“落实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这是习自己讲的话。也就是说，在目前阶段，你中共可以在法律之上，但是必须依法治国。你不尊重法律，人民就不会尊重法律；你不执行法律，人民就不会执行法律，法治就不会深入人心。我讲过很多次中国的“三民主义”——顺民，刁民，暴民，根源就是人治的产物。讲穿了，三民主义就是官民博弈的结果——统治者狠，我就是顺民；你宽松一点，我就是刁民；你失控了，我就是暴民。要走出“三民主义”，其实也很简单：厉行法治。法治社会，没有“三民”，只有公民。法律如果比作红绿灯制度，那么党就是警察，警察的职责就是监督执法。红绿灯制度刚建立，肯定人们都不会遵守，党就出面提醒、督促、约束；人们对遵守红绿灯制度形成习惯了，党这个警察就可以下岗，从法律之上走到法律之下。
　　万润南最近写文章提出设想，在13亿人范围内竞选。但我认为，在现实条件下，这不可能，也不可控——不可能，是说中共不可能接受；不可控，即使中共接受，必定会出现不可控局面，全国出现几千几万个党。我相信柳传志讲的一句话：一人一票，万劫不复！

　　冯胜平认为，掌控权力是推行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这是一个悖论：为了放弃权力，必须加强权力。“古今中外任何失败的改革，不是失败在老人的干政，保守派的阻碍，而是失败在权力失控。赵紫阳的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大清朝的改革、尼古拉二世的改革……无不如此；而那些成功的改革，像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改革，彼得大帝的改革，蒋经国的改革，都是大权在握下的改革。”

　　年轻的冯胜平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安放的20世纪英国雕塑大师亨利·摩尔的作品前留影。

　　冯胜平又说到台湾改革：从蒋介石起，就为蒋经国创造条件。过去讲“蒋家军队陈家党”，但老蒋为让小蒋掌握党权，将陈立夫送到美国新泽西养鸡；为了让小蒋掌握军权，监禁孙立人，撤销蒋纬国的装甲兵司令职务；吴国桢送到美国教书……连蒋经国的继母宋美龄与他关系不好，老蒋也把宋美龄送到美国疗养。这样蒋经国才牢牢掌握了大权，中国大陆叫“党政军大权一把抓”，台湾叫“军警宪特都归己”，才一举成功。
　　冯胜平强调说，革命是群众的政治，改革是强人的政治。前者成功，靠宣传鼓动；后者成功，要智慧和实力。巩固权力需要时间，时间恰恰是在习近平改革这一边的。他干完一届之后，五个超龄政治局常委必须退场；两个前总书记太上皇，十年之内都会因年迈而影响力消磨殆尽，甚至可能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这时习近平大权在握，与其鞠躬谢幕，“击鼓传花”，把矛盾传给下一届，不如开创历史，他就干两件事：党内民主选举，宪政依法治国，中国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调查》记者说，你这套理论让我想起八十年代中期一批学者鼓吹的新权威主义。
　　冯胜平说，新权威主义是想树立赵紫阳的权威来推动民主。那个时候，包括赵紫阳在内的改革派人士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补缺”：共产党的问题不就是缺乏民主吗？如果将民主加上去，就能既有共产党的传统优势，又有民主的优势。戈尔巴乔夫的思路也类似。他们哪是想把共产党搞垮呢！都是很真诚地在努力将共产党和民主这二者结合起来。他们就没想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架构，多党制啊、司法独立啊、新闻自由啊这些东西，与共产党一党体制是水火不相容的，不可能既有这个又有那个。那个思路崩毁之后，人们就走不出来了：要么推翻共产党，要么永远一党制。之所以国内大批网民赞赏我这个“党内民主”的想法，就是因为我提出了一条出路。
　　冯胜平承认：“是药三分毒”，任何方案，都有利有弊，执政者只能权衡利弊，决定取舍。关键就是，能否寻觅到比“党内民主”更好、更可行的中国转型之路？
　　他还指出：这封信的一个软肋是，不知道今天的中共是否有政改的决策能力。毕竟，是什么样的人搞政治，就会搞出什么样的政治。要从高层开放，就要看高层的素质和能力；要从底层开放，就要看底层的素质和能力。现在讲“顶层设计”，就要看顶层有没有设计方案和决策能力。
　　各种人的不同反应，让冯胜平想起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张鹤慈的那个奇妙打分：一篇文章出来，能争取到中间派，就及格了；温和左派和温和右派有其中之一支持，70分；温和左派和温和右派一起支持，80分；如果前三派都支持，极端左派和极端右派有一方骂，再加10分；极左极右一起骂，就是100分……
　　“有些说法或许有溢美，但是至少可以说明，此文得到极大的共鸣。在有共鸣、共识的地方，很可能就有一条路，如果当局走这条最引起共鸣的路，至少社会思想阻力将很小。”
　　《调查》记者指出：许多读者虽然对这篇上书的思路表示认同，但是也多表示怀疑：好是好，作者太一厢情愿了吧？习近平听得进去吗？最高当局能采纳吗？现在官民别说良性互动了，就连起码的互信都没有啊。官方怎么看呢？
　　冯胜平说，华侨议政，似乎比“喝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的北京“的哥”论政更不靠谱；既为庙堂之上执政诸公不屑，又为江湖以远的民主斗士不齿。不过，他对本文开头提到的“怎么网管都不删除”自问自答，也间接回答了我上述问题：“也许，网开一面，就是官方对此信的答覆。”
　　（本文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冯胜平提供）

　　老高附注：2013年冯胜平享受的“网开一面”，只有短短两三个月。随后，他的文章还是被封了。这才符合中共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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