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古以來都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許多知識分子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道德責任感。近現代知識分子也是如此。但是為什麼中國社會依舊走不出周期性的循環呢？現代文明為什麼總是離中國那麼遠呢？

滿清末年，戊戌變法，後來的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共產黨改朝換代，等等，知識分子都起到作用了，但是呢，什麼作用呢？要麼是頭腦激進，要麼是政治幼稚。到了共產黨上台之後，到反右之時，許多知識分子，搞到連命都丟了，家破人亡，可以說是遭到了滅頂之災。

文革之中，知識分子，要麼隨魔亂舞，要麼沉默寡言，要麼深陷囹圄，遊街示眾。文革之後，又開始活躍起來，八九六四，反官倒，參與政治熱情高漲，不能審時度勢，最後不少流亡海外。

現在呢？看到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徐賁，身在美國，對中國政治熱情洋溢，經常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感。百歲老人楊絳去世，他發文《沉默是知識分子的“權利”嗎？》，看了此文，好象覺得他沒有生活在中國大陸過。我佩服他的思考，但總是覺得這個人天真幼稚。拿美國那樣的公民社會的標準，要求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不是有點可笑嗎？

生活在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由於環境所迫，即使發聲，也不能象身在美國的徐賁那樣無所顧忌。事實上，楊絳女士的小說《洗澡》，並不單純是一本小說，她的聲音在小說裡面有所表達。她的《幹校六記》，也是一種聲音。知識分子未必就一定要用謾罵，公開批評，道德說教，或者象徐先生那樣語不驚人死不休。他們用他們的作品，用他們自己的方式表達他們的觀點，有什麼不可以呢？

比如說另一位老人，周有光，也經常有他獨到的思考，有他自己的方式，寫他自己的文章。比如說他的一個觀點，說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他說需要改變的正是中國國情而不是民主。周的觀點比楊絳女士更加鮮明，表達也直接。

一個多元社會應當允許，容忍，寬容不同人的不同觀點和不同表達方式，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用他徐賁那樣的方式發言。

徐賁的另一篇文章《中國教育如何培養出自乾五》，更加的幼稚可笑。中國的教育，本來就是以培養所謂又紅又專的共產主義接班人為目的，所有的中小學，沒有公民課，但都有政治課，大學都有馬克思主義研究室教研室之類。所有大學都有黨委，系有總支，學生會有團委，等等，整個架構，就是為培養自乾五為目的的。這有什麼奇怪的嗎？這只能說明了共產黨的教育很成功啊，目的達到了啊。

我非常反感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那種居高臨下的說教，也不認同知識分子所謂以天下為己任的想法和做法。事實上，知識分子的那種幼稚病經常被政客利用。而中國一直走不出怪圈，正是中國的所謂知識分子引領的。

當年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之後，當時的不少所謂左派知識分子，他們當時對共產主義認識不清，對中國的危害影響至今。這種教訓還不夠嗎？象陳獨秀，本來是很好的知識分子，可是就是天真，幼稚，明明不懂政治，卻偏偏要去搞政治，被蘇聯利用，用完被掃地出門，後果是把蘇聯的所謂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引進中國，引狼入室，摧毀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使得中國走上了一條邪路歪路不歸路，禍害中國至今。

在當時，胡適與李大釗等人有過“問題與主義之爭”，胡適有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之觀點。在當時的知識分子，其實和現在的知識分子一樣，喜歡誇誇其談，對所謂社會主義一知半解。而胡適先生比較注重研究和解決問題。他有一句著名的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人有句老話，叫“是騾子是馬，牽出來遛遛”。可是呢，實際情況是，即使牽出來遛遛，對於那些沒見過騾子和馬的人來說，還是搞不清楚是騾子是馬，結果人們往往相信誇誇其談的。呵呵，你看，當時的知識分子，把馬克思主義這頭騾子當成馬牽回家了吧。呵呵。經過這麼多年，發現當時選錯了，原來胡適是對的。這有什麼用呢？

尊重每一個個人，容忍和寬容與自己不同意見，不同做法，是我們中國知識分子所缺乏的。中國知識分子中，有許多所謂“學閥”，“大師”，他們是專制主義的化身，由他們來引領中國轉型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