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中国官方文章还在津津乐道当年周恩来对西哈努克、红高棉和北越分别使用了不同的“背对背”手段。综合那些资料和西哈努克回忆录所记述的大体情况如下：

对于1970年3月18日的“朗诺政变”，西哈努克既恨又悔，他在飞往北京的专机上失声痛哭。周恩来获悉柬埔寨事变后，当机立断决定仍以对待外国元首的规格，迎接被废黜的西哈努克。19日上午周恩来异乎寻常地请求41位外国驻华人员到机场充当他的迎接道具。当时在北京，许多驻华人员此刻尚不知道西哈努克已不是“柬埔寨元首”了。但仍有一些国家的外交官警惕周恩来的异动而拒绝参加迎接西哈努克。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拥抱了西哈努克。周恩来巧言道:“您仍然是柬埔寨国家元首，我们永远承认您。”据说西哈努克“十分激动”。《人民日报》当日发表消息，还破天荒地刊登了去机场迎接西哈努克的外国人员名单。

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乘汽车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安排西哈努克住入5号楼。然后，周迫不及待地对西哈努克问道:“我们已知道柬埔寨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昨晚我和毛主席进行了讨论。我想问你，你打算怎么办？是否准备同敌人进行斗争?”这种问话含义是很明确的，全看西哈努克是否还有价值，也决定中国是否承认朗诺政权。据说西哈努克表示“要报仇雪恨”，誓言“我准备战斗到底”。周当时没有表态。当天晚些时候，毛泽东批准了周氏写下的关于留住西哈努克在北京进行颠覆金边政府的书面策划。随即，周恩来命人迅速组建“柬埔寨事务办公室”（“柬办”），专职对柬埔寨事务的处理。就是这个“柬办”与其后聚集到北京的柬共秘密份子，合伙堵塞了西哈努克的信息通道，使西哈努克对柬埔寨局势、对金边政府的动态和对法国美国的调解努力都一无所知。

周恩来开始施实他的连环计划。他和西哈努克进行了两次长谈，把西哈努克的私恨引向美国。周首先告诉西哈努克，是美国策动了朗诺政变。据参加谈话的中方工作员回忆，谈话的主要内容有：一，周表示，西哈努克应该与共产党合作，要求他与北越、寮共举行一次首脑会议以讨论“联合抗美”的措施；二，关于在柬埔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问题，周表示：西哈努克在北京，很难指挥柬埔寨国内的军政事务，因此西哈努克应该与红高棉合作，发动内战，推翻朗诺政权；三，周提出在北京成立西哈努克与红高棉联合的流亡政府，中国为柬埔寨内战提供全部的武器和金钱。

西哈努克落难之际，报仇心切，慌不择路，忽然间碰上了周恩来这种热情的侠义帮助，自然是感激涕零。他无法知道的是，周恩来要扶助的真实目标并不是他而是丛林幽灵“红高棉”，为此周恩来正在一步步地把红高棉塞给他。西哈努克更不知道的是，周恩来已召唤范文同和沙洛沙速来北京，商议如何利用西哈努克名义去插手柬埔寨事务。沙洛沙，红高棉的“总书记”，不过他现在改名换姓叫“波布”（Pol Pot，中国译“波尔布特”）。此时，北越急于消除柬埔寨事变对越共在柬埔寨的生存所形成的威胁。共产党的见缝插针、不择手段、行动快速，根本不是西哈努克能够想象的。3月21日上午，周恩来与西哈努克商谈如何推翻朗诺政权，下午他就与刚来到北京的范文同密语:“……他（朗诺）会恪守中立原则。所以，我们可以承认朗诺政权。法国会劝告朗诺不要进攻（在柬埔寨东部的）北越和南方越共的部队。过去两天的事态发展说明了这一点：朗诺政府保证继续实行中立政策，尊重柬埔寨过去签订的协议，他还特别下令保护中国和苏联的驻金边使馆。对朗诺来说，他不想触犯中国和苏联。”在提到西哈努克时，周恩来表示:“我们现在暂时支持西哈努克，看他如何行动。在我们真正支持他之前，我们还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要建立一个反美联合阵线。但他很可能因为形势而改变立场。如果西哈努克同意建立联合阵线，柬埔寨共产党力量就会加强。”周恩来此时还假装不认识波布，向范文同打听:“你们提到了红高棉与西哈努克合作的可能性。我感到西哈努克希望我们在这个合作问题上帮他的忙。所以，在回答西哈努克之前，我们非常希望听听高棉同志（波布）的意见。”

范文同：我们说得很清楚，接触应该在（红高棉与西哈努克）双方同时进行，便于更好地合作。
周恩来：（波布）他怎么回答？
范文同：他原则上表示同意。他没有谈他希望我们做什么，也许他会问你。那也好，这样中国和北越都可以帮助他。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可以要求他们双方合作。

直到此时，即使在柬埔寨国内，红高棉还是一个藏在森林里的团伙，在柬埔寨也很少人听说过它。红高棉没有实力，毫无政治影响，完全没有前景。现在，周恩来要把红高棉塞到柬埔寨的政治博弈之中。但是以波布的智力，还难以明白只因柬埔寨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而周恩来正需要一个棋子，便把一个绝好机遇送进他的怀里。在范文同返回河内后，波布留在北京，周恩来与他多次密谈，让他终于弄懂了周的用心：捏合西哈努克与红高棉的权宜结盟，以西哈努克为名义，中国扶植红高棉在柬埔寨战火中，达到共产党的政治目标。周恩来很重视“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是近代世界公认的政治学上的选择准则，即一种政治组织或政治行为凭什么获得民众认同或者国际接受。

事实证明：红高棉只有顶着西哈努克的名义，才会被柬埔寨农民所接受。西哈努克也知道:“我对他们（红高棉）非常有用。因为没有我，他们就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而在柬埔寨，没有农民的支持就不可能进行革命。”研究者指出:“很清楚，红高棉很快地接受了这种‘结盟’，真实的原因是红高棉理解到这‘权宜婚姻’的价值，西哈努克的名字使他们的非法活动看起来有些合法性了。”在周恩来对柬埔寨施展策划的期间，波布始终没有露面。西哈努克不知道波布的存在，也不知道这个人就住在离他不远之处（中共外联部专用的西苑宾馆）。西哈努克在明处，波布在暗处，但波布却了解西哈努克在北京的一切活动和筹组流亡政府的整个过程。周恩来算计西哈努克，利用红高棉，策动北越攻击柬埔寨……他做这一切很是心安理得，世上无人可比。

西哈努克说:“我被废黜后，（北越）范文同总理特意来北京会见我，我衷心感谢！金边发生政变，朗诺推翻我，也是美国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阴谋。我们应加速合作，进行反美战争。中国答应给我们军事援助，提供武器，希望北越也帮助我们。”范文同当即表示愿意与西哈努克合作，联合军事力量共同打击朗诺政权。不久，在柬埔寨的越共给红高棉发放了步枪和军火，派了许多顾问和军事教员给红高棉办训练班。这些训练班一直持续办到1973年巴黎和平协定签署之时。许多红高棉人员在越共训练班里学习了游击战手段和建立共产党基层政权的方法，其中一个19岁青年名叫洪森。洪森是在1970年4月14日离开金边投奔了红高棉，他似乎是在远远地跟踪着波布，尽管此时他还不知道波布这个人。

北越以帮助西哈努克复辟为借口，与金边政府开战，以便保住越共在柬埔寨的继续存在。而周恩来的目标与北越目标完全不同。3月22日周恩来告诉西哈努克，“你的讲话对柬埔寨人有巨大力量，我相信柬埔寨人在听你的声音后，将做出极大的回应。只要你有决心斗到底，我们（中国）一定支持你。”次日（3月23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宣布成立他的流亡政府“柬埔寨民族阵线”（National United Front of Kampuchea），他发表了“告高棉同胞书”，发动内战，号召柬埔寨民众参加红高棉的叛乱，他说:“在国内外所有的高棉人，僧侣，军人，农民，全国的男人和女人，为柬埔寨的独立、社会主义、佛教、民族和反帝（反美国）理想，到丛林去进行武装战斗。”丛林里有什么？西哈努克指点道：丛林里“有‘民族解放军’（红高棉），向你们提供武器弹药。”他的号召通过中国针对柬埔寨广播的柬语电台24小时不停的反复播放，同时越共部队在柬埔寨农村地区免费发放了成千上万台中国制造的简易半导体收音机（只能收听中国对柬埔寨广播频道），让柬埔寨农民收听那个广播。柬埔寨农民很高兴把越共作为西哈努克的雇佣兵来接待。在金边，几千名中学生和教员响应西哈努克号召，投奔了丛林里的红高棉。在金边和其他城市，更多的市民看好的是施里马达的新角色。但在乡村，成千上万的农民拒绝拥护朗诺政府，并试图帮助西哈努克恢复权力。红高棉最初的队伍扩张即由此而来。柬埔寨人简单质朴，他们无法理解，是那个坐在遥远北京的“彬彬有礼”周恩来，在幕后点燃了柬埔寨内战，他隔岸观火，而内战罪责是西哈努克的。3月26-28日在柬埔寨磅占省发生了支持西哈努克的万人示威，当地政府办公室被示威者纵火，在混乱中有阴谋份子刺杀了两个劝说民众安静下来的政府职员。在暹粒省和茶胶省也有类似的农民示威和骚乱。此时，一件奇怪事情发生了：已经消失三年、被普遍认为已遇害的乔森潘、侯荣、胡宁，忽然从柬埔寨人迹罕至、没有任何通讯设备的荒山野林里，分别给西哈努克、北京当局和河内当局发送了一份同样的电报，声明他们三人支持西哈努克的内战号召。消息传到金边，人人惊讶不已。有金边青年说:“当1967年乔森潘潜逃，人们都以为他死了。4年之后他突然成了柬共要员。他，是个恶毒的生还者。”这表明的迹象是：柬共分子将参与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一个环绕西哈努克的无形圈套正在逐步形成。西哈努克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人在北京，身不由己”，只能表示接受柬共分子加入他的“流亡政府”。

4月6日，经过讨论，联合国认定在柬埔寨实行有效治理的政府是朗诺政权，而不是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研究者们指出西哈努克发动内战之所以非法，因为它是：1）遵命于一个外国（中国）的战争意愿、并由这个外国供给枪炮和金钱；2）允许另一个外国（北越）以此为借口而武装占领柬埔寨大半领土；3）并结合了柬埔寨国内的叛乱组织（红高棉）；4）而这四者（北京、北越、西哈努克、红高棉）联手在柬埔寨以武装颠覆一个符合宪政的政府。事实上西哈努克把自己的“只爱权位、不爱民族”的立场，清楚地向全世界展示。历史学家的评价是:“在柬埔寨历史性的那一刻，西哈努克选择了他自己的所爱，而绝不顾忌高棉民族会为此付出的百万条生命。”

可是红高棉认为西哈努克只是个政治垃圾。红高棉不承认西哈努克的作用，认为是红高棉收留了无路可去的西哈努克。波布透露:“当时我与周恩来商议，西哈努克已被推翻，我们可以收留他参加我们的‘联合阵线’。”由此可见，波布弄懂了周恩来是为谁撮合了“联合阵线”以及谁才是“流亡政府”的真正主人。后来农谢也公开讲话:“我们为何允许西哈努克加入我们的阵线？朗诺政变后，只有我们红高棉才是柬埔寨局势的主人。我们有一支武装。我们甚至允许西哈努克成为阵线的主席。因为我们才是主人，西哈努克的那个主席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政变已经使他一无所有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秘密地与金边政府谈判，企图继续使用柬埔寨境内的“西哈努克小路”给越共运输战争物资。在当时柬埔寨的政治局势和反北越的民意下，那已不可能了，因此遭到金边政府的拒绝。5月份，中共宣布与金边断交。

朗诺政变强烈震撼了北越。从3月29日开始，越共部队借口替西哈努克去推翻朗诺政权的名义，在柬埔寨各省驱逐政府军。据北越官方文件记载，在1970年4-5月，北越投入重要兵力回应红高棉请求越共占领柬埔寨的呼吁，该请求是波布的代理人农谢发出的。北越外交部副部长阮冦成（Nguyen Co Thach）证实:“农谢要求（北越）帮助，要求我们10天占领柬埔寨的5个省。”越共部队占领了橘井省，在橘井市建立了新的越共指挥中心，大量的战争物资和装备也转移到那里。随即越共向柬埔寨纵深进军。平民安金说道:“朗诺政变时，我正好在暹粒省城。越共声称为帮助柬埔寨人民反抗朗诺而进军暹粒省。”一份柬埔寨国家议会的有关共产主义渗入柬埔寨的调查报告说，越共在柬埔寨有6万部队。

金边政府军仅有27,000名部队。在这种情况下，3月30日朗诺声称如果柬埔寨状况恶化，金边政府将要求美国的帮助。4月9日在越共部队的攻击下，驻守柴桢省“鹦鹉喙”地区的柬军撤出该地区。4月14日朗诺呼吁国际帮助击退越共部队的入侵。4月23日南越政府经湄公河水路运送武器给金边政府。4月24-25日，由周恩来导演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在中国南部的广州市召开。这个被称为“三国四方”的会议，其“印度支那人民”代表仅是四人而已：西哈努克、苏发努冯（寮共）、阮友寿（越共南方阵线）和范文同（北越）。周氏许诺:“7亿中国人民做你们三国四方的坚强后盾和可靠后方”。周恩来还“邀请”西哈努克主持会议，据说“这一崇高荣誉使西哈努克十分感动”。但与会者都知道柬埔寨的真正代表是一个躲在帷幕后面偷听会议的红高棉分子波布，唯独瞒了西哈努克。在周恩来的策划下，西哈努克被完全置于中共、越共和柬共三者联手的密不透风的帷帐里。会后，越共部队加紧攻占柬埔寨领土。到1970年6月，越共部队占领了柬埔寨的1/3国土，红高棉也跟在越共部队之后在柬埔寨北部、东北部和西南部建立了多处的“解放区”。此时，红高棉尚没有对抗柬政府军的作战能力。很清楚，“没有越共部队替红高棉打天下，柬埔寨的革命将是遥遥无期的。”

波布是在“三国四方”会议之后，于1970年6月途经河内回到柬埔寨东北部。7月，波布把“党中央”迁移到克多恩的根据地、磅通省山图克（Phnom Santuk）地区，称为“大本营”。在波布途经河内时，在北越的安排下，柬共“河内派”首领高莫尼与波布商量派遣2,000名“柬共河内派”干部回到柬埔寨参加“革命”斗争。这是波布不愿意但无法拒绝的。从法统上讲，“河内派”是柬共的正源，“本土帮”是柬共遗留在柬的分支。那些“河内派”干部16年来在北越接受关于越语、政治和军事的训练，北越教给他们很多工作技巧和经验。他们基本上都是训练有素的军政干部或技术专家，也自然是亲越派。从1970年11月起，“河内派”干部组成多个支队起程，沿“胡志明小道”徒步跋涉。越共南方局首领阮文灵召见波布和农谢，把“河内派”干部的组织关系移交给红高棉。首批“河内派”约千人于1971年2月抵达柬埔寨西北部的橘井市，其中包括北越培训的广播专家彭索万（Pen Sovan）。但是“河内派”干部并未得到红高棉“党中央”的信任和重用，他们被故意分散到各个远离的区域，让他们彼此之间失去联络。

在北京，5月5日，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柬埔寨流亡政府”（Roy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on of Kampuchea）在北京组成。西哈努克为主席，宾努为首相，乔森潘为副首相兼武装力量总司令。现在，红高棉原各地小组，都摇身一变成了这个“流亡政府”在国内的官方部队了。但它是个“组织糟糕而且装备也糟糕的、一个不足5,000人的队伍”，而且它的真正主人既不是西哈努克，也不是“总司令”乔森潘，而是神秘的波布。国际评论说“由柬埔寨以前的政客、和尚和教员等社会垃圾组成的一支游击队，他们现在有了叛乱的公开借口。”在“流亡政府”里，乔森潘挂名国防部长，侯荣是内政部长，胡宁是新闻部长。这三人加入“流亡政府”，造成了一个用来隐瞒柬共掌握实权的假象。此时，还有柬共分子秀木（Thiounn Mom）、秀蒲拉西（Thiounn Prasit）兄弟俩。这俩人是在法国的柬埔寨人圈子里的柬共份子。1970年4月份经由中共驻法外交人员的联络，秀木伪装“爱国人士”，赶到北京要求加入“流亡政府”，而西哈努克对他一无所知。经周恩来的安排，秀木在“流亡政府”里担任“财政部长”，并立即秘密地变成了柬共中央委员。中共以援助“流亡政府”的名义，与秀木合伙把中国的财力物力输送给红高棉，而西哈努克根本不知道这些“财政”情况。日后，秀木揭发道：“中共分配给红高棉的金钱是没有限额的”。

柬共份子柯特崇（Keat Chhon）也变成“流亡政府”的工业部长。老资格的柬共中央委员高米斯以“流亡政府”联络员身份来到北京，他的工作是协调红高棉与中国和北越的行动。在河内，柬共创始人山玉明代表柬共“河内派”奔走于河内和北京两地。随后，柬共份子秀蒲拉西也在1970年7月8日到达北京，摇身一变成了“流亡政府”的通讯部长。他自述受“党的委托”把持了“流亡政府”的信息管道，他说:“因为他们（西哈努克宾努等人）想要获得更多的资源，而他们无法知道我们党内部的联系和我的背景。我堵住西哈努克他们的进程，把持完整的权力，并且阻止他们与帝国主义者（美国法国）的政治谈判。”后来西哈努克忍无可忍，控诉秀蒲拉西“是一个敌人”。稍后，秀蒲拉西的姐姐秀春（Thiounn Choeun）也成了“流亡政府”的卫生部长。 整个红高棉都动起来了。“流亡政府”被柬共分子所把持，西哈努克则成了一只耳目闭塞的笼中鸟，他不知道越共和红高棉在柬埔寨国内打着他“西哈努克”旗号在做些什么。其实土产的红高棉并没有如此的设计才干和施实能力。国际研究家的评估是：“周恩来，一个中国人，一个心怀叵测的政治经纪人，为了插手柬埔寨内政事务，匆忙地在西哈努克与红高棉之间撮合了一个‘权宜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