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子：畢生追求自由文化的鬥士——介紹自由知識分子王若望【會議文件】
(首發稿)
文章摘要: 推行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意義，在於追求自由的人性。自由，對於民主體制下的國民，好比人與空氣關係，密不可分，人人享受，自由自在免於恐懼；然而，在古老的中華大地，近百年來，雖然無數仁人志士為爭取自由前仆後繼，許多人還為此付出血的代價，但自由仍然沒有光顧中華大地。尤其是中共獨裁統治中國的半個多世紀裡，中國的自由文化全面倒退，中國人民的自由被完全剝奪，中國人至今還是沒有自由的奴隸。
作者 : 羊子,
發表時間：11/27/2006
袁紅冰教授等具有使命感的自由知識分子們，在中華民族處於大災難的關頭，發起呼籲——推行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大會召集人盛情邀請我出席，使我感慨不已。如果說，五年前，秦晉先生飛越半個地球，自費前來參加紐約舉行的王若望追悼會，讓我終身銘記；如果說，王若望剛剛去世，處於極度悲傷中的我，聽到紐約的陳立群的轉告，從未謀面的在西班牙的黃河清君，準備幫助我出版《王若望紀念文集》，讓我喜從悲來；那麼，本次大會對我的邀請，是對離世五年的先夫王若望的認同和尊敬；讓我真切地感到王若望好像還活着！主持人建議我捎一幅若望的圖片，為他留一個座位。由此表明本次大會秉着前啟後繼往開來的精神推行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在世風日下，國人普遍存在着麻木不仁醉生夢死的時刻，各位有識之士舉行這樣的大會，就是希望通過大家努力，喚醒中國人的善良人性和中國的傳統美德，為中華民族在推翻專制後的廢墟上重建民族精神打下良好的基礎。
推行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意義，在於追求自由的人性。自由，對於民主體制下的國民，好比人與空氣關係，密不可分，人人享受，自由自在免於恐懼；然而，在古老的中華大地，近百年來，雖然無數仁人志士為爭取自由前仆後繼，許多人還為此付出血的代價，但自由仍然沒有光顧中華大地。尤其是中共獨裁統治中國的半個多世紀裡，中國的自由文化全面倒退，中國人民的自由被完全剝奪，中國人至今還是沒有自由的奴隸。
然而，套用中國共產黨的話就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共產黨要剝奪人民的自由，但中國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尤其是追求自由的知識分子，為了爭取中國人民的自由不怕坐牢，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王若望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
王若望畢生堅持真理、無論是國民黨當道還是共產黨統治，只要他們搞專制獨裁，他就勇敢地站出來挑戰，為之身陷囹圄依然不屈不撓，一直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1935年，王若望在上海《新亞藥廠》當學徒工，儘管他當時只有15歲，就開始關心國事，並在工廠辦起了壁報，其中不乏諷刺蔣介石政府的內容，其中一篇“豁拳閒話”被《新聞報》刊用。廠里的會計是中共地下人員，發展他走上了接受地下黨的領導，從此王若望走上了無盡的、曲折的、痛苦的、中國式的政治道路。
他受共產黨的指派去工廠領導罷工，被國民黨逮捕後判刑十年，幸虧國共第二次合作，王若望被提前釋放，實際坐了四年牢。隨後他直奔延安。1941年4月，在大砭溝，王若望與陳企霞提議辦《輕騎隊》周刊，因為利用刊物揭露和諷刺延安的中共領導和機關人員，刊用只維持了一年就遭到厄運。被指染上了（如丁玲、王實味的雜文）的壞作風。毛澤東在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開始“端正文藝界的方向”，王實味、丁玲的雜文和輕騎隊 “矢與的”等街頭牆報，被當作不端正的樣板，有的坐牢監，以致殺頭，王若望也差點被查辦，後來被稱為“山東王實味”。
中共奪權後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反右派運動中，王若望因為“一板之隔”（網刊《王若望全集》[www.wangruowang.org]目錄6-39）、“步步設防”(網刊《王若望全集》目錄6-2)的文章，被上海的柯慶施市委書記，打成上海市首當其衝的大右派，導致家破人亡的悲劇；1962年，周恩來的廣州講話，鼓勵右派作家只要改正錯誤，繼續寫作，他信以為真，又寫了“一口大鍋的故事”（網刊《全集》目錄1-9），被張春橋、柯慶施上綱成攻擊大躍進，終於導致家庭破碎。
文化革命中，真正成了魯迅筆下“破帽遮顏過鬧市”的人物，真正實踐了“共產黨造的牢房共產黨員來坐”的悲劇。直至八十年代，鄧小平統治了，又因為寫了“兩極分化之我見——與鄧小平同志商榷”（網刊《全集》目錄7-93）、“輿論能製造嗎？”（網刊《全集》目錄6-16）、“致鄧小平的公開信”(網刊《全集》目錄9-12)等文，又遭開除黨籍和重回監獄。直到1992年被驅逐流亡到西方，再未見到江東父老。縱觀王的一生，在專制統治下爭取自由，他應驗了中國一句老話：屢戰（斗）屢敗，屢敗屢戰（斗），直至命歸西天。
由上可見，毛式政權尚未推行前的上世紀四十年代，這種帶有血腥味的文化不自由始於延安，王實味和丁玲則為首批犧牲品，王因堅持己見而喪失了高貴的生命，丁玲則被洗腦成功，甘願歸順為不自由或奴性文化人。由於惡先例首開於延安，執政後，導引全國一系列的政治運動，鋪天蓋地，從針對自由知識分子的反右派，直到全民大瘋狂的文革，一波波向左走到黑，各行各業殺氣騰騰，充滿恐怖，幾十年恐怖政策實施下來，真正萬馬齊喑，終於有了今天的全民族精神萎靡。
今天，本次大會，以此時此刻，我還想告訴諸位的是，夫君生前，我陪他不僅吃盡中共橫加的苦藥，在他晚年時分，還吃盡了自己營壘里、所謂戰友釀造的苦藥【欲知詳情，請讀“誰‘為理想而承受苦難’”［網刊《王若望全集》欄9-161］）。不料想，夫君仙逝後，五年來，感受到來自地球各方，灑向羊子儘是愛！我不能只顧自己享受，我要告訴諸君這種博愛，與君分享，同時藉此良機，告慰於天上的王若望先生，讓他知道，今天我們的大會，正當生意盎然】。循此先例，尊重歷史人物，生生不息，繼往開來，誰還會說我民族是健忘的民族？
讓我們回到主題。
自由文化，包括言論自由、創作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等等。我想，我們要談中國的自由文化運動，首先要談到的是自由文化運動的主體——自由知識分子。
自由知識分子應該是一個自由思想、獨立思考、自由寫作、自由出版、堅持真理的一個個體。他敢於得罪權威，敢於挑戰權威，那就是要有正義感和知識，要有膽量，是非感和公德心。
對照下來，中國自由文化，其宗旨正是王若望生前的畢生心願和追求。英年早逝的上海青年作家王魯夫先生，早在上世紀的1989年，以極準確的語言稱若望：“他是最幸福的，只因他自由的思想；他是最痛苦的，只因他思想的自由”（詳見網刊《王若望全集》“華人心中的王若望”欄目錄7 “自由與痛苦”），高度概括了王若望的一生。我想起一句古老的話：我以我血薦軒轅！這句話，是王若望一生的實踐，也是你們當今正在進行的實踐。
上面提到王實味，看出自上世紀四十年代起，中共黨內就實行文化專制、圍剿。王若望先生的所有作品，可以說，都是為了爭取、推行和堅持自由文化。他一位相處達半世紀之久的老友陳先生說：“王若望對自由民主追求是一貫的，堅定的，不是偶一為之，興致所至；在作品中也時時顯露着這種奪目的光彩。記得一九五一年秋天，他發表於上海文聯主辦，雪峰、巴金、唐弢任正副主編的《文藝新地》月刊上的小說‘搶救棉田’，也是衝破了文藝條條框框的力作，和路翎的‘窪地上的戰役’，蕭也牧的‘我們夫妻之間’，都是有口皆碑的、推倒中共文藝禁忌、膾炙人口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因為違背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都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蕭也牧被趕出了文藝界，路翎飽受折磨而變瘋，而屈死。若望被秋後算帳，終於被放逐海外，客死他鄉”；陳老繼續說道：“一九五三年王若望調入上海作家協會，任職由巴金、唐弢等主辦的《文藝月報》。不久，文藝界組織了以巴金和王若望為首的赴朝慰問團。從朝鮮回來後，王若望作了幾次戰地見聞的報告。王若望幾次談到美國武器優越，中朝軍隊犧牲浩大的真實情況。順便說一下，由於王若望的演說天才，雅俗共賞、深入淺出的風趣比喻，深得廣大工人們喜愛，喜愛他的聽眾，幾乎天天趕場子去聽他報告，他成了上海人首屈一指的政治明星，……這還了得，本來他廣受民眾歡迎，旁邊就有人心生忌恨，好不容易找到報復的機會，先從內部的暗批判，到半公開化，其實，早已公開的消息，僅僅出於王若望之口，就成了泄密，歸結到王若望自由化的根子上去了。受到一再打擊的王若望沒有屈服，仍然循着他的立足點勇往直前，依然發表不少讀者喜聞樂見的雜文，針砭時弊，上海市人人爭說王若望，對王若望也就更加崇拜了。直至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初，鄧小平欽定他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老祖宗。”
王若望坦誠，他曾經也當過愚民，四十年代被整後發配到山東，曾被認為是山東的王實味，雖苦不堪言，但他認為自己真的錯了，在作品“天下獨步的愚民政策”（網刊《王若望全集》欄目錄9-50）中反省自己，他說：“我本人的前半生（前後計三十年）就是看不出‘在革命的名義後面掩蓋着的東西’，而成為緊跟毛澤東的忠順的愚民。毛的手指向任何階級敵人我也跟在後面瞎起鬨，並積極參與了建國初期以整人為宗旨的各項政治運動。……我寫過一本暢銷的《毛澤東的故事》，並出版了一本‘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書，甘願做毛的馴服工具。”
王先生的覺醒是看到彭德懷的悲慘遭遇後，開始懷疑毛澤東的一貫正確。他開始嚮往良知，從此他也走上不斷遭受壓制與迫害的歷程，他個人僥倖不死，但弄得家破人亡。
再介紹有心人看王若望的一生：
共產黨奪取政權後，扼殺自由更甚於國民黨，身為共產黨幹部的王若望，不顧自己的既得利益，開始批評共產黨，向共產黨爭取自由人權，為此他先被打成右派，文革時又被關進共產黨的監獄。
文革後，他沒有因平反而感激共產黨，也沒有利用平反的機會大撈一把，反而更深切地看到，共產黨剝奪人民自由所帶來的災難，他義無反顧地開始更加激烈地批判共產黨。第一個在體制內公開抨擊毛澤東，第一個公開呼籲引進西方社會的民主和自由。
在同輩異議人士中，王若望的反共最徹底，也做出了最大的犧牲。
為了反共，他不惜拋棄高官厚祿，淪為一介平民和共產黨繼續斗。
天安門事件時，唯有王若望不怕擔‘黑手’的名，走在遊行隊伍的前列。
到了海外，與一些始終對共產黨抱有幻想的人不同，王若望堅持打倒共產黨的立場（當然黨內有好人），以推翻共產黨一黨獨裁為目的參與民運，並積極組織民主黨，表現了不屈不撓的意志，為了中國的自由，奮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王若望先生是一個真實的人，他的真實首先在於他一生都說真話，不論在任何環境下都堅持說真話，不粉飾，直截了當，他在回答美國友人林培瑞先生的提問時，曾經很動人地回答，“死者不能說話，我還活着，我還能說話，當然要說囉”。
英國記者梅兆贊先生說過，“在近六十年裡，大概沒有比王若望更值得敬仰的中國人了，王若望沒有選擇過一條安寧的知識分子生涯。在二十世紀一個殘酷的千百萬人非自然喪生的政治制動下，他選擇了承受酷刑，牢獄之災及不間斷的攻擊和誹謗，為自由的思考、真實的寫作。”
從四十年代延安搶救運動中，一直到1957年反右及歷次政治運動中，他橫遭厄運，家破人亡，既坐國民黨的牢，又坐共產黨的牢。這些都沒有挫傷他追求自由文化、反對黨專制文化的堅強意志。
他在同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代專制文化獨裁者的鬥爭歷程中，充分展現了一個自由知識分子，嚮往人類自由，不畏強權，剛正不阿，威武不屈的凜凜風骨。
鄧小平在開除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黨籍時，曾說過“王若望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老祖宗”。這是對王若望先生畢生對自由文化、自由思想、自由寫作、挑戰黨專制文化的生動寫照。
上面提到若望吃苦藥的習作：“誰‘為理想而承受苦難’”和駱基南文“不同政見者的境遇”（網刊《王若望全集》中“華人心中的王若望”欄目錄298），都可印證上述有心人所言極是。
去年黃河清先生發表了一篇很有份量的文章，叫“謙卑與敬畏”，我覺着，非常適合致力於中國自由民主事業的精英們，這是需要不斷進行自我修養的一種境界，我將王若望的言行與此對照，我覺着他的一生，是最接近謙卑與敬畏的，他，始終謙卑為懷，敬畏世人。康有為曾經定義過何為人才、俊才與大才，只有高智商者才更需要修煉自己（像我這樣的平庸之輩，再謙卑，再敬畏，誰稀罕我？）；我意識到的是，包括若望在內的奉獻者們，他們因為即使天塌下來也默默地頂着，而不張揚，不外露，更不叫苦，一如既往默默筆耕，不問收穫；恰恰，當代人中好像對他們並不珍惜，還不時有人設法讓他們生前吃苦，不惜無中生有誣陷，死後才發現冤枉他們，諸如此類，舉不勝舉，並且數千年曆來如此。我是這麼看待我先夫一生的：這好比，在暗流洶湧的波浪里，他是一葉小舟，不管波濤洶洶，涌浪迴旋，也不管那暗夜中的風暴，他真的弄不清是誰在算計他，筋痠骨痛照樣劃，膽顫心驚還是劃，他沒能看到曙光，直至他無力無奈，終至鬱鬱寡歡而離世，作為家屬陪伴他默默忍受而終，我的悲哀，我的痛心，我的遺憾，可想而知。我在想，為什麼我們不能在他們生前多一份關懷？少一份漠視？多一份敬重，少一分忌恨？使他們雖然沒能看到中國民主化，然而卻能在自己隊伍的溫暖中安然歸去？我們正在老去，難說我們都能活着歸去，我們該怎麼辦？……憶往昔，斯人已去，藉此良機，可否寄希望於在座的諸位，珍惜現在，精英們在與中共較量的大方向一致前提下，真正歷行團結，像袁紅冰先生在邀請函中所寫“中國文化今日的沒落，也是思想禁錮造成的惡果。中國文化不應當死亡，而應當再次崛起，重新輝煌，……文化是人實現自由的最高方式。”求同存異，為百年難結果的自由民主奉獻美麗的青春。
最後，請讓我借用網刊《王若望全集》首頁上的導讀，概括王若望的生平：
這是一位熱愛真理、追求真理的踐行者；
這是一位憂國憂民的赤子；
這是一位追求社會文明與進步的良心作家；
這是一位爭取自由與民主的戰士；
這是一位堅持正義、光明坦蕩、敢於挑戰三代獨裁、決不向邪惡勢力妥協的勇士；
這是一位可敬可愛傑出的中國知識分子；
這是一位帶着遺憾、留下遺言（新時代、新人物、新發現、新科學、新技術、新奇蹟、新奉獻，邁向全世界）、至誠、至善的老人。當民主與自由的旗幟降臨在中國大地的時候，人們將一再提起這個光榮的名字。
本發言得到陳先生、喻智官、金橋三位朋友的幫助，深表謝意！
2006年10月2日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第一屆年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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