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期间的某个下午，我走到了东京著名的电子街秋叶原。上一次来这里大概是四年前。这段时间里，围绕秋叶原这一场所的一切动静和现象，均与来日本“爆买”的中国游客有关。位于秋叶原站正对面的山田电气的两名日本男士员工兴高采烈地举着用汉语介绍各种优惠的牌子，进店的基本都是中国游客。我在隔5米的地方看到了两名日本年轻男生，一脸困惑、复杂的表情。过去问“眼前的光景，你们怎么看？”他们说：“本来想买点电池，但里面有那么多中国人，很花时间......”，姓佐野的说。另外一个姓山田的则比较淡定地对我说，“现在，我们一般不会来这边的。”

在今天的日本，近几年的“中国游客爆买”已经是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没听过的社会现象，甚至可称为“安倍经济学”时代的流行语和代名词。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的统计，2015年中国游客访日人数为499万人，同比增长107%，首次成为排名第一（第二是韩国，为400万人次，第三是台湾，为368万人次）。

同时，众所周知，日本社会对该现象也感受到睁着与矛盾。比如，我去年夏天有机会在大阪跟负责中国游客的当地观光人士们交流。他们觉得如此大量的中国游客来日本，尽管对他们的生意算是好事，但是肯定给当地社会和工作带来一定的压力。“许多从东京来出差的商人定不了酒店，这是抱怨最多的，也是我们要协调的最大问题”，曾在中国开歌厅、现在做观光协调人的源内先生对我说。

从那时大概过了半年，此刻也发生着类似的问题，不少日本考大学的高中生在赴考的目的地定不了酒店，从而不得不改学校，也成了最近日本媒体报道的热点新闻。“我觉得，至少在我们高中生前往全国各地考试期间应该限制外国游客，尤其中国游客，否则影响我们的前途，”神奈川县的一名姓加藤的高二学生对我说。

纵观近年的中国游客访日潮，在日本舆论里，部分中国游客的“礼节问题”，比如要排队、保持安静、不要扔垃圾等是舆论早期关注的话题。对此，全国各地，尤其是游客集中的地方的政府和社区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其中，用中文海报提醒中国游客是最典型的做法。

在我看来，如今已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即如何实际应对中国游客所带来的规模效应的问题。无论是日本的商人还是百姓，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游客一方面影响了现有的秩序，另一方面要解决自身的供给能力的问题，同时要协调中国游客跟日本百姓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服务对象之间的平衡问题。何况，日本人总体上是本来就是比较保守和内向的民族，不少人内心里渴望只给日本人服务，只在日本人之间相处。

毫无疑问，中国游客的访日潮和爆买潮也给日本经济社会带来了契机，这一点恰恰在日本商人和百姓对中国游客的一些不满和抵触情绪上起着“再平衡”的作用。“我很喜欢拉中国客人，沟通上有些障碍，但他们往往从东京的酒店打到羽田机场，甚至更远的成田机场。日本客人很少这样嘛，”在东京开了30年出租车的井上师傅对我说。“中国客人敢花这个钱，让我想到了日本泡沫经济那个时代。”

当然，我也听说过有些司机拒载中国游客的情况，“他们应该是亲自感受过中国乘客在车内太吵，甚至闹，不礼貌，再加上一些媒体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的影响，就不愿意拉中国人了，”井上师傅对我说。

我在东京新宿和秋叶原交流的几家电子店，包括苹果专卖店的员工均对我表示，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游客的购买金额有明显的下降，理由有三：人民币贬值，加上受股灾影响；很多游客不是第一次来日本，就不那么大量购买了；中国国内的价格也日益接近日本的标准，再加上中国国内的渠道也增加，用不着到日本买。

不过，即使在中国经济增长率下滑的情况下，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仍然是在日本旅游期间消费最多的人群，无论是人均还是整体。我手里有一份日本国土交通省观光厅公布的《访日外国人的消费动向报告2015年10月-12月》称，这三个月里，消费最多的是中国大陆游客，人均约23万日元（约1.2万人民币）；其次是西班牙游客，约20万日元；第三是澳大利亚游客，约18万日元（平均为约14万日元）。从国别总消费量的角度看，中国大陆的数额更突出，根据2014年的年度报告，中国大陆排名第一，为5583亿日元（约249亿人民币）；第二是台湾，为3544亿日元；第三是韩国，为2090亿日元。

据我亲身观察，日本社会和百姓至今远没有形成比较清晰的“中国观”，仍处于了解和摸底的过程中。矛盾点在于，他们对中国游客的素质和行为是感到不满意，厌烦的，但同时确实认为他们的来临和消费对日本经济社会来说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宏观意义上的日中关系，日本百姓普遍认为中国正在南海、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地方和平台采取扩张性的政策，对此感到警惕和担忧，这一心态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认知中国游客的过程。

为了进一步挖掘日本百姓如何看待中国游客这个话题，我利用今年春节前后回日本的两周时间，每当走到一个地方或角落，尽量有意观察了一下有关动态。

从位于地上的JR秋叶原站沿着楼梯往下走，中间已经看到了几张显眼的中文广告。“需用银联卡提取日元现金，还不快去全家便利店等寻找‘易款通’？！”

这是中国游客到全家(Family Mart)等熟悉的地方随时用银联卡提取日元的服务。至少在我记忆中，这种广告和服务在四年前是没有的。在广告的右上角，我也看到了日本政府为促进观光事业发放的标识“Japan Endless Discovery”（无限发现日本)。这就说明，这种广告和宣传是政府所公认和支持的，从中不难察觉到安倍政权下的日本政府渴望通过吸引中国游客的“爆买”拉动内需的战略需求。

出了站，立刻就听到了中文广播，是日本著名的一家电子百货店山田电气播放的。他们只用中文反复播放宣传内容。我突然陷入了自己简直在中国国内的幻觉，那里是日本东京，我闻到的味道却跟中国国内没什么两样儿，最起码感觉是来到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

一共有五层的山田电气秋叶原店，其中，二楼为专卖免税品的。该楼的客人基本都是中国大陆游客，服务员一半是中国人——有有保障的正式员工，有非正式或契约员工，还有临时小时工，其中包括大学生。留日的一个吸引力在于留学生可以打工，她们是可以拿着学生签证打工的。

服务员与游客之间直接用中文沟通。所有的广告都有中文介绍，别说银联卡，在电梯等地方贴着“欢迎使用支付宝”的海报。我逛着店内，几次听到游客问服务员“支付宝能用吗？”。

我问了两位来自东北的中年女性，“能在日本用支付宝对您购物有帮助吗？”

“当然，不就跟国内一样嘛！”

据我观察，无论是在东京大街上还是机场内的免税店，中国游客很自然地适应在海外用中文购物，甚至欢迎哪都是中国人、哪都能用中文的处境。这一点无疑是跟中国人口与经济一代接一代大量地走出去有一定的关系，早就形成了一种规模效应。对于游客来说，到目的地之后可以用中文了解产品，跟服务员沟通，就更加放心，对于销售方来说，正因为有这些中国游客的性格倾向，再加上游客的规模感，才有动机去储备中国员工。

坦率说，作为一个日本人，如果到海外之后总跟日本人碰面，使用日语，感觉有些不对劲儿。我个人甚至不愿意碰到日本人，用日语，我周围的不少年轻朋友似乎也持有类似的态度。不过，如前所述，日本人也有倾向于日本人之间抱团相处的倾向，尤其是被派遣到海外的日本企业员工之间。比如在北京，不少日本人每夜跟日本人一起吃饭，喝酒，近况通报，信息交换也局限于日本人之间。

过马路，走到中国游客熟悉的日本著名药店松本清(Matsumoto Kiyoshi)，门口的上面用中文写着“热烈欢迎”。走进店内，我看三分之二以上的客人是中国客人，约一半的服务员是中国人。我本想问中国员工最近中国游客的动态，但始终没有机会。在日本的土地上，我根本无法插进中国服务员和中国游客所占领的时间和空间。她们一开始聊药物、化妆品等内容和品质，但后来游客开始问其他与对方工作无关的问题：“你们来日本多久了？”，“在日本生活得怎么样？会不会被日本人歧视？”，“外国人在日本买房方便吗？小孩儿上学方便吗？”，“你是不是加入了日本籍，怎么加入的？”诸如此类的私人问题。一个女服务员介绍自己老公在东京开中国餐厅，也介绍旁边的女孩子是在日本留学的。我看服务员和游客肯定是第一次见面，却深入到那么私人和敏感的问题。

望着这样一个光景，我忽然间想到了一个词汇，叫“中华思想”。在日本，我相信几乎没有人没听说过这个概念，日本人通常把它解释为如下：中国人有史以来天生持有的、把世界视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稍微极端地来说，持有中华思想的人认为地球是围绕自己转来转去的。据我所知，当前大多数日本人认为活在当下的中国人也持有中华思想，而且，无论是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一些动作还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中国游客爆买现象，或多或少都可以从中华思想的角度去解释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

至于日本人为什么会这样理解，我想，或许跟日本人对于古代时期日本对中国朝贡，换句话说，中国对日本册封的历史之记忆有关。大多数日本人从小学习中国历史，尤其古代史，小学到高中一共12年。在朝贡体系下，中国的皇帝制定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给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但前提是，朝贡者要忠诚于中国，否则皇帝就没理由保护他们了。那么，我粗略地推测，当今那些围绕中国游客的言行使一部分日本百姓想起了在教科书里学过的古代场景，并觉得“中国人花大量的钱，给我们成规模的经济利益，然后要我们听他们的。”

我这次则观察到，在大量的中国游客面前，其实许多日本百姓更多是感到惊讶和冲击而已，毕竟没有经历过，而没有产生多少反感，甚至嫌弃的情感。他们也并没有看到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发生什么摩擦或事件，只是感到不方便或者别扭而已。

在日本九州鹿儿岛县鹿儿岛市的一家优衣库(Uniqlo)打工的池田小姐专门跟我分享了她一个朋友的故事，“有一天，她在中央站的Big Camera（必酷）店逛一逛，突然被中国游客打招呼，她不懂汉语，就只好把那位客人带到店员那里。原来，那位先生要60个吹风机。店员和我都吓了一跳，在鹿儿岛，没有人一次性买60个吹风机的。店员只好到仓库里找一找，勉强凑到了60个。”

1月中旬，我母亲和弟弟到了位于静冈县御天场的Outlet商场，在门口看到了五台观光大巴，乘客全是中国游客。“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一直跟手机打交道，要么上网查什么东西，要么拍照片，然后发给朋友什么的。”母亲也抱怨了一下，她说逛了一会本想找一家餐厅休息一下，结果全被中国游客坐满了，就只好去了麦当劳，还是一样。“到处都是中国人，我就只好离开那个地方回家了。当然，毕竟是来日本旅游，他们玩得开心，我也高兴。不过，坐在餐厅和麦当劳的很多游客根本不消费，只是坐着聊天，玩手机，那样对其他客人不好。”

新宿旁边代代木的便利店Lawson罗森的一名员工杉本先生告诉我说，“中国客人应该占海外客人的一半左右，他们就是买得多。就是刚才，一位男士共消费了5万日元，这里是便利店，而不是百货店啊。这是我至今一次性卖掉的最高数额。我勉强用英文和手势沟通。”离JR代代木站走路1分钟，位于一个小胡同儿的理发店Amuse。该店的店长住谷先生跟我说：“中国游客一般都集体地来，上一次有五个人，剪发的仅有两位，其他三位是等着。但那三位不是坐着等，而是在店里走来走去，一边聊天，一边拍照。我有些紧张，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的声音很大，好像被骂似的，有一种被包围的感觉。不过，他们显得很兴奋，店里变得很热闹，像过节似的。”

这次在东京，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其实不是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如何相处的场面，而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

2月初的那天在秋叶原，我走进了一家叫爱电网的电子店。一名中国女性店员叫西口芳子，来日30年，从其名字牌不难看出，她已经入日本籍了。我问了她，“在日本，您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中国人服务是什么感觉？”随后，她以发泄的口气向我表达了她经常碰到的一个场面。

“我为中国游客推荐我们卖的产品是日本制造，介绍它的品质时，有些男人突然插话，冲动地说‘中国制造有什么不好？！’我没有说中国制造不好，他们来日本旅游，买那么多的日本货，不就是喜欢日本货嘛。但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和做的有矛盾。我很克制，毕竟人家是客人嘛，只能对他们好。我可以争，但没办法。”

我想到了2005年4月在中国各地发生“反日游行”时的情景。我当时走到北京中关村的海龙大厦前面的小广场。在那里有些大喊“抵制日货，爱国无罪”的人手里拿的竟然是日本的数码相机。

西口女士继续抱怨说，“来日的中国游客的素质很差，各种小事，总是闹。他们有钱是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素质和人品。中国要发展成日本，还要50年。”

作为这些年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日本人，我特别容易想象西口女士抱怨的这个场合。假如一个日本服务员介绍日本制造和它的品质，中国游客或许不会那么冲动和那样反应，一是语言不懂，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普遍对外客气，有面子问题嘛，这跟中国共产党内外有别的政策一样，对外是要脸的。

中国的问题，往往在内部。

倘若把那些在日本的土地上向“同胞”大喊“中国制造有什么不好？！”的中国游客的潜在意识定义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我看其特征有三：一，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二，高度情绪化，充满自卑感；三，自以为爱国，实际在害国。

2月13日，早上6点半，东京羽田机场。

航班是8点半，飞往北京的。几年前的话，我肯定觉得7点多到即可，日本的机场一般很有秩序，过关安检也顺利，没什么意外和变数。但由于近年来外国游客，尤其中国游客快速增加，机场明显比以前更加拥挤和有变数，我就有意或无意地早到。我觉得很值，他们不仅能拉动日本经济，我也很高兴看到那么多中国人到日本亲自感受真实的日本，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走到安检门口，日本服务员纷纷对中国游客劝说：“先生，车不能带进去了。”“先生，还有别的客人，不要在这里吃东西了，请往前走。”“女士，这些饮料不能带进去了，请扔在那里......”。我望着，中国游客们很顺从那些劝说，还很“礼貌”，毕竟，劝说的都是日本人，用的是他们听不懂的语言。

走到过关处，我开始排队，前面是一名中国中年男士。他始终看着右面，显得着急，向在右方20米左右的柜台填表的妻子大喊“你快点！你快点！”。先生应该是担心耽误时间。过了几分钟，他终于忍不住，离开队伍，往妻子那里去了。我一直看着。过了一阵，他一个人回来了。他既没有说话，也没有笑容，只是举着右手，又插在我前面了。我内心平静，没用汉语，用微笑回应了下他。过了1分钟左右，妻子带着似乎不太听话，自个玩儿的男孩儿回来，很自然地插在丈夫前面。

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一家人离日本出境，要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