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国，会和爸爸妈妈东家长西家短地聊天。聊的最多的，自然是那些过去同住糖厂宿舍的老邻居们：张家的女儿嫁了李家的郎啦；妈妈能歌善舞的同事娟姨获得了省交谊舞比赛的大奖啦；谁谁的儿子大发了当了大老板啦；谁谁的女儿又离婚啦；不时地，还会听爸爸妈妈提到哪个叔叔阿姨不幸去世了。可不，自从30年前爸爸调离了糖厂，我们就很少回去了。过去那些正当年的叔叔阿姨大多已年逾古稀，只是留在我记忆中的，依然是他们淳朴的壮年模样。岁月的无情，不能不让人感到无奈而悲凉。而这次回国最让我难过的，是得知了童年伙伴建平的不幸遭遇。

那时，可能是因为爸爸是厂领导，也因为我在学校一直担任大队长，经常主持会议或文艺演出（现在回想起来，我经常对自己当初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钦佩不已），所以在糖厂宿舍区，我也是个“孩子王”，后面跟着一大群叫我“倩姐姐”的小跟P虫。我经常带着他们在操场上疯跑：玩各种游戏，过家家，教他们唱歌跳舞，甚至，还自己排练歌舞节目。还别说，工厂开会的时候，我们还真的上台演出过呢，呵呵。

建平比我小一岁。那时的她，是个不惹人注目的“丑小鸭”，显得有点不合群，也不经常参加我们的嬉戏。我和她交往的增多，是在我们上初中以后。糖厂位于离市区10公里左右的郊区，我们上学就乘坐江南特有的那种小轮船，经常一起结伴上下学。她成绩不是很好，没考上高中，所以初中毕业后，在大家羡慕的眼光中，她到市区一家荧光灯厂工作了，经常要上夜班。荧光灯厂离我就读的高中学校不远，我应她的邀请去看过她几次，每次都被灯管里那刺鼻的荧光粉气味熏得眼泪鼻涕一把抓（现在回想起来，她后来的病很大程度上应该和她长期接触有毒气味有关，而那时的中国，基本上没有环保和劳动安全标准的概念）。

我上大学后，逐渐和过去的那些小姐妹们少了联系。不过有一年寒假，妈妈带我去糖厂在市区的宿舍看望以前亲如兄弟姐妹的老邻居们，也去了建平的家，她兴奋地跑出去买了好多水果和零食来招待我们。那是我这次回国之前的过去近20年时间里最后一次见她。后来每次寒暑假回家，我都会向爸爸妈妈打听过去小伙伴们的情况，得知建平结婚了，丈夫开出租车的，按妈妈的说法，“很帅气呢，比她漂亮多了”。他们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妈妈曾经在医院遇到过他们夫妻俩带着儿子去看病，很是幸福恩爱的样子。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样幸福平静的生活没过多久，儿子五岁的时候，她丈夫一次夜间出车时突遭歹毒杀害，抛下她们孤儿寡母。建平觉得世界一下子坍塌了，她真的想随着丈夫而去，可是看着怯生生地看着她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而哭的儿子，她知道，她无可选择，她没有死的权利。

十年过去了，她丈夫的案子至今未破。这十年建平是如何数着指头一天天一夜夜熬过来的，谁也无法想象。听妈妈说，她原来一直在一家物业公司上班，收入很低，有时本身也不富裕的婆家也会尽量资助一些，勉强维持他们娘儿俩的生活。物业公司同情她的遭遇，给了她一套公司管辖下的公寓的顶层阁楼供她们母子居住。她告诉她妈妈，她不再嫁人了，唯一的心愿是带大儿子，让他上大学有出息，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她妈妈经常在深夜听到女儿的啜泣声，做母亲的心如刀绞，却爱莫能助。

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偷偷地向这个不幸的女人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