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习李之争是近来海外媒体最津津乐道的话题，说得有鼻子有眼。这种政治八卦，只要到北京跑一圈，那些所谓的“内幕消息”，皇城根下的出租车司机们随便就能说出个百八十条来，而且保证更加生动可信。你要去当真，那是跟自己的智商过不去。

作为中国目前的一、二号人物，习李之间有没有分歧？答案是肯定的，毕竟是两个脑袋，人生经历、知识结构、思想抱负、行为习性都不相同，怎么可能会事事保持一致？但要得出这种分歧已演化为政争的结论，估计对国内状况稍有了解之人都不会这么说。至于习如何密谋让李十九大后靠边站，李又如何择机反击，甚至连两人的各种隐秘心理活动都能说的若有其事，这不是正经媒体的新闻报道，而是茶馆里说大书的。那些所谓“消息来源”总不会是习李肚子里的蛔虫吧？

不管习总是否有心，李在十九大时退居人大在体制方面是不可能的。习、李两人目前的位置是体制磨合的结果，这中间当然涉及各种势力的相互博弈，但是这种博弈结果已经在十八大得到了确立，并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

任何一种体制都有一种自我强化效应。体制的自我强化，强化的是什么？是权力分配，这是政治体制的核心内容，只要形成制度，它的运行就具有稳定性。中共建政六十年，经历大风大浪而不倒，这中间，中共体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党-国体制下，中共作为执政党，其内部体制必然外溢到国家体制，并深刻影响民众对政治人物的认受性，形成一种西方民主理论视角外的的“合法性”，从现代性价值的角度，这当然不是“普世”的，却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势。体制的外溢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一是政府的行为，如政策实施、行政管理等，另一方面就是中共和政府的言论，主要是舆论宣传。

当第五代代领导集体的权力分配在十八大上确立后，体制必然把这种权力分配的结果外溢至国家体制和民间社会，形成一种自我强化效应，来提高民众的接受度。 当民众认可这种权力分配结果时，反过来又对体制产生约束，形成一种体制内外的正反馈。

许多人把中国官媒对领导人的宣传嗤之以鼻，嘲笑这种举措的无知和可笑，殊不知这是体制的自我强化效应使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运行逻辑在起作用。十八大后官媒关于习李的公开报道，它既不表明习在如何集权，也不表明李在如何不甘寂寞，而是体制自然运行的结果。

中共体制发展至今，其代际交替已经在体制内外广受认可。不管出于自愿还是强制，中国民众早已普遍看到并接受的是，十八大解决的并不单单是前五年的权力分配，而是第五代整整十年的权力分配。看不到这一点，是对中国政局的无知。

观察中国政治，如果忽视中共体制的作用，而只是聚焦于某些政要个人之间的博弈，基本上是有眼如盲。中共政要之间的政治博弈肯定存在，但有一个前提，其必须在体制的约束下进行，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想绕过体制，远有高饶案，近有薄熙来。

有些海外媒体拿十五大时的李鹏退居人大作先例，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李鹏当年虽然转任人大，但是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权力分配状况并没有改变。朱上任总理，是其本身超强的经济管控能力为当时中共和国家所急需，是一种技术性的人事安排，并没有改变当时中共的权力分配格局，是体制的自我强化之举，因此最终也为民间社会所认可。

现在呢？按海外媒体的逻辑，李退居人大本身就是其权力边缘化的结果，这是对十八大权力分配结果的反向操作。连对目前中国的基本状况都弄不明白的海外人士都能看到这一点，身处国内的中国民众能看不出？因此，习如果要在十九大上把李赶至人大，其反弹声浪不单单来自李所代表的政治势力，更会引起民间社会的质疑，这种质疑，只会弱化民间社会对中共权力分配体制的认受性，相当于体制在自己反对自己。这个政治风险不是体制所能承受的，更不是习所能承担的。

除去体制的约束之外，习总是否真有废李另选的打算？这个问题，除了习本人之外，恐怕就不为外人所知了。从常理判断，十八大的人事并非由习一人决定，与其搭档的其他第五代集体是否如其所愿，确实是个疑问。但现实社会，最优选择往往只有在理想状态中才存在，现实的选择大都是次优甚至是次差的。中共体制当然有逐步改革的必要性，包括目前的权力分配方式，但这种改革是否导致自我崩溃式的破坏，其间的分野在于，它是不是基于现实可行性的，所谓“问题导向”。着眼于价值理念的例子也有，如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前苏联。

从习上台后的一系列表现来看，反腐整党治军，其个人的强势领导是一方面，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体制的共识。习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又深植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土壤中，不管其本身有怎样的抱负，对现实政治有怎样的不满，作为从基层一步步历练出来的最高当政者，不可能不懂这么个道理：历史上中国的治乱循环，无不始于体制的确立，而终于体制的崩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