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经典] 张五常: 读书, 思考与创作

目录

1. 读书的方法
2. 思考的方法
3. 创作的感受
4. 清楚的文章
5. 说服文章要怎样写才对
6. 博士论文是怎样写成的
7. 学习的态度
8. 对我影响最大的四本书


1. 读书的方法

       新年时节，送些甚么给学生呢？就送他们一些读书的方法吧。

　　首先声明，我要谈的是为知识而读书的方法，不是为考试而读书的方法。后者，香港的学生都是专家——猜题目、背课文之能，世间少有。但为知识而读书可以帮助考试，为考试而读书却未必可助知识的增长。知识是读书的目的（An End）；考试只是一个方法（A Means）。然而香港学生（或教育制度），却很显然地将这两样东西颠倒过来。

我可在四个大前提下给学生们建议一些实用的读书方法。若能习惯运用，不但可以减轻考试的压力，而对更重要的知识投资会是事半功倍的。

　　一、以理解代替记忆

　　很多人都知道明白了的课程比较容易记得。但理解其实并不是辅助记忆——理解是记忆的代替。强记理论不仅是很难记得准确：当需要应用时，强记的理论根本无济于事。明白了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含义，你会突然觉得你的记忆力如有神助。道理很简单，明白了的东西就不用死记。但理论的理解有不同的深度，也有不同的准确性。理解愈深愈准确，记忆就愈清楚，而应用起来就愈能得心应手。所以读书要贯通——理论上的不同重点的联带关系要明白；要彻底——概念或原则的演变要清楚。

　　要在这些方面有显著的进步易如反掌，而学生也不需多花时间。他只要能改三个坏习惯，一年内就会判若两人。

　　第一个坏习惯，就是上课时“狂”抄笔记。笔记是次要、甚至是可有可无的。这是因为抄笔记有一个无法补救的缺点——听讲时抄笔记分心太大！将不明白的东西抄下来，而忽略了要专心理解讲者的要点，是得不偿失。我肯定这是一般香港学生的坏习惯。例如好几次我故意将颇明显的错误写在黑板上，200多学生中竟无一人发觉，只知低着头忙将错误抄在笔记上。

笔记有两个用途。①将明白了的内容，笔记要点。但若觉得只记要点都引起分心，就应放弃笔记。明白了讲者的内容是决不会在几天之内忘记的。很多讲者的资料在书本上可以找到，而在书本上没有的可在课后补记。老师与书本的主要分别，就是前者是活的，后者是死的。上课主要是学习老师的思想推理方法。②在上课听不懂的，若见同学太多而不便发问，就可用笔记写下不明之处，于课后问老师或同学。换言之，用笔记记下不明白的要比记下已明白的重要。

　　第二个坏习惯，就是将课程内的每个课题分开读，而忽略了课题与课题之间的关系，理解就因此无法融会贯通。为了应付考试，学生将每一个课题分开读，强记，一见试题，不管问甚么，只要是似乎与某课题有关，就大“开水喉”，希望“撞”中——这是第二个坏习惯最明显的例子。

　　要改这个坏习惯，就要在读完某一个课题，或书中的某一章，或甚至章中可以独立的某一节之后，要花少许时间去细想节与节、章与章、或课题与课题之间的关系。能稍知这些必有的连带关系，理解的增长就一日千里。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学术的范围内，人类所知的根本不多。分割开来读，会觉得是多而难记；连贯起来，要知要记的就少得多了，任何学术都是从几个单元的基础互辅而成，然后带动千变万化的应用。学得愈精，所知的就愈基本。若忽略了课题之间的连贯性，就不得其门而入。

第三个坏习惯，主要是指大学生的，就是在选课的时候，只想选较容易的或讲课动听的老师。其实定了某一系之后，选课应以老师学问的渊博为准则，其他一切都不重要。跟一个高手学习，得其十之一、二，远胜跟一个平庸的学得十之八九。这是因为在任何一门学术里面所分开的各种科目，都是殊途同归。理解力的增长是要知其同，而不是要求其异。老师若不是有相当本领，就不能启发学生去找寻不同科目之间的通论。

　　二、兴趣是因思想的集中而燃烧起来的

　　我们都知道自己有兴趣的科目会读得较好。但兴趣可不是培养出来的。只有总想能在某科目上集中，才能产生兴趣。可以培养出来的是集中的能力。无论任何科目，无论这科目是跟你的兴趣相差多远，只要你能对之集中思想，兴趣即盎然而生。

　　对着书本几小时却心不在焉，远比不上几十分钟的全神贯注。认为不够时间读书的学生都是因为不够集中力。就算是读大学，每天课后能思想集中两三小时也已足够。要培养集中力也很简单。第一、分配时间——读书的时间不需多，但要连贯。明知会被打扰的时间就不应读书。第二、不打算读书的时间要尽量离开书本—— “饿书”可加强读书时的集中力。第三，读书时若觉得稍有勉强，就应索性不读而等待较有心情的时候——厌书是大忌。要记着，只要能集中，读书所需的时间是很少的。

　　将一只手表放在书桌上。先看手表，然后开始读书或做功课。若你发觉能常常在30分钟内完全不记得手表的存在，你的集中力已有小成。能于每次读书对都完全忘记外物1小时以上，你就不用担心你的集中力。

　　三、问比答重要

　　很多学生怕发问的原因，是怕老师或同学认为他问得太浅或太蠢，令人发笑。但学而不问，不是真正的学习。发问的第一个黄金定律就是要脸皮厚！就算是问题再浅，不明白的就要问；无论任何人，只要能给你答案，你都可以问。

　　从来没有问题是太浅的。正相反，在学术上有很多重要的发现都是由三几个浅之又浅的问题问出来的。学术上的进展往往是靠盲拳打死老师傅。很多作高深研究的学者之所以要教书，就是因为年轻学生能提出的浅问题，往往是一个知得太多的人所不能提出的。虽然没有问得太浅这回事，但愚蠢的问题却是不胜枚举。求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学甚么问题是愚蠢或是多余。若不发问，就很难学得其中奥妙。

　　老师因为学生多而不能在每一个学生身上花很多时间。认真的学生就应该在发问前先作准备工夫。这工夫是求学上的一个重要过程。孔子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分清楚“知”与“不知”，最容易就是做发问前的准备工夫。这准备工夫大致上有三个步骤——

　　第一、问题可分三类——A、“是甚么”（What），B、“怎样办”（How?），C、“为甚么”（why）。学生要先断定问题是那一类。A类问的是事实；B类问的是方法；C类问的是理论。问题一经断定是那一类，学生就应立刻知道自己的“不知”是在那方面的，因而可免却混淆。若要问的问题包括是多过一类的，就要将问题以类分开。这一分就可显出自己的“不知”所在。第二、要尽量去将问题加上特性。换言之，你要问的一点是愈尖愈好。第三、在问老师之前，学生要先问自己问题的答案是否可轻易地在书本上找到。若然，就不应花老师的时间。大致上，用以上的步骤发问题，答案是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的。若仍须问老师的话，你发问前的准备工作会使他觉得你是孺子可教。

　　四、书分三读——大意、细节、重点

　　学生坐下来对着书本，拿起尺，用颜色笔加底线及其他强调记号。读了一遍，行行都有记号，这是毁书，不是读书。书要分三读。

第一读是快读，读大意，但求知道所读的一章究竟是关于甚么问题。快读就是翻书，跳读；读字而不读全句，务求得到一个大概的印象。翻得惯了，速度可以快得惊人。读大意，快翻两三次的效果要比不快不慢的翻一次好。第二读是慢读，读细节，务求明白内容。在这第二读中，不明白的地方可用铅笔在页旁作问号，但其他底线或记号却不可用。第三读是选读，读重点。强调记号是要到这最后一关才加上去的，因为哪一点是重点要在细读后才能选出来。而需要先经两读的主要原因，就是若没有经过一快一慢，选重点很容易会选错了。

　　在大学里，选择书本阅读是极其重要的。好的书或文章应该重读又重读；平凡的一次快读便已足够。在研究院的一流学生，选读物的时间往往要读书的时间多。

　　虽然我在以上建议的读书方法是着重大学生，但绝大部分也适合中小学生学习。自小花一两年的时间去养成这些读书的习惯，你会发觉读书之乐，实难以为外人道。

2. 思考的方法（上）
据说熊彼德（J.A. Schumpeter）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理。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甚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甚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有一次，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各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谁是谁非毫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者“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的衡量。

　　有些人认为佛利民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尔及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

　　二、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

　　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 （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举一个例子。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佛利民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 （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

　　这是艾智仁（A.A.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甚么是货币？为甚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艾智仁问：“甚么是功用？甚么是量度？我们用甚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艾智仁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长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份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了，为甚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

　　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大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甚么？”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甚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甚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利益”的假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1984年3月20日

2. 思考的方法（中）
三、不要将预感抹杀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Hunch）抹煞了，以致甚么也想不到。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 是一门湛深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反拙。

　　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朴柏（K．Popp9r）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朴柏是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贡献，他却是藉藉无名的。

　　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Idea）或见解的根源。科学方法论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他们都胸有实学，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的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那些主张“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或“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

　　有一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是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海耶克及舒尔兹（T. Schultz），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这可见思想见解（Idea）是首要，逻辑次之。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就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在我所认识的学者中，善用预感的要首推高斯（R.H.Coase）。无论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特出的意见，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然后再慢慢地将预感从头分析。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有人提议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专利权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怎么会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将地分开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后农民就会在市场上竞争发售，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高斯在旁就立刻对我说：“你好像是对了。”三天之后，我再遇高斯时，他又说：“你好像是对了。”我问他我对了甚么？他说“麦的市价。”几个月后，在闲谈中，高斯旧事重提：“我认为在麦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对一个不是自己的预感而日夕反覆推断，确是名家风范，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另一个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 Kessel），是行内知名的预感奇才。在1974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几个月，能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嘉素有一条座右铭：“无论一个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它总要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他又强调：“若无半点见解在手，那你就甚么辩驳也赢不了。”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都缺少不了的——从那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甚么也不大清楚。在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那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是非试走一下不可的。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好的预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清楚，到后来就豁然贯通。 “没出息”的预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论之意。我曾经是加纳（R.Carnap）的学生，怎会轻视这些学问？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用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错了是可将预感抹煞了的。

　　四、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问题，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换言之，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在这方面，我认识的高手都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顿开

　　茅塞（Mental Block）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是每个人都常有的。浅而重要的发现，往往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但若将思想的角度稍为转变一下，可能今茅塞顿开。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湛深，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是难以看到浅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间工厂为了生产，对邻近的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历久以来，经济学者都建议政府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的生产，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这个老问题到了高斯的手上，他就将角度倒转了：“压制工厂生产，就等于邻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所损害，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那一方？”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近十多年来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Corporate Finance）。这门学问其中的一个创始人沙尔波（W.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首次在原理上断定了资产的市价。虽然这原理是有着明显的缺点，但对一个在当时是高手云集而不可解决的重要问题，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驰名遐迩。沙尔波的“破案”出发点，就是将一条当时众所周知的曲线倒转了来划。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

　　答案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信心。当然，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的考验的。

　　第三、角度有远近之分

　　在思考的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难的见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尽弃。但在大要上是对了的思想，细节的补充只是时间的问题——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往往无伤大雅。在这方面的思考困难，就是若完全不顾细节，我们会很难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细节，准确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重视细节——这是一般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人会久不久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

1984年3月23日

2. 思考的方法（下）
五、例子远胜符号

　　推理时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设，就算是推理。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辩论，算不上是认真的思考。有科学性的思考，用例子是远胜用符号的。

　　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严格来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画面是没有符号的，但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用大量的字来表达画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证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就大有用途，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却是要将抽象现实化。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因此较容易记；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

　　以善用数学而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如森穆逊（P.Samuelson）、阿罗（K.Arrow）、乌沙华（H.Uzawa）、史得格斯（J． Stiglitz）等人，都是以例子帮助思考的。以数学求证是得了大要之后的事。其他少用数学而善于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应手。有些学者只是用符号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发现的却是少见。中国人天份之高举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较弱了。这一点我实在不明白（可能佛学的例子过于抽象，造成不良影响；这问题要请岑逸飞代为解答）。以我之见，韩非子还算过得去，但孟子及孙中山所用的例子就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们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难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几个基本的法门，能否善用就要看个人的想像力了。现试将这些法门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简而贴切

以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通常的办法就是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的对比。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像力。在经济学历史上，简化例子最有本领的是李嘉图（D.Ricardo）——所以李嘉图的经济模型的广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项背。那就是说，例子简化得越利害，复杂的理论就越容易处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

　　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以严格的准则来衡量，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却是因事实简化而变为非真实——我们称后者为“实例”。

　　纯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为贴切，是可帮助推理的。但要有实际应用的理论，就必须有实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从假例子人手，其后再找实例辅助；实证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这一步。经验对思考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实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Novel）

　　众所周知的例子不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较新奇的例子会较容易触发新奇的思想。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后再用的就少了创见。工厂污染邻居的例子，庇古用时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启发力就减弱。高斯在同一问题上作分析，采用了牙医工具的声浪扰及邻居、大厦的阴影减少了隔邻泳池的阳光。这些比较新奇的例子，都启发了一点新的见解。

　　第四、要将例子一般化（Generalise）

　　这一点，中国人是特别弱的，事实不可以解释事实；太多理论就等于没有理论。将每个例子分开处理，理论及见解就变得复杂，各自成理。无意中变成了将事实解释事实。将多个不同的例子归纳为同类，加以一般化，是寻求一般性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

　　马克思走李嘉图的路，将资本跟土地及劳力在概念上分开。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缺乏一般性，使剩余价值无家可归。李嘉图自己从来不相信价值是单从劳力而来的；他想不通将不同资源一般化的方法，自知他的理论有困难。这困难要到费沙（I.F isher）才清楚地解决了。

　　在社会耗费的问题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类太多，以致他的理论模糊不清，前后不贯。这问题到了高斯手上，他就认为在社会上每个人无论做甚么对其他人都有影响；他于是就将所有对人有影响的行为归纳为产权的问题。

　　在另一个极端，过于一般性的理论，因为没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没有解释的功能。有实用的理论是必须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之故，例子既要归纳，也要分类。分类的方法就是要撇开细节，集中在重点上不同例子之间难以共存的地方。将一个例子分开来处理，我们也应该找寻跟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无法一般性化”的实例。若是有的活，在逻辑上这实例是无法用理论解释的——这就变成了科学以外的事。

　　第五、要试找反证的例子（Counter Example）

　　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证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证就要试找反证的例子了。史德拉（G.Stigler）、贝加（G.Becker）等高手，在辩论时就喜用反证。可靠的理论，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证例子的——但若反证的是实例，理论就被推翻了。

　　六、百思不解就要暂时搁置

　　人的脑子是有着难以捉摸的机能——连电脑也能想出来的脑子，其机能当然要比电脑复杂得多。拼命想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白费。将问题搁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得到的。我的价格管制文章写了3年。公司原理12年，玉器市场9年仍未开笔……，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来起码有百多年！不是言过其实，而是搁置着等时机成熟而已。贝加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高斯有几篇等了30多年的文章：他今年74岁了，等不到是经济学上的大损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跟其他专业一样，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无论问题看来是如何的深奥，好的答案往往会比想象中的浅的。

1984年3月27日

3. 创作的感受
不久前在上海，朋友给我介绍一位名为王安忆的小说作家，是女性。介绍的朋友一位是何平，写随笔甚有灵气；另一位是陈克艰，是搞学问、搞思想的。其他还有交通大学的人，可谓高朋满座矣！

　　我少看小说，听到王安忆的大名，很想认识，朋友就安排了午餐之会。小说有多类，王女士是写文艺小说的。“文艺作品在国内还有市场吗？”我好奇地问。 “还有。”她回应。在座的朋友都同意她的说法。我有点感慨。虽然在香港认识李碧华、董桥等人，但我的意识是文艺创作举世都在走下坡。

　　想了一阵，我问王女士：“每天你可以写多少字？”她响应道：“特别顺利的一天，可以写2000字。”我想，那是创作了。我自己在香港的《××日报》发表的《经济解释》，最顺利的一天也是写2000字，但那不算下笔前的思想准备时间。平均一天写不到1000字———大约写六七百字之间。另一方面，写随笔《南窗集》，文字产出时间大约快五倍。这个大差距是容易解释的：《经济解释》是创作，《南窗集》不是。

什么是创作呢？绝对不是刻意地创新，或刻意地与众不同。这些不知所谓的玩意是太容易了。我认为创作是有艺术性的思维表达。文艺小说与经济分析只有一点不同，前者的思维表达要讲感情，后者感情大可不用，但用上时要与理智的分析分得一清二楚。科学或经济学的文字，佼佼者总要有点艺术性。这“艺术性”不是指感情，而是指分析与结构上的美。文艺创作讲思维、讲结构，经济创作也是一样，只是前者要把感情融于思维之内，后者要分清楚，或把感情推开。

　　经济创作与文艺创作一样，作者的基础要千锤百炼，可受他人影响，但下笔时要独自思想，尽可能天马行空。这样，要写得完全没有新意就不可能了。新意这回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可强求。因为每个人的脑子不同，性格、感情、思维等也有别，只要在基础上站得住脚，他人怎样说只作考虑，然后自己摸索，有新意是自然的。加上有艺术性的结构，就是创作了。

除非天生是莫扎特，创作是非常痛苦的事，没有尝试过的人是不容易明白的。以经济分析为例，动笔前想了好些时日，到了某一点，自己突然感到有难以形容的意欲要动笔。

　　动笔前作者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思维，往往不能肯定分析的路向或结论，只是有意欲动笔。

　　我自己的经验，这意欲一来，动笔开始后通常是思维越写越清楚，而事前所想的与写出来的往往不同，有时甚至不类似。没有压不住的意欲而被迫下笔的，成功机会不大，要碰巧。

　　想了很久的问题，动笔前思想突然集中，开始食不知味了。一动笔，听不知音，睡不入梦。这样的生命不能持久，所以长篇大论之作，我要把思想集中分段来处理。例如目前写《经济解释》，每次集中写3期左右，之间写点书法或随笔文字，又或到内地讲几课。（今天晚上因为交易费用与选择定律举步维艰，我转写这篇随笔，把脑子松弛一下，过两天再试吧。）如此安排，《经济解释》写了85期还没有断稿，可谓奇迹。这本三卷的书我是预算错了的。我以为第三卷———《制度的选择》最易写，因为那是新制度经济学，是自己的专长。殊不知动笔后发觉最难写，可能因为我想了四十年，茫茫大海，想得有点不着边际。

　　还有一件苦事。那就是分析结构有艺术性的思维，琐碎的细节绝对不能马虎。看来微不足道，可以不拘小节，但这些忽略加起来，论著的整体就没有完成之感，自己失望，读者看得凌乱。我往往要在午夜爬起床来，这里加一句，那里改几个字。

　　有趣的问题，是创作艰苦如斯，为什么还有人这样做？世上不需要受苦而能创作的天才应该不多吧。是为了金钱的收入吗？有少许帮助，但以我来说，创作的成本远超金钱的收入。是因为朋友或前辈的欣赏吗？帮助多一点，但成本那么高，朋友不欣赏算了。是为了作品可以传世吗？也有帮助，但能不能传世作者自己不容易知道。是为了作者可以夸夸其谈，高傲一下吗？对我来说，这点过瘾是重要的，可惜高傲之情很短暂，不值得勒碑志之。

　　从经济学的定义看，人的行为是不会代价高于回报的。创作的代价那样高，而一般搞创作的人不是毕加索，一笔千金，为什么要搞创作呢？

　　外人怎样想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看法，是创作的过程虽然苦不堪言，但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只有创作才可以感受到。有点像年轻人谈恋爱的感受，但是苦恋。有点像在大海中挣扎的感受，但知道自己不会溺毙。有点像与高手对弈拼搏的感受，但对手是作者自己。有点像走千山万水的感受，但有可以看到迷人景色的希望。究竟能否看到这景色是一回事，希望却是更重要的另一回事了。

　　昔日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职，一位同事试行爬上邻近的大名雪山之峰，以前没有试过，是他的创举。爬了几天，竟然达到顶峰，勾留半小时，又爬下来。没有死，但回归后不似人形：瘦了十多磅，皮肤给阳光及雪光晒焦了，也给风吹裂了，伤痕累累。我问他：“事前没有想到这样高的代价吧？”答曰：“没有，真的没有。”我再问：“会不会再去尝试？”答曰：“不会，永远不会。”我又再问：“要是事前知道后果，会不会去尝试这第一次？”答曰：“不会。”最后我问：“那么你有点后悔吧？”他竟然说：“没有后悔，半点也没有。”加起来，逻辑是不通的。

　　我又想起海明威所说的一段故事。在非洲的一个很高的雪山顶上，当地的土人发现了一只死去了的黑豹。那豹子明知雪山顶上是没有食物的，为什么还要爬上去呢？

　　创作比我在西雅图的同事幸运一点，其历程的奇异感受足以令人一试再试，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可能像海明威所说的黑豹，只是死不了。

2002年7月17日

4. 清楚的文章
前些时发表《古文今用》一文，说自己的中文水平有所不逮，于是套用少小时背诵下来的古文、诗、词以补不足，救了我。臧老兄文仲读该文后，不同意古文救了我的观点，但又大赞我的文章了得。臧老兄认为，我的中文可读是因为我的英文也可读之故。天下为文之道，殊途同归，这点我当然没有异议。我也同意臧老兄的论断：一个通双语的人，不可能一语写得好而另一语却一无是处。

　　我收到好些记者及读者的来信或电话，希望我能细说一下为文之道，以及介绍一下我提及过的Elements of 那本小书。

　　说实话，我的文章没有什么了不起，而唯一感到欣慰的，就是可以写得清楚明白。这“清楚明白”的一技之长，在国际学术界也算是略有小名的。但我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天分——二十九岁之前，我喜欢卖弄文笔，文章写来九曲十三弯，使人读来有天旋地转之感。

　　是二十九岁某一天，我敬佩的老师艾智仁(Armen Alchian)召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对我说：“我们指(他和其他的老师)绝不怀疑你是可造之材，不过，你的文章不容易看得懂。为文之道只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要写得清楚明白。要记着，不管你的思想如何了得，文章不容易明白就不会有成功的机会。”

听后我想，艾老从来不召见学生，这次隆重其事地召见我，就只是说这几句话，秘笈无疑也。我当时又想，自己是中国人，二十多岁才开始认真地学英语，要成为一个英语文豪是不可能的了；不得已而求其次，单学写清楚明白的文字就算了。

　　决定了要做什么，就把心一横地去做，是我天生的个性吧。但要学写清楚明白的文章，可不是我事前所想像的那么简单。其中的一个困难，是要“戒除”自己历来为文的坏习惯。这些坏习惯倒非所我独有，虽然当年我有的可能特别多。于今回顾，我当时的坏习惯有下述五点。

　　其一是花拳绣腿，往往跳一下草裙舞。清楚明白的文章是要有话直说。从“花拳绣腿”改为“有话直说”，是困难的改进——即使到了今天，久不久我还是觉得自己有“花拳绣腿”之弊。

　　其二是喜欢用深字，比如几个有同样表达能力的字以供选择，我当年就喜欢选用较深的一个，以为(误以为)可以此而向读者表现一下自己是个读过书之人。自从决定写清楚的文章后，凡有字(或词)的选择，我就取其最浅的一个。

　　(话得说回来，有一些特别的文字——例如三次介绍弗里德曼——为了要加点学术气氛来过瘾一下，我就选用深字，花拳绣腿一番。这样做，听众或读者究竟明白与否——只要他们知道我是在大读弗老——则无伤大雅了。)

　　其三是用长句。清楚的文字要用短句。不仅句子要短，分段也要短。一句说完就用句号或分号；一个小小的论点，说完就要立刻分段。清楚的文字，是不能拖泥带水地写的。好些人像我当年那样，认为懂得用长句才算是文章高手。这是不对的。

　　其四是着重文法。我不是说文法不重要——更不是说英语的文法不重要——而是下笔写初稿时要置文法于度外。文法的对或错，是应该在有了初稿之后才修改的。

如果一下笔就重文法，分了心，“清楚”的问题就打了折扣。(是的，文法错了的文章有时也可能很清楚。即使在今天，我写英语文章的初稿，文法往往欠妥，而且错字连篇。自己时间不足，就乐得依美国的惯例，请他人代为改正。)

　　其五是以为读者可以明白。好些时，为了文字之美，我们会写些有欠清晰的、以为读者仔细阅读一下就会明白的文字。但我们却忽略了读者读文章不是下象棋，肯大费工夫研究你在说什么。行文之中，认为读者可能不明白的，就要修改、浅化。好些时，为了达意，宁可多用几个字，虽用得不大“美”，还是“化算”之举。

　　兹谨答覆读者问及Elements of  一书之优点如下：这本小书摆明车马，一、二、三、四……列出规例，英语怎样写可取，怎样写不可取，不作解释，没有哲理。例如，小书上说，一句之中，重要的字要放在句首或句尾，不要放在中间。此规其妙无穷也。类似的规则，小书中凡数十，记着即可。对于像我这种懒得研究文字而又想文字写得像样的人来说，它是没有捷径的为文之道中的“捷径”了。

5. 说服文章要怎样写才对
二十世纪英国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写过一本题为《说服文章》(Essays in Persuasion)的书，文笔好，读得明，但影响力却远不及他后来发表的《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后者我读不懂，但凯恩斯学派出自此书，对大政府的影响有口皆碑。作研究生时与一位教授谈起，他说凯氏的essays写得那么流畅，是文字高人，但《通论》大家读不懂，作者似乎不清楚自己要说什么。

清晰的文字比不上模糊的有影响力的例子，不限于凯恩斯。大名鼎鼎的海耶克，影响力不少，但海氏的分析力平平，好些时模糊不清。奇怪，海耶克的影响主要是在思想那方面，政策上的影响数不出什么来。费沙的思想与文字皆清楚绝伦，政策影响更是少见经传了。佛利民比海耶克清晰得多，但政策上的影响也是远不及思想上的。五十年前他提出的学券制，同样用公家钱资助教育，比公立学校优胜，白黑分明，佛老与支持者叫得力竭声嘶，但接受性到今天还近于零。思想影响与政策影响不同，而经济学者对政策有明显大影响的，古往今来只有马克思与凯恩斯，二者的思维皆不够清晰。影响思想比影响政策容易，因为前者没有压力团体的左右，奇怪是影响思想也不一定需要文字清晰。

　　提到这些，是说我不知道有说服力的文章应该怎样写。有说服力与有影响力差不多是同一回事。自己写文章，一抒己见，为的只是过瘾一下。从来不奢望会影响什么。我不傻，不会意图改造社会。问题是既然动笔写文章，有点影响是锦上添花，却之不恭也。我想，既然有读者，多的，不可能毫无影响力。我自己读他家之作，总受“影响”，胡说八道的也不例外。于是，自己动笔时总希望有点影响，可以“说服”一下。

　　还有两点要说。其一是我关心中国的青年。他们的际遇比我差，学而不得其法，读我的文章多多少少会替他们打通一点经脉。于是，自己怎样想就怎样写，读我的文章就跟着我的思路走，不可能不中计。其二是自己的一个幻想。中国的迅速经济增长二十五年了，是人类纪录，可以再来二十五年相当刺激也。不容易，机会不大，但想是可以这样想的。记得一九八九年在深圳举行的改革十年回顾，我公开祈求的是再来十年。今天得到了，有过之，贪得无厌，幻想着再来二十五年。于是用足心机，希望文章可以协助一下奇迹再出现。绝望之为愚妄，与希望相同——是罗曼罗兰说的。

　　不知说服文章要怎样写，但有自己的法门。简单的：说服文章要先说服作者自己。其它不管，管不着，也不知怎样管才对。这样看，说服文章——说服自己的文章——我知道怎样写，可以说一下。

　　首要是浅白清晰，不卖弄技巧，逻辑简单，有话直说。我认为不难，但友侪中清晰的分析文字不多见。我自己写解释性的文字，老是问：可不可以说得再浅白一点。认为不够浅白我会转换角度再说。有时以不同角度重复又重复地解释同一问题，得到同样的答案，可使自己坚信不移。说服了自己，同样地说服他人的机会应该上升。清晰有说服力，不被接受是因为与读者本身的利益有矛盾。模糊的文字也可以有影响力，因为模棱两可的言论可以随意阐释，又或者不知为知之，皇帝的新衣看到了。

　　其次是用例子重要，最好是有趣的实例。二十年前曾经写过，中国人聪明，但奇怪地不善于用例子。当时岑逸飞写了一系列文章为我解答这现象。孟子用例子不好，孙中山也不成。这些是聪明人，但例子却用得蠢。如果同学能找到岑逸飞当年写的响应(记得是在《信报》分七期刊登)，放到网上去让大家研讨一下也好。

　　还有其它的。我认为有说服力的文字要诚恳，要有善意。这两点有些人容易，有些人困难。不诚恳而又没有善意的文字，可能还有点说服力，但加上诚恳与善意，事半功倍。

　　这就带来我要说的另一个重点。只批评而不赞赏的文字，纵有天大本领，说服力不可能高到哪里去。你小看了我，怎还可以相信你说的话呢？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上，我的处理与好些朋友不同。批评中国的文字我写过不少，但永远笔下留情，不小看执政者的本领。不同意或反对，读者容易接受，但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就麻烦。说实话，如果我是大独裁者，以民生为己任，我没有把握比北京做得好。就是当我说某政策是蠢、蠢、蠢，字里行间毫无贬意。

　　认为是对的政策我通常立刻赞，有时大赞特赞。自己意想不到的正着，我会赞好几次。理由简单：赞得多，批评有重量，而这重量是说服力了。当年的师友是这样说服我写的文章要怎样修改的。

　　还有一点。你要说服人家，但自己不可能永远是对。分析上，逻辑可以不错，但事实如何，局限怎样，错的机会不少。知道不对而立刻认错，是易做而又可以提升自己说服力的行为。凡说皆错，凡错必认，是蠢才，不可能有说服力。但被认为是不蠢的人，凡错必认就占了先机。外人会想，这个不蠢的人曾经认错，他坚持己见要多考虑了。这也是说服力。

在我认识的师友中，凡是师级人马都有说服力，而其中最能说服我的是老师艾智仁。艾师不仅凡错必认，他根本不管一个思想或论点是谁的。任何有趣的问题他每次重新考虑，彷佛是小孩子第一次听到。当我对他说要借用他某思想时，他会说：我的所有思想都是借回来的。一个思想快如闪电的天才可以绝对客观地看问题，不多见。这种人最有说服力，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人不会因为观点是自己的而偏袒了。

　　在今天地球一体化的大时代中，作为主角的中国还没有明显的压力团体出现。既得利益多得很，但还看不到有明显的团体凝聚力。可能自我安慰，逻辑说，目前以中文写说服文章是比较容易有成效的。

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6. 博士论文是怎样写成的
一位在香港理工大学作研究生的同学，读到我最近在《壹周刊》发表的关于学术研究的文章，说他和一些同学很想知道关于写论文的事，陈辞恳切，希望我能在《壹周刊》作回应。既为人师表，这样的要求我是不能推却的。
先答该同学的一个问题：博士论文与硕士论文有什么分别？严格来说，没有分别。一篇好的硕士论文，胜于一篇平凡的博士论文；一篇博士劣作，硕士不如也。因此，一位大学研究生，若有进取心，是不应该考虑写硕士论文的。在美国，经济学硕士是不用写论文的。大致上，该硕士是个安慰奖。你攻读博士读了两三年，校方认为你拿博士没有希望，但又不好意思要你空手而去，就给你一个硕士。

　　在美国的名大学，如芝加哥大学，一位学生申请读硕士，是不会被考虑的。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申请者没有进取心，孺子不可教也。同学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校内的老师说博士与硕士论文的分别，是有或没有创见。错！英谚云：太阳之下没新事。另一方面，只要不是抄袭，是自己想出来的，要完全没有创见就不容易。

举一个例。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推翻了经济学二百年的观点，应该是有创见了吧。但我的老师艾智仁对我说：「你的佃农理论是传统的经济理论，半点创见也没有；但传统的佃农理论，却是因为不明白经济理论而搞错了。」这样，你说是我创新，还是历来分析佃农的学者创新？同学要注意的，是绝大部分的所谓创新观点都是废物，一文不值的。刻意去创新是犯了学术上的大忌。找到了一个自己认为需要解释的现象或问题，翻阅一些有关的论着，就放胆地自己去想，想时要完全不顾有没有新意--到最后，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在经济学行内我被认为很有新意，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很少阅读他人的论着。

六十年代初期，我大约下过三年苦功读书，昼夜不分地在图书馆内生活，但其后就与书隔离了。严格来说，我没有读书（或读他人的论着）起码三十年。我喜欢天马行空地自己去想——就是与同事研讨我也是不喜欢的。对我来说，独自思考是一种乐趣，因此，在学术上我从来没有与他人合作过一篇文章。要写博士论文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写经济论文，你对经济理论一定要有相当的掌握，因为问题一定要从一个理论基础去看。但这理论的操纵不需要很全面。经济学理论的全面操纵，花一生也不足够。你要全面有点认识，但在某一部分要知得很深入，掌握得很通透。

举一个例，高斯（R.H.Coase）对一般的经济理论知得很少，但在「成本」的概念上却超人几级。他所有的重要论着都是与「成本」有关的。我自己对一般经济理论的认识，比高斯多，但却比不上港大的任何一位同事。但像高斯那样，我有一技之长：在价格理论中，我对需求定律的认识自成一家，所以每次出招都是需求定律，虽然我很少提及「需求」这一辞。

　　任何世事，可以从很多个不同的角度看。高斯以「成本」看世界，我以「需求」看世界，但大家的结论十之八、九都是相同的。所以同学要写博士论文，或要在经济学上有点建树，对经济理论要简略地全面知道，但更重要的是要集中而深入地对某部分（或某小部分）操纵自如。

　　没有如上所说的理论基础，你本领再大也不容易写得出一篇可取的论文。这好比建造房子，你不懂得用工具，从何建起？天下的工具数之不尽，你不可能件件皆能。与其每件一知半解，倒不如选一两件自己可以控制自如的。

　　有了工具，其他的就要靠自己，也要碰碰运气。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那你就要到市场走走。你要像小孩子那样看世界，或学刘姥姥入大观园，尽可能天真地看。没有成见，不管他人怎样说，你会觉得世界无奇不有。任何一「奇」，都是博士论文的大好题目。试举一些例子吧。

　　为什么在有竞争的市场上，购物者会讨价还价？所有经济学课本都不容许这个现象——我自己为此想了三十多年，到去年才找到答案，但因为退休将至，不打算下笔了。为什么在九龙广东道的玉器市场，玉石的原件出售时不切开来，让买家看不清来猜测石内的玉质是怎样的？为此，一九七五年我坐在广东道的街旁卖玉，到七六年有了答案，但今天还没有写出来。

　　是的，科学上的学问，是因为不明白而要试作解释，对或错不重要，有没有文章发表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同学们若没有好奇心，就不应该在什么学位名衔上打主意。你要在名片上印上什么衔头，没有谁管得。（我自己是从来不用名片的。）找到了认为需要解释的现象，你就以自己所知的理谕作分析，有了大概的答案，就以假说（Hypothesis）的形式来处理，再到市场搜集证据，印证自己提出的假说是否被推翻了。这样，博士论文就是一级的。

　　达到如上所述，你还要做两件事，其一不重要其二重要。不重要的是要追查你的论文题目有谁作过类同的研究，补加些注脚，充充场面，好叫论文比较容易发表。重要的是到最后你要把自己的假说一般化，希望这假说能引用到不同的现象去。

　　这最后一点的或大或小，或成或败，就要靠点运气了。高斯因为研究电台的广播频率而成功地把问题一般化，成立了高斯定律，拿得诺贝尔奖！

1999.8.19

7. 学习的态度
前些时在这里发表《是非成败转头空》，结尾提到我肯定可以名垂千古的、清人孙髯翁写的昆明大观楼长联，读者欧阳湜传来几页关于该联的典故资料，其中不少好事之徒仿而效之，像填词那样以其它题材再写，虽然不伦不类，倒也不乏搞笑过瘾之作。令人反胃的倒是那些自命才子的几位「高人」，竟然替孙髯翁修改该联，思维尘下，俗不可耐，不知天高地厚。

一九五○年，十四岁，舒巷城向我推荐该联，听了两次背得出来，也体会到髯翁的功力高不可攀。此后半个多世纪，每次想到该联都击节赞赏，半个字不敢动，只是久不久想一下为什么孙前辈会在这里用上那个字。后来自己以中文动笔，这里那里套用或借用前辈一点文采，不知多少次了。

不少人说我高傲，是狂生，但我欣赏而又佩服的，动不动跪下来。不少人说我学得快，赫舒拉发及巴赛尔等人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学得那么快的人。我想，主要是我懂得欣赏，懂得衷心佩服，大开中门，容易接纳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信手拈来，占为己有，这里拿一些，那里取一点，混杂起来，乱搞一通，过了不久就搞出自己的风格，走出自己的路，只此而已。

另一方面，我这个人喜恶分明，不管何方神圣，不喜欢就不喜欢，不爱就不爱，漠不关心，一于少理。天下的学问说多其实不多，说少其实多到一个人学之不尽。这样，自己要这些，不要那些，自由自在，没有谁管得�簦�久而久之，成为自己的学问倒也洋洋大观，要胜我你要走过我的路，否则只看一眼就知道你还在山脚底了。

不久前一位读者来信，长篇大论，一方面大赞我的文章，另一方面教我怎样写，教我怎样改进。不能说该读者不知天高地厚，但他显然不明白，我的文章风格是上述的胡乱混杂搞出来的，其中学问说多不多，说少倒也多得离奇。那天到济南参观李清照的纪念馆，那个我恨不得占为己有的女人。不知在墙上读到些什么，我冲口而出：「啊，苏东坡死时李清照已经二十一岁，为什么她不嫁给苏东坡？」发神经，在旁的复旦韦森吓了一跳，竟然大赞我博学了得。这可能真的就是区区在下的学问：百鸟归巢，乱搞一通，融会贯通了，然后用想象力发一下神经。

写这篇文章，为的是要指导一下网上的青年。我的专栏传到网上去，回应大约是点击的千分之三，其中约一半（千分之一点五）破口大骂。说过了，我这个老人家早就炼得刀枪不入，一律无所谓。但我就是关心骂我的青年，因为他们的学习态度不对，不改过来，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在任何学问上有任何成就。没有证据他们智商低，更不能说他们火气不足，肯定的是他们的学习态度不对。一则不知天高地厚；二则想也不想就信口开河；三则以为人身攻击是天才杀手；四则认为骂教授自己就在教授之上；五则完全不讲逻辑，不讲道理。是极端无聊的玩意，而这样搞学问，一万年也不可能有寸进。

一个学子要成为学问大师不容易，要讲点天赋，而更重要的是讲际遇了。但搞学问不需要是为了成为大师才搞。书中不一定有颜如玉，更不一定有黄金屋。然而，学问本身，或多或少是一种享受，没有认真地尝试过不可能体会到。需要天赋吗？要一小点，不多，一般凡夫俗子应该有。问题是如果不认真地尝试一下，你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天赋究竟有多高。不需要是爱因斯坦，而算得上学问有大成的没有几个是天才。我提拔过的、当年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的学子，约两掌之数，都有成。其中一位在美国升到正教授，一位是国际大师了。智商吗？不怎么样：下象棋，每个我可以闭目让双马。

搞学问，智商不是那么重要。我自己拜服的高斯，没有谁说他智商超凡。人与人之间各各不同，高斯的过人之处，是知道自己与众不同，于是自我发挥，杀出重围，卓然成家，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学问人物了。没有谁不同意佛利民、森穆逊、阿罗等大师的智商超人几级，得享大名众望所归，但将来的经济思想史不一定会把他们放在高斯之上。

很多人，数之不尽的，智商平平搞出可观学问。当然，愚蠢的不可能成为一个史密斯，或一个达尔文，或一个牛顿。何必斤斤计较呢？为了兴趣，为了享受，尝试搞学问，不需要讲颜如玉或黄金屋，也不用管什么一家之言，足以传世的。学问本身是一种享受，回报足够，而除非天生白痴，达到足以享受的层面任何人都可以，应该尝试，认真一下，有惊喜的收获不困难。说书中没有颜如玉，也没有黄金屋，不对。不一定有，但有了学问，多多少少有点颜如玉或黄金屋的甜头。尤其是神州大地发展得如火如荼的今天，不仅知识资产卖得起钱，就是多识几个英文字，其回报率之高远超买股票的。曾经遇到几位力争上游的国内青年，坚持要用英语跟我对话。不是要在我面前表演，只是知道我懂英语，趁机会练习一番。

说来说去，尝试学问，或争取知识，起点是要有可取的学习态度。这态度的基本性质，是大开中门，吸纳。这是林则徐说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了。跟着的处理，是要懂得吸纳些什么。很不幸，这方面有高人指导，事半功倍，而这种指导今天的中国远不及西方。这就带来客观衡量的重要性。找不到高人指点迷津，自己客观地考虑，有不少机会找到好去处。

品味究竟算不算是天赋很难说。无师自通地搜索不容易，比不上有高人指引，但通常比学而无术、教而无方的老师好。自己搜索，自己取舍，成败得失要讲品味。这是一种与智商扯不上关系的天赋，又或者不是天赋，而是受到家庭或朋友的影响。品味重要。不少人拿得什么名校博士，品味奇差，不可能搞出大学问；有些人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品味好，只这一点，吸纳吸纳，尝试学问早晚有可观之处。

8. 对我影响最大的四本书
　　我认为集中思考时最好不读书，这是我的治学方法

　　朋友要求我选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三至十本书，品评一下。是明知故犯的要求：我三十多年没有读书了。不读，不是懒得读，更不是没有书值得读，而是刻意不读。

我认为一个人有读书的时候，有思考的时候，而集中思考时最好不读书。这是我的治学方法。

然而，六十年代我读过很多书，好些日子住在图书馆里。读得杂，读得博，也读得深入，数之不尽的。作研究生时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老师艾智仁与赫舒拉发。他们写书，有名著，但我没有读过。当时读得天昏地暗，只是不读老师的书。理由充分：我是他俩的入室弟子，怎会不懂得师傅的真功夫？没有听过少林寺的大弟子拿著方丈大师所著的拳经剑谱翻阅的。要不然不读，要读就替师傅写出来才读。

当年遍读群书，废物甚多，精品也不少。今天回顾，对我影响最大的有四本可以相提并论。让我说说这四本书吧。

（一）史密斯的《原富》，又译《国富论》（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以搞大学问而言，我读过的书以此为首。洋洋千页，作者文字顶级，流畅古雅，幽默生动，才气纵横。不容易想像有人可以写出那样博大湛深的书，真的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我不认为作者是个智商很高的人，但有大智大慧。智商高是雕虫小技，作品再精彩也不容易传世，但大智慧是另一回事了。m原富》出版了二百二十七年，我们今天还值得读之再三。是一本包罗万有的书：以经济分析为主，此书涉及政治、制度、教育、宗教、历史、哲学等，皆有见地。作者对历史与世事知得非常多，而观察力之强是我平生仅见。将包罗万有的世事综合起来，加上智慧的判断与阐释，创立了今天大致上还存在的理论架构，写得浑然一体，而这竟然是西方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可谓奇迹。

《原富》是欧洲工业革命搞得如火如荼、美国民主独立大争议的一个大时代转变的产品。作者未进军经济学之前已经是苏格兰的一位家喻户晓的教授，以心不在焉的品性大受欢迎。四十岁出头得到贵人授予足以舒适生活的退休金；花了十二年写成《原富》。大智大慧，作者以进化论的思维来阐释自利行为对社会的贡献与制度的转变，影响了达尔文及整个欧洲的思想发展。

　　伟大的论著就有这样的便宜：作者引用的史实有错漏，价值的理念拿不准，争取私利所需的边际分析是作者死後才有的，但因为是《原富》，这些不足之处微不足道。

我是从《原富》学得什麽才是大学问，为了多知世事在街头巷尾跑了数十年，下笔为文从来不发明术语，文字但求古雅清楚，而不自量力，为了要与《原富》较量一下我写了书分三卷的《经济解释》。


（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90）

　　作者是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经济理论家，此书是铁证。作者的其他论著皆不足道。经济学生今天熟知的需求弹性、长线短线、吉芬物品等等，都是此公发明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虽然有数学家的本钱，却重视经济内容，把所有方程式放在注脚与附录里。这巨著有非常完整的理论架构，分析层次分明。今天懂经济学人提到马歇尔传统（Marshalliantradition），是指有架构有内容的经济学。虽然马氏热衷於改进社会，他把解释行为作为大前提。作者对事实不能以事实解释的坚持，後来成为维也纳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伟大如马歇尔，其巨著是有缺点的。吉芬物品的存在误导了後人，而在书中此物品与其他部分的分析有矛盾。长线与短线的处理，避去了重要的交易费用，也误导。均衡、成本、盈利、资本、上头成本等理念，都拿不准，而理论架构的设计虽是前无古人，但□角过於分明，不能浑然一体。重要的是，没有谁细读马氏的巨著之後会不懂经济学。

我是个正统的马歇尔传统的人，自己在理论上的贡献主要是修改与补充马歇尔。这工作我做了数十年，他对我的影响可谓大矣！


（三）费雪的《利息理论》（Irving Fisher, The Theory of Interest, 1930）。

　　以历史时间算，作者是第二位伟大经济理论家。马歇尔的传统起自史密斯（一七七六），经过李嘉图（一八一七）、米尔（一八四八）等天才的发展，到马歇尔（一八九○）而达大成。这是英国传统，很一贯。

　　美国耶鲁大学的费沙走的是另一条路——欧洲大陆的奥国经济学派的路——到费沙而达大成。

　　费沙绝对是个天才，多产，作品无数，尽皆精彩，其中最重要的是《利息理论》。这本书文字清晰，逻辑井然，而对我影响最大是一、理论简单但有深的层面，二、概念一般化到尽头，很有说服力。资本、收入、利息、投资等概念，到费沙而成绝响。这本巨著有沙石。是我之幸，老师赫舒拉发是当代的费沙阐释第一把手，在我不厌其烦的质疑下，这些沙石都清除了，使我後来顺利地写成《经济解释》卷二的第一章。

是的，伟大如马歇尔，资本的理念有大问题，因而在成本、租值等概念上也有问题。当年我是搞通了费沙再回头搞马歇尔的。

（四）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Milton Friedman, PriceTheory ,1962）

　　这是本奇怪的书，不是巨著，是佛利民的学生的笔记，经过佛老整理後在一九六二出版的。六一年我先读「非法」的笔记，六二再读整理「合法」版，前前後後读了十多遍。

　　这本书是纯马歇尔传统经过芝加哥的蹂躏，骤眼一看面目全非，其实是为了解释现象而把马氏的理念改进，把重点再定位置。要知马氏虽然高举解释世事为经济学的重点，但他对市场现象知得不多，马虎，没有真的做过验证工夫。後来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学派，其实就是马歇尔加上事实验证。

理论归理论，验证归验证。非常美观的理论，引用於验证时可能缚手缚脚，不管用。佛老的《价格理论》是向「管用」那方面走了一大步。他把奈特的盈利界定出局，把马歇尔的租值重新定位，把成本与竞争的关系搞清楚，也把吉芬物品放进废物箱去。是的，在认识佛老之前，我从他这本书学得怎样拿重点，学得怎样转换角度看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开始体会到经济解释是怎样的一回事。实不相瞒，我的实践学术生涯是从不再读书的三十多年前开始的。到处看世界要靠自己的观察才作得准，避书有利。为了推出假说作验证，要修改前贤的概念，简化他们的理论，避书也有利。天下的学问五花八门，乱七八糟，要占为己有，像选女人一样，不是佳人是不值得谈恋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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