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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6日，阆中市人民法院在阆中市江南镇公开宣判了一起讨薪案。8名讨薪工人分别被判处6—8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其中两名宣告缓刑。在这起案件中，工人被判刑的原因是妨害公务。2015年8月29日，100多名工人聚集在阆中市学府花园项目部索要拖欠的工资，但是没有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而后工人前往阆中著名景区南津关古镇，并堵住景区大门，希望以此方式向政府施压，索要工资。警察赶到现场后，工人与警察发生了冲突。阆中市公安局立即调动警力，并将讨薪工人中的曹某、董某、欧某三人抓获。随后，检察机关以妨害公务罪对其提起公诉。　　

　　公审当天，工人被从阆中看守所押送到阆中市人民政府江南街道办广场，8名被法警们架着的工人沿途任凭拍照。

　　公审现场阆中各村的村民代表

　　此次公审讨薪工人的新闻被曝光后，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绝大多数网友对阆中人民法院公审讨薪工人的做法感到了愤怒。在这个特别讲究保护个人隐私的时代，四川阆中居然对讨薪的农民工进行了公开审判。而更让人震惊的是，为什么接受公审的不是欠薪的开发商而是讨薪的工人?到判刑为止工人到底有没有拿到应得的工资?这些问题，阆中法院都没有回答。

　　　 2014年12月讨薪被警察打死的女工周秀云　　

没有恶意欠薪，哪来恶意讨薪？

　　在阆中这起讨薪被公审事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字眼是“恶意讨薪”。这不是一个新鲜词儿，2015年年末，银川公交车纵火案发生前，被拖欠工资的马永平也曾被冠以“恶意讨薪”的罪名。2015年12月7号，马永平身泼汽油，爬到信号塔上讨薪。在宁夏媒体的报道中，马永平登塔事件被称为“恶意讨薪”，从塔上下来后，马永平被拘留了十天。工人日报也曾发文将拉横幅、爬塔吊等五种行为定性为恶意讨薪。

　　但欠薪和讨薪有着明确的因果关系，有欠薪才有讨薪。相比恶意讨薪，更需要解决的是欠薪问题。解决了欠薪，恶意讨薪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为了打击欠薪行为，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纳入刑法，明确规定欠薪逃匿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可入刑。对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最高处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对恶意欠薪行为最为严厉的法律刑罚。2015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四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查处衔接工作的通知》，其中有“关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完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制度，加大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可是，恶意欠薪入刑这个“重拳”打出之后，实际的司法情况与立法预期相去甚远。信息时报报道，2012年，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办理拖欠工资案件21.8万件。自恶意欠薪罪生效以来，在全国范围内仅有120名犯罪分子被依法判刑。工人日报报道，2013年各地移送司法的890件恶意欠薪案件中，截至2014年1月15日，各地法院审结仅53件。2013年，山西日报自问 “恶意欠薪时有发生，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写入刑法也近两年，但用法律讨回公道的案例在我省仅有一起。原因何在?”

　　公开审判以后，谁还敢讨薪！

　　阆中人民法院在审判中指出要理性维权，不能采取堵路、堵桥、冲击党政机关的过激行为，或者以妨碍公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是工人为什么会被欠薪?如果他们能够通过正常渠道解决欠薪问题，又怎么会采取“堵路”等过激的行为。阆中既然要依法办事，为什么只去追究“过激”讨薪的农民工，而不去惩罚甚至刑责欠薪的开发商和不作为的有关部门。另外，如果地方政府认为公审可以增强工人对法律的信心，有利于解决讨薪问题。那么公审欠薪者所造成的影响力，相比于公审讨薪者，不是更能消灭违法讨薪的土壤吗?如果当地政府能够拿出惩罚讨薪民工的手段治理欠薪问题，谁还敢拖欠农民工工资?所以说，治理欠薪，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值得注意的是，在阆中，有一些工程因为当地政府规划不当而造成烂尾，欠薪现象并不少见。但经过此次“公判大会”之后，肯定能够让那些生活艰难、“不安分”的农民工闻风丧胆了，也许这就是当地政府组织此次公审的初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