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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前总理陆克文会说中文，但并不亲中，对中国还相当警惕。2012年他在《澳洲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面对中国崛起，西方缺乏准备》，文中有句警语：“很快我们就会来到一个历史时刻：自从乔治三世以来的第一次，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英王乔治三世于1760年登基，1820年去世。自那时的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就占据了世界的统治地位。陆克文的警语让人想起当年李鸿章的话：“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要清王朝警惕来自西方的前所未有的威胁。

陆克文挺谨慎，避免冒犯中国。但他的意思很清楚：数百年来西方世界高高在上的地位将第一次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说白了，就是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他的文章中还说：“这个亚洲巨人将如何伸展新生的肌肉，与我们（西方）息息相关。”“中国将接受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和秩序，还是试图改变它？不仅对亚洲，对全世界而言，这都是21世纪前半期的核心问题。”

陆克文并没有断言崛起的中国一定会伤害西方，因为中国将来如何行事依然难以预测。他提出了一个中国的“未来之谜”。

不少人认为中国不会危及西方，理由则各有不同：

有人接受了中国官方“和平崛起”的说法——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扩张侵略。但是，今日之中国根本不同于几千年来的“旧中国”，也非常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这样一个“超新中国”将走向何方，连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真知道，很大程度上仍在“摸着石头过河”呢。

另外有些预言家干脆否定了中国崛起，认为中国就要大崩溃了，根本不足惧；中国面临着五大、八大或十大危机，中国神话就要结束了。但预言家们仍然绕不过一个中国的“过去之谜”。早就有过无数次中国大崩溃的预言，但通通落空。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就再次发布类似的预言能有多大分量？喊了一百遍“狼来了”，狼却没来。凭什么让人相信这一次真会来呢？

陆克文的警语其实也含有一个中国的“过去之谜”：为什么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当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外各路人士纷纷为中国的发展献“设计图”。各种建议虽有不同，但基本都离不开“西方道路”：少不了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化。现代的市场经济离不开民主的政治制度，这被一些人看作“定律”。可三十多年来，中国偏偏打破了定律，走了与西方明显不同的另一条路，竟然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里令人震惊的，不只是中国的经济成就，更在于打破了“定律”：偏离西方道路也能成功，这才是更令人目眩的一面，特别让西方世界难以置信，也难以接受。所谓“中国威胁”，显然不限于武力侵犯，在“西方模式”之外的中国崛起会威胁西方的根本价值。

有人强调，中国的经济成就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四小龙”成功故事的放大版。所谓中国奇迹完全可以用“常规理由”解释：一是巨量的廉价劳动力，二是过度开发资源和牺牲环境。这样取得的高速发展不可持续。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耗尽，还有资源的滥用和环境的恶化达到了极限，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就会结束。中国经济近几年的增长率持续下降，目前已是艰难保七（7%的增速）。这就是转折点，中国经济即便不陷入危机和衰退，从此也就“一般般”了。

不过，这样的说法恐怕不对。首先，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远离“西方道路”。他们有相对健全的法制，也逐渐走向了民主，其市场经济与西方完全接轨。而中国则根本拒绝民主，在发展中充满了“非西方”的专制手段，政府干预主导了经济运行，经济市场化程度远低于当年的四小龙。这本来是西方认定的“死路”，如今却被一些大陆学者宣称为中国成功的“秘诀”。

再者，中国经济成就之巨大也超出了常规，以“常规理由”难以解释。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绝不止中国，还有印度、越南、印尼和一些非洲国家，如果他们也不惜过度开发资源，不惜环境恶化，就能取得和中国一样的经济成就么？没几个经济学家相信。其实，如今印度的环境状况也不比中国好，几个大城市的空气质量比北京还差。印度的发展也很快，可中国却超过印度一大截（至少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中国还大大地超越了自己。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劳动力也是又多又廉价，对资源的开发也如饥似渴，对环境的破坏也一样的不管不顾。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发展势头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原来的“短缺经济”一变而成商品太多，堆满了中国，泛滥到全世界。当年为了武汉和南京两座长江大桥就“骄傲”个没完，如今没几个人知道长江上到底有多少大桥，三十？四十？五十？管它呢，早就是小菜一碟了。再看中国的高铁，不久前才听说建起了第一条，可没几年就一万多公里，世界第一了，如今在建什么四纵四横的全国高铁网，还撸胳膊挽袖子急着给全世界建高铁。没人怀疑，中国真有了这份能力。可这是哪儿来的呢？简直像气吹的一样。

当然，政府投资过大和过度盲目的基建，造成了巨大浪费和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但无论这是好事、坏事，也不能取消那个谜：中国是怎么在“后三十年”里奇迹般地达到了如此的经济规模和能力？即使中国经济明天就衰退，从此一般般了，这个“过去之谜”仍在那里。

以“常规理由”，包括廉价劳动力、滥用资源、不顾环境，解释不了“中国之谜”。相反，还可以找出100个“常规理由”来说，中国根本不应该有如此的经济成就。

不是说专制国家的官僚机构效率低下，会严重拖累经济么？在中国，审批个项目要盖一百多个公章，这样的事情直到今天还在发生，这和中国的经济成就多么不匹配！

尤其是，缺少了权力制衡，专制者独断专行，必然会犯大错，重创经济，这本是常理。比如，“前三十年”就有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大灾难，都是由统治者的错误决断导致。可为什么在“后三十年”里，类似的灾难没有发生呢？不仅如此，三十多年来，中国连一次像样的经济衰退都没有，而发达国家却经历了数次经济衰退，这又是为什么？

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在中国是千真万确，至少许多老百姓认为几乎已是“无官不贪”。在如此贪腐的官僚体系控制下，竟能出现一个超高速发展的经济，这是什么逻辑？大量的国家资产被侵吞，还有大量财产被贪官们转移到国外，可中国经济不见“失血而亡”，甚至不见“失血而弱”，这是什么道理？

教科书上说，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0.4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就超过了，有学者估计已经是0.5甚至0.6，中国官方干脆不再统计基尼系数了。中国也确实出现了大量的“群体事件”，但远没有达到社会动荡影响经济发展的地步，为什么？

在世界各国经济竞争力的排名表上，中国仅排在二三十名，就是说，竞争力并不强。看看相关指标，像劳动生产率、单位GDP能耗之类的，确实不怎么样，更不必说市场经济必需的健全法制了。但竞争力不强的经济却生产出竞争力非常强的中国商品，这几十年还发展得比谁都快，这该怎么解释？

中国不仅竞争力不强，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还非常糟。比如郎咸平就一再说，中国落入了西方的“产业链阴谋”陷阱。他举例，一个中国生产的“芭比娃娃”在美国商店里卖10美元，而中国的出厂价仅为1美元，其中还包括65美分的成本。中国厂家仅拿到35美分，那9美元的大头分布在西方跨国公司把持的其他环节。如果分析在中国工厂里组装的苹果手机，情况也大致如此。郎教授是说，在整个国际产业链中，中国只占有利润最薄的生产制造环节，而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还承受了资源消耗、环境破坏、剥削劳工的“额外损失”。郎教授说的不假，早就有人说了，“出口两亿件服装才换回一架波音飞机”。可是，这反而让谜团更大了：就凭那么点“蝇头小利”，中国怎么就积攒起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经济还能高速发展？而拿走绝大部分利益的发达国家却时不时地衰退一下，反倒挺不好过，这是咋回事？

中国的问题还有好多呢：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政府投资，房地产泡沫世界最大，多地出现“鬼城”，滥发货币世界第一，地方债高速膨胀，国家养老金严重不足，人口老龄化快速到来，等等等等，问题成堆，困难重重。但是，问题越多越严重，中国之谜也就越大，越让人谜惑不解：中国为什么还不崩溃？

有些预言中国崩溃的人是挺严肃的学者，不是因为不喜欢中国而表达愿望，而是依据事实作推论。他们预言中国崩溃的逻辑是：过去在别国发生的也会在中国重复，如果相同的条件也在中国出现。于是，看到中国的严重问题，一些经济和社会指标超过了“红线”，就判断中国不行了，要崩溃。也许，说他们的预言落空还太早，没准中国真会崩溃，明天？明年？五年后？十年后？这里先不管将来，喊了好多回中国崩溃，到现在没崩溃，反而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就已经是一个大谜了。

预言家们的失误，恐怕在于忽略了中国的特殊性。一说中国特殊，有人就要发火。且慢，这里说中国特殊，决不是为中国的专制找借口，更不是排斥普世价值。其实，每个国家都有与众不同之处，都特殊。但是，中国的特殊之处非常有利于经济增长。不信？请耐心往下看。

（2）政治优势？

为什么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一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宣称，首要因素是政治制度的优势。如果这是真的，对西方世界有些不妙。

就在二十多年前，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西方世界胜利空前，环视天下已无敌手。最自信的西方学者说，历史结束了，因为已经看到了结局：“万川归海”，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国家和民族，或已经、或正在、或将要走上西方的发展道路。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念将要统一了，统一在西方模式下。全球化看来就是“全球西方化”。

第一个挑战西方自信的是911。尽管造成了巨大伤害，但在战略层面，能量有限的恐怖分子对于西方世界仍是蚍蜉撼树，不足惧。

然而，一直放低身段、韬光养晦的中国，突然站了起来。西方这才发现：在原以为走不通的路上，中国已经走出了很远，已经自信到不再“光做不说”，而打出了“中国道路”的大旗。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仍然保持着某种专制制度的国家，特别被中国道路吸引。

不同的国家之间、政治制度之间、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最终都要归结到经济竞争。如果中国成为经济竞争的胜者，对于“西方道路”意味着什么？西方不能不忧虑。

也许不必忧虑。中国的经济已经困难重重，也许真要崩溃了。也许不崩溃，但是大减速，成不了最终的胜者。也许中国不得不改革再改革，最终归并到“西方道路”里来。看上去，中国道路原本也不是180度的背道而驰，也许只是“抄了一段近路”而已。

可是，说到中国的未来总离不开“也许”，因为未来的中国是个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猜不准的大谜。这里不想猜谜，而是看一看中国的“过去之谜”，为什么能在被认为无路可行的方向上走出那么远，还那么快。若能解开这个谜，多少也能看出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过去之谜可以分解为许多小一些的题目。其中之一就是：对于经济发展，中国的专制制度比较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否更具优势？

此处的重点不是“道德评判”，也没必要，因为早有定论。比如，中国的一些巨型工程动不动就搬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造成了巨大痛苦。很多搬迁者并不情愿，只是无奈服从。他们面对的不仅有各种手段的“动员”，甚至有暴力拆迁。中国近年来大部分的上访和“群体事件”，都和强迫拆迁有关。但是另一方面，中国能够拆迁百万人口，西方国家却做不到。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建设中，相对西方有更多的“行动自由”，这确实可以算作一种优势。此处道德层面的高下是明摆着的，暂且放到一边，只看中国专制体制在经济方面是否有优势。

中国政府有“超常规行事”的能力，说白了就是可以“违法行事”、“违宪行事”。比如说，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国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改革成功经验，但凭什么圈起一片地，里面就实行不同的法规？就得到其他地区没有的资金补贴和政策优惠？还有，宪法说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你怎么就一步一步发展起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违法违宪的事在西方根本行不通，而在中国，只要权力核心的几个人、几十个人作了决定就能干。没有什么法律壁垒，没有议会之类的“权力制约”。

超常规行事的能力，显然与中国经济上的成就相关。笼统地说，整个改革开放都得益于超常规行事。邓小平一个“不争论”就把反对派推到了一边，“先干起来再说”。如果必须先扫清法律和宪法的“障碍”，一切都名正言顺了再行动，中国的经济改革还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

往细处说则有无数实例。比如当年国有企业脱困的招数之一是发股上市，拿老百姓手里的钱给国企“输血”。但许多国企亏损累累，银行也坏帐很多，根本不合上市条件，怎么办？结果来了个“剥离坏账”、“剥离亏损”，国家把坏账和亏损兜起来，于是那些国企光鲜上市了，滚滚金钱流进，解了困，度过了难关。这样的事，在西方国家可能么？

还有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很“超常规”。当全国还普遍贫穷时，政府就能长远布局，开展基建大项目，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还把一个小村庄神速地建成现代化大城市（深圳），这对其他地区显然太不公平，在西方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要裤子，也要原子”的事在西方行不通。西方国家的当权者只能决定自己“要不要裤子”，无权干涉老百姓的“裤子”，但中国的当权者却可以把老百姓的“裤子钱”集中起来办大事。

有读者早就憋不住了：什么“超常规行事”？不就是独断专权、无法无天么？毛泽东当年不就“超常规”地发动了文革，搞了大跃进？确实如此。暂且不谈这个，还接着看专制体制是否有经济优势。

在专制体制下，为了经济发展，可以牺牲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人。除了前面提到的大工程使成千上万人被迫搬迁，还有许多实例。比如国企改制取得了活力，但下岗职工被牺牲了。农民工的各种福利、社会保障、甚至健康和生命被牺牲，换来了许多企业的利润和竞争力。更有各地普遍牺牲环境取得快速发展。这些在西方国家都行不通，凭什么要一部分人“牺牲”呀？一打官司，政府准输。新闻里有：在西方国家，想建个垃圾场，建个机场（有噪音），建个监狱，却找不到地方。居民和地方政府不同意，上级政府就没辙。

还有：专制体制可以快速决策，快速反应。相比之下，民主国家的决策有时很拖拉。比如在澳洲，修高速铁路的事至少十几年前就开始讨论了，经济学家、环保组织、各级政府讨论来讨论去，到现在也定不下来。中国这边却说干就干，已经一万多公里，又在打造全国高铁网了。

有人会说，你怎么不说慢的呀？审批个项目到处跑，要盖一百多个公章的事，中国也不少啊。再说，几个人脑袋一热就作决断，也许快了，但违背经济规律和科学规律的可能性大增，很可能犯大错。确实如此，也暂且压下，接着看。

专制下的中国政局相当稳定。而且最高权力核心持续的时间长，有利于进行经济的长远规划和布局。西方一些国家政府的轮换过于频繁，不利于作长远规划。尤其西方的政党为了上台，会竞相作出各种许诺，过多地增加眼前的社会福利，以致限制了更长远的发展。

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非常大。负面作用当然不小，但也有正面作用，比如以“国家信用”为银行和国企担保，以致他们的融资成本非常低，也极少发生银行倒闭和挤兑的事件。

也许还可以列出更多的“优势”。不过，几乎所有这些“优势”都可以打上一个大问号。因为它们有利于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双向的可能性，双刃剑。比如，“超常规行事”可以行损害经济之事，“牺牲一部分人”可以是只为自己和特权阶层牟利，“迅速决策”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上面所说的专制体制的特点既可能有利于经济，也可能伤害经济，造成灾难。只有从上到下决策正确、行动正确（这里的“正确”仅从经济层面判断），所谓“优势”才是优势。不然的话，不仅不是优势，还是劣势。

在毛泽东时代的“前三十年”里，所谓“政治优势”虽然有时也表现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但更突出地表现了它的劣势。文革、大跃进、大饥荒都发生在那时。

说到这里，原来那个问题：中国专制体制对于发展经济是否具有优势，已经应当改变成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后三十年里，“双刃剑”的负面作用受到了限制，而正面作用突出了？

说详细点：

1，后三十年里，依然在专制体制下，为什么没有发生由政治层面导致的重大经济灾难，诸如前三十年的文革和大跃进？

2，专制体制也是僵化低效的代名词，政府主导和干预经济早已被认为有巨大负面作用，专制体制更缺少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法制条件，为什么这些却没能阻挡中国经济这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

显然这问题决不简单，许多人给出过多种解释。简短地说，几乎所有解释都包含了中国政治在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巨大区别。虽然一党专制依然一脉相承，但在许多具体方面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甚至可以说，后三十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实体，从指导思想到行政实践，从领导核心到各级干部，不仅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与毛泽东时代也极为不同。这恐怕就是问题的关键。

下面就来看看这个“全新的政治实体”。

（3）政治“新物种”

曾有过“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争论，但很快被党中央叫停了，不许再争，不许拿后者否定前者，也不许用前者否定后者。确实，前后都否不得。目前的路线依然是后三十年的继续，当然不能否。而后三十年的政权根基又与前三十年一脉相承，否定前三十年也是否定现在的权力合法性。

可是，前后两个三十年中又的确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大事。比如，前三十年里，农民的土地归了公社，资本家的企业归了国家；后三十年呢，“人民公社万年长”居然“死光光”了，而土地又分给了农民。许多国家财产也归了新资本家（现在叫什么大股东、董事长）。

引一段胡平的文章：“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1949年那次革命。如果革命是对的，改革就是错的；如果改革是对的，革命就错了。很可能是革命也错，改革也错。但决不可能是革命也对，改革也对。”

本文关注的不是前后三十年的对错，而是它们的根本不同之处。这是破解“中国谜”的关键。有人不同意“根本不同”：一党专制的政体并没有改变。确实如此，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中国之谜。专制通常意味着思想僵化，制度死板，专权独断，一意孤行，怎么能和经济高速发展相匹配呢？苏联的专制在一场经济竞赛中不是已经完败了吗？特别是，专制的独断专行难免犯大错，重创经济。中国“前三十年”里的大跃进和文革就是明证。可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重创经济的大错没有在后三十年里再次发生呢？

答案恐怕就在前后三十年的根本不同之处。即便同是专制社会，也可以有天壤之别。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既有汉唐盛世，更有极度黑暗腐朽、百姓生灵涂炭的乱世。而如今的“后三十年”中，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专制实体。

第一，“皇帝”没了，一个人犯错导致全国灾难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前三十年发生的灾难性大错，都离不开握有绝对权力的毛皇。尤其文革，干脆就是毛的“个人创作”。虽然轰轰烈烈的文革有亿万人的积极投入，但“创意”却100%来自他一个人。其他党政领导连做梦都想不出那么离奇荒唐的文革，个个都说“不理解”，毛却能以绝对权威推动全国上下“不理解也要执行”。

到了后三十年，“一人犯错全国灾难”的权力机制即使还没消除，也大大削弱了。分散和制衡最高权力的，不仅有集体领导和破除终身制，还有：党内的多种派系，已经退下的“大佬”，由互联网而大大增强的社会舆论，一些敢言的社会知识精英，以及来自国内外各个方面的批评、建议甚至斥责。这些“压力集团”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准反对党”的作用，使最高权力核心受到相当牵制，不至过于走极端。

尤其在经济方面，对重大问题和危机，总能及时出现来自“压力集团”的警告。这对于防范经济领域的重大灾难起了很大作用。例如曾有过这样一些预警：若与美国强硬对抗，经济必遭重创；耕地面积下降将导致粮食危机；生育管制再不放松，二三十年后人口将锐减；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是难以持续的；地方政府债务已膨胀到危险水平；房地产泡沫破裂会导致重大危机；社会不公激起的民愤已到危险边缘，等等等等。对于这些警告，确实看到了中央政府的相应行动。

第二，共产党发生了深刻的“思想转变”，经济成了重中之重。

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已被放弃。虽然它还写在党章里，但从上到下还有谁真信呢？经过前三十年一次次的荒唐尝试，从普通党员到权力核心都体会到共产主义好似水中月梦中花的实质。淡淡的三个字“不折腾”，来自刻骨铭心的教训。

替代了共产主义的新目标，是中国崛起的强国梦，而根本途径是大搞经济。从邓小平开始确立了“经济是重中之重”、“发展是硬道理”，经济搞得咋样成了各级干部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而且，这与他们的个人利益也息息相关。把自己的“地盘”搞得兴旺繁荣，要说是为了满足成就感、使命感，恐怕太过高尚。从不高尚的角度说，经济越兴旺，当官的就能掌控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是贪腐的基础，“蛋糕”做得越大，可贪的也就越多，各级官员当然有大搞经济的积极性。

想想前三十年曾有过“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那简直就是拦着路不让经济发展。两者相比，真是180度的转弯。

第三，确立了发展策略：实用主义。

从邓小平开始，实用主义大行其道。首先就是摆脱思想意识和原则路线的束缚，什么姓资姓社，公有私有，这主义那主义，这道路那道路，都不管了，怎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就怎么来。哪怕把自己当年说的话做的事、建的功立的业全盘否定，走回头路，“一夜回到解放前”，也都不在乎。为了经济发展，什么都敢否定，包括自己的过去。实用主义简直被推到了极致。

不过，行动可以，却总有些事情讲不得，需要遮掩。把事情都讲清楚，也就公开枪毙了自己的前半生或后半生，也就是承认过去或现在自己犯了完全彻底的路线错误。所以就来个“不争论”，干起来再说。

当然，实用主义说到底仍是策略，而目标是“强国”。所以也不是完全没有原则，原则是“一党专制”。四项基本原则中只有“党的领导”这一条是实打实的，不容商量。邓小平说过，乱了，什么也干不了。这话有道理，发展经济确实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争论点仅在于：以什么方式取得稳定。民主制度可以达到稳定，一党专制也可以，而且更顺手，更现成，还能够保证统治集团的利益，牺牲的是公平、正义、人权。

在一党专制的红线之外，几乎一切都可通融。从1921年就为之奋斗的理想被丢弃了。嘴上有时还说坚持这坚持那，不过是敷衍一下党内外的“革命左派”。而对于曾经口口声声要埋葬的资本主义，则是又引进又培养。

不过，对待资本主义也绝非整套复制，而是分解拆零，合心意的才纳入囊中，触碰底线的坚决排斥。如此拼装起来的是个什么：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专制资本主义？叫法不少，多是过去用过的名词。实际上，中国今日出现的却是过去从不曾有的一种政治经济实体，一个“新物种”。

不过，若仔细追究这“新物种”，上面所说的三个政治特点，却不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充足条件。就是说，这三点并不能确保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三点甚至也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必要条件，因为其他国家走其它道路也能取得高速发展。只能说，这三点是“中国特殊情况”下的必要条件，即：沿着一党专制的道路，若没有这三点就没有中国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但这三点肯定不是充分条件，还有其它，甚至更重要的条件，才产生了中国的经济腾飞。这三点不过是清除了原本束缚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中国本来就有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当束缚被除去或部分除去，那巨大潜力就迸发了出来。这巨大潜力是什么？请接着看。

（4）文化优势？

有人提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文化优势。

“文化”一词含义太丰富，或者说太模糊。此处说的“文化”仅指“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表现为人的行为特点。在许多情况下，中国人的行为与其他人不同。

有学者就把中国的经济成就主要归因于中国人：特别勤劳又非常节俭（高储蓄率）。有外国老板警告手下员工：“要么像中国人一样工作，要么只好工厂搬到中国去。”

中国人的勤劳节俭是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所造就。在水、旱、虫灾频发的中国大地上，不特别勤劳就没有收获，不节俭储藏就渡不过灾年。别国人也勤劳节俭，但中国人更胜一筹，海外华人就是实证。别管在哪个国家，华人都属于经济上非常成功的群体。他们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勤劳和节俭。富二代只是最近十几年的事，过去的海外华人绝大多数都是白手起家。

澳洲有个“四十千”群体，是1989年前后来到澳洲的中国留学生。下飞机时就是一大一小两件行李，口袋里有几百澳元就算富的。这才二十多年，大多数“四十千”的个人财产已经超过了澳洲人的平均水平，至少有一套房产，许多人还有了投资房。怎么来的？想当年，一个人打几份工，租一间屋睡几个人，什么便宜吃什么，挣钱、省钱、存钱，一天天一年年就这么过。

除了勤俭，中国人还以精明著称。在海外也许带有贬义，都说中国人最擅长找机会、占便宜，讨价还价，寸利必争。当年的“四十千”攒足了第一笔钱，有人就开始做小老板，从小商店、小饭馆开始，逐步发展。尤其在经济不好的时期，洋人的店铺撑不下去了，只好低价出让时，一家家中国店就开张了，弄得洋人目瞪口呆。才二十几年，悉尼又出现了多处“小China Town”，比如“小上海”。

中国人从不知足，钱永远挣不够。买下住房，接着买投资房，一处、两处、三处，没完。积攒钱财，留给后代，这是中国的老传统。虽然常受人诟病：不知道花钱享受，把挣钱攒钱当成了人生目的，简直愚蠢。但是，努力工作，又省钱攒钱，这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却起着巨大作用。亿万人攒钱，政府和企业才有大量资金投资。中国的基本建设像气吹的一样膨胀，高速公路铁路，水库电网，工业园区，大城市群。当然，这也是问题，生产能力过剩闲置，基本建设过多浪费，而且投资过高、消费不足，这被认为是经济结构的大问题，不可持续。但是也别忘了另一面，在经济还很不发达时，只有尽量多的投资才能有高速的发展。低消费、高投资到了今天是问题，而在经济起步阶段却是高速发展的关键。

工蚁或工蜂，精明的小商贩、小店主，这些词还远不足以描述中国人。说到理解和学习能力，中国人也常常令人惊讶。中国人的数学好不必说了，就连西方的音乐、美术，中国人也常常在国际大赛上拿奖。但西方人也陷入了忧虑和警觉，因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技术也能力超强，尤其是盗版和山寨，更让西方人反感甚至愤怒。但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学习模仿和山寨盗版肯定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后发优势，少走弯路，节省研发费用。

中国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比西方人逊色，这似乎是公认的，与传统文化也脱不了干系。中国人从小就在太多的“条条框框”里长大，习惯了只在给定的条件和空间里发挥聪明才干。不是没有创新的能力，只是没有那个习惯。如果真的需要，中国人完全可以在创新方面有出色表现，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仅仅是最近的例证之一。

中国人还有一样超强的能力：忍耐。其中的生理耐受力曾很让西方人吃惊，比如修建横贯美国大铁路的华工，比如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在生理忍受之外，中国人更有超强的“社会忍受力”，这却令西方人不解，甚至不屑。有人不加掩饰地称之为“中国人的奴性”：面对社会不公平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肯定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中国从不讲平等，社会等级是天经地义，上等人的特权和下等人的吃苦受累、受歧视，都是当然的。然而，这种“社会忍受力”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却作用巨大。

农民进城务工，工资低不说，还要拖到年底一块儿发，没准还欠着不给了。农民工还没有医保，没有失业救济，没有住房公积金，没有养老金，还要加班，还要在恶劣的环境里工作。这给那些雇主、企业、政府省下了多少钱？“中国制造”的成本能不低么？中国农民生来就比城里人“矮一大截”，可他们忍了。这在西方国家可能么？许多西方国家的农民，得到的国家补贴反要多于城里人。

许多中国人还忍受着工厂排出的废水、废气、废渣、噪音、粉尘、雾霾，还有各种的不方便，包括为工程搬迁，离开自己的故土，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这在西方可能么？正是中国人对恶劣境遇的忍耐，有人称为“低人权状况”，经济成本才大大降低。这里包括企业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成本”，它额外地增加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西方的人权、平等、民主虽然真是好东西，尤其是对广大百姓，但在经济成本上确实起负面作用。比如选票会迫使社会福利不断增加，结果使经济不堪重负，“钉子户”会使一些建设项目拖来拖去，成本高企。

中国人还特别能凑合、能对付，常常降低标准，不严格按章程办事。这也扎根于中国文化：缺少工业社会的精准和认真，土办法盛行，讲人情讲关系，规章制度可以通融。在中国，办事一板一眼、不讲情面、特别认真的人，常常吃不开。这大概算不上优点，很让西方人看不上眼。它在经济发展中的负面作用很明显，但它还有正面作用呢，却往往被忽略了。比如：善于凑合，因陋就简，条件不够也对付着把事情办了。

请看例证：北京1990年代之前的住宅根本没有私家车的停车位，甚至1990年代后的住宅也没有足够的停车位，但北京的私家车却疯狂地增长到数百万辆。入夜时分你去三环以内看看，到处停满了车。院里院外，马路边、人行道，全停满了。许多胡同和小区的道路都因为停车被堵成了单车线。车堵着车停，车窗上留个电话号码。被堵在里边的车想出去，得先打电话叫人来挪车。可就这么凑合着，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要等解决了停车位再发展私人汽车，中国的汽车工业能发展得这么快么？

再看一例：北京马路边排泄雨水的下水道应该只排“灰水”，可那里经常冒出恶臭，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大量屎尿和泔水这类“黑水”。不是另有一套下水道排泄“黑水”么？但只是正规建筑才有。“非正规建筑呢”？比如，街边人行道挺宽，有人就会搭起个小棚卖早点。慢慢地，小棚变小房，小房变大房，一个变俩、变仨，变成一大排装修挺漂亮的饭馆、小吃店、理发店、杂货店。简直看不出它们都是非法建筑。自来水和电不知从哪儿就接来了。下水道呢？对不起，就用街边的雨水管道了。什么脏水都往里排，能不臭么？可由于这些非法小店铺的成本低，东西也就卖的便宜，帮助降低了生活费用，使农民工和其他“下等人”更能接受低工资。整体效果，就是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你再去北京各大学看看，校门外的人行道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裹、盒子，周围是大学生们围着，那是快递公司在工作。大学不让进，就在大门外摆开了“快件认领处”。这才没几年，北京的大街小巷出现了许多快递公司的电动三轮货车。在寸土寸金的北京，雨后春笋般的快递公司居然没有被场地难住。店面都是小小的，而许多宽敞点的马路边人行道就成了他们的“货场”、“分检处”、“认领处”。就这么凑合着，包括阿里巴巴那样的网购电商大公司就成功崛起了。西方人能行么？

中国人的凑合还包括降低质量，用廉价原材料，用省工省力的工艺流程。产品质量当然高不了，但是绝对便宜。低质量坏的一面谁都知道，但它的“优点”往往被低估了，那就是节约。世上有太多的“高质量”被浪费了。比如名牌服装，结实，能穿好多年，但许多人穿不了几次就不好意思重复穿了，从此遗忘在衣柜里，高质量也没用。而低质量的假名牌穿几次就走形、掉色、磨坏，却刚好“够用”，避免了浪费。类似的事情很多。中国人就特别善于使用廉价的替代品，少花钱也把事情办了。当然，这么干有时会出质量事故，造成重大损失，非常引人注目。但事情的另一面，低质低价的替代品造成的节约，却毫不显眼而被忽略了。实际上它的数量非常巨大，作用也同样巨大。

总之，许多中国人特有的习惯和行为，也许得不到别人（比如西方人）的佩服和尊敬，但对于经济发展，尤其在经济起飞阶段，却是巨大的优势。

中国人的这些“经济优点”由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造就，但也被压制了几千年。专制皇权的最高利益不过是一个家族的“江山”，超出巩固江山所需要的经济活动是不必要的，也是危险的。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也就是有潜力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商”，一直受到抑制——“士、农、工、商”，商被排在社会等级的最下层。“重农抑商”几乎是两千年一贯制。到了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经济优点”也曾遭到严厉压制，“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直到邓小平，才把中国人身上的束缚一点点解开了。效果简直是立竿见影，偌大中国立刻就迸发出勃勃的经济生机。

当然，仅凭这个“文化优势”和前面讲的“政治优势”，依然无法完整解释“中国奇迹”，还有其它不可或缺的因素。那是什么呢？请接着看。

（5）超级“拿来主义”

当年鲁迅曾抨击国人面对“洋东西”的愚昧：一是怕，对洋东西的厉害心生畏惧，敬而远之；二是恨，恨洋东西带来的伤害，于是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三是盲目崇媚，100%照单全收，恨不能彻底洋化。鲁迅与之相对，提出了“拿来主义”：主动出手，加以挑选，凡是有用的好东西就拿来（指学习和模仿）。

关于鲁迅，近些年争议不小，但他的拿来主义应该说还不错。对于什么才是“有用的好东西”肯定见解各异，但有用的好东西应当拿来，大概错不了。

在毛泽东时代，“国外的好东西”曾经只是苏联那套，后来缩减到几乎为零。全世界到处是“帝修反”，都成了敌人。中国人就一咬牙，自力更生，几乎又退回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到了邓小平时代，180度转弯，敞开国门，一通“拿来”，还越拿越起劲，没有了半点鲁迅抨击的那些愚昧。要说“怕”，如今谁怕谁？是咱中国人把洋人“拿”怕了。要说恨，是外国商家恨中国的冒牌货、山寨货。虽说中国人也恨着几个外国，但恨人不恨东西，谁的技术好就使劲学，谁的货好卖就冒牌山寨。说到崇媚，顶多是崇，但不媚——说你人好、东西好，那是崇，溜须拍马才是媚。

大多国人只崇好产品好创意，不崇观念不崇人。即使崇好东西也不媚，连应有的尊重也不给。最近，石家庄山寨了人面狮身相，最后拆了，还道歉，因为外国人怒了，抗议了。今天中国建有好几座“白宫”，美国总统办公的地方，咱们小县长也来它一座。在福建泉州的清源山上有座新盖的庙宇，里面竟然造了两个长着翅膀的娃娃天使，就是西方画里常见的小天使，他们飞在半空，手捧花束，在向佛祖释迦牟尼献花呢。这几例突出显示了当今中国人的超级“拿来主义”，毫无顾忌的“洋为中用”。

对国外的先进技术，中国人高度饥渴，一直都把买技术放在买产品之上。搞合资企业，进口产品和设备，常常以对方转让技术作为先决条件。一些核心技术、军用技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那就用其它办法。比如，现在中国政府对外派留学生滞留国外工作，态度已经宽容了许多。因为这些人的一部分，会在将来以某种方式使中国得到更多的技术和商务秘密，比他们一毕业就回国的贡献更大，所以才放长线钓大鱼。

超级“拿来主义”显然已让中国享尽了“后发优势”。节约了大量研发费用，避免了做“先行者”探路、迷路、绕路的巨大付出，这点没有疑问。但仍有个大疑问：只拿技术，不拿制度，是否真行得通？后发优势之外是否还有“后发劣势”？晚清洋务运动的失败就被一些学者归因于只学技术不学制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坏结果。还有苏联经济上的失败，南美国家的经济停滞，都曾被解释为“后发劣势”。

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这样说：“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中国经济目前的减速是否也由于后发劣势的作用？这个问题复杂，此处不谈。这里只想指出：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的“拿来主义”实属前所未有，远远超越了当年的洋务运动，拿两者类比不妥当。若中国今日仍在洋务运动的框框里，哪有如此经济成就！

中国这一波的“拿来主义”，早就延伸到了制度层面。制度的含义很广，经济法规、企业管理也属于制度，比较低层次的制度。早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开始下力模仿西方的企业管理制度。对国际经济贸易法规也“拿来”；不拿不行，与世界打交道就得遵照世界规则。但这种“拿来”极具灵活性。有些拿来的法规只在经济特区里用，有些只对外资企业用。反正三十多年来，尽管中国整体上绝非一个法制国家，可是大批的外资、外企进入了中国，并没有遇到大的阻碍。教科书说，健全的法制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但中国就以不健全的法制搞起了“部分市场经济”，也让“中国制造”占领了世界市场。

当然，在“制度模仿”上，共产党设立了禁区：抵制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有相关的理念和学说，比如“普世价值”。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共产党心里也有了底。一些大陆学者信心满满地强调：发达的经济与民主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中国梦）已经很明确：一个政治专制、经济发达的世界头号强国。

不过，疑云依旧弥漫。中国的经济脚步确实慢了下来。有人只从经济层面解释：人口红利用尽，出口市场萎缩，消费增长过慢，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等等。另一些学者则指向了制度：是制度改革的红利基本用尽，走出困境必须进一步改革制度。这些涉及未来的内容暂且不谈。

总之，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超级的“拿来主义”。技术层面，拿得如饥似渴，甚至贪得无厌，尽享后发优势；制度层面，“拿来”的选择性很强，主要限于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管理的层面。但这种选择性拿来，也受益非浅。

当然，超级“拿来主义”得以成功，还有被“拿”一方的配合。如果西方还像当年那样搞“经济封锁”，中国人岂能拿得如此痛快？这三十多年来，中国恰逢历史上最佳的国际环境。不过，说“恰逢”有点不对，因为这个最佳的国际环境所以出现，除了世界的科技进步、全球化和各种“机缘的巧合”，还有中国外交谋略的作用。

（6）转向“永远的利益”

说到外交和国际关系，有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可是，毛泽东当年不讲这个，或者对“利益”的理解与众不同。他先是一边倒，倒向苏联，而与西方国家交恶，于是新中国遭受西方的经济封锁。接着又跟苏联闹翻，苏联的专家和援助也撤了。一时间，世界上凡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成了“帝修反”，全是敌人。乐意不乐意，中国也只能昂起头来“自力更生”。而且，毛泽东非要领导世界革命，要想当头儿就要笼络部下。于是，贫穷的中国还要勒紧裤带援助亚非拉的穷弟兄。糟糕的是，穷弟兄里“白眼狼”居多，翻脸不认人。毛泽东“世界革命中心”的梦，到头来闹了个竹篮打水。1971年，他不得不与美国和解，因为苏联的威胁太大了。直到最终闭眼，毛泽东也没把经济利益放到外交的中心区，中国差不多还是“闭关锁国”的状态。

邓小平改弦更张，打开了国门。他首先认定“要和美国搞好”，因为他看清了“凡是和美国搞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尤其是日本和四小龙。其实邓小平并不怎么喜欢美国，但也跑去示好，为的是利益。邓小平成功了，西方把经济壁垒逐步拆去，外资外企、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企业管理制度大量流进中国。而“中国制造”则流向世界，尤其是巨大的美国市场。中国经济就此开始起飞。

邓小平还定了一条外交策略：不当头儿，彻底抛弃了毛泽东总想“领导世界革命”的那份雄心。不仅“世界革命”那样虚妄的事，在许多事情上“当头儿”都是赔本买卖，要承担比别人更多的责任，而履行责任就要“出血”，花了钱还常常不落好。所以，不当头。在维持世界秩序、平息局部乱子和麻烦方面，不当头意味着不掏钱或少掏钱，还少费神、少招人恨、少惹一身骚。麻烦事有“世界警察”美国出头呢。

尽管在邓小平时代初期中国对西方摆出了谦虚的微笑，还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模仿，但邓和领导层心里早有主意：技术和经济可以模仿，政治嘛，却不能走西方之路，政权决不松手。可西方却曾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国即将改革专制，代之以民主。梦想中的西方对中国释放了不少善意，不再敌对，取消了经济和技术封锁，还给了一些贷款和援助。为了不让西方再度警觉起来，再把中国当对手，邓小平还有一招：韬光养晦，放低身段不张扬，闷着头搞经济，先强大起来再说。

但是，1989年的六四镇压，一下子暴露了中共无意走民主道路。专制的中国强大起来会不会成为西方的新威胁？尤其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警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然而，中国太幸运了。911极大地牵制了美国。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北朝鲜，一个接一个的泥潭和麻烦陷住了美国，它哪还顾得上中国。而且，西方一直都在低估中国。西方学者，包括在西方的华裔学者，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大都“唱衰”中国，大谈中国的严重问题，一次又一次预言共产党垮台，中国经济崩溃。他们麻痹了西方的警觉。当西方政界终于认清这些预言多么不靠谱时，中国已经成长为经济巨人。

中国的经济起飞也恰逢历史上最佳的国际环境。外部威胁几乎没了，没有任何国家真敢或真想侵犯中国。经济环境空前有利：全球化带来贸易壁垒降低，国际资本流动的障碍大减。于是，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和不断改进的投资环境，还有广阔的市场，吸引到国际资本蜂拥而入，对外贸易爆炸式增长。外资外企和外贸，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少学者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包括WTO），中国是世界上受益最大的国家。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全球化浪潮，这是幸运。但是，能够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又离不开中国自身的条件，更有外交谋略。

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的外交谋略贯穿着实用主义。别管对谁，给红脸还是白脸，给胡萝卜还是挥一挥大棒，都为了一个目的：争取最大利益。

中国认准了，决不能和美国闹僵，跟美国对着干的国家还没有一个能够繁荣发达。虽然举国上下很多人对美国一肚子气，尤其在美国炸了中国大使馆和中美飞机相撞之后，反美情绪高涨，但是，中国政府还是忍了，不和美国闹翻。中国也是“双重标准”：哪个小国敢邀请达赖或卖给台湾武器，就来厉害的，大减人员和经贸往来，给他个“制裁”；而美国做了同样的事呢，中国则是嘴上抗议，实际行动很少。美国太强大了，制裁不了反伤了自己，中国看得很清楚。

中国再也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傻乎乎地支援“革命兄弟”了。对外援助仍然有，但都有利益的精明计算。有人会说，中国不是还傻乎乎地给北朝鲜“输血”么？这是没看清中国得到的巨大利益：如果不输血，北朝鲜真可能垮掉，然后，一个统一的大韩国就顶在了中国的家门口。而且，别指望这大韩国还会像今天这样客气，它不仅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八成还要跟中国“闹事”，比如领土问题（如今在黄海划界上已经有争执）。因为有北朝鲜这个强敌，南韩实在不敢得罪中国，这才忍着不闹。

不仅北朝鲜，还有其他的“流氓国家”，都对中国有好处。他们把美国这个警察累得气喘吁吁，顾不上对付中国。所以明里暗里，中国总要帮他们一把，可别让美国给整垮了。不是中国喜欢“流氓”，而是为了利益。一句话，实用主义。

中国又开始援助非洲国家了，但可不像毛泽东时代是为了革命或友谊，而是为了经济利益。非洲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当然要下手。但遇上了问题，不仅西方指责中国掠夺资源，非洲也有人抱怨中国是“新殖民主义”。所以，不出血不行了，行善式的援助不得不搞一些，堵西方的嘴，消解非洲人的抵触。

除了“资源国家”，中国对许多其他小国也在“撒胡椒面”。这“胡椒面”不白撒，换回那些国家“支持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中国的援助与西方不同，从不附加保障人权、防止贪腐之类的政治性条件，而是经常附加经济条件：要从中国进货，要由中国承包工程。

中国对待俄国（苏联）更是实用主义。毛泽东把苏联从老大哥弄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邓小平呢，先是继续与苏联为敌，还发动战争，“教训”苏联的爪牙越南。这也是向西方显示自身“价值”：在与苏联对抗中，中国可扮演“有分量的盟友”，以期得到西方更优厚的“待遇”。

当苏联解体，不再是西方的大敌，中国再与俄国对着干就没意义了。何况俄国有中国需要的资源和先进武器，俄国还保持了某种程度的专制，而与西方依旧格格不入。尤其到了今天，俄国同中国一道受到美国的压力，于是，有很多理由让中国与俄国做“朋友”了。为了“做朋友”，中国不惜在边境争端中做出重大让步：与俄国划定了边界，对于沙俄夺走的几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彻底毁掉了讨要的可能性。这也是实用主义，反正在可预见的未来肯定无法讨回，干嘛总让问题悬着，成为两国走近的大障碍呢？

在得到俄国的石油、天然气、军事装备的同时，中国又小心地和俄国保持距离，不想弄成盟友的样子，使西方对中国增加敌意。最近，美国和北约把“劲”用到了俄国身上，中国乐得轻松一些，决不会因为“朋友”的关系替俄国分担一点西方的压力。

对日本也是实用主义。恨归恨，生意照样做，经济关系没受太大影响。这是因为：中国从日本得到的经济好处，一点都不比日本从中国得到的少。

总之，中国的对外政策早已经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愚蠢。替代“领导世界革命和反帝反修反霸”宗旨的，是争取最大利益。这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7）边腐败边发展

举世皆知，中国的官场非常腐败。可是，腐败大肆泛滥的同时，中国经济却高速发展。腐败伤害经济：造成资金流失，资源错配，垄断低效。这从理论到实际都没有疑问。所以，从常理思考，严重腐败与经济腾飞的结合太奇怪，简直不可能！但是，既成事实又无法否认，咱们只能努力解译其中奥秘。

中国卷款外逃的贪官每年有多少？没有官方数字。他们卷走了多少赃款？官方更不会公布真相。网上有种种估计，上下出入很大，从每年数十亿到数千亿美元。假如达到一千亿，就占到中国GDP（大约是10万亿美元）的百分之一。这仅是外逃的，没逃的应该更多，从徐才厚家里就搜出了一吨多的钞票。全国贪官每年一共贪多少？能达到GDP的2%甚至3%？不知道。这是国家机密。

贪官们肯定伤害了中国经济。不过，严重程度很可能并不像那些数字，即：中国的GDP并没有因为腐败也被压低了2%或3%。贪官们盗走的是货币，而非实体经济。那些赃款若堆在家里不动，其实际意义就像印刷品，并没有从经济运行中抽走实物。不过，当货币“泄漏”到贪官那里囤积起来，实体经济会不会因缺少“流动载体”而运行迟滞呢？确实有些民营中小企业因缺少流动资金而陷入困境，但是，即便没有赃款泄漏，私企贷款难的状况也不会改善，因为银行根本不愿意向他们放贷，并非银行缺少资金。

实际上，中国充斥着货币。仅从2009年到2013年，中国央行就投放了60多万亿人民币，使中国的货币总量（M2）达到了一百多万亿，而且现在每年还要再注入大约十几万亿。天量的货币中，即使有几千亿甚至上万亿被贪官们截流，也只占到1%左右。中国的货币量依旧过多，而不是不足。近些年收藏品市场火爆，一块玉石卖几百万，一幅古字画上亿，很大程度上这是被“机构投资者”抬上去的。就是那些国企、上市公司，囤积了太多的钱需要保值、增值，就不务正业地到处乱投资。

若贪官们挥霍赃款呢？对于经济的作用，还要好于把钱藏在家里不动。有个词叫“贪腐经济”，高档酒店饭馆还有奢侈品行业，相当程度上依赖贪腐消费。如今大力反贪腐，这些行业明显萎缩。有些官员抱怨，说经济因此受到打击。这话可恨。即便把公平正义放到一边，仅从经济角度看，少数人的挥霍远比不上增加大众消费的好处大。但也不能否认，赃款拿出来挥霍，又比窖藏起来不动对经济增长更有利。尤其现在中国正处于生产能力过剩、消费不足的状态。

赃款逃往国外，对中国经济的伤害肯定更大。即便它被拿出来挥霍，直接刺激的也是外国的经济。当然，逃到国外的赃款最终还要流向中国“换取实物”，叠加在外贸的进出口之上。从中国经济和外贸的快速增长状况看，中国还没有因为外逃赃款而“失血过多”，“伤筋动骨”。

贪赃仅仅是腐败的一部分。对经济伤害更大的腐败，应该是渎职，或叫“不作为”、“乱作为”：办事拖拖拉拉，占着茅坑不拉屎，阻碍经济运行，或挥霍浪费，大搞劳民伤财、效益极差的投资。这些要比贪污受贿的危害更大。

渎职型的腐败官员不少。但还有另一种贪官，像原铁道部长刘志军那样的，对工作非常投入也非常专业。中国的高铁起步虽晚，却一下子就追上了老高铁国（日、法、德），如今快两万公里了，世界第一。那么复杂的技术，那么强大的高素质的施工力量，中国却神速地都有了，气吹的一样。当然，绝非气吹的，而是大批专业人才细致艰苦的工作成果，这其中就包括刘志军和他的团队。当然，刘志军也是个大贪官。像他这样的贪官不少，专业素质高，拼命干工作，对经济建设有贡献。在中国，干部考核提拔要看GDP，看政绩，这使相当一批“能干的贪官”得到了提拔。从经济角度看，他们要比仅凭“行贿买官”、“溜须拍马”或靠亲属关系“鸡犬升天”上来的低能官员强。

其实，贪腐也含有“激励机制”，促使贪官们大搞经济：把“蛋糕”做得越大，就能贪的更多。所以，为了多贪也要拼命招商引资，多上项目，搞大地方经济。这里有个难算的题：能干的贪官对经济的“净作用”是正还是负？这可不好算：同一个官位，如果把“能干的贪官”换成“不能干的清官”，经济结果会差多少？一个能干的贪官如果把“蛋糕”做大了一斤，而他贪污了二两，能说他还有八两的“净贡献”么？这些实在算不清、说不清。

如果上面的题难算，还有更难算的：曾有过一场大规模的“腐败运动”，但同时它是否也促进了经济发展？这就是“所有制改革”和“国企改制”。中国的企业在毛泽东时代几乎达到了100%的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但所谓的“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实际上等于“无人所有”，谁也不能说“厂子是我的”，赚了归我，亏了我扛。这种产权不清，导致企业经营不善、低效浪费。这是天下通病，一些西方国家也有“国营企业”，也一样效益低下，而改善的途径就是“私有化”。

中国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一大难题，就是如何把全民的财产私有化。俄国和东欧国家曾把国企股份化，股票分给百姓。从公平角度看，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但从经济效益看，这几乎是灾难：突然的“瓜分”给企业经营造成巨大冲击。经过好一阵混乱，只有企业产权最终能够落入善于经营的企业家手中，企业才能走上效益提高的生路。

中国的全民财产私有化，根本没有搞一人一份的分配，而是以官的私的、明的暗的、合法非法、前门后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途径转移腾挪，最终把相当一部分化公为私了。一些学者（如胡平、郎咸平）对此有深刻的分析论述。这场公有制向私有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伴随着不计其数的贪污腐败，可说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偷盗抢劫，是权力者对掌控的全民财产的监守自盗。但官方轻描淡写为“国有财产流失”。对此的道德评判一目了然，不必多说。此处仅强调一点：这场系统性的贪腐对于经济发展却能起到正面作用。当然，正面作用并非来自贪腐，而是来自企业变为私有制后经济效益的提高。胡平也承认这场全民资产的化公为私“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最容易成功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从微不足道，上升到“三分天下有其二”了。这里当然有清白的，比如一些民间企业家白手起家从小做大的企业，还有落地中国的外资外企。但是，有很大一部分私企负有“原罪”，他们的“第一桶金”来自化公为私。而且，很多还长期与官员们勾结，进行权钱交易，获取稀缺资源（比如土地、矿山）。

这里要强调，即使是清白的民营企业，也大部分与官场腐败脱不了干系：行贿巴结官员，有几个私企（不算外企）没干过？当然，也是迫不得已。在中国的“权力寻租”大环境下，要想更好地生存发展，企业不得不向权力“交租”，不抱大腿不行，只不过有的企业更主动，有的更被动，积极程度不同而已。

对于企业向权力“交租”，曾有过“润滑剂”之说。尤其在改革开放初期官僚体制还非常僵化之时，行贿可以撬动官僚机器，使私企得到多一些的生存发展空间，使原来的死路可以通行，原来办不成的事可以办成。这种“租金”当然要加入“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的竞争力。不过这些年来，中国企业，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了相当高的竞争力。这表明，额外的“腐败成本”还没有超越极限，让企业承受不起。说好听点，中国的贪腐主要还是“养鸡收蛋”而非“杀鸡取卵”。

网上流传过一些贪腐潜规则。其中有“收了钱就要给人办事”，“事办不成要退钱”，“收钱有度，不能一锤子买卖”，“好处均分，不能一人独吞”等等。这些潜规则显示出一种意图：维持腐败的可持续性。有些贪官才不管“可持续性”，狠捞一票，携款潜逃。这种贪官看似不少，但比较全体贪官（“无官不贪”也许夸张，但贪官数目肯定非常巨大）仍是个小数。大多数贪官搞的还是“可持续腐败”。

上面似乎是努力发掘中国官场腐败“不那么坏”的一面。这绝非想为贪官开脱，只是想解释经济高速发展为什么能和严重的腐败共生。当然不敢说找到了足够好的解释，但多少点出了“中国式腐败”对经济的伤害，并不像通常想象的那么严重。这不是说腐败可以宽恕，只是在解释事实：看上去那样广泛深入的腐败，却没有阻挡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