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文革遭到批判却屹立不倒之谜

【多维历史】“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受到批判没有参与正常工作。但是为什么陈云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干部那样受到严厉的惩罚呢？为什么还让他留在中央委员会中呢？或许当毛泽东想以社会主义改造为起点向前推进时，感到有必要批判任何一个“反冒进”的人，但他还要留着陈云，以帮助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严重经济问题。事实上，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和1971年基辛格访华后，当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明显地从苏联集团转向市场经济国家时，就已经请陈云研究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1972年4月陈云回到北京，参加了对1945-1949年在东北与之密切共事的林彪的批判……本文摘自2005年第2期《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傅高义，原题为《一个外国人心目中的陈云》。

1959年5月15日，陈云在中南海勤政殿（图源：人民网）

英文中有句成语，直译成中文是“运煤到纽卡斯尔”。纽卡斯尔是英国的一座城市，以产煤闻名。当然这个英语成语的含义是“向煤区运煤——尽做傻事”。现在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朱佳木等学者面前谈陈云也有些班门弄斧，因为他们对陈云的了解比任何外国人都要多得多。我之所以敢壮着胆子这样做，是因为我想从学问渊博的人那里得到指教，帮助我改正错误，以便更好地履行我的职责：帮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注：本文中的有关情况主要来自：《陈云年谱》；朱佳木、迟爱萍、赵士刚主编《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陈云文选》1-3卷；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有关陈云的最好的英文读物是戴维·巴克曼（David M.Bachman）撰写的《陈云与中国政治制度》（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研究所1985年版，出版时一些最近为人们所了解的信息未及收录）以及约瑟夫·福佑史密斯（Joseph Fewsmith）撰写的《中国改革的两难处境：政治冲突和经济辩论》（夏普出版公司1994年版）。）

外国人熟悉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名字，但很少有人知道陈云。听说过陈云的人大多认为他是一名经济学家，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陈云固然懂得经济学，但是他的专长不仅仅是经济政策，而且还包括党的基本政策。

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出身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之后，党的领导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因此应当在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发动农民和工人，然而很难找到受过足够教育和具有政策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担任领导工作。中国工业化水平很低，产业工人极少，而且上学费用昂贵，几乎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是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就是出身地主家庭。被吸收到共产党工会来的码头工人和水手几乎没有一个成为优秀的领导人。那么出身贫苦家庭的工人陈云是如何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又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呢？

陈云生于1905年，在青浦县练塘镇长大。这个城镇离上海不远（在上海西南约58公里处），因此那里的人们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有所了解。陈云的父亲是个佃农，靠做些手工活贴补家用。陈云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找些针线活在家里做，勉强维持生计，但是陈云4岁时母亲又亡故，于是他与比他大8岁的姐姐一起跟着外婆生活。两年以后外婆又去世了，陈云被当时尚无子女的舅父廖文光和舅母收养。廖文光曾当过裁缝，后来和妻子一起开了一个小店。虽然陈云的姐姐没有机会上学，但陈云7岁时被养父送进学堂，在学堂里他学习了儒家的《三字经》，学会了读书和写字。11岁初小毕业后，陈云开始到商业学校读书。虽然两个月后因为家中无钱被迫退学，但他学会了会计的基础知识。在养父的顾客——一名小学校长的推荐下，陈云免费进入上海的一所高小学习。3年之后即1919年，14岁的陈云以全班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此后他没有再继续接受过正规教育。

就在陈云毕业的1919年，为了抗议中国政府在巴黎凡尔赛宫和会上的让步，中国学生从北京发轫，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陈云参加了这场运动，在家乡城镇上发表短篇演讲，演活报剧。由于生动地表现了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污辱，陈云成为当地关心政治的青少年中的领头人。1919年12月，在毕业几个月之后，经学校一位老师的推荐，陈云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当学徒。

陈云继续从事爱国活动。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1925年6月，在抗议英国警察杀害中国人的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的声浪中，陈云参与了建立商务印书馆国民党支部。两个月后，在他将满20周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全中国的共产党员的总数不足3,000人。

以出版中国知识分子著作为主的商务印书馆是上海市反对外国控制的爱国主义运动的中心。陈云作为商务印书馆职工会代表，有机会听到中国著名知识分子的讲话并结识他们。他还受到这些人的激励，继续读书和向他们学习。印书馆开办了夜校，陈云在夜校里连续学习了三年。他不仅读报纸和小说，而且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政治和经济学科的严肃书籍。到1926年，陈云自己拿起笔杆写文章，号召工人、学生、农民甚至还有店员，联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

1925年，陈云6年学徒期满，被分配到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推销图书。为了给共产主义运动筹集资金，他还帮助销售丝绸和通讯设备。作为一个博学的推销员，陈云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有深刻的认识。他了解市场竞争的性质，同时还阅读了论述帝国主义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等问题的社会主义著作。因此，到1928年当共产党想从工人中提拔干部时，年仅23岁的陈云成为一名很有希望的候选人。

地下组织者：1927-1933年

意识到在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人与右翼分子正日益分道扬镳，蒋介石从1927年4月12日开始屠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清洗共产党的同情者。陈云所在的国民党支部决定跟着共产党走，他也成为国民党通缉的要犯之一。面对这种危险，陈云像其他年轻的党员一样，转入地下活动，经常更换姓名和住址。他曾在自己家乡青浦县做组织工作。但是当他被敌人发现的危险增大时，他迁入上海，从事秘密活动。有些人脱离了共产党，但是陈云一直很坚定，在党内擢升很快，在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1931年4月24日被国民党逮捕后很快叛变。潜伏在国民党组织部的一名共产党员获得这个消息后，很快向党组织通报。当消息传到陈云那儿后，他急忙报告中央委员会。在陈云和其他人的帮助下，周恩来销毁了文件，通知有关人员转移。陈云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和足智多谋，1931年5月年仅26岁的他被任命为共产党特科负责人。

在江西苏区通过经验学习经济政策：1933-1935年

1933年1月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意识到长江下游地区的危险，决定迁到江西苏区。当时陈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党团书记，负责工人运动。在上海时他曾参加反对资本家的罢工，但是在江西苏区他宣布革命根据地工会的责任是增加生产。此外，陈云还负责处理其他经济事务。江西根据地面积很小，但是过去干过推销员了解市场的陈云已开始考虑如何通过调节价格与供应制定适应市场的政策。需要进口到江西苏区的两种主要货物是食盐和药品，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他与侨商进行贸易往来。陈云还负责设计、印制根据地的货币，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使用的第一种货币。

1934年部队开始向西部挺进，这次西进最后变成了长征，陈云负责为部队采购物资。在长征途中，他不仅帮助采办粮食、衣被和弹药，而且购买了马匹和渡河用的船只。

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的桥梁：1935-1937年

长征途中，1934年12月在黎平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遵义会议如何举行。参加会议者只有中央政治局的4名常委：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和陈云。如果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只有中央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未必能得到支持；但是如果召开一个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批评博古和李德的人就可能占多数。在黎平会议上，陈云、张闻天和周恩来一起支持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自然很感激他们的支持。

由于遵义会议批评了共产国际支持的人，因此会议之后就需要对共产国际进行解释，以取得他们的理解和继续支持。共产国际的代表一直在上海，由于陈云曾在那里做过地下工作，会讲当地话，大家认为他可以很成功地装扮成一个上海商人。于是他被派往上海与共产国际联系。到上海后他发现那里的共产党组织已惨遭破坏，根据当地有关人士的建议，他立刻离开上海，搭一艘苏联海轮去海参崴，又从海参崴乘火车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和王明一起向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作了汇报。王明在莫斯科已住了一段时间，深得苏联人的器重。但王明的汇报侧重于理论，听汇报的人听不明白，抓不住要领。而陈云亲自经历了长征，他的报告材料翔实，对问题讲得非常清楚。这次报告奠定了共产国际后来接受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基础。陈云还利用在莫斯科的时间学习了马列主义和苏联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

陈云在莫斯科住了一年后，被中央委员会派到新疆，与1937年5月7日到达乌鲁木齐的西路军的残部取得联系。当时毛泽东和他的部队于长征结束后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新疆军阀盛世才与莫斯科关系良好，中央希望通过与盛世才合作，开辟一条从俄国穿过新疆到达陕北根据地的供应线。但是国民党军队和他们当地的盟友马步芳等打垮了西路军，使这条供应线根本不可能建立。在新疆期间，陈云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那里的代表，他安排苏联教官对西路军的残部和从陕西派来的人进行训练，教他们开汽车、驾驶飞机和操作装甲车及其他现代设备，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没有任何经验的。1937年11月27日，一架从莫斯科飞来的载着王明、康生等人的飞机在乌鲁木齐降落，陈云搭乘这架飞机飞往延安，在那里一直工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7-1943年

1937年陈云到延安后不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选拔党员干部，对他们进行培训，建立人事档案。陈云被任命为组织部部长时32岁，但他已经当了多年的中央委员。当毛泽东与苏联器重的王明的关系逐渐疏远时，陈云依然与从苏联回来的几位领导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陈云在从事秘密活动的年代里已证明了自己对党的绝对忠诚。从职务上讲，到1945年他一直是组织部部长，但是从1943年起他主要负责经济工作。

在当时，一个人加入共产党之前需要对这个人历史上的所有疑点予以澄清，特别是弄清可能导致他或他的家人把秘密情报传递给国民党的各种家庭和社会关系，甚至结婚也要经组织批准。这意味着组织部必须对每一个人进行广泛的情况调查。党员人数太多，陈云不可能对每一个党员都熟悉，但他熟悉全部高级官员，特别是熟悉需要注意的情况。他享有爱惜人才的好名声。他说，组织工作的实质是“了解人，有气量，用得好，爱护人”。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后投奔延安者更多，把他们吸引到共产主义事业中是符合共产党的利益的。

与此同时，自从1927年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发动进攻后，双方一直处于交战状态，甚至1937年初再次实行国共合作后，相互之间的恶感亦未消除。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新四军，残害了一万多名官兵，这使双方矛盾更为尖锐。在延安，主管情报工作的康生，常常怀疑陈云准备吸收和培养的人是间谍，对他们加以攻击。康生批评陈云防备间谍的警惕性不够高，在1941年10月2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陈云为此作了自我批评。陈云还承认，在莫斯科时对王明很敬重，但后来认识到了王明的错误。

在1941年9月10日正式开始的整风运动中，陈云培养的许多党内干部受到批评。要陈云参与批斗他曾经培养和爱护的人未免使他尴尬，于是他被分派到部队领导整风运动。从1942年起，随着整风运动全面开展，对王明及其同事以及许多年轻知识分子的批判急剧升温，陈云病倒了。他按照毛主席的建议学习马列主义，同时还学习毛泽东的著作。1943年3月11日，给陈云看病的一位医生发现他得了疲劳综合症，建议他休息一段时间。中央书记处给了他三个月假让他休息，后来毛泽东准许他休息一年。虽然在休息疗养，从职位上说他还是组织部部长，直到1945年。

西北边区的经济领导工作：1943-1945年

1943年12月，陈云陪毛泽东参观一个农业生产展览会，之后很快被委任为西北边区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由于主任贺龙忙于其他工作，办事处的主要领导责任实际上落在了陈云的肩上。他建立了统一的税收制度。他认为生产重于分配。在管理政府预算中，他认为增加收入比控制支出更重要。当时因为国民党实行封锁，边区物资严重短缺，棉布缺乏，通货膨胀严重，黑市猖獗。而要从外面买棉布，就必须用国民党的法币支付，而且价格要与外部市场的价格一致。边区能输出的主要货物食盐当时供不应求。于是，陈云建立了“食盐统购统销”制度，为了鼓励人们开采更多的食盐，政府出高价收购。他还允许提高原棉价格，以鼓励根据地的农民种棉。因为他们以市场价格向边区周边的商人收购棉布，因此商人们乐于把棉布卖给边区。随着食盐输出数量的增加，他们从外部购入的棉布数量也增加了。

在东北建立农村根据地：1945-1948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然国共两党的和谈断断续续进行到1946年夏季，但同时双方也都在着手准备可能即将爆发的内战。对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战场是东北，因为那里有日本人丢下的军需物资，而与装备较好的国民党军队打一场现代化的战争，这正是他们所迫切需要的。东北有全国最发达的工业和最多的剩余农产品，一旦占领东北，他们可以用这些物资为自己的部队提供补给。此外，由于东北紧靠共产党掌权的苏联和北朝鲜，他们可以指望从这两个国家获得援助。论党内职位，陈云是派往东北的最高官员（他在党内的职位仅次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但在负责东北活动的东北局内，他开始是彭真的副手，后来又是林彪的副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到了东北。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赶在国民党军队之前进入东北，彭真和其他一些人认为，凭借苏联的配合，他们或许可以阻挡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至少能沿铁路和在主要城市中建立牢固的根据地，从而阻止国民党在那里建立根据地。而陈云从一开始就看出，当时占领着东北的苏联不想得罪美国，因此不会阻止美国把大批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他还看到，共产党的军队尚不具备与国民党精锐部队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条件，因此他主张应当打一场持久战，首先占领铁路沿线的小城镇，让出南满的铁路干线和大城市。开始时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结果在坚守南满城市的战斗中共产党的精锐部队损失惨重，东北局和中央才逐渐认识到陈云的判断是正确的。

陈云到东北后，主要精力用在党的建设上。他到东北时，在那里共产党几乎没有任何地方性组织，人们对共产党也不怎么了解。陈云先到沈阳，然后到长春、哈尔滨，接着到了哈尔滨市之外的宾县。他帮助在各地建设党员队伍，他们既在南满的城市里从事秘密活动，又在较小的城镇公开活动，同时选送地方干部和部队到偏远的东北北部受训。任组织部部长的工作经历使陈云对干部有深刻的了解，使他能够驾轻就熟地安排大批外来干部，在东北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

虽然陈云认为在短期内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让出南满的城市，但是1946年11月当他被分配到南满分局后，他和那里的其他干部却不得不决定在国民党大举进攻下是否要继续保卫紧靠海边的小片根据地。听取了形势汇报后，陈云确信，保卫那个基地以拖住国民党军队非常重要，否则国民党军队可能很快进入北满。共产党军队英勇顽强，虽然伤亡惨重，但是保住了南满根据地。到了1947年4月，最猛烈的攻势终于过去了，但陈云留在南满一直到1948年1月。

建立城市政权：1946-1948年

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把满洲各城市的管辖权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到1946年春天，国民党在南满集结了大批军队，迅速攻占了沈阳、长春、鞍山和吉林。然而在中共军队集结的北满，中共在苏联军队撤离不久后于1946年5月28日接管了哈尔滨，这是中共管理的第一座大城市。为了对付国民党及其盟友的抵抗，共产党设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城市的管理。他们能把城市管理好吗？事前几个星期忙于对干部进行城市管理训练的陈云率队进入哈尔滨，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在最初几周中，陈云实际上肩负市长的责任，负责城市的全面管理。在准备工作阶段，陈云和其他共产党干部强调，军队必须遵守纪律，这与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使他们失去人民的支持。他还注意训练具有各种不同专长的干部担负城市管理的领导工作。他鼓励过去在该市工作的重要工作人员继续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幸运的是，哈尔滨在接管中未遭受严重破坏，市政服务几乎立即得以恢复，共产党被当地民众接受。

1948年11月2日共产党占领了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陈云又肩负起这里的城市管理责任。他借鉴管理哈尔滨的经验，采取基本相同的做法。他强调提供基本市政服务的重要性，包括供电、供水和电话线路畅通。在保证市政基本服务方面他们又取得了成功。在沈阳采用的政策和做法成为共产党军队接管其他城市的模式，在管理沈阳中受到训练的干部此后又参加南下工作队到其他城市建立新的秩序。

东北经济及其对共产党军队的支援：1948-1949年

1948年6月，共产党基本占领了整个东北，东北局开始在陈云的指导下实施东北地区全面的经济计划。除了建立经济秩序外，东北局还直接担负着为南下部队提供补给的责任。为了确保当地百姓和部队的粮食供应，每个省政府的主席都亲自抓本省的粮食生产和分配。此外，还减少了对苏联的粮食出口。为了支付从苏联和朝鲜进口的军需和机器，陈云和他的计划制定者们重点抓了煤、木材和食盐的出口。他们请苏联帮助恢复鞍山钢铁厂和其他工厂的生产，并要求苏联归还大部分已被运走的日本人的机器设备。为了保证工厂运转，陈云等人对原工厂管理、技术和行政人员的做法是：只要他们忠于职守，不反对革命，一律继续留用，让他们放手工作。虽然农民贫富悬殊，但决策者决定，在战时条件下不打算立刻改变土地政策。由于1948年东北的经济在战时条件下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稳定，因此为南下解放全中国的大军成功地提供了大量的粮食、武器和基本生活必需品。陈云还努力做工作，使人们不要对共产党接管后生活会突然大幅度改善抱有过高期望。

1949年初陈云利用在东北的最后几周参观工厂，熟悉工业问题，然后前往北京接受新的任命。他从东北到达北京正好赶上参加1949年5月11日到6月2日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结束时宣布成立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任主任。于是陈云开始负责1949-1952年期间的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等工作。1950年10月任弼时逝世后，他成为党内第五号人物，仅次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

陈云继续阅读各种书籍和报告，但是他本人在处理经济问题时所积累的经验对于其经济问题的处理方式起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他肩负的责任愈来愈重大，从江西苏区到西北边区，然后到东北，陈云学会了如何整顿混乱的市场、如何克服物资短缺、如何适应一个给定区域之外的市场。待他来到北京时，他对处理经济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基本方略：当物资供应短缺时，必须用市场机制结合行政控制来抑制通货膨胀；当物价飞涨时，应视可能将其他物资投放市场以缓解物价压力；在有些情况下，当基本物资供应不足时，政府必须对某种商品的购销进行控制；在与外部经济交往时，必须扩大出口，在掌握一定数量的外币后，确定进口的优先顺序；在工业方面，必须充分利用技术专家和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应建立工人的生产责任制。

恢复国民经济秩序：1949-1952年

1949年，陈云面临许多棘手问题：军队仍需要给养，国民党在共产党接管的城市里进行破坏活动，交通运输设施因遭到内战破坏而变得严重不足。工厂缺乏原料，有时没有钱给工人发工资。新税收制度尚待建立，政府开支远大于收入，约900万官兵以及政府雇员等着领薪饷。或许最为糟糕的是，公众对通货膨胀惶惶不安，因为随着国民党滥印钞票用以支付战争费用和货物短缺日益严重，通货膨胀正失去控制。

陈云深感自己对国民经济肩负责任之重大，当时全国几亿人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上挣扎，工作中的失误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严重影响。他想首先获得准确的数据，进行细致的计算；他想从国家角度观察有关问题，例如资源的利用、工厂的位置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他想对现有的外汇进行控制，确保重点项目；他想制定标准化的国家税收制度，使国民收入具有可预测性。他持务实态度，但他的分析是全面而透彻的。他爱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当时他采取的主要办法是：（1）利用市场力量控制物价。在短期内对一些物品进行配给或许是必要的，但是在货物供应不足时，应当把库存物资拿出来投放到市场上，直到物价下跌。（2）确立对货币的信心。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有必要对投机者和坚持使用外汇和金条的人加强行政控制。（3）开发足够的收入来源以平衡预算，使人民对经济充满信心。（4）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和改善运输设施，增加物流。（5）发行公债，为各种开支筹措资金，吸收多余资本，而不是多印钞票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

随着中共接管全国，最严重的经济问题发生在中国的商业之都上海。共产党的部队是1949年5月进入上海的。7月中旬，陈云被派往上海去调查和解决最紧迫的问题。当时通货膨胀已使人们对国民党货币失去信心，但是当地商业界人士并不接受共产党的人民币，而是坚持使用银元或外币。为了树立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陈云向银元的流通宣战。在他到达上海之前，投机商已把银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宣布，买火车票、纳税或市场交易，只收人民币。广播电台和报纸不停地发布禁止使用银元的命令。但这一切措施被置若罔闻，银元照常流通。于是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投机交易中心——上海证券大楼。不出一个月，银元的使用就基本停止了。为了解决上海的通货膨胀问题，陈云搜集了23个基本行业的情况，掌握了经济的基本信息，然后不仅向市场上投放某些物品，而且禁止政府单位囤积某些物资。

上海工人希望领到工资，但是有些纺织厂因为缺乏原料不能开工，陈云便安排产棉区把棉花运往上海。在新公路和铁路开始修建前，他清点了可能利用的船只，其中许多被用来装运粮食和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其他物资。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后，由于需要物资供应部队，对物价的压力进一步增大，特别是在东北。陈云在支持“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的同时，努力使经济免受政治运动的干扰。

考虑到中国1949-1952年期间面临着堆积如山的经济问题，用任何标准衡量，陈云及其同事制定的控制通货膨胀、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和控制国家预算等政策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取消行政区和高岗问题：1953年

内战时期，当包括数省的一个地区全部被共产党控制时，就建立一个大行政区以实现整个地区的全面协调。全国陆续共建立了六个大行政区。但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逐渐削弱了大行政区的权力。从1952年开始，中央取消大行政区的建制，大行政区的许多领导人被调往北京。由于国家承担的责任迅速增加，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机关的规模随之扩大，这些责任被分配到更多的下属部门。部门之间的分工不是很明确，部门和个人之间的争斗有时很激烈。一些地方官员对北京从他们地区调拨物资和财政收入意见很大。

1953年初高岗开始在北京工作，主管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三稿是在陈云的领导下拟就的，新税制部分出自薄一波之手，是薄一波在陈云手下工作时写成的。毛泽东对这部分非常不满意，并对新税制未充分征求他的意见就在1952年底颁布感到不满。1953年2月8日深夜陈云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一次会议，会议一直延续到第二天上午。会后陈云病倒了，一直休养到夏季。

从1953年6月14日到8月13日举行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税收和国家预算问题成为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分歧最严重的辩论焦点。薄一波起草的新税制从两方面受到批评：一是对资本家太仁慈，二是未给地方政府留有足够的管理财政的灵活性。到8月初，因为意见仍然分歧很大，毛泽东建议周恩来邀请陈云和邓小平参加会议帮助解决这次会议遇到的难题。于是陈云对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作了非常全面的分析。他承认，各地区应有更大的灵活性，但他也强调需要通过国家预算为军队、工业和建设提供资金，给农业地区提供足够的帮助，从而使农民从剪刀差中解放出来。他说，即使薄一波的错误再严重，也不至于严重到像高岗所说的那样是“路线错误”。陈云和邓小平的分析改变了会议的调子，使激烈辩论的问题得到解决。会后对税收政策进行了修改，加大了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成分，地方政府得到了储备金和处理自己预算的较大的灵活性，但对国家预算的责任并没有大幅度减小。

是年秋季，从华东调到中央任组织部长的饶漱石伙同高岗夺权、企图扳倒刘少奇和其他人的阴谋真相大白。高岗还找过邓小平和调到北京来的其他原大行政区领导人，希望他们配合。高岗因曾与陈云在东北共事，就与陈云联系，建议设法使他们两人都当上党的副主席，但遭到陈云的拒绝。12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只有高岗一人坚持轮流主持。高岗、饶漱石此前还找了军队负责人彭德怀和林彪，并到各大行政区寻求其他行政区领导人加盟。情况已经很清楚：高岗有很大的个人野心，这种野心有使党分裂的危险。虽然高岗以前的某些行动得到过毛泽东的认可，但他的野心不仅使其他人而且也使毛泽东开始感到不安。12月17日，陈云和邓小平找毛泽东讨论这一问题。毛泽东对他们的担忧表示赞同，派陈云秘密赴杭州（林彪当时在杭州）、上海、广州和武汉，就高岗阴谋夺权问题给那里的主要负责人打招呼。在1954年2月举行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陈云在讲话中强调了积极的方面和团结的重要性，而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高岗。高岗后来被开除出党，自杀身亡。

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稿是在李富春的主持下写成的，1953年陈云休病假时李富春在高岗手下工作。但是计划的第五稿即定稿以及前三稿都是在陈云领导下完成的。参与制定计划的官员都意识到国家贫困、工业化和基础设施水平低、粮食缺乏以及技术水平低下，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共产党掌权后所激发出的美好理想的实现。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在当时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如何为人口迅速增长的城市保障粮食供给。1952年底陈云回到老家青浦县后看到农民很难完成粮食指标，认识到不能把公粮标准定得太高。另一方面，他和其他领导人又想调拨资金开始基本建设，结束中国的贫困。1953年10月2日，陈云对粮食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包括人口日益增加的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产区因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而对其他农作物生产的影响，例如棉花产量减少又会影响纺织业。他承认，由于粮食供应不足，造成市场不稳。他指出需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工商业者的关系、各地方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做了详尽的论述之后，他承认“粮食统购统销”会导致一些问题，但为了确保城市的粮食供应和工业生产的发展，确保市场的稳定，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陈云的“统购统销”建议被大家所接受，同时也采纳了邓小平的建议：秋季公粮征收推迟一个月，以实施征购制度。

苏联的援助对制定五年计划十分重要，因为苏联拥有中国极为缺乏的资金和技术。1952年陈云陪同周恩来和李富春等人去莫斯科，讨论苏联援助问题。斯大林一方面对他们说很快就给予援助，另一方面又迟迟不把援助具体化。这种情况和其他变故使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直推迟到1955年才公开宣布。

陈云认识到地方官员和中央各部委对于他们为中央政府承担的责任、对中央政府没有给予他们要求的一切帮助是会有意见的，只有让他们了解国民经济的整体需要他们才会消除各种牢骚，因此在计划的每一个稿中陈云都加入一部分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概述。通过周密地指出各方面的困难，他赢得了地方官员和中央各部委的理解，从而使他们接受了这个计划。把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大国的经济纳入一个全面计划，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并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到最需要优先发展的领域，从而开始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社会主义改造：1955-1956年

经济要取得较快的发展，可以通过给予私人企业较多的自由和实行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不是集体耕作，到20世纪80年代，这已经成为一个清楚而明白的道理。但在50年代这条途径还没有经过验证，而苏联在经济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苏联原先是一个落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通过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工农业方面都取得了发展。因此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都想加速社会主义改造，认为集体所有制比个人所有制先进，国家所有制又比集体所有制先进。毛泽东相信应当继续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来实现这些目标。

陈云在公开场合支持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在1955年3月他说，社会主义改造应当稳步进行，不应“冒进”。1955年7月，他在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说，农业合作化可以保证国家的粮食征收，有利于大规模兴修水利，合理使用土地，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和加强农村的社会保障网络。但是他认为，应当在变化前进行精心的准备。作为一位曾经具体从事经济工作的人，他看到如果忽略了关键问题，就会欲速而不达。毛泽东亲自抓农业集体化，批评了那些像“小脚女人”一样走路的同志。他矛头所指的一个重要领导人就是陈云。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要把小企业合并成合作社，大企业重组为国家企业。按照1954年的估计，这个过程要用数年时间。1954年，当15%-20%的零售商店变成国家企业时，陈云说，改造的速度太快了，在一些地区，农村集市已经失去了活力，应当停止合作化的步伐，甚至应当后退一些。他知道企业的成功运作需要技术熟练和经验丰富的人员，他鼓励企业家继续与政府合作。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1955年10月4-11日举行）上说，不仅农业的改造应当加快，工商企业的改造也应加快。10月29日，毛泽东召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开座谈会，陈云坐在他旁边。毛泽东指定曾主张放慢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陈云负责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着动员全国加速改造进程。1955年11月24日，陈云说希望1957年年底之前完成主要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62年基本实现国有化。然而毛泽东指示，社会主义改造应于1956年1月前基本完成。1956年1月，约25万名急于表示已放弃资产阶级立场的企业家在天安门广场游行，以表达他们对企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喜悦之情，其他城市跟着举行了类似的游行。手工业者实现集体化的比例1955年末为25%，到1956年4月增加到90%。

为了确保这一新体制的顺利运行，1956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一项规定，要求新宣布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应在6个月内不发生任何变化，同时也不必为变化设定最后期限。总之，当陈云负责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时，他总是尽量放慢实际变化的节奏，力求减少混乱。

“大跃进”与“反冒进”：1958-1962年

当毛泽东开始号召加快发展速度之时，陈云继续反对冒进，强调平衡发展。他说，在制定政策时，90%的时间要用于调查研究，获取可靠信息，10%的时间用于做决定。毛泽东提出在工业生产上15年赶上英国。此前陈云说需要50年时间才能赶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1957年1月，陈云被任命为直属政治局的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后说，建设规模应与国力相适应，如果超出了国力范围，很难退回来，则势必出现经济混乱。1957年11月，当毛泽东批评反对冒进的官员时，陈云因健康原因获准休息。1958年，他休养后返回中央，但仍称自己健康状况不佳而只工作部分时间。

1958年1月和2月，毛泽东对陈云“反冒进”提出了批评，陈云被迫进行自我批评。在外界压力之下，他讲了违心的话。他说，动员群众可以扩大灌溉面积，开垦新农田，改善耕地，植树造林，进行不需要预算拨款的投资。陈云一直主张下放部分权力，给地方官员更多的灵活性，但是他认为这样做之前要进行认真的考虑、计划和准备。毛泽东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权力下放。毛泽东打招呼说，不论是谁，只要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会被定为右倾分子。然而，陈云1958年10月却明明白白地说，要完成毛泽东规定的1959年生产2500万吨钢的指标需要多生产1亿吨煤；即使能生产那么多，运输也是个问题。

1958年8月，在建立人民公社的浪潮中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会上宣布，当年已生产了380万吨钢，需要在最后几个月里再生产700万吨才能完成年度指标。会上毛泽东打电话给陈云要他负责完成年度指标，少1吨也不行。陈云知道，完成指标的最好办法是多多生产那些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劣质钢的东西。陈云还评论说，1959年基本建设计划投资是5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超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部投资。

到1958年11月，在农业收成和钢铁生产方面暴露出的灾难严重到使毛泽东本人也不得不后退几步，做些调整。12月，陈云与工程技术人员在一起讨论了质量问题。他重复了自己的一句名言：应当“小心谨慎”地前进。知道毛泽东对他有怀疑，为了避免误会，他给毛泽东送去一盘他的讲话录音带。

生产出的钢铁很多都不能用，纯属浪费资源，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1959年1月，知道了这一情况的毛泽东准备把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降到2000万吨，为此征求陈云的意见。陈云回答说，生产2000万吨也很难完成。4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表扬了陈云，因为就在其他官员不敢讲真话时陈云敢于直言。毛泽东说，1958年12月武昌会议上陈云建议不要公布钢铁生产指标，因为还有一些问题，但事后没有人向他报告此事。1959年4月毛泽东问仍在休病假的陈云当年能生产多少吨钢，陈云回答说，他将研究这个问题然后提出建议。经过非常认真的研究和与冶金专家磋商，陈云在5月11日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他们可以生产1300万吨钢。在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接受了陈云的结论。年底的结果是中国生产了1387万吨钢。

1959年6月当毛泽东再次推动“大跃进”时，陈云称心脏病发作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准假休息三个月，他没有参加该年的庐山会议。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批评“大跃进”，结果遭到毛泽东的攻击。陈云在外休养到1960年年中，但从1960年夏季他开始到农村调查农业生产情况。他说，如果干部不敢直言存在的问题，那是很危险的。陈云参加了1961年1月召开的九中全会，这次会议提出了八字新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会议的基调低沉。新文件《农业六十条》使公社组织的权力分散，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1年夏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陈云到家乡青浦县调查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他的见闻。毛泽东邀请陈云一起讨论。陈云提出给农民留更多的自留地，小猪和母猪应当给各家饲养，农民不应种双季稻，应当种一季水稻和一季蚕豆。

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等人公开批评了党的政策。毛泽东在会上问道“为什么只有陈云能够解决经济问题？”表示了他对陈云的赞许。他请陈云讲话，但是陈云意识到，如果他公开发表讲话，势必与毛泽东的政策发生冲突，所以谢绝了发言，说是还没有完成调查研究。1962年2月21-23日在中南海西楼举行的规模小得多的会议上，陈云对经济问题作了非常全面的分析，比“七千人大会”上的讨论详尽得多，同时对今后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了意见。刘少奇在西楼听了陈云的讲话后，请他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阐述自己的观点。2月26日，陈云对200名党和政府高级干部发表演讲。他说，粮食不够吃，庄稼、牲畜、化肥和农具的状况都不如从前，基本建设投资超出了国力范围。接着他提出了具体建议。在这类会议上很少有鼓掌现象，但是陈云讲话后热烈的掌声持续了1分多钟。同事们都感到松了口气，陈云讲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们对陈云的建设性意见也很赞赏。

经过对农业继续进行调查后，他开始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和农村工作负责人邓子恢讨论农业包产到户的可能性。1962年6月24日，陈云回到北京。但是在向毛泽东提出这个想法前，他首先与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林彪进行了讨论。周恩来非常谨慎，说是如果毛泽东同意他就支持，其他人都表示支持这个想法。然后陈云去找毛泽东提出这个想法。当时毛泽东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但是几天后他说陈云作为政治局常委找他是应当的，但是接着对陈云、邓子恢和田家英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他们支持将瓦解农村集体经济的修正主义。听到毛泽东的反应后，陈云写信给毛泽东，因病要求不参加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要求。在北戴河会议和1962年9月的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力宣传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接着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薄一波谈到陈云在“大跃进”运动中的作用时说，陈云的小心谨慎、一丝不苟、实事求是、对事实进行认真调查研究的态度，与“左”的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很不协调。当权者有时对其观点置之不理，停止其工作，但是古人说得好：“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当国家面临困难时，他们又请陈云出来。而他毫不在意，总是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努力去解决面临的问题。

陈云似乎对毛泽东的情绪有准确的判断，知道何时和以何种方式直述意见，何时只能暂时告退。因为陈云管理经济工作负有盛名，而且他总是私下而不是公开地向毛泽东表述自己的意见，同时因为他没有个人政治野心，所以他能够对“大跃进”中的问题比其他人更大胆地指出来，并提出能够得以实施的解决办法。

“文化大革命”前期和最初的向西方开放：1967-1973年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遭到红卫兵、康生和“四人帮”的批判。然而1966年秋天，他被允许与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这年10月，他写了一封检讨，说是夸大了“大跃进”中的问题。当他听说红卫兵要抄他的家时，他立刻销毁了机密文件，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搬到郊区的一个秘密去处。1969年4月召开的中央九大上，他受到批判，又作了检讨。10月，他被送到江西，但没被从中央委员会中除名。他的妻子于若木在科学院工作，因为写大字报称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和寄生虫，被撤职和开除党籍。在1970年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因1957年“反冒进”、夸大“大跃进”中的问题和提出包产到户而作了检讨。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受到批判没有参与正常工作。但是为什么陈云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干部那样受到严厉的惩罚呢？为什么还让他留在中央委员会中呢？或许当毛泽东想以社会主义改造为起点向前推进时，感到有必要批判任何一个“反冒进”的人，但他还要留着陈云，以帮助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严重经济问题。事实上，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和1971年基辛格访华后，当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明显地从苏联集团转向市场经济国家时，就已经请陈云研究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1972年4月陈云回到北京，参加了对1945-1949年在东北与之密切共事的林彪的批判。1973年年中，当陈云接受委托负责分析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可能造成的影响时，他要求向他提供有关问题的重要信息，例如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外汇储备、这些国家主要部门生产的消长变化以及它们应对经济危机的历史。对问题进行研究并与专家磋商后，他写出了一份综合报告，提出了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建议。

改革开放：1978-1979年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陈云虽然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但并不负责日常具体工作。1977年3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有人提出是否应当允许邓小平回来工作的问题时，陈云表示支持让他回来。他还积极推动对受到错误批判和得不到必要医疗的老干部予以平反。

1978年11月10日，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下一年的经济计划。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注意，从而改变了这次会议的重心和性质。陈云说，如果一些政治问题不能首先得到解决，很难使干部满腔热情地支持经济计划。他特别提到了彭德怀、薄一波等61个“叛徒”、被共产党派遣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那些人、像陶铸和王鹤寿一样被关押在南京监狱而被定为“叛徒”的那些人，以及邓小平和参加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群众等案件。他还说，对于那些摧残党员的没有根据的批判，康生负有重大责任，应当受到谴责。12月15日工作会议结束之前，陈云又在东北组作了一次发言，这次是谈经济问题。他说，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30年，食品供应依然紧张，如果粮食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就会造反，农村的党支部书记就会带领农民到城市讨饭。工业品的进口应当有先后顺序，各省应有少量资源供自己支配，在基本建设方面必须缩小计划与现有资源之间的差距。

工作会议之后紧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新方向。会上，陈云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其他委员是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三中全会取消了对干部进行调查批判的专案组。关于干部的一般性问题由中央组织部处理，涉及干部是否忠诚的复杂问题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主任由陈云担任。全会结束时，陈云称赞此次工作会议在时隔多年之后允许这样畅所欲言的讨论，指出这是一个健康的党组织所需要的。他说，和延安整风运动产生了对取得内战胜利至关重要的全党团结一样，在这次全会上达成的团结将有助于新战斗的胜利，实现国家稳定和四个现代化。

1979年初，陈云说在华国锋主持下编制的十年计划制定得太匆忙，没有认真准备，指标订得太高。他主张有一个三年调整期，邓小平和政治局其他成员接受了他的意见。在压缩计划、减少预算赤字、确定进口优先顺序、确保在大幅度扩大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之前使农业生产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等工作方面，陈云发挥了关键作用。

陈云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战略。在调整阶段，他们支持相同的基本政策：扩大市场，增加外贸，推行农村改革。虽然陈云此前在20多年里职位一直比邓小平高，但是他支持推举邓小平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有胆略和魄力，健康状况比陈云好，既有党的领导经验又有军队领导经验，掌权治国举重若轻。他们从20世纪30年代就互相认识，邓小平1952年到北京工作后两人配合默契。邓小平1953年担任过短时间的财政部长，长期任党的总书记，对经济问题有粗线条的了解，而陈云则负责更具体的经济问题。

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和陈云仍像以往一样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安定，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内增强市场的作用，下放权力给地方，反对官员贪污腐败。不过在1982年调整阶段取得巨大成功、农村改革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后，邓小平希望经济增长得更快，更愿意扩大沿海地区的自由，更愿意增大市场的作用。而陈云在管理经济的过程中曾经历过严重短缺时期和过高目标造成的悲剧，他感到从长远看，最好是扎实而稳定的增长，不要急于追求快速增长和快速市场开放。陈云没有公开反对过建立经济特区，但他从未去过特区。他承认需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但从笔者读到的材料看，他从未会见过外国资本家。20世纪40年代末期陈云曾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因官员腐败而失去人民支持的下场，所以他对反腐倡廉特别坚决。曾与陈云密切共事的人，如邓力群和胡乔木，坚决支持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9年6月邓小平和陈云两人一致认为必须为恢复秩序采取坚决而果断的措施。邓小平和陈云之间尽管存在分歧，但他们都非常尊重对方的能力，从不公开互相指责，为改革开放同心协力地工作，直至逝世。

在事件发生多年之后对领导人作出历史结论比事件发生当时对他们作出结论容易一些。现在看来比较清楚，1988年邓小平放开物价时，自1952年起一直习惯于物价稳定、担心通货膨胀的中国人尚缺乏心理准备。对于中国到底能适应何种速度的政治改革这个问题，现在要作出判断尚为时过早，不过在1986年时中国可能还不具备邓小平当时准备推行的政治改革的条件。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上海、武汉、广州和深圳时，又主张大胆推行改革。尽管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增长带来了一些问题，但现在来看，中国总的来说是从快速发展中受益的。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陈云都持谨慎态度。然而，改革开放政策显然获得了巨大成就。邓小平和陈云两人，一人主张快速推进，另一人则小心谨慎地考虑到经济问题的方方面面，他们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促成了改革开放的成功。

(嘉崎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