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贝 2015-12-19 陈楚三这个名字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印象。他是陈潭秋烈士的儿子，红卫兵“414派”头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后来分裂为“兵团总部”(简称“团派”)与“四一四串联会”(简称“四派”、“414派”)，双方展开了百日大武斗。兵团总部以蒯大富为首，“414”派则纠集了沈如槐、孙怒涛、陈楚三、任彦申、周泉缨等。
文革之后，对于第一代红色后代红卫兵的评价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陈楚三，一个是孔丹。 陈楚三（中实集团监事会主席）主张对红卫兵也要一分为二，认为许多干部子弟运动初期敢于造反，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但当自己的父母受到冲击、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不那么“紧跟”了，有些人逍遥了，有的还因此对毛泽东和党中央产生怀疑。比较起来，大批工人、贫下中农和普通干部子弟反而无私无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言外之意对那些干部子弟红卫兵在文革之后不仅不承担责任而且成了既得利益者有看法，间接对中央处理上的不公平不满。 为此，他以私人信件的形式寄给李志民（中组部青干局任处长）。信中特别提出“八旗子弟”问题，对红卫兵是跟着林彪四人帮“受骗上当”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对文化大革命“不应当简单地“彻底否定”，而应当认真总结，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他还推荐了三个人：沈如槐（清华“414”派头头）、罗征启（清华党委副书记）和任彦申（清华414派，新时期任江苏省委副书记）。 据说陈楚三的私人信件被刘泽彭（后中组部副部长）通过某种渠道送到陈云处，陈云做出了极其严厉的批示。并作为文件下发。 陈云的态度，在孔丹来信的批示中可见。 孔丹是大名鼎鼎红卫兵西纠的总司令（副司令是陈毅的儿子陈小鲁、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父亲孔原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文革后直接上了吴敬琏的研究生，曾经担任过王震、耿飚、张劲夫的秘书。以后任光大集团总经理、中信集团总经理、董事长等职。 孔丹与陈楚三的观点正好相反，为此他和董志雄（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中钢集团公司副总裁）1984年给陈云写了一封信。 信中有几个观点： 一是所谓“老红卫兵”是指一九六六年夏季一些出身于干部、工农家庭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受当时“左”的路线影响而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又于同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陆续退出运动，在“文革”的中、后期一直受压抑的红卫兵。 二是“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大多数人在“文革”各个重要阶段，表现是好的，是经住了考验的。他们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较早不满和抵制，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 三是“老红卫兵”的错误与那些造各级党委反、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具有本质的区别，与“三种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两码事。 四是整个“文革”期间，老红卫兵是站在党的各级老干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边，如“西纠”“东纠”，大学生中的“一司”等，都是周总理和党政军老干部极力支持、引导，用以控制局势、保护老干部、维持社会秩序的组织。在诸如反“十二月黑风”、“一月夺权”，反“二月逆流”、“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邓”、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文革”的关键时刻，从思想感情到政治态度都是与林彪、“四人帮”对立的。 五是在“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一些人也有打、砸、抄行为，如打了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如“地富反坏”，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当时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如一些寺庙，某些商标等）。这是在当时“破四旧”的号召下发生的，大多属于一般性错误。不能与“三种人”的打、砸、抢混为一谈。如果把这类问题列入“三种人”问题，实际上就模糊了“三种人”的政治性。 六是在这次整党中，对“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缺点或一般性错误，绝不应当再予追究，对中央文革曾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罪名，更不应该再拿来作为追究他们的依据。应当充分肯定他们在“文革”中的主流并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依靠他们和广大的中青年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孔丹的信获得陈云的批示： 耀邦、（剑英暂不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陈云。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号下发了胡耀邦在“孔丹、董志雄给陈云的信”批示： 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先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阅批。然后请乔石同志将所有批语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发各同志。 胡耀邦二月二十八日。 孔丹的信后来又获得李先念批示：“完全同意”。邓小平、赵紫阳、乔石圈阅。 以上资料见米鹤都采访，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 切莫小看这一过程，它不仅决定了一大批高干子弟的命运，而且直接影响了文革之后的政治走向。 文化大革命那些人先起来造反，破四旧是谁开始的，一大批干部及知识分子是被谁整的，红卫兵后来为什么发展成声势浩大的队伍，这些问题不能细究，也不让深究。因为深究的话，许多人包括后来位居庙堂之上的人将无地自容。 经历过文革的人很少人不知道孔丹、谭力夫，不知道“西纠”、“东纠”和“联动”。不知道名扬一时的北京四中，这所高干子弟云集的重点中学。有孔丹、赵振开（北岛）、刘辉宣（礼平）、导演陈凯歌、上将刘源、薄熙永薄熙来兄弟、徐向前之子徐小岩、杨成武之子杨东明，另外还有高官罗瑞卿、李井泉、何长工等人的孩子。还有后来的高官马凯，文革前从北京四中毕业的林立果（林彪之子）、陈元（陈云之子）、陈昊苏（陈毅之子）、安民（安子文之子）、俞正声（黄敬之子）、乔宗淮（乔冠华之子）等。 文革结束秋后算账，曾经的造反红卫兵都面临着专案审查，清算他们在文革初期的“打砸抢”违法乱纪行径。 如果给他们都戴上“三种人”的帽子，一大批老干部将面临着找不到接班人的尴尬。 孔丹的信给他们提供了理由，通过政治定性把他们解脱出来。 1984年，中组部下了一个文件，不再追究当年老红卫兵和联动成员的历史责任。于是，一部分人进入官场，一部分人开始曲线救国转战商场。 孔丹1984年进了王光英的光大集团，秦晓1986年被孔丹推荐进了荣毅仁的中信集团。两人都得到中信董事长、王震之子王军“大哥”的大力提携。孔丹接任了王军的董事长位置，秦晓则以中信副董事长转任招商集团董事长。 1984年9月3日－9月10日，在杭州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了由朱嘉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刘佑成（浙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黄江南（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助理研究员）、张钢（《经济学周报》负责人）等青年经济工作者组织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简称”莫干山会议“。其中朱嘉明、黄江南是改革四君子中的两个，另两人是翁永曦和王岐山。 参加会议的马宾、王岐山、马凯、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李剑阁、张维迎、周其仁、华生、孔丹、陈一咨、陈元、肖捷、吴晓灵等后来都成为改革开放政界和学界的著名人物。 此时的孔丹还在张劲夫（副总理）秘书任上，据他说当时王军要他去中信，段君毅(北京市长，儿子段存理是孔丹四中同学)要他去做海淀区副区长，吴敬琏推荐他去上海做经委副主任。孔丹选择了去光大，跟着老大哥王军干，还向王军推荐了老四中同学秦晓，后者后来担任了中信公司副董事长、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向当时的北京西城区委书记陈元推荐了马凯，担任北京市西城区计委副主任兼区财办副主任。 2006年任命孔丹为中信董事长时，是时任党的副主席习近平亲自谈话。习仲勋任副总理兼秘书长时，孔丹的母亲是国务院副秘书长。 孔原、孔丹、孔栋父子三人都迷恋桥牌，经常与邓小平、万里、吕正操、丁关根、王汉斌等一起打牌。有时还会留在邓家一起吃饭。 陈楚三对文革红卫兵定性有看法，恽代英的侄儿，原国防科工委情报所后勤组组长恽仁祥在《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一书中也与主流唱反调。 陈谭秋和恽代英都已早逝，这里面是否存在着失去靠山子弟的失落，而父辈仍在掌权的则有既得利益的问题尚未可知。 无论怎样解释，中央领导人对孔丹信中观点的肯定，完全抹掉了“老红卫兵”曾经的罪恶。他们不仅逃脱了“三种人”的清算，而且大部分人被作为第三梯队干部培养，从而成为新时期政经两界的宠儿。 老红卫兵的天然本色是红，当它红的发紫时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了那些其它色。这段公案虽然被主流所定谳，却很难逃脱历史的垢病。 （本文主要内容来自《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和陈楚三《关于红卫兵的一桩历史公案》一文，并非作者独撰。文中观点由笔者负责）2015.12.19 ··················· 中共高层既得利益集团成员，特别是红二代现在得势人物，他们抹黑文革混淆历史，运用权力，压制反思文革。他们最惧怕文革再来，是因为担心人们明确历史，会清算他们在文革时候的罪恶。真正担心毛泽东说过的“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而网络上许多公知普世派也跟着走资派嚷嚷，还跟屁虫一样声讨“文革浩劫”就非常奇怪了。你们没有在文革中犯罪，你们惧怕什么呢？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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