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曾经介绍过民国时期伟大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和他一手创办的南开学校。张先生是20世纪中国唯一的一位由“军事救国”转为“教育救国”的伟大教育家。他是在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之年，1894年，以“最优等第一”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作为中国海军的一名才18岁的见习军官，初次见习，就不得不吞下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苦果。三年后，即1897年，他又亲历了北洋舰队大本营的威海卫两天之内三易旗帜的耻辱。（由满清黄龙旗改为日本太阳旗，又改为英国米字旗。）在此强烈刺激下，他才在1898年“戊戌政变”之秋，退伍而毅然主持只有五个学生的家馆，从此开始了他毕生辛苦的教育生涯。自此而后直到1930年，他创办的南开学校已经在华北和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20世纪中国名人录上，如周恩来，吴国桢，张道藩，叶公超，以及社会精英如曹禺，吴大猷，陈省身，朱光亚，周光召等等都曾经在南开学校中受业过，都一直以张伯苓先生为师，而当时的少帅，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张学良，是从来没有在南开上过学的。然而他对于张校长却顶礼有加。在他的鼎盛时期，即1930年他命令东北军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使得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的反蒋联盟成为一场春梦，这使他的地位如日中天，成为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国陆海空军付总司令。他在1930年12月在私立南开大学作了一次演讲，当时报上是这样记载的：

在校长张伯苓和学生代表分别致欢迎词后，张汉卿先生(即张学良)有一情词恳切之训词，语多针对时下青年之病象。谓：彼之所以有今日，亦实南开之赐。因十四五年前，感东北受日，俄之侵略，内战频频，自觉毫无希望，只好坐待为亡国奴，对于世事，极其灰心。后聆有名人赴东北演讲“中国之希望”，奇而往听，志气为之大振，此即贵校校长张伯苓先生是也。并谓最受感动之一语，为“不要抱怨别人，要自己去干！”最后张先生谓仍以此语赠送贵校同学。

事实是张校长在1916年10月下旬的19天，即张作霖才当上奉天督军兼省长的初期，应东三省教育界邀请，先在奉天（沈阳），之后在吉林，长春，哈尔滨，安东及朝鲜的宜川，新义州共演讲39次之多。鼓舞民族士气，大张奋发图强的精神，受激励启发的岂止张学良一人而已。

再往下看：到了张学良在被迫与世隔绝数十年后，1990年8月，在台北第一次接受日本记者采访。当记者问：“先生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这位早就垂垂老矣的昔日少帅，完全不假思索，就立刻以”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作答。他说：

你知道张伯苓先生吧？当时南开还不是大学，张先生是那里的校长，我去听过他的演讲。那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不亡吾辈在“。我对这个题目很生气。过了一会，我对张先生发怒了。”有我在，中国就亡不了“，”你这是讲的什么，你把你自己想成什么人了？“我是急性子说话不好听。我非常不愉快。张先生说：”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有了自己，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要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个信念。“

我对这个话非常感动。我这个人非常容易受别人影响，我受到了强烈的感动，下了决心。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在我父亲大力庇护下的有钱的纨绔子弟。但是，我不能总是扮演这种有钱的纨绔子弟的角色。我必须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什么。

以上两次谈话相距整整一个甲子。张学良，在他历经沧桑的劫后余生，对于早在1951年已经辞世的张伯苓仍旧一往情深，可以证明他一直自称是张校长的学生，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再看“西安事变“的一些历史事实， 看看当时的国民政府高层决策人士对于二张之间的情谊如何看待的。

当1936年“西安事变“一声惊雷传到南京，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的孔祥熙，为了解救已经被拘留成为阶下囚的蒋委员长，考虑到张伯苓是能够”劝导“叛将张学良的最佳人选， 于是于1936年12月16日致电张伯苓，全文如下：

重庆中央银行，乾密。即刻译送南渝中学张伯苓先生道鉴：西安事变，举世震惊。国家命脉所系至巨。吾兄与汉卿，相知甚久。此时一言九鼎，当有旋转之功。可否即请尊驾飞西安，力为劝导。抑先飞京。敬祈迅即电复，无任祷荷！弟孔祥熙叩。纤秘。京。印。

南渝中学就是南开中学，当时张校长正在主持新建南开中学的校务。张伯苓接电报后即飞往南京。当然后来由于时局迅速变化，出现了柳暗花明的一幕，已经不需要张校长再飞西安，但从这件事可见张校长对张学良的影响力。

1936年4月9日，曾经被张校长夸奖为南开的好学生的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从瓦窑堡来到此时还是东北军驻地的肤施—延安，在一座天主教堂与张学良第一次会谈时，才知道这位他们要争取的主要统战对象，与张伯苓的关系竟是如此不寻常。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传“所述，当时恰恰也是因此，使得此次本来似乎很少可能”亲切而轻松“的初次会谈，才能在霎那间因为”我和你是同师“增加了”亲切而轻松“的气氛。原文是：

周恩来和张学良一见面，就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很奇怪，问：张伯苓怎么会是你的老师？张学良爽快地回答：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校长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并说：我和你是同师。会谈便在这种亲切而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

而这次会谈之后的一个月，即1936年5月15日，周恩来就以学生身份向这位“身负华北众望“的著名教育家”远道陈情，请张校长以“一言为天下先”的声望，促使“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早日建成。

张伯苓先生对于张学良的影响出自于他的充满爱国情操的伟大人格力量。在上面提到的他在1916年在东北的演讲，这是在孙中山将他领导的革命党正名为国民党之前三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三年以前，也是十月革命还没有一声炮响，29岁的蒋介石还在上海做股票，23岁的毛泽东还在“独服”近代名人曾国藩的时候。而张校长能够认识到民族的深刻危机，尤其是日，俄对东三省的野心。他不仅是大声疾呼，而且长期坚持对东北进行实地调查，后来在南开大学开出全国独有的“东北经济地理”课，而且成立了全国大学中独一无二的学术机构“东北研究会”。张学良对于张校长的敬佩绝不仅是听了几次演讲，而更是看到了张校长的实干精神和实际成绩。

（以上根据我的学长马平先生提供资料整理，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