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謝盛友文集-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謝盛友: 德語系的彭念慈和英語系的廖海青，她們非常勤奮，記憶中她們基本是教室、宿舍和課堂，三點一線，路都不拐。在食堂排隊買飯時，也低頭背英語德語單詞。我長得這麼帥，她們也不抬頭看我一下，夠氣憤的。不過，她們的確很優秀，那年代能考上大學的都是黃金，能留校任教的則是鑽石。我不務正業，所以，我下午大多數時間都泡在歷史系課室，聽世界通史、中國通史等；在經濟系課室，學西方經濟地理；在哲學系課室，讀黑格爾。

記者: 師兄，您能和我們分享一件您比較難忘的事，以及您從中的收穫嗎？

謝盛友: 我找不出能確切描繪那個時代的詞彙。當時正逢三中全會前後，國家滿目瘡痍，百廢待興。記得在學時有美國的大學代表團來中山大學訪問，說我們是“世界上最勤奮的大學生”。那時圖書館座位太少，傍晚時分，開館之前，學生已經排起長龍，糾察隊在維持秩序。不然，大門的玻璃又要被擠破。

最值得回憶的事是賣《紅豆》。永遠不會忘記，永遠緬懷當年推着三輪車衝過海珠橋，到市區叫賣自己雜誌的豪情。《紅豆》有海南情結，海南人無意識的一種組合。我非常熱心關注和事奉《紅豆》。中文系蘇煒（海南知青）他們成立了“中山大學鐘樓文學社”，得到了吳宏聰、王起、金欽俊等老師的支持，蘇煒任社長，不久創辦校園雜誌《紅豆》，蘇煒任主編。編委有王培楠、陳平原（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林英男、辛磊等。
鄭紅（現任廣東省檢察院檢察長）是78級中文系的一位班長，海南文昌人，我們星期六晚上在中區露天電影廣場賣《紅豆》。鄭紅有一點點靦腆，不敢吆喝。我天生大嗓門，不用喊人家也聽得到：“賣《紅豆》，3角5分錢一斤！”賣了的錢交了上去。

我們賣的那期《紅豆》是第四期，裡面有海南老鄉馮淑萍（77級中文系的一位班長）的小說，同期還發表了毛鐵、劉浩、駱矩、谷風、田新生、何東平、蔡東士的小說，吳少秋、康莊、曉麟、曼華、流波的詩歌，“鐘樓論壇”欄目中則有陳平原、劉之光、林英男、小舟、曉金的論文和雜文，卷首是蘇煒、王培楠的《春來紅豆發新枝——寫在紅豆創刊一周年之際》，文末寫道：“擱筆之際，只聽得珠江漲潮的濤聲，隱隱傳來。臨窗眺望，我們默默地想：在新的一年裡，應該採擷更多晶亮結實的紅豆，獻給扶持幫助我們的老一輩，獻給廣大熱情真誠的讀者，讓她，在1980年的春風裡留下點點殷紅……”這篇文字寫於1979年12月18日。但是，天不如人願，1980年的“春風”吹過不久，《紅豆》就和全國各地高校的刊物一起，被迫停刊。

記者: 師兄，您覺得應該如何為自己創造並保持優勢？

謝盛友: 我自己有最經典的論述：“我們這代人生來就挨餓，上學就停課；該讀書的時候，我們在修理地球；該出成果的時候，我們卻在嚐寒窗苦；該有作為的時候，我們必須養家糊口。”好一首趣味的打油詩，其中的故事，有多少現在的學子可以體會、可以承受?

顯然，我們處於劣勢。後發有其劣勢。我落後，雖然可以模仿先進，在短期內可以取得某些好的成績，但是長期來看，我個人還是很失敗的。如今在歐洲，留而不歸，留而不學。在文革中長大，離開書本、知識很遠，竟然擔任過德國班貝格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巴伐利亞工商會顧問。

記者: 寫作對於您來說意味着什麼？可以推薦幾本書嗎？

謝盛友: 寫作是我們的天職。我們這代人早期的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義，文革之後革命的理想迅速幻滅，但新的理想又出現了，變為個人的英雄主義理想。我們當時讀的暢銷書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法國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這本書現在幾乎沒人提，當年卻影響了我們整整一代人，因為它塑造的是資產階級革命者，充滿着個人主義的理想精神，這種精神在文革之後迅速煥發出來。那個時候的個人主義與今天的不一樣，今天流行的是以個人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個人主義，而當年的個人主義充滿着英雄氣概，“小我” （個人和家庭）的意義最後要通過“大我” （國家和民族）做出貢獻而得以實現。

我們這代人很少有感恩之心，覺得自己是時代驕子，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有不自覺的自戀意識，得意於自己是超級成功者。其實我們這一代人不過是幸運兒，世無英雄邃使豎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斷層，我們不過趕上了時候而已。

曾為知青、後進大學，如今成為超級成功者，大談青春不悔。我們卻忘記了，大多數知青都被耽誤了青春，如今下崗待業，成為困難戶、低保戶，我們完全忘記了更多的被時代殘酷淘汰了的難友。我們缺乏對弱者的同情，唯有成功者的虛驕，覺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一代人的代表。事實上，少數精英的成功是建立在大多數同代人犧牲的基礎上的。我們那時的高考，100個考生裡面只有不到5個人被錄取，淘汰率高，空前地殘酷，我們真的是極少數被命運特別關照的人，越是成功，越需要懂得感恩和謙卑，而不是自傲和虛妄。

推薦幾本書,不敢當。我願意告訴同學, 如下的作家和作品, 對我生命的成長和思考與寫作有很大的啟迪和幫助。

卡爾•特奧多爾•雅斯培和他的《罪的問題》（Die Schuldfrage）。海因里希•特奧多爾•伯爾和他的中篇小說《列車正點到達》。齊格飛•藍茨和他的小說《德語課》。君特•威廉•格拉斯和他的《鐵皮鼓》和回憶錄《剝洋蔥》。弗朗茨•卡夫卡和他的《變形記》、《審判》、《城堡》和故事集《鄉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