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从事你们伟大的事业吧！你们要为以往的胜利而感谢上帝，并坚信将来会赢得最终胜利。对我来说，除了与你们共享光荣，分担危险，我别无他求。如果我有一个心灵的愿望，那就是：我愿将我的骨灰同沃伦和蒙哥马利们撒在一起，让美利坚各州获得永久的自由和独立”

—— 塞缪尔·亚当斯 《美利坚的独立演说》（一七七六年八月一日）

在一个国家住久了，就会对这个国家的社会和历史有所了解。二零零八年的美国能选出一位黑人总统，其制度的优越性由此可见。美国社会的一切冲突，不管是种族冲突还是利益冲突，都可以由宪法框架内的改革来解决。这就是美国的宪政改革。美国的宪政改革也是美国独立的导火线。美国教科书里提到的促使美国独立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在英国议会中没有代表就不交税；二是英国军队强行征用民房；三是殖民地人民要求成立自治政府。第一条往好了说是要求英国实行宪政改革，往坏了说是给逃税找借口；第二条与事实相差甚远，殖民地人民的权力和自由要比中国老百姓的权力和自由要大的多，这种事情要有，也是在战争期间发生的少数事件。第三条才是美国的独立的真正原因，美国人要自己说了算，要把制宪权力从英国人手上夺过来。教科书里还提到促使美国独立有三个有名的事件：一是反抗《食糖法》（Sugar Act），《印花税法》（Stamp Act），和《汤森法》（Townshend Act）；二是“波士顿惨案”（Boston Massacre）；三是“波士顿茶叶案”（Boston TeaParty）。这三件大事，不是为了逃税就是给自己造反找借口，因为美国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和英国老百姓相比只好不差，而英国政府对美国殖民地人民的统治也堪称仁慈。这一切都是一个名叫塞缪尔·亚当斯的波士顿人一手组织策划的，所以在美国人心中他是美国革命之父。

美国国父很多，五十六个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人都是国父。因此美国人谈到国父时用的是复数。而美国革命之父只有三个，其中之一就是塞缪尔·亚当斯。一七二二年，亚当斯出生在一个制酒商人之家。当时马塞诸塞（Massachusetts）殖民地的富有家庭通常把孩子先送进波士顿（Boston）的拉丁学校（Boston Latin School），然后进入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学习，毕业后最理想是当牧师，其次当律师。塞缪尔在哈佛期间，开始了探索人生的意义，这是件相当危险的事。只要你的结论不是当官发财的话，就很可能坐牢甚至没命。塞缪尔的结论是有意义的人生就是追求社会正义的人生。塞缪尔接受了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哲学，认为政府是人民和国家的一种契约，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有最终的权威，人民就是主权。政府应该有三个部分，立法，行政和司法。每个部分只对自己负责。如果，人民认为政府没有履行它的责任，人民有权收回政府的权力，换句话说就是人民可以推翻政府。在政府之下，人民的自由就是共同遵守同一规则下的自由，这一规则就是宪法。宪法高于一切，宪法高于宗教教义，宪法高于圣人教导，人民必须在宪法之下自由活动，宪法之下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应该服从任何他人强加的意志。在他的一篇《论自由》（On Liberty）的文章中，塞缪尔指出自由使人有别于野兽，它是一群有理智的人与野兽的区别，后者只有一条规则，最长的尖角就是最强的法律。塞缪尔在哈佛的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论殖民地人民是否可以合法地抵制英国法律》（Lawful to Resist the Supreme Magistrate，if the Commonwealth cannot otherwise be preserved），造反精神由此可见。

塞缪尔从哈佛毕业后，母亲希望他献身上帝，父亲希望他能成为律师。塞缪尔并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就听从了父亲的另一个建议，经商。一开始，塞缪尔在一家财务公司工作，哈佛毕业生塞缪尔本应该干得很出色，可没多久，公司老板就请他走人了，理由很简单：“我要的是商人，不是政治家”。从财务公司出来后，塞缪尔的父亲借给了他一千英镑，让他自己做生意。他把其中的一半贷给一个朋友，血本无归，另外一半很快就花完了。一七四六年塞缪尔被选为波士顿的政府官员。两年后，他和朋友出版一个政治周刊，替辉格（Whigs）党宣传。父亲死后，塞缪尔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三分之一的房产，并负责管理家里的酒厂，经营得一塌糊涂，被债主抄家后，只好宣布酒厂破产，去做收税官。塞缪尔在这个任期八年的位子上，做了不到一年就因为账面上八千英镑的亏空被免职了。塞缪尔并没贪污，但他从来不记帐，也就不知道钱去哪了。虽然塞缪尔在事业上不成功，但在革命的道路上塞缪尔却越走越远，他在辉格党内成立了一个地下组织，名曰“罗亚九君子”（Loyal Nine），由八名工人和塞缪尔组成。他们常在一家酒厂楼上开会，托利党人说他们是用酒鼓起的干劲。因为有塞缪尔，他们的活动有声有色。

一七六四年，英国公布了殖民地的《食糖法》，刚过四十二岁的塞缪尔终于知道了他该干什么了，那就是造英国的反。他和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成为波士顿的抗税领袖。在哈佛受过的良好教育，很快使塞缪尔成了一位革命理论家。他在《食糖法》的序文里找到了一个暗示，就是殖民地人民“纳税而无代表权”，这句话成了革命的火种，点燃了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的熊熊大火。

接着英国又颁布了《印花税法》，为此塞缪尔发表了一个反对英国当局在殖民地随意加税的宣言。马萨诸塞有三十七个城镇通过了该宣言，十三个北美的英国殖民地也有六百多个城镇通过了该宣言。各殖民地纷纷成立“自由之子社”（Sons of Liberty），组织起来反抗英国。塞缪尔是天生的宣传家，他执掌了由汉考克出资的《波士顿纪事报》（Boston Chronicle），以该报为基地向《印花税法》和英国驻波士顿总督发难。还鼓动群众捣毁印花税办公楼，冲入税务官的官邸企图杀死收印花税的官员。好在该官员事先得到密报逃离了住所，才免遭其难。三天后，该官员宣布辞职。接下来塞缪尔发动宣传攻势，声称《印花税法》是总督的主意。尽管这不是事实，但很快马萨诸塞人民就认为是了。一七六五年八月的一个夜晚，一群企图造反的人涌进了总督公馆，进行破坏。幸好总督及时出逃，才免遭伤害。第二天，总督对圣经起誓，他绝没有参与印花税法的制订。相反，总督是极力反对的。塞缪尔再次发动宣传攻势，说那天晚上在总督家抄到了证据，但这证据是什么，塞缪尔从未公开。马萨诸塞议会邀请各殖民地派代表出席纽约会议，讨论《印花税法》问题。组织会议的马塞诸塞总督以为会议将支持英国，没想到会议认为除了由各殖民地议会自行决定的税收外，不曾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合法的税收。同时认为《印花税法》有破坏殖民地人民的权利与自由的倾向。于是，各殖民地纷纷抗议，英国议会最终只好放弃《印花税法》。

塞缪尔因反《印花税法》运动而成名，一七六五年被选入马塞诸塞议会，次年马塞诸塞首富汉考克也被选入议会。有了汉考克的金钱和塞缪尔的理论与组织，殖民地议会就成了他们反对英国的工具。塞缪尔在《波士顿纪事报》上公布了拥护《印花税法》的议员名单，十九名亲英的托利党议员因此落选，从此马塞诸塞议会由反英的辉格党当道。可是这份名单上没有一人支持过《印花税法》，革命原来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印花税法》取消后，塞缪尔继续组织集会游行。塞缪尔相信，他的种种活动对广大民众的影响要远大于议会中的宪政辩论。一七六八年九月，为了颁布《汤森法》英国当局从加拿大调来了两个团的士兵。于是，塞缪尔宣传的“英国专制”就成了事实。塞缪尔开始发表《事态日记》（Boston Pamphlet），报导英军在波士顿的丑行。英国当局一针见血地指出《事态日记》中几乎没有事实，因此只在波士顿以外的地区出版。尽管官方否认，但各殖民地人民都相信《事态日记》的报导，各殖民地的反英情绪逐渐升级。英国报纸有评论说“塞缪尔的反英宣传，给波士顿惨案搭好了舞台。他制造的有关英军强奸，污辱事件是造成流血事件的直接原因”。

一七七零年三月五日，“波士顿惨案”发生。前一天晚上，塞缪尔散发了很多有着英军士兵签名的传单，传单声称英军即将对波士顿市民动手。这又是塞缪尔制造的消息，市民读后大为激动。五日黄昏，英军一名哨兵与市民起了口角，市民们向英军扔了许多雪球，冰块和棍棒。最后英军开枪，打死五人，打伤六人。几小时后，塞缪尔掌控的《波士顿纪事报》在城内的大街小巷四处散发，塞缪尔把这件事称为“波士顿惨案”。于是一次小小的口角引起的事故成为血案，这一切都是汉考克和塞缪尔一手策划的。向英军扔雪球的人群中有一位后来成了美国第一任陆军部长，他就是华盛顿的亲信诺克斯（Henry Knox）。诺克斯是被人鼓动去的闹事现场，他事后根本说不清是谁开的枪，也不知英军为什么要开枪。后来的审判中，有一位叫保罗·瑞维（Paul Revere）的人把当时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而且一口咬定是英军故意开枪，连谁开了几枪都说得清清楚楚。因为保罗·瑞维是塞缪尔派去现场为后来的审判作证准备的。这个人后来很有名，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八日，因为他的通风报信，英军收缴民兵武器的阴谋破产，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这些都是后话。事发后的第二天，塞缪尔召开市民大会，要求英军撤出波士顿。会后，塞缪尔亲见总督，总督见势不妙，把军队撤至威廉斯堡（Williamsbug）。波士顿惨案大大激发了各殖民地的反英情绪，汉考克和塞缪尔趁机建立民兵，以便有朝一日对付英军。

《汤森法》取消后，只有茶叶税一项可以成为塞缪尔对付英国殖民当局的把柄。塞缪尔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一七七三年，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游说英国国会，东印度公司获得在北美洲销售茶叶的垄断权，并按北美的低税率纳税，这就使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成本下降了一半。同年十二月，东印度公司把它滞销的茶叶带到了北美的四大港口。波士顿人守在港口，不让茶叶卸下岸。东印度公司的船长请求回英国，但总督对船长说要是他不卸货而回英国的话，总督将按叛国罪起诉他。正是总督的强硬态度给了塞缪尔可乘之机，要是他和其他殖民地总督一样采取温和的态度，六个月后茶叶税就会取消。塞缪尔也就没有闹事的机会了，美国革命也就不会在当时发生，塞缪尔就不会成为美国革命之父。冥冥中好象是天佑美国独立革命。十五日下午五点，塞缪尔带上了上百个化妆成印地安人的同伴，手执印地安人的板斧和绳索，爬上了东印度公司运茶叶的货船。他们砍坏茶叶木箱，把三百多箱茶叶全部沉入海底。塞缪尔高兴不已，他在等待英国当局的发作。不出所料，英国议会立既宣布了“波士顿港口法”，宣布关闭波士顿港，增派驻军，强征民房，把马萨诸塞的总督由文官改成武官。恐怖笼罩着波士顿，这就证实了塞缪尔的“英国专制论”和英军的暴行。习惯了自由的殖民地人民对此无法忍受，弗杰尼亚的绅士乔治华盛顿也不得不揭杆而起了。至此，独立革命已不可避免。

一七七四年，塞缪尔觉得有必要召开北美所有殖民地的会议来讨论当前的局面。弗杰尼亚（Virginia）也有同样的认识。于是在塞缪尔的倡议下，马萨诸塞议会通过决议，决定召开北美各殖民地的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后，马萨诸塞的英国总督盖奇（Thomas Gage）解散了议会。同时，弗杰尼亚的英国总督，因反对民选议会，解散了弗杰尼亚议会。在马萨诸塞和弗杰尼亚的号召下，除乔治亚（Georgia）以外的十二个北美殖民地的五十六代表于一七七四年九月五日，在费城（Philadelphia）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这是一次美国革命群英会。马萨诸塞的代表有亚当斯，塞缪尔的堂弟美国政治科学的奠基人第二届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代表团长汉考克等人。弗杰尼亚则派出了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派屈克·亨利（Patrick Henry）、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和代表团长佩顿·伦道夫（Peyton Randolph）等人。伦道夫当选为会议主席，约翰·亚当斯是会议的灵魂人物。第一届大陆会议向英国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取消对各殖民地的强硬措施。会议还通过了与英国断绝贸易关系的决议案和由约翰·亚当斯起草的《权利宣言》。第一届大陆会议团结了北美各殖民地的抗英力量，为北美独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七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波士顿倾茶事件

第一届大陆会议之后，在亚当斯和汉考克的策动下，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马塞诸塞民兵和英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塞缪尔和汉考克为了激发各殖民地的反英热情，建立殖民地自己的军队，于一七七五年五月十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二届大陆会议。与会代表六十六人，新代表中有本·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汉考克被选为会议主席。会议宣布以武力反抗英国，并由华盛顿任总司令成立“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从此大陆会议成了殖民地的权力机构。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会议通过了由杰弗逊根据李的《李决议》（Lee Resolution）起草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宣布脱离英国，成立美利坚合众国。塞缪尔在《独立宣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塞缪尔由一个一事无成的哈佛毕业生成了美国国父之一。经过了一七七五年到一七八三年八年的独立战争，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于一七八七年五月，在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各殖民地的代表经过四个月反复的讨价还价，终于制定出了近代第一部非君主制民主国家的宪法。宪法确立了美国的联邦制，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宪法还明确说明了，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规定了政府各部门的权限和关系，明确地体现了洛克的政权源于人民，权力必须制衡的政治哲学。又经过了两年的时间，宪法才被各殖民地议会批准。一七八九年新生的美国选出了首位总统华盛顿，从此美国走上了一条强国之路。塞缪尔学生时代的理想终于成了现实。一七九四年至一七九七年塞缪尔任马萨诸塞州州长，一八零三年在波士顿家中去逝。